罗清泉[1]2000年在《初盛唐之际文坛领袖张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说在武周时期由科策入仕，到开元时成为一代名相。他又是初盛唐时文坛领袖。文学由初唐到盛唐发生很大变化而渐趋繁荣，原因之一是新兴文士阶级的推动作用。张说对盛唐开端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张说属于文士阶级，具有这个阶级的典型特征：门第寒微，无祖荫可资，面临社会身份的窘迫与自身价值实现的艰难。他心存高远，为此他的举措与品格很不合礼法：冒托著姓，欲婚望族，义利面前态度含糊，品行操守甚为尘下，为求通显甚至献媚希旨，谗佞于人，爱好娼妓文学亦可视为浮薄无行，这与高宗武后初兴的文士具有一致性。但时代变化与自身地位使张说超越这个阶级：他提出了“重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成为开元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对社会风气、文士品格、文人政治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是开元盛世重要的方面。集贤院既是文化机构又是参政机构，是科举制度的必然产物，是唐代文人政治形成的标志。它的产生与玄宗采纳张说的主张密不可分。张说知院事更是利用它维护文士阶级的声誉，提高文士阶级的政治地位，编撰了许多带总结性且具现实意义的典章制度的著作，勾勒盛世蓝图，利用它推动文学创作。张说对盛唐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他力排众议，高度评价文学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文体改革，开古文远动之先声，倡导实用与审美兼备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带示范性的诗文。以其军旅生活充实的边塞诗充分展示他人生追求与文学追求，反映盛唐的军威国威、文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张说的小说创作在盛唐时数量是最多的。他以史传的形式创作小说，对唐代小说的繁荣具有推动作用。总之，张说的文坛领袖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梅新林[2]2004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通过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力求达到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以及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之目的。 全文由导论和五个章节内容所组成。在导论中，首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支点，然后就“选题缘起与宗旨”、“学科回顾与评价”、“研究理路与方法”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鉴于目前有关中国文学地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两大突出问题：系统的整体研究与学术体系建构的缺失，本文根据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从单向到多元研究的学术理路，紧紧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以文学家籍贯分布为始点，然后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与规律的探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作用与功能。 本文认为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轴线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地理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城市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通过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流域轴线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成为中国文学地理版图的“心脏”所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与流域轴线和城市轴心互动相对应的是，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主体的文人群体始终处于流动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八种方式，四对关系，即授业与求学的同向流动；出仕与隐逸的逆向流动；升擢与流贬的逆向流动；游历与迁居的异向流动。由此分别构成授受、出处、黜陟、动静关系。然后通过这八种方式，四种关系，不断在极化与扩散的两向互动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地理而言，文人群体犹如其“灵魂”，主要在于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而又最终决定着古代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文中最后是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与规律的探讨:归结为八大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运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个关键环节的衔接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最终结果。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数据统计、逻辑推绎、时空还原以及交叉综合等方法，以更好地适应与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展开。
