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经营：严重亏损企业扭亏的有效途径——武汉市企业亏损对策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市论文,对策论文,有效途径论文,资本论文,亏损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汉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国有企业的负担和亏损等问题较为突出。据1994年对288户国有企业分类统计，步入良性循环、 效益持续增长的一类企业仅29户，占10.1%；产品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较好的二类企业79户，占27.4%；生产经营困难、处于亏损边缘的三类企业 112户，占38.9%；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四类企业68户，占23.6%，生产经营困难的第三、四两类企业就达一半以上。这一严峻形势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对那些严重亏损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如果继续沿袭长期以来采用的“输血”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越扭越亏，银行为此投入的大量贷款将再次作为呆死帐沉淀。武汉从巨额资产存量这个问题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变思路，一改过去单纯商品经营的做法，通过资本营运，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产增值，从而把资产存量这个“大包袱”一下子变成了“大优势”，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据我们调查组最近的实地调研，感到武汉所采取的一些大胆做法，不失为严重亏损国有企业扭亏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基本概况
资本经营，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由于各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其资本经营的具体形式也各有不同。武汉市政府在对武汉国有企业系统分析、分类排队的基础上，“对号入座”，分别采取了以下五类基本形式。
1.股份制度改造一批。
到1994年底，全市共组建工业股份制企业58户，其中股份有限公司36户，有限责任公司22户。据对27 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统计， 总股本19亿元，募集资金15亿元，其中4亿元消费资金转为生产资金。这样， 企业投资主体由过去的单一化转为现在的多元化，尤其是上市公司，可在国内外筹集大量资金注入现有企业，促使现有企业尽快步入良性循环。
2.引进外资嫁接一批。
到1994年底，全市累计批准成立三资企业1256户，总投资23.36 亿美元，协议外资额6.4亿美元。其中，嫁接改造型工业三资企业395户，占31.4%。引进外资，不仅为现有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引入新的机制，激发了企业的生命力，使企业的“死资产”变成了“活资产”、“负资产”变成了“正资产”。
3.组建集团壮大一批。
迄今为止，全市共组建工业企业集团38个。尽管这些企业资产总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通过资产重组，产生了一系列的正向效应。具体包括：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时间效应、质量效应（如市场开拓能力、科技开发实力等）。
4.易地改造转产一批。
对于一些地处市中心区（黄金地段）的特困企业，通过土地批租、有偿转让等形式获得“再生资金”。例如，武汉新华锅炉厂连续5 年亏损，负债1400万元，生产陷于停顿。实行土地批租以后，获得2700万元，工厂将这笔钱一部分用于还债，一部分投入异地建厂。此外，一些市内企业即使暂不迁往郊区，也将其靠马路边全部打开从事三产，既繁荣了市场，又安排了就业，还获得了收入。据统计，目前市属工业从事第三产业人员近10万人，门点近4000个，已有19户企业旧址整体转向三产并进行了异地建厂。不少企业，其第三产业收入大大超过了生产经营收入。
5.兼并、破产、公有民营一批。
对于亏损额大、亏损期长、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实行破产、出售等改革措施，帮助盘活资产存量，使亏损企业的资产“死而复生”。例如，武汉无线电标准件厂是一家多年亏损企业，资不抵债500余万元， 依法破产后，由急需寻找新的生产基地的武汉电子产业（集团）公司整体接收，使该企业540名职工得到妥善安置，733万元的资产得以重新“优化配置”发挥效益。据统计，到199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企业破产共计39家。再如，原武汉衬衫厂生产的“大桥”牌服装长期亏损，该国有企业通过推行整体公有民营后，积极开拓市场，其生产的“汉牌”服装荣获两个国际金奖。随之，公有民营扩展到整个服装行业，导致全市服装行业异军突起，年销售额由1992年的12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50亿元。目前，公有民营进一步由服装行业向其他一些行业扩展。
