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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形成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的思想，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精神，不符合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示的精神。正确地观察新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需要有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即必须看到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承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别的社会主义模式适合别国的国情。这样看问题，可以看到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力量仍十分强大，有利于人们增强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
一些关心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社会主义？他们这样提出问题，在于他们看到原来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离开了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发展极为困难，或者由于实施改革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觉得世界上似乎没有社会主义了。他们这样看问题和这样提出问题，说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定格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上。他们以苏联模式为标准观察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必然看不到或者说发现不了社会主义。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已走向21世纪的时候，必须解放思想，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找到一种科学观察世界社会主义的方法，从而科学地观察新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
一、科学的思想方法——“假定”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
在理论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是众所周知的，摆脱这种模式的必要性是确认无疑的。可是，仅仅懂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确认改变它的必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不科学的思想方法。
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随着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巩固和发展， 产生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方法。1950年，南斯拉夫走上“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一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样板相背离的修正主义行为。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形式的多样性，提出以民主化为特点的波兰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怒气冲冲地来到波兰，同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谈判，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议题横加干涉，甚至不惜调动军队进行武力威胁。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背离苏联的模式。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达到高潮。同年8月，苏联领导人派苏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发表讲话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律，否则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不许可的。他所谓遵循共同的规律，就是指不要偏离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以上事实说明，在苏联领导人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一些领导人的思想上，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观念十分深刻，十分明显，十分顽固。这种观念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们也曾指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我们曾一度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真正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才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现代修正主义”。这种看法的实质是，中国传承了斯大林时期产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论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政治经济措施时指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72页。）他们强调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措施，意即强调社会主义形式的多样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在论及如何正确运用《宣言》的基本原理时说：“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228页）他们强调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运用《宣言》的基本原理，意即强调根据不同的条件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强调形式的多样性。列宁这方面的思想显示得更为清楚和明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分析革命形势、革命前景和革命道路时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8 卷，第163页）这就等于说明，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途径、 形式和模式，世界上不会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十分重视强调这个问题。1921年春，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页）也就是说， 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和形式，或者说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的思想。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精神。邓小平理论最根本的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有中国的特色，应当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世界上唯一标准的、最模范的社会主义。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承认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与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别的社会主义，也就无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况且，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贯主张由各国人民自己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他还说：“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这至少可以说明，邓小平不主张否定别的社会主义，他没有否定欧洲共产主义。1988年5月18日， 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的谈话中说：莫桑比克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显然，他主张中国有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也就是主张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可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精神。
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示的精神。1994年，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领导人就理论研究工作作出指示：中国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要研究国外的社会主义，搞清楚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我们就难以起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作用。上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示的精神，在于强调研究国外的社会主义，显然它是以承认国外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社会主义模式为前提的。如果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上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示的精神。
鉴于以上理由， 可以而且必须假定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 1995年1月10日， 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邀请北京地区有关的学者举行“1994年世界社会主义回顾”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当前世界上各个派别和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下述看法：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在苏东剧变以后，顶住了压力，坚定住阵地，经受了考验，纷纷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苏联东欧地区各共产主义组织开始从重创中复苏，以新的面貌和方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西欧地区各共产党在困境中求生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中加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流派在群众中仍有相当影响。由此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至少有中国、古巴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路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及运动，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同年12月，在广州举行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讨会”，会议提出除了必须注意上述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外，还必须注意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等流派和模式。我国有的学者在有关论著中提出，当前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流派，除了以上论及的以外，还有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托派的社会主义等等。（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京）1997年第3 期，第23—24页）既然如此，可以假定世界上有如此多样的社会主义模式。
既然学术界就国外有多种社会主义流派或模式已经达成共识，为什么还需要“假定”呢？这里的“假定”，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假定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特别是那些控制着国家政权、具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相同的地位和意义。如前所述，在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只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正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视别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为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在这种传统观念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人们在研究和阐述国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把它们作为应否定的事物或介于否定和肯定之间的事物来看待。现在需要来一个思想解放，假定它们具有同中国社会主义相同的地位和意义。是否可以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适应，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则同它们各自国家的实际相适应。
