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亚萍[1]2002年在《试论中国城市化的制度潜力与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探讨城市的起源、城市化的定义及其相关问题出发，通过探析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及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挖掘中国城市化滞后的根源，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的自上而下城市化制度安排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对新兴起的、由民间力量自发兴起的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压制所引起的。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种二元体制必将会成为一元体制，但在目前情况下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模式还不可能立即取代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二者必将同时并存一段时期，笔者试图对此期间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制度安排的潜力与创新做出预断。
何念如[2]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廖永伦[3]2016年在《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以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视角为切入点,着重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载体──小城镇──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详细分析阐述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系列问题。第二,辨析了城市化、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小城镇等几组概念,并首次对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作了明确的空间范围界定和空间层次分析,提出了小城镇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观点。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典理论和经验模式,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第叁,重点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发展的外在关联和内在建构。小城镇发展与国家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环境等外在因素紧密相关,包括与国家选择何种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在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关系以及小城镇与农村的关系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城镇体系构建、模式形成、产业支撑和规划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内部建构问题,认为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提出必须构建起适合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小城镇体系,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层,完善小城镇的功能;选择适合不同地域小城镇发展的类型模式;建立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加大小城镇规划建设力度,创新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模式,规划建设功能完善、产业发展、人文特色、生态和谐的美丽小城镇,为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最后,提出促进新型小城镇发展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加快小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为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实施和小城镇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上述系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国内外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重视发展小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意愿和迁移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城镇化路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异地城镇化主导的路径模式逐渐转向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要求,能够满足老百姓实现城镇化的愿望和需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选择。
熊竞[4]2008年在《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以城市化为表征的城乡转型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也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成就。从地域依托看,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郊区无疑承担着重要使命。城市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逻辑和空间的演变过程和结果,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制度层面的转型至关重要。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一项基础性、支架性的体制安排,其在中国的重要性也非同寻常。我国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在实践中通过积极调整,基本适应了(特)大城市郊区的迅速发展,然而由于旧有体制惯性较大和改革整体性推进中的某些偏差导致以上改革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和问题。如不及时加以研究和解决,势必影响到城乡的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和背景,本文的研究得以展开:第一章: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意义、篇章结构与研究方法等基本概况。第二章:论文首先从对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概念的理解切入,对这一较长的表述进行了逐个概念的辨析与界定。这里遇到了几个难点,一是“郊区”自身是一个既有明确特征,但又存在一定模糊特点的相对概念;二是我国特大城市郊区的重要性凸显且发展迅速,使其研究更具复杂性;最为“烦恼”的是在体制上,由于我国实行市管县体制,使得郊区的范围“泛化”,更多的“郊区”(行政郊区)已超出“郊区”概念本身的涵义。为此,我们引入了“郊域”的概念,在我国特殊的市管县体制下“郊区”与“郊域”对应于“市区”与“市域”。在明确这一概念之后,我们从政区地理学的角度对文章中经常出现的“行政区划(政区)体制”、“行政区划(政区)调整、变更”、“行政区划(政区)体制改革”等表述做了界定。最后,以图形化的方式给出了本文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研究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与范围。第叁章:是从目前大量郊区、行政区划相关理论和观点的角度做了一个归纳。为更深入的认识郊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特点,文章主要选择集中与分散这一组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出发,从区域、城市、郊区叁个层面进行了探讨。而在认识行政区划的特点上,我们则选择了另外一组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即集权与分权,并同时也选择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上下政府之间叁个层面,来分析行政区划的本质特征。此外,对郊区发展中重要的城乡关系理论以及我国城乡关系的特点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对特大城市郊区(域)政区体制相关的其他理论做了介绍,包括城市型政区设置上城乡分治与城乡合治的讨论,政区层次与幅度理论中尖型与扁型的差别以及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这一部分为文后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搜集与述评。我们分别从(特)大城市郊区的发展与管理的文献综述,(特)大城市郊区制度与创新的研究进展,以及(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中区县级政区、乡镇级政区、村居级政区的研究述评叁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内容上提出了现有研究的相对不足之处。第五章:是对我国现代市制开创以来,(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的近代演变进行了耙梳。我们将(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演进的这段历史划分为叁个时期,一是晚清民初至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分治主导下的狭域农村型郊区制;二是改革开放初20世纪初,城乡合治主导下的广域城镇型郊区制;叁是20世纪初至今,我国出现了城乡分治下适域城市型郊区的苗头。最后,从形式合治(分治)与实质合治(分治)的两个概念出发对我国郊区(域)政区体制的演变做了一个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第六章:是对境外若干典型郊区区划体制概况的介绍、评价和对我国的启示。其中美国的边缘城市、市政自治体、特别区,英国的郊区新城,澳大利亚的田园型市镇(Rural City),日本的市分等制,我国台湾地区的县下辖市等在我国大陆目前特大城市郊区发展态势下具有借鉴意义。第七章与第八章:是对中央直辖市上海的郊区政区体制的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侧重上海郊区区县级政区体制的探讨。以城乡关系为视角,描述了1927年上海建市以来,郊区(域)政区也走过的一条分治理念与合治理念转换下的体制演变之路,进而,对目前上海郊区区县级政区的现状我们作出了四个思考,并引入断裂点模型构建了一个探讨郊区县改区标准问题的分析框架。第七部分着重对上海郊区的基层政区(乡镇级与村居组织)情况做了分析,有总括性的历史分析,也有更为详细的以浦东地区为主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对基层政区改革的若干思考。第九章:是本文的政策建议,指出了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域)政区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现状问题、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并区分了中央直辖市与省辖特大城市在未来郊区(域)政区体制改革上的不同模式框架和方案设想。第十章:最后一章从主要观点、创新努力与论文不足等方面对做了一个总结。