由此可见，搞活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思路创新，即从过去单纯的商品经营转向资本经营，因为后者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粗略看来，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区别大致如下：（1）商品经营的重心在“产品”， 产品（和劳务）是获取盈利的唯一来源；而资本经营的重心则在“资本”，获取盈利不仅依靠出售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资本的营运实现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商品经营是单一化的，而资本经营则是全方位的。（2）商品经营强调加大投资力度，实现外延扩大生产，这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而资本经营注重盘活资产存量，实现存量资产重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3）商品经济着眼于产品结构调整，其作用范围仅为一个企业乃至几个企业；而资本经营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并将改造、改制、改组三者结合起来，其作用范围涵盖一个行业乃至全部行业。（4 ）商品经营目的在于产品盈利，其资产状况既可以是增值的，也可以是恒值的，还可以是贬值的；而资本经营目的在于资产增值，其方式既可以是增量增值，也可以是保量增值，还可以是减量增值。因此，作为企业，不仅要成为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资本经营者。
二、具体案例分析
武汉市资产经营成功的案例很多，这里选择其中两例加以具体分析。
1.定牌生产。
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为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定牌生产小天鹅双缸洗衣机。这是双方同时运用资本经营思想的产物。
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是全国最先生产洗衣机的厂家之一。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累计亏损6000万元，负债高达1.2 亿元。由于亏损大、负债高，再向银行贷款已不可能。基于这个现状，又要搞活企业，该怎么办？企业领导经过认真分析，找出矛盾的主要点有两个：（1）厂内优越的生产条件与大量的闲置资本不匹配。 一是设备闲置。该厂原定从日本引进330万美元的设备，后只引进60 万美元的生产双缸机模具和工艺，因为缺胳膊少腿，厂内不能配套，因此“活”不起来，时间一久，将会成为一堆废铁。二是产品积压。荷花洗衣机由于“心脏件”质量不行，不能进入市场，造成部分产品积压。（2 ）生产能力与市场占有能力不匹配。“荷花”有30万台生产能力，销售只有20万台甚至还低，大量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处于长江下游的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生产全自动洗衣机的唯一金牌厂家，其产品销售稳占国内总销售的40%左右，但也存在产品单一的特点。市场调查显示，近年来全自动机型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市场还将是双缸机占主导地位。“小天鹅”要想羽翼更为丰满，应当居安思危，再上双缸。如果另行投资，一是投入大，估计除花近3000万元的资金外，还要投入大量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二是时间差，估计至少要花费一年的时间，然而，等搞出来以后市场可能又变化了。经过双方磋商，“荷花”把引进的双缸机模具以460万元转让给“小天鹅”，从而盘活了这部分设备。钱一到手， 立即投入“荷花”洗衣机的生产；作为“小天鹅”，通过购进双缸机模具，即与原有设备配套，一下子具备了生产双缸机的能力。接着，“荷花”引进“小天鹅”的“心脏件”，将其积压的有先天性缺陷的洗衣机全部“修复”和“武装”起来，推向市场，资金得以回笼。至此，第一个矛盾算是彻底解决了。
“荷花”和“小天鹅”各有优势，各有制约。“荷花”看中了“小天鹅”的品牌和管理，而“小天鹅”则看中了“荷花”的生产条件和机型质量，以及“荷花”自身小有名气，加之地处湖北市场广大、交通便利之优势，因此，经过协商，双方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定牌生产合作方式，由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打“小天鹅”的牌子在武汉生产。协议从1994年开始一定三年，到1996年，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将生产“小天鹅”洗衣机15万台，加上自己的“荷花”洗衣机15万台，共30万台，从而使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通过资本营运，“小天鹅”名牌形成了全自动和双缸机两个系列，而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则形成了“荷花”和“小天鹅”两个名牌，双方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都比从前大大提高。据统计，1995年1～4月，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走出困境，开始盈利。由此可见，所谓资本营运，就是利用自己企业的一个基本条件，借助社会力量（乘上一个社会系数）来发展自己的企业。这里，关键是在“社会系数”上下功夫。武汉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张代重说，“小天鹅”品牌这个系数，可以去乘很多好的产品，这就是很重要的资产，可以使国有资产增值变为现实。
2.破产收购。
同全国比较，武汉市的破产企业数量较多，破产工作力度较大，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较好，对全国其他地方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据统计， 1994年全市法院受理企业破产共计39家，按所有制分，国有企业18户，集体企业17户，其他企业4户。39家破产企业涉及职工1.94万人， 厂区占地面积84.72万平方米，总资产3.15万元，总债务7.02亿元， 其中银行借款5.36亿元，占76.35%。
长期以来，债务负担、人员负担、社会负担一直在困绕着国有企业，尤其对于资不抵债企业，即使国家有《破产法》的规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仍然很大。其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对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如果弄得不好，可能会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武汉市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在处理破产企业的人员、债务等负担问题上摸索出了一些新的经验。
