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一体化：理论考察与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纵向论文,理论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经济学对纵向一体化的解释
事实上，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以前的主流经济学中，对企业是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生产函数来处理的，只是为了能够与市场相衔接而赋予了企业投入——产出的转换功能，至于这个生产函数是否还蕴含着隐函数，或者说企业的投入——转换——产出的流程有多长，其链条包含有多少个环节，经济学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忽略了的，而这就是纵向一体化或者企业的一体化战略所要考虑的问题。
在传统经济学里，没有认识到企业是什么？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没有人认真地去思考过，所以在它分析纵向一体化问题时，多是从显而易见的方面来阐述的。
1.技术的相互依赖观点。这是基于常识的考察，因而可以说是最为明显也较多为人所接受的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自然衔接的连续性生产过程决定了某些确实有效的制造业结构；反过来，它们又被确认为具有共同所有的含义，这样的技术协作在流水线作业中（如化工和冶金等）可能比在部件可分离的制造业活动中，更为重要（奥利弗·威廉姆森，1971）”。普遍被认同的例子是铸铁和炼钢的一体化节约热能。但是这种观点却受到两方面的质疑：一是源于传统经济学中规模经济的观点。也就是从规模经济或成本最小的要素比例方面而言，这可能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前提假设相悖。二是源于后来的产权经济学，它认为如果产权明晰，且可以签订完备的长期契约，则未必非要将上、下游环节置于一个共同所有权才是有效率的。因而，现在更加普遍的认识是“一体化节约成本的情况通常是很不清楚的（Carl-ton，1979）”。
2.纵向一体化可能源于规避中间产品税或者说转移价格支付的冲动。事实上，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如果我们分析一下销售税的运行机制，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这种税只对市场交易征收而不对在企业进行的相同交易征收。……这种管制不会促成企业的诞生，否则是没有理由的。它为专业化交换经济中企业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理由（科斯，1937）”。这里科斯显然是已经认识到企业与市场相同的一面--两者都是组织交易的方式，只不过一个是由市场来组织而另一个则是由源于所有权的权威来组织。当然科斯也认识到，这种管制的区别对待可能更多地促使已经存在的企业的规模增长而已。而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前提的传统经济学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纵向一体化也是不难理解的。但这里也仍然是有问题的。它要在企业比较税收的节约与企业从市场厂商处购买转变为自己生产而引起的成本的增加时才能确定。
3.纵向一体化可以获得某种重要投入品的稳定供应，或者是可以拥有稳定而可以控制的分销渠道。这种解释则更多地与上、下游产业的市场的有效性或者说完全性相关。如果上游或者下游产业是完全竞争的，则企业显然没有必要选择纵向一体化。只有当一个厂商受到了另一个厂商的市场力量的损害时才可能会进行纵向一体化来消除这种市场力量。这已被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分配是一种概率时，存在以提高获得产品的概率为目的的纵向一体化的动机。这时企业具有一种动机：自己生产满足可预期需求水平的供应，依赖其他厂商生产满足不稳定需求的供应，外部供应商对这种风险环境作出的反应是提高价格。这种外部供应商承担有风险需求的安排或者不是可靠地提供产品的最有效的体系，但这可能为企业纵向一体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Carlton，1979）。
4.基于对完整信息流程的掌握和控制。订立一个能够给予供应商适当激励以便获取信息的合同可能较难，例如，如果一家厂商向另一家厂商支付固定费用以获得新开发市场的信息，被雇佣厂商就没有努力工作以发现其所有信息的动机。于是买方也就无法确定供应商是否克尽其职。这时很有可能产生关于支付的争执，而且很难解决。而通过纵向一体化置这个厂商于同一所有权之下可避免这类问题。
5.出于增加垄断利润考虑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以两种方式来提高它的垄断利润。第一种方式是：一个企业（是竞争性产业中某一生产过程所使用的某一关键投入品的垄断供应商）能够通过后向一体化来垄断生产企业提高自身利润，或者作为买方可通过收购它唯一的供应商而获益。第二种方式：一家纵向一体化的垄断厂商能够实行价格歧视。
二、制度经济学对纵向一体化的解释
对纵向一体化的更为详细的和完整的考察主要是由新制度经济来完成的，尤其作为代表人物的奥利弗·威廉姆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这篇文中对纵向一体化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奥利弗·威廉姆森从其基本假设：资产专用性假设、人的有限理性假设和机会主义假设出发，证明了在动态的市场中契约是不可能完备的，然后在比较了短期契约、长期契约与纵向一体化三者的优劣的基础上，得出纵向一体化可以有效避免市场交易由大数目条件向小数目条件转变而产生的双边依赖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从而获得内部组织的如下优势：改善激励、增强控制手段以及保证信息流程的畅通。在这篇论文里，威廉姆森着重从市场失效因素入手，分别结合谈判环境和企业的结构优势，分析了为什么会形成生产的纵向一体化。