周笑非[5]2012年在《城市化与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文中认为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典型化事实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不同,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改变建国前工业化落后的局面,尽快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采取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同时抑制城市发展的战略。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到城市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更高的非农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抑制了农村居民对工业部门产品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今天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也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并且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不断下滑,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变得举步维艰,中国迫切需要回到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城市化不仅能够创造就业而且能够创造需求。城市化实质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农民从低收入、低效率、劳动力过剩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收入、高效率、高就业率的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的过程,它不仅能够带来收入的增加同时也能够带来有效需求增加和促进产品市场的扩大。截至2011年中国还有50.0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达到70%的城市化率,中国至少还有近3亿的农村人口需要逐步融入到现代城市当中,这一农转非过程不仅会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所蕴藏的潜在需求势能转化为现实有效的需求并且能够进一步通过乘数效应扩大此有效需求推动内需经济增长。因此,从城市化过程的需求增长效应和收入增长效应来看,城市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经济增长要素。抓住城市化这一内生性需求增长特征,我们就可以通过城市化有效推动非农就业的增长和国内消费、投资需求的扩大,并且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产业竞争力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本文以城市化过程的需求增长为主线,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化推动内需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实现条件进行研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研究结论、提出城市化的战略取向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意义,其次,通过文献回顾,考察国内外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最后是本文研究框架、技术路线、结构安排和理论创新点。第二章,主要是背景研究,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中国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所遭遇到的困境与挑战,最后阐明城市化作为内需主导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因素的主要原因和现实意义。第叁章,构建了一个城乡两部门模型,在该模型框架内首先研究城市化与产出的需求决定。然后在城乡需求差距基础上分析城市化的内生需求增长效应,最后利用因果关系链总结并提出城市化推动内需经济增长的理论作用机制。第四章,在上一章城市化推动内需经济作用机制基础研究上,提出理论命题加以实证检验。首先使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找出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其次使用VEC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消费需求潜力和投资需求潜力进行分析,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城市化过程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最后,实证分析城市化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五章,主要针对城市化推动内需经济增长的实现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出口需求、政府支出以及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是启动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出口需求、政府支出外部需求,农民就不会有城市就业的机会,农转非自然不会发生；特别是没有农民承包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农民就缺少城市安居生活的资本,城市化推动内需的机制就难以生效。第六章,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结论总结,然后提出城市化战略取向和政策调整依据和政策调整方向。最后给出本文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就研究方法来说,基于经济学视野的分析方法是贯穿本文始终的主要研究方法。首先,根据我国实际存在的情况,我们将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突出实证研究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必要的假设,建立基本的分析模型,对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机制进行分析,这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再利用统计、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使得出的研究结论真实而可信。其次,利用实证与理论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系统的理论思维,提出具有反映我国城市化与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并将其一般化。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一、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已经难以维系,中国必须走向内需经济主导之路,而城市化是推动内需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二、城市化过程内生需求潜力使得城市化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叁、农转非过程可以将城乡需求势差转化为需求增长效应、收入增长效应、资本重置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推动内需经济增长。四、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内生关系,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存在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也没有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过程能够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能够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劳动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五、农转非推动内需经济增长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才能够实现。这些外部条件包括政府需求、出口需求和资产变现需求。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农民能够获得土地财产性收益。而赋予农民土地永佃权是农转非推动内需经济增长实现的关键条件。六、城市化推动下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有赖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够实现城市化对内需经济增长的推动。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的有关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城市化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本文首次从城市化过程内在需求的角度,研究分析城市化过程所产生的消费增长效应、收入增长效应、资本重置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四个方面对内需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城市经济增长理论一般着重分析城市化对劳动、技术进步以及资本等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以探索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本文从城乡居民的需求差距(需求势能)分析城市化对内需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首次提出城市化过程所蕴藏的内在需求潜能使得城市化本身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第叁,首次将政府投资划分为城市化内生性投资需求和外生性投资需求,内生性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长期有效；外生性投资需求短期内有效而长期反过来可能阻碍内需经济增长。