作这一“假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人们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如果认为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就必然以为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新生事物不断增多，被传统的观点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正逐渐减少，这就使人们眼前的社会主义力量更为弱小。如果假定别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同中国社会主义相同的地位和意义，那么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具有各自特点的社会主义。在人们的眼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显得十分强大。二是可以使各种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二、科学观察新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科学观察新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一个必需的前提是“假定”世界上有多种社会主义模式。此外，还必须坚持以下重要的原则：一是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基础出发，具体地说是从各种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已经取得的成就出发；二是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或模式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出发，即看它有没有确定使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三是看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的趋势，看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否有可能战胜没落的、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根据上述条件和原则，可以预见到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态势。
（1）中国、 越南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将取得重大进展。中共十五大确定了党领导人民跨世纪的纲领和路线，要求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要求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培育“四有”新人，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要求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在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那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将日益增强。
1986年的越共六大确定了革新路线，要求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革新。1991年越共七大重申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革新事业推向前进，提出今后15—25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实行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状况，10年内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1994年越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到下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国。越共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认为搞市场经济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反对多党制、多元化。他们还强调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反对党政干部的腐败现象。上述越共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如果能够得以持续的贯彻执行，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和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一定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
古巴的改革也在发展中。1991年古巴提出进行改革开放，1993年提出建立“多样化的经济”，1994年宣布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对外资开放。他们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立“自己独创的市场社会主义”。古巴的改革开放，将为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新的活力。21世纪，古巴的改革开放如果能够继续坚持正确的路线，其社会主义制度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2）未执政的一些共产党的斗争将得到加强。1998年5月下旬，在希腊举行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自50个国家的未执政的6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共产党宣言》提出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必须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这些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会议特别强调，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加强共运队伍的团结，以反对以北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行为和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干涉行径。会议认为，当前的共运远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以及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要求，之所以如此，除了各国共产党在国内面临各种困难以外，各国共产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异构成了他们之间开展有效合作的障碍，今后各国党之间应在平等和同志式的气氛中通过会谈来消除这些差异。会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利用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制订出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斗争中协调一致（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京）1997年第1期，第7页）。如果这次会议的精神能够有效地贯彻执行，21世纪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斗争将会得到加强。
1993年重建的俄共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和党的性质，认为党是劳动人民的党，其奋斗目标是公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调整了党的经济纲领，主张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主张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起“主导作用”。他们确定了新的斗争策略，把议会活动以及竞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放在优先地位。他们主张联合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同时面向全社会，扩大其社会政治基础，争取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和人民群众。该党现在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有的学者指出：“如果说俄罗斯还有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希望只能寄托在俄共身上。”（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京）1997年第1期，第7页）西欧各国的共产党虽然纲领和路线各有特色，但是均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均认为苏联模式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的社会主义应具有各自的特色，但共同之处是政治上民主、自由、公正、人道、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各国党为适应社会结构和形势的变化，调整了政策和策略，重视建立广泛的左翼联盟。有的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了党的组织。（注：参见《国外理论动态》（京）1999年第2期，第22—25页）在拉丁美洲，阿根廷、 巴西、墨西哥、智利、萨尔瓦多、乌拉圭、秘鲁等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也在坚持进行斗争，努力探索21世纪的发展道路。
（3）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20世纪以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有了增强。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它的成员组织不超过20个，当前则增加到139个， 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欧洲，它的力量最为强大。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13个由社会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特别是它们已经在意、英、法、德四大国上台执政。由此，西方舆论认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了某种复兴，或者说“神奇回归”。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于各国社会党适应环境的变化，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当前社会党的新政策和新思想，区别于欧洲以往左派的社会民主思想，区别于右派的自由市场思想，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主张在经济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同于以往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与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政府管制与解除政府管制之间取得平衡。它主张分解国家权力。这种分解不仅向下而且向上，即把权力向下移交给地方，向上交给跨国公司。认为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将世界政府治理的问题提上议程。它主张改变以往左派关于福利国家的政策，对福利国家进行全面改革，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国家机构一样对福利的实现作出贡献，使福利国家变一个“社会投资国家”，从而在风险和安全之间、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当前，社会党的“第三条道路”尚问世不久。在新世纪，它将受到实践的检验。如果它能够被欧洲各国的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那么它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总之，在新世纪，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都会顽强地进取，以求创造巨大的成就，显示自己的优越性，扩展自己的影响。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的，21世纪将出现社会主义遍布全球、百家竞争的态势。不同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之间的差别将长期存在，如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等等，在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上，现存的差别不会也不可能消除。可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模式在21世纪的发展中却会坚持以下几个共同的原则：一是使自己的实践面向市场经济，二是使自己的实践面向新科技革命，三是从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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