首先，他考察了静态市场，为全文以后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静态市场条件下，当存在双边垄断或双边寡头垄断的情况时，为避免在交易的价格条件方面出现无休止的争论，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实现纵向一体化使这种交易内部化，二是订立永久性的契约。此时，可以发生纵向一体化，但是并非必然出现的结果。
接着他一步步放松其假设，进行越来越合乎现实的推演。第一，由于存在契约的不完备性，对交易关系的不同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结果。（1）订立永久契约会陷入两难困境：在所订立的契约不够详尽的情况下，各个独立的当事人为了对自己有利，会对有关条款采取机会主义的解释方式；巨细无遗地订约即使并非不可能，成本也是高昂的。这两方面都将使适应性、连续性的决策过程受到扭曲。（2）订立一系列短期契约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针对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所需的最优投资方式是订立长期契约，而这与最优的连续性调整过程相互冲突；二是这将受到“买进”策略的威胁，最初中标者所具有的先行者优势将使后期的契约调整过程失去竞争性。（3）实行纵向一体化则会使有效率的投资与有效率的连续性决策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避免，使各方利益协调一致，并可运用富有效率的决策程序。
第二，可能存在着策略性虚假陈述风险，既存在事前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事后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化显示出两个优势：企业事后获取相关数据资料的途径具有优势；企业可以运用的控制机制具有选择性。此时，实行纵向一体化的肯定性理由有：（1）有利于防范道德风险。威廉姆森以最终成本和绩效受不确定性影响的协约问题为例，分析了不同契约安排的利弊。固定价格契约使风险由供方承担，但买方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成本加成契约使风险由买方承担，但这会削弱供方的激励，并且买方难以监督，不易进行投入评估。实行内部化，采取内部采购的成本型契约，使买方承担风险，而且易于进行投入监督。（2）有助于避免因缺少低成本的衡量标准所引起的高额归因费用。除了财产权利的归属之外，外部性造成了归因成本和收益的会计成本，而阻碍精确计量的高额费用带来了交易中的模糊化。而内部化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纷争。（3）有利于恢复有效率的要素组合，从而降低总成本。垄断性的供给价格导致装配者进行替代，由此出现无效率的要素比例并带来福利损失。改变这种状态，消除可变比例扭曲，这就为一体化带来了激励。
另外，一体化可以使企业实现信息交换经济。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信息阻塞，外界无法了解一名企业家的履约能力，不能接受与他订立长期契约关系，因而实行一体化。（2）由于策略性虚假陈述，契约性分享受到信息方面的限制，而采取共同所有权可借一体化实现观察经济。（3）在连续的生产阶段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且经常出现不可预见的需要进行调整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做出协调的反应，保持预期的一致性，宜采用纵向一体化。而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均受到限制，难以奏效。
受制度规则的影响，纵向一体化可以实现谈判成本的节约。（1）就纯粹经济性的制度调整而言，因对财产权利的具体界定存在缺陷而实行的纵向一体化，可以协调原本存在分歧的利益，消除财产权利未加界定或规定不当时导致的谈判成本。（2）就其他的制度调整而言，由于风险厌恶程度和初始资产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风险承担职能的专业化，会带来企业与市场的结构效应。
最后，一体化可以进一步加强垄断。（1）一体化可以有效地充当实现价格歧视的手段。（2）进入壁垒效应。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可能阻止进入。
应该说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企业纵向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适当的分析方法，从而可以使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战略考虑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之上。但是人的机会主义假设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太消极了，它对企业中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显然是不利的。事实上，近年来威廉姆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三、企业能力理论与纵向一体化战略