王伦强[6]2008年在《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四川也不例外。从现象上看,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大量由农村转向城市,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上看,城市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在比重上不断降低,即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从而取代第一产业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叁次产业在总产值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和加速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工业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关系到城市化是否能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后起的城市化地区,主动运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来发展区域内部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有序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对策。然而,现代生产已经表现为基于国际化分工的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相互协作的基本特征。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与现代城市化发展(以城市群空间有机的结构体系为特征)的基本规律不相适应。根据系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表现为以区域整体城市化发展为特点,城市化本质上表现为资源按照一定的规律优化利用。而在一个大区域内,城市化发展表现为以区域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体系发展和完善为特点总体演进趋势。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网络性和层次性:一个城市群在空间上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和数量不等的若干个不同级次的城市所组成,中心城市处于区域产业集聚和发展的中心,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总是处于最高的地位;其他次级或下级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上,普遍处于中心城市及其上一级城市的下游,而同一级别的城市在产业分工方面注重互补性。这样,从产业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说,城市群经济空间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城市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区域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的分工与协调,以此规定的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就能做到区域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四川省和重庆市处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从区域经济的系统性和城市群经济空间理论出发,研究四川省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问题,必须将川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要首先构建川渝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各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的定位,来考虑城市之间主导产业的分工与协作,这样就能够实现川渝经济区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本研究立足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实证地分析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论述了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的空间整合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再讨论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最后论述了促进四川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保障。通过这样的尝试,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框架体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合四川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适合于广大城市化落后的西部地区。一、论文的结构及章节简介研究具体内容以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为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第3章基于空间视觉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这2章是本研究的基础理论开端和出发点,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的理论综述,它们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至第7章是本研究的主体;第8章是研究结论总结。各章的研究内容大致如下:第4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现状。讨论了四川省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不协调的若干方面,并从理论和量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为第5、6、7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论述引出了具体问题。第5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整合。分别从静态、动态和系统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的形成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并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完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问题,说明了主导产业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以及区域内宏观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协调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四川省区域城市群空间的完善构想与主导产业发展的区位指向问题。从而指明了四川省城市化与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标。第6章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产业集群发展。由于产业集群是当今重要的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模式,前述的主导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仅仅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问题。为实现此方向和目标,必须注重发挥产业集群这种工业化模式对城市化推动效应。本章运用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四川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并结合四川省的情况,探讨了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第7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由于城市化本身意味着空间区域要素利用方式的转换,土地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承载性资源要素,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利用模式的空间转换,土地是经济叁要素中的承载性要素,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宏观基本政策和17大精神要求下,必须制定适合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本章运用了生产函数模型,说明了城市发展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投入的基本原则;从四川省建设用地利用现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四川省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设用地供应解决方案;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中土地利用战略的调整,以保障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8章为结论总结。