邢蕊杰[3]2005年在《燕许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历经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跨越了初、盛唐两大历史阶段,是唐前期的两位著名人物。他们是开元前期文武兼备的社稷之臣,朝堂之外交往甚笃,友谊深厚。张说、苏颋有大量诗文流传于世,在文坛上被称为“燕许大手笔”,其创作正好处在初唐与盛唐这两大文学阶段的交替时期,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本文从张说、苏颋关系考述入手,详细考察了他们的诗歌特色、其诗歌创作与初盛唐诗坛变化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散文所体现的新风貌、对唐代散文的革新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询燕、许在初盛唐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过渡性特征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潜在作用与影响,由此来更加清晰、深入地认识初盛唐之际文坛的发展轨迹和唐代文学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叶汝骏[4]2018年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认为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三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石树芳[5]2013年在《唐人选唐诗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唐人选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唐代诗歌繁荣与选本兴盛的社会动力与学术渊源,并以汉书学、文选学、类书为切入点勾勒隋唐之际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全面考察《翰林学士集》、《才调集》、《珠英学士集》、《丹阳集》、《荆扬挺秀集》、《河岳英灵集》、《箧中集》的时代特色与批评价值,试图在总体关照与专题拓展的基础上将唐人选唐诗研究向纵深推进。第一部分探讨唐人选唐诗生成的历史地域因缘。唐人选唐诗的兴起既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与选学兴盛、类书涌现、科举改革、创作繁荣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初唐时期民间研习之风由“汉书学”转向“文选学”,宫廷喜好由修撰史书转向游宴唱和,科举考试诗赋渐占主导,三股力量互相作用共同推动诗歌创作走向兴盛。“文选学”在“汉书学”的基础上萌芽成长,李善的著述教授活动使得“文选学”由学术一途转向文学一途,至此“文选学”与唐诗发展呈现渐趋清晰的联系。初唐《文选》续作的大量涌现为唐人选唐诗的出现奠定基础,《文选》在选录宗旨、文学追求等方面为唐人选唐诗提供范本,优秀的“唐人选唐诗”多以《文选》为逻辑起点。二者的地域因缘表现在“文选学”由扬润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到扬润,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润地区有着不解之缘。类书兼具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是史学向文学过渡的重要桥梁。抄撮之风的盛行,赋体文学的发展,藏书事业的兴盛是唐代类书高度繁荣的基础,类书促使诗歌创作走上普泛化、技术化的普及之路,并为唐人选唐诗提供构建模式。唐人选唐诗中选择大于抄撮者多受《文选》影响,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抄撮大于选择者多受类书影响,如《翰林学士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才调集》。第二部分衡定唐人选唐诗在文学史、批评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一、唐人选唐诗揭示唐诗的发展历程,由古体——近体,由五言——七言,为文学体裁的内部演变提供佐证。二、唐人选唐诗再现诗歌复古与革新理论的互动与碰撞。唐诗创作在复古与革新的屡次论争中走向高潮,唐人选唐诗亦循此径徘徊前进。三、唐人选唐诗凸显诗歌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交替进行的演变历程。四、唐人选唐诗体现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表明诗、词之间的渗透交融。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以崔融、殷璠、元结编选的六部选本为考察重点。崔融《珠英学士集》在701—706间的任何时段成书皆有可能,斯2717抄写较为规范,基本符合“官班为次”的编排规则,但伯3771重出复见,对《珠英学士集》的体例研究帮助极其有限。《珠英学士集》非唱和集,具有相对明确的编选宗旨,折射崔融数年宦海沉浮与两度从军边塞的个人际遇。悲慨之风是《《珠英学士集》的主要风格,过渡性质是《珠英学士集》的时代特色。《珠英学士集》的选本意义在于：一、表明宫廷文人由元老重臣向中举士子转变,新兴阶层迅速崛起并逐渐占据文坛主流,二、是宫廷官员与底层文士交流碰撞的结晶,两者的汇集改变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长期分离的局面,边塞、闺怨题材已现盛唐风采。三、逐步展现近体律诗由探索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对于殷璠,生平仕宦需要重新认识。殷璠并非一生困守润州,开元中赴京应举,天宝四载彻底离开,曾在京师担任“文学”一职,因而对盛唐诗坛有全面的认识与精准的把握。以殷瑶生平为出发点,以诗歌审视社会,盛中之变天宝三载已经显现。是年盛唐著名诗人王翰、王湾、孟浩然、王维、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杜甫悉数登场,又渐趋消失,部分诗人创作已达高峰,而身居高位的贺知章与平步青云的李白同年离京摧毁众多士人理想,天宝三载文坛已经显露中唐风貌,盛唐诗歌先于“安史之乱”十年走向终结。《丹阳集》并未特意凸显“仕宦不达”,是殷璠于长安在宫廷诗风的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河岳英灵集》初选始于长安,主要确定诗人,复选始于丹阳,主要增补作品,杜甫不被选入是时机问题。《荆扬挺秀集》是介于《《丹阳集》与《河岳英灵集》之间的诗歌选本,以荆、扬二州士人为选录重点,兼及润州,似以追溯《文选》的发展历程为出发点,并为《河岳英灵集》的出现奠定基础。元结《箧中集》是第一部既面对“开元盛世”又面对“安史之乱”的选本,主要表现“复古思想”与“写实精神”。元结对上古文学的过度迷恋导致其诗歌理论脱离时代走向偏执,在极端复古之中未能找到正确出路。