一般人认为，能力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两者不可能统一。芝加哥州立大学的Jay.B.Barney教授1999年在《斯隆管理评论》上撰写的题为《企业能力如何影响边界决策》一文对企业能力如何影响一体化战略决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迅速发展的高技术产业中，企业往往倾向于采用非层级治理的方式（主要是指战略联盟）来获取所需要的能力，即使它明知会受到机会主义的威胁时也是如此。因为对它来说，在内部发展这种能力或购并已经拥有这种能力的公司可能会成本高昂。因而，必须对用一体化获取这种能力的成本与用非层级制治理方式获取时的成本进行权衡。源于专用性资产的机会主义尽管可能是进行企业边界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但显然不应是唯一因素，一个公司想要获取的能力的特征对企业的边界决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为企业的能力的特性如企业的历史脉落性或相关性（即所谓的“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路径依赖性及社会复杂性，企业如果通过自己内部发展则可能难以承担巨额的开发成本及巨大的不确定性，而通过购并其他企业则可能存在把其他的垃圾资产或者能力一起购入的风险（Jay.B.Barney，1999）。因而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倾向于通过与其他企业结成战略联盟等合作的方式来获得想要的能力。这里的考虑显然有别于单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的解释。
四、历史的依赖与学习观点
多斯（Dosi，1994）认为，交易费用的考虑虽然极有利于纵向一体化的解释，但是交易关系产生交易费用并没有涉及寻找企业“纵向边界”原因的真正重要的领域。因此，多斯、特西和温特（1992）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公司的边界不仅可以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也可以而且应该用学习、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ies）、技术机会、选择和互补性资产来理解。特别地：（1）快速的学习和狭窄的轨迹依赖性，则“单一”产品（专业化）企业快速成长，这时企业不会进行纵向一体化。如Compaq电脑、太阳微系统（Sun Bihicro systems）、英特尔、波音和空中客车（Airbus）是典型例子；（2）学习慢，但狭窄的轨迹依赖性和专用的资产，导致专业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横向一体化和显著的纵向一体化。例如，Exxon，Shell，Dupont等公司；（3）快速的学习，由一般性技术产生的宽松的轨迹依赖和狭窄的选择，则出现一致性多样化，如IBM公司；（4）高度的轨迹依赖、学习慢和弱选择，出现聚集（Conglomerates）或很少有公司间贸易和技术转换的高度多样化公司；（5）快速学习、冲突的转变依赖和狭窄的选择，则现在的企业将变成“连锁企业”（net work firms），这些企业包含在一个公司间关系的紧密集束中，这些关系涉及到局部公平或合作学习。因此，由于通讯和计算机的汇合，ATT嵌入在公司间的关系网中；这其实与迈克尔·波特所说的“企业集群”有相通之意。象中国浙江的许多产业中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6）当轨迹依赖合并，企业家利用契约机制的机会增加，向一特殊产品发展，并商业化快速集合的转换能力，把这样的单位称为“空心公司”（hollow corporations）。除非这些能力能得到公平联系的支持，除非出现特别的组织性的反应以把这样的组织“粘”起来，否则它们不能生存。这就有点逆“一体化”而行了，所谓的“虚拟企业”（Virtual Corporation）就是各自专业化然后再在一个“簇”即密切联系伙伴的基础上迅速集成。
这里的企业集群或者是虚拟企业都有历史依赖或者学习的意义在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效运作的。建立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相互可以信任，达成了默契，这里便不存在什么机会主义和专用资产的投资不足之类的问题。
五、从文化或者信任角度对纵向一体化的考虑
文化或者说一个社会普遍的信誉高低会影响到企业的“make or buy”决策，这个问题其实一些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了，如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论述，进而推断“……若其他条件相同，纵向一体化在信誉差的社会中比在信誉好的社会中，将更能实现”（威廉姆森，1971）。但显然，威廉姆森没能就此作进一步的专门考察。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文化的国别与历史传承的特点，文化如何对经济、企业的起源与发展起作用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大的突破。而近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则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他的阐释澄清了我们长久以来许多习以为常的误会，使我们在认识和比较分析各国经济以及企业的发展时又多了一个更加现实的视角。如他通过大量考察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和法国属于低信任文化，而日本、德国和美国则属于高信任文化。（弗朗西斯·福山，1995）这显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日本比较注重集体主义而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社会是有出入的。