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讨论了与本研究有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使相关研究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方向。二、论文的创新要点(1)在对传统的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和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现代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思路:即立足区域当前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先确立区域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内部结构,再根据各城市在城市群空间体系结构中的定位,确定相应的主导产业发展战略,以此协调完善城市群体系下,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从而使城市群经济空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通过分析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发展不协调的若干情况,提出必须用动态的和系统的方法,构建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应当首先确定城市群的空间内部结构体系,确立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各城市在网络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运用城市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传统有效的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确立各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工业发展战略,这是推进整个城市群体系下,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动态协调发展的基本起点。(3)提出了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性决定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的原则。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必须以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系统思路来设计,各城市产业发展必须和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结构相适应,并且必须为实现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而服务,这就是构思城市发展和主导产业定位的基本思想。根据四川和重庆地区城市化发展基本现实,四川和重庆的城市群必须实现一体化发展,构建一个统一的川渝城市群体系,在这个城市群体系有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他们处于川渝城市群体系的中心层;在四川省内部,应当发展南充、绵阳、内江、攀枝花、乐山等几个城市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二级城市,其中,要创造条件,将南充发展成为新的区域集聚与增长极;将其他地级城市定位为城市群体系中的叁级城市;再将县级城市(城镇)定位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四级城市(镇),这样的城市群体系结构比较符合四川省和重庆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和现状。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则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的有关原则、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以及各城市在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定位来确定主导产业的定位,使区域城市化发展能够持续推进。(4)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四川省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主导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时,必须认清现代工业发展和产业国际分工的基本现实,将工作重心从抓传统的主导产业大型企业发展转移到以产业集群这种有效的模式推动工业化发展思路上来。为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当制定完善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应该与城市群空间层次结构相呼应;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区域产业集群;将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融入城乡统筹规划。本文指出,从产业集群发展的类型上来看,四川不仅要按照集群的思路推动传统的主导产业发展;还应该着力发展产业承接型产业集群,迎接沿海地区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向四川的转移,促进中心城市之外的二级城市和叁级城市制造业分层次的协调发展;也应该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以推动四川实现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应尽快从这些方面制定政策,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专业市场,带动和发展区域产业集群;鼓励移植引进沿海专业企业发展地方产业集群;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产业集群机制自发形成;积极构建区域创新机制,促进四川特色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5)确立建设用地有效供应机制,调整土地利用战略,是确保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保证。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在研究四川省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创新观点:为实现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又快又好地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发挥建设用地供应的调控作用,稳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优先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供应;重点保证基础产业发展用地;以“集群”思想规划各城市和区域工业发展用地。此外,在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方面,应当以中心城市和二级成市以及成渝之间的城市带为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确保城市群体系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形成。为了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农村土地整理,实现各类建设用地集中、集约和节约利用,是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的根本渠道。在土地利用战略调整上,应注意这样几点:尽快制定与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整理政策,完善土地利用转换的各项制度;根据各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层次和水平确定建设用地利用的基本模式;用科学的城乡统筹规划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问题;彻底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建设用地的经济供给;完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以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建设用地流转供应的市场机制。