王杨[6]2010年在《张说与文士集团的交往与政治关系》文中提出张说(公元667年—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他历事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身兼朝廷宰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在中国政治史与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由初唐向盛唐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拟利用有关文献,在充分参考前人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张说与当时文士群体的交往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分析张说与同时代文士群体的政治人际关系,并分析文士群体对张说的作用及影响,探讨以张说为核心的文士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以文学为基础的政治派系,从而对汪篯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学与吏治之争”做进一步探讨。在张说与同时代文士的关系研究中,张说与张九龄、张说与苏颋的研究相对较多,但也是多从文学角度研究的,很少涉及政治关系。而实际上张说与初盛唐时期诸多文士皆有过从,且不乏政治联系。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和分析张说在珠英学士集团形成前后、贬谪湘岳后和集贤院学士集团形成前后与诸文士的政治关系,以期更加深入的理解张说一生中与文士群体的关系以及文士群体对张说的政治影响。
张宁[7]2012年在《盛唐宫廷诗研究》文中提出盛唐时期的宫廷诗歌活动很多,保留下来的宫廷诗数量也比较多。在开元前期,宫廷曾经一度处于诗坛的中心,为时人所瞩目,影响巨大。这在文学史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很值得关注。因此,论文从盛唐宫廷诗坛盛衰与盛唐政治、盛唐宫廷诗的内容和主题、盛唐宫廷诗风格的新变及盛唐宫廷诗的文学史地位等四个方面对盛唐宫廷诗作了进一步探讨。引言部分主要对宫廷诗作了界定,介绍了盛唐宫廷诗的研究状况,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开元初期宫廷诗坛的沉寂,张说入相与盛唐宫廷诗坛的繁荣,张九龄与盛唐宫廷诗的继续发展,盛唐后期宫廷诗坛的衰落等四节内容来描述盛唐宫廷诗坛盛衰与盛唐政治的关系。从开元初盛唐宫廷诗坛的沉寂,开元十一年宫廷诗歌的猛增,开元十三年宫廷诗创作的繁荣直到开元二十五年后宫廷诗坛的衰落,无不贯穿着政治的因素。第二章分别对宴饮诗、游乐诗、巡幸诗、饯别诗展开论述。借以探讨盛唐宫廷诗与初唐宫廷诗在内容上的异同。宴饮诗和游乐诗延续了前代的宫廷诗传统,但内容更加充实,并反映出了新的气象和时代气息。与贞观时代相比,盛唐巡幸诗数量更多,玄宗君臣往往通过回顾先辈的创业艰难,表达对历史的反思。饯别诗是盛唐宫廷诗中最具特色的一类诗。这类诗的创作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第三章主要探讨盛唐宫廷诗风格的新变。这种新变突出地表现在其娱乐性的消退,相当一部分诗歌已经具有了凌厉的风骨,一些诗歌意境浑融,玄宗君臣的诗歌创作流露出了通俗化的倾向。这为盛唐诗的到来起了示范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盛唐宫廷诗的文学史地位。阐述了盛唐时期宫廷作为盛唐前期诗坛中心的表现及影响,审美思潮的转变与宫廷诗坛中心地位丧失的关系,盛唐宫廷诗自身的局限。与真正的盛唐诗相比,盛唐宫廷诗毕竟还有其局限性。盛唐诗人正是克服了盛唐宫廷诗的不足,才成就了自身永恒的魅力。总之,在由初唐诗向盛唐诗过渡的这一环节上,盛唐宫廷诗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价值理应被重新评价。
李精耕[8]2004年在《论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文中认为张说是唐诗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诗人之一。一方面,他是初盛唐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以文坛领袖的远见卓识预示出盛唐诗歌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以诗歌创作实践沾溉、影响唐人,对盛唐诗歌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同时,他延纳文学新人,对唐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湖清[9]2009年在《宰相诗人张九龄的文学创作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政治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张九龄都是唐代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文坛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政治地位。虽然不是全力作诗的文学家,但是张九龄的诗歌造诣却很高。随着宦海沉浮、个人的得失成败,诗人抒写了内心的诸多感触,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情绪,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宰相诗人,张九龄凭借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文学威望,以思深力遒的创作实践,引领诗坛走向了盛唐,成为盛唐文学的一位开路人。其文学主张和文艺理论为盛唐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九龄人生经历、文学思想及艺术风格的分析,结合初盛唐世风、士风、诗风的演变来认识张九龄及其文艺主张;通过对其创作主张及诗文的分析,勾勒出其审美风范及其指导意义。一、唐代宰相诗人辈出的主要原因。