这显然是对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日益彰显的一种抨击，而这与威廉姆森理论的支点——人的机会主义假设也是有着不同的考虑的。这样，我们为中国企业为什么长不大进行解释时便有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便是因为整个社会信誉较差，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倾向于大而全、小而全，使得企业内部的纵向链条过长，几乎是置整个纵向链条于一个所有权或一个家族之下，失去了专业分工带来的高效率而发展缓慢。这显然也印证了威廉姆森的推断。事实上，在市场化实践已逾二十多年的今天，许多在市场化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企业甚至是很成功的企业至今依然为此而困扰。如最近出现在中国家电产业的格力、长虹和TCL等家电制造业巨头向流通领域渗透，而TCL则更是控股国美将自己的销售系统向专业连锁经营商转变。①这种纵向一体化显然与企业成长理论相悖，也跟企业能力理论所提倡的方向不一致。这可能更多的只能是源于整个社会的低信任度的文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而报导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些家电业巨头与下游分销渠道之间存在彼此扼制和利润分配的矛盾。
六、启示与思考
任何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都涉及到相当多的活动，从获取原材料开始到最终产品的分配和销售的过程，被称为纵向链条。商业战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纵向链条。现代工业企业的纵向链条包括多种多样专门化的支持性活动。大型层级制企业开始从事这些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纵向链条协调生产流程。这种协调对于达到充分大的流通量是一个基本条件，也可以使得大规模生产设备投资在经济上可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生产的专业化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一些厂商通过自己生产支持性的活动取得成功；另一些则倾向于从市场上的其他专业厂商那里取得这些活动（我们称之为市场厂商）。在一个经济中，商品沿着纵向链条“移动”，从而原材料和零部件形态到达生产状态，再经过分配和零售。伴随着商品和服务沿着纵向链条从原材料变为最终产出以及各种专家提供他们的支持性专门技术，价值也被创造出来。例如，原木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加工完毕的家具的价值就比较高了。制成的家具的价值还取决于它是放在仓库还是放在零售店的展示室。于是有的人认为纵向链条就是一系列增加价值的活动。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概念描述了厂商内部和厂商之间为生产最终交易的产品或服务，所经过的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这些概念的提出使得企业的纵向边界问题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无论厂商在纵向链条中处于何位置，它都必须确定自己的边界。为决定相关的生产或者购买决策，厂商必须衡量使用市场的收益和成本，并与自己完成该相关活动相比较。有时由于厂商缺乏内部完成某工作的能力，它必须使用市场。从长期来看，如果使用市场的成本超过它带来的收益，厂商就会寻找途径提高自身的内部能力，否则就必须承担使用独立厂商所带来的低效率。
另外，当部门之间共同分配制造费用或者共同分担成本时就很难衡量部门绩效的困难使得高层管理者难以了解内部部门的表现是否达到了可达到的最佳状态。相应地这也就给了部门负责人更大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从事与企业利润最大化不相适应的行为：产品质量或者成本控制时偷工减料、夸大费用，甚至逃避工作。这种态度引起两种重要的成本：代理成本和影响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在市场厂商内部也存在，但是当活动是在纵向一体化厂商内部完成时，往往更加注重这些成本。这样将这些置于市场力量中时会显得更有效率。
企业是否进行纵向一体化，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而且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应该说，我们更现实的是要首先撇开“企业或市场”这个非此即彼的逻辑，而要认识到，在企业与市场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存在着许多其它方法可以现实中更好地实现目的。如马克·尚利等便考察了组织交易的四类“混合方法”，即（1）渐变一体化（tapered integration），指厂商既生产也采购某种投入品；（2）合资企业与战略联盟；（3）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紧密的半正式关系，如日本的企业集团；（4）长期的隐含契约，这是由诚实、合作和受信任的声誉所支持的（马克·尚利等，127-132）。其次，在具体选择何种形态时，也不能简单囿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应该从社会文化、信誉度等社会背景，结合企业战略目标所需能力及其特性，同时企业的上、下游产业的竞争特性及其动态发展来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