周新宏[7]2007年在《城中村问题：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不断扩大，原来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半包围，但其在建筑景观、人口构成、经济特征、行政管理、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异，成了城市中的“孤岛”。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长期而紧要的战略任务。城中村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之一，它与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集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生态、城市现代化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城中村问题的解决，关系城市化能否顺利推进，城市综合竞争力能否进一步提升，城市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和谐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城中村及其改造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许多社会学者、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学者、经济学者从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我国实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导致城中村产生和具有的空间、经济、社会特征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和制度。从城中村形成的微观演进分析来看，其实质是利益问题，因此，改造过程是各相关主体之间重新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本文就是把城中村问题放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倡导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深入地研究城中村演变形成——利益博弈的微观机制，揭示其形成的经济和制度原因；分析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和现实难点，重新定位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城中村改造规划公共政策需要调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发挥市场在改造过程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在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力量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协调，为城中村问题的科学合理解决、有效控制新的城中村出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探求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可操作的改造路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城中村的形成、存续和改造问题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系统地回顾总结了国外城市化理论和国内城中村问题(城中村的概念与特征、形成机制、分类及改造模式)研究现状，阐明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中村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指出了开展经济学视角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二、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产权理论从经济与制度层面深刻探求城中村的形成路径与演变机制。从政府与村民叁次利益博弈演进的叙述性分析来看，城中村的形成过程是各主体动态利益博弈的过程。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理论框架分析城中村形成过程中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状态，政府与村民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制度供求结构的失衡、制度供给的不足与过剩都是制度非均衡状态产生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和国家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调节使农民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处于利益分配的弱势。城中村土地价值的升值带来了村民以非正常手段进行的利益抗争，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的并存给村民们带来了短期利益的同时却形成了今天严重阻碍进一步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村”。叁、从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从各个城市城中村改造的实践中总结了改造面临的叁个难题：即改造资金的来源问题，政府干预还是采用市场机制问题(或政府干预的边界问题)，大量流动人口的居住解决问题；通过对现有改造政策和实践的检视梳理归纳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城中村改造规划公共政策需要调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用公共经济学理论分析明确了改造过程中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作用的界限，提出了防止城中村改造失败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四、城中村改造是利益调整的过程。运用博弈论工具构建一个城中村改造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机制，从均衡分析中得出改造的叁种模式，比照当前城市政府普遍采用的现实做法对模型进行简化调整：政府作为公益目标的追求者和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力量已经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并通过制定征地拆迁补偿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城中村改造强制性制度变迁，此时政府与开发商博弈。通过规制政策的制定充分运用市场力量——社会资金和专业运作是大部分城中村改造政府主导所追求的目标。对政府与社会发展商的利益博弈需要控制的规制变量及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进行一般经济性分析，并以杭州市一典型城中村为例，对政府如何进行规制变量的调节进行数值计算。五、以杭州为例，提出以区位与改造形式相结合的新的城中村分类方法。对博弈均衡分析得出的叁种典型的城中村改造模式进行了一般性的比较研究。六、对利益调整的对象之一——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提出了城中村存续改造发挥廉租功能前提下的优化控制方法，以及全面解决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居住的概念设计方案。笔者认为，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解决是今后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七、提出基于公平和效率框架下城中村改造的若干制度——农村集体土地和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公众参与机制的创新思路和政策建议。
曹宗平[8]2004年在《城镇化之路—基于聚集经济理论的一个新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便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然而，人们对城镇化的认识至今仍仅仅停留在表层上，把城镇产生和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简单地归因于分工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而对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聚集经济挖掘不够。事实上，恰恰是聚集经济才能更准确地阐释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城镇是城镇经济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载体。就其本质而言，城镇是聚集经济及其社会承担者存在的空间组织形式。聚集经济通常是指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经济利益或成本节约。聚集经济是决定城镇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力量，是城镇规模扩张的内在动力。从理论上说，经济聚集既是城镇产生的根源，又是推动城镇从低层次向高层次、从孤立个体的形式向紧密联系的群体形式—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聚集经济可以由于同类企业的集中而产生，利于技术创新在企业间的传播和扩散，便于扩大市场规模而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由于多类企业的集中而产生，利于开展分工协作以提高生产效率，便于商品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接近以节约运输费用与时间。再者，聚集经济，并不只是体现在生产方面，也反映在生活或消费方面。 本文在准确把握聚集经济深刻内涵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城镇发展的现状，对城镇化战略的可行性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探究。通过实证分析和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分布极不均衡的中国来说，走大中城市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行不通。事实上，聚集经济效应的发挥并不局限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小城镇同样具有强烈的聚集经济效应。小城镇作为一定地域的经济增长极，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乡镇企业的集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第叁产业的壮大是城镇化过程中相互统一的一个系统，叁者均以城镇的发展为依托。乡镇企业集中于城镇发展，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者的成功转移又有利于突破城镇第叁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口门槛，达到推动城镇第叁产业发展的目的；同样，城镇发达的第叁产业不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完备的服务，而且也有利于发挥第叁产业就业弹性大、吸纳就业人数多的优势，这对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来说意义重大。因此，城镇化就成为解决上述叁个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鉴于此，本文从聚集经济理论出