唐代文学创作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最好的。其诗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作者之众,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一时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文学的发展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这种密不可分和不可脱离不仅表现为文学的题材、文学的内容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生活在政治现实中也总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家的开明、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这都决定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状况。宰相也是一种政治与权力的象征,他们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社会地位。在唐人中,武将、士卒、走贩均有能诗者,作为通过“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而走上政坛顶端的宰相则更不用说了。二、宰相诗人张九龄的文学风格。在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联系的唐朝,要考察唐诗的发展,就不能忽略了在唐诗的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宰相诗人这一群体,文学上的成就,加之显赫的地位,使得这些宰相诗人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文学的倡导和建设,有一点是同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是其对文学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而且对凝聚文人具有特别的魅力和威信,在其主持下,较其他士族也更容易形成更具影响力的诗派、诗风,从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文艺理论。张九龄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者之一。在他的文学中,较好的融合了其作为宰相的政治主张的诉求和作为诗人的文学主张,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质。张九龄的文学创作,分为诗歌创作和文章创作两部分。通过对其山水纪行诗、酬唱寄送诗、奉和应制诗、感遇咏怀诗等诗歌创作的综合考察,可以反映初盛唐诗歌转变的轨迹以及盛唐诗歌的精神面貌。山水纪行诗风格清新自然,开清淡一派,引领了盛唐山水诗人创作的审美情趣。酬唱寄送诗是其吐露心曲,袒露情感的工具,是诗人灵魂的写照和独白。奉和应制诗作歌颂太平盛世和皇室功德,是当时政治生活的记录,留下开元之治的影子,有明显地政治化倾向,对盛唐文人精神面貌的改变有直接的激励作用。感遇咏怀诗体现了风骚传统及建安风骨,表现出诗人的高尚情操和政治抱负,对扭转齐梁以来的浮艳文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陈子昂比较,其审美趋向呈现了由初唐之“正”到盛唐之“醇”的转变。张九龄的文章广泛而深入地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各个重大方面,在“燕、许”的基础上,大大加速了唐代文章骈散结合的过程。三、引领审美理想的领袖风范。张九龄在“文吏之争”中,以其以文举人的选才标准,使得大批文士进入政坛,促进了开元文坛的繁荣;“九龄风度”的文化内涵。以儒为主,儒道互补,全身持性与兼及天下兼容互补,构成张九龄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体两面,使他能灵活面对人生的进退和穷达,形成随缘自适守正中和的文化心态和温文尔雅的“九龄风度”,这种价值取向及美学追求直接影响了盛唐文人的审美理想和诗歌创作。在诗歌发展史上,张九龄主要继承了屈骚的托物言志抒情的审美传统。张九龄在审美创作实践中正是表现了风雅美学特征:温文尔雅、怨而不怒;内含蕴藉,别有所托,其审美特征正是兴寄一路。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开辟了唐诗美学的兴寄之路,以其审美创作实践显示其地位;张九龄则是承传并有所发展、突破。后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在这条风雅之路上进一步前进,并有很多拓展和突破,因此,张九龄便成为唐诗风雅学之路上陈子昂与李白之间的“中介”。同时,作为开元年间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张九龄被唐玄宗激赏为“文场元帅”。他以朝廷大臣的身份进行探索,加速了当时士风和诗风的转变,对盛唐文学的走向起到功不可没的直接推动作用。他对繁荣唐诗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创作实践,还在于他得以利用自己声望和地位推行文学化育天下的理想,在他以宰辅重臣的地位主持文坛的数十年间,标举了一种弘远阔大的审美境界,并直接奖掖了许多青年诗人,为盛唐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郭丽[10]2012年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著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三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三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三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著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三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初盛唐之际文坛领袖张说研究[D]. 罗清泉.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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