（1）关于债务负担。不论采取兼并方式还是收购方式， 并购企业原则上要原封不动地将被并购企业的债务负担全部接受下来。然而，在企业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对亏损、破产企业采取全盘接收的方式，在实践中不利于兼并、收购工作的推进。但通过采取破产方式，企业债务可以得到“合法豁免”，这是破产较之兼并、收购的最大不同之处。据统计，武汉市39家破产立案企业的总债务达7.02亿元，其中从29户已结案的企业看，豁免债务4.83亿元。债务清偿比率最高的为43%，最低的是0，平均为9.1%。因此，只要其他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破产是使扭亏无望企业走向“新生”的最佳选择。
（2）关于人员负担。 武汉市在实施破产中采取了破购结合的方式，即在一个企业申请破产立案前，先找到一个收购企业，双方就职工安置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将企业破产付诸实施。例如，某一破产企业变现资产1000万元、土地评估1000万元， 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 其中1200万元首先用于安置职工（包括离退休等）。如果收购企业愿意接收破产企业全部职工，只需支付800万元即可；否则，要支付2000万元。 通过经济手段，依据利益和责任对等的原则，破产企业职工全部得到妥善安置。由于采取破购结合的方式，企业破产后的存量资产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重新利用。
（3）关于社会负担。对学校、医院等社会职能部分单列， 不作为破产企业资产计入，而采取由其他企业买下来的方式继续运转。这里，政府在寻找买主、撮合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通过实施破产，武汉市的生产要素逐步由低效益、无效益和负效益的领域转向了高效益的领域；而且，通过把淘汰破产企业和发展优势企业结合起来的做法，使得全市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得以整体优化。国有企业尽管在数量上减少了，但效益提高了，从而真正走上了一条“减量增效”的新的经济增长道路。
三、几点思考
1.改革必须付出“成本代价”。
武汉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上缴中央部分较大，因此自身财政一直比较困难。如果继续沿袭“减税让利”的改革思路，不仅武汉市这个“小环境”不允许，就是全国这个“大环境”也不允许。因此，过去通过财政采取行政方式支持改革，现在必须改由通过银行采取市场方式支持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必须支付“成本代价”，不过它已由过去的财政承担转为由现在的银行承担，这无疑是一个进步。武汉市破产企业的资本分为两大块，一块首先用作职工安置费用，余下部分才能对债权人进行清偿。在实际操作中，出于政治稳定考虑，职工安置费用占去绝大部分，因而对债权人的清偿只不过是“意思”一下而已。据统计，从29户已结案的企业看，清偿比率为零的10家，占34.5%；在1～ 10%之间的11家，占37.9%；10%以上的8家，占27.6%；平均仅为9.1%。然而在债务构成中，银行贷款占75%以上。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破产，实际上是破银行的产。换句话说，需要银行承担债务损失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按照规定，银行每年有6%的呆帐准备金， 过去上缴财政作为财政收入，或者在财政和银行之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现在破产企业增多，银行受的压力最大，为此必须提高银行的呆帐准备金。然而，企业破产后核销贷款呆帐损失十分困难。 武汉市工商银行1994 年上报核销8000万元，结果只批了1000万元，其他未核销部分已成为黑帐。客观地讲，作为银行，虽然在企业破产中蒙受巨额损失，但总比“颗粒不收”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与其让一资不抵债企业的帐挂在那里，银行“有帐无钱”“虚假繁荣”，还不如让其实施破产，银行收回一些，然后再投入新的行业发展。而且，通过这次教训，今后商业银行对贷款投向问题将会十分慎重，从而有利于商业银行真正走上规范化的路子。因此，无论对企业还是对银行而言，花钱买个“好机制”还是值得的。
2.改革必须要有“扶植政策”。
资产经营是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但是，鉴于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扶植政策”予以配合，即使“资产经营”这一剂方再灵，恐怕也难奏效。例如，某一企业通过采取资产经营方式以后年内开始盈利，这时，如果将盈利部分全部用于归还欠帐，企业则因缺乏资金进行下年度的生产，很可能又被搞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对企业采取“挂帐停息”的办法，即企业欠银行的钱目前不还（但最终是要还的），而且利息不计复息。否则，将会出现像齐鲁石化那样，借60个亿，还50个亿，还欠50个亿，即欠债越还越多。不仅如此，对企业的扶植政策要以“财税优惠”为主转向“金融优惠”为主。尽管财税优惠和金融优惠都是“含金量”的政策，但前者的特点是有动力无压力，而后者则是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也就是说，金融优惠是另一种性质的含金量政策，它涉及到将来还本付息问题，如果时间久了，银行利息还要加大，企业当然考虑尽快偿还。再如，有的资不抵债企业，其资产不足以支付职工安置费用，故无法实施破产。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政策出台，以解决企业破产的后顾之忧。总之，围绕国有资产经营的配套政策，亟需中央有关部门尽快研究解决。＊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标课题“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的现状及出路研究”报告之一。主要执笔：李海舰。在调查中得到了武汉市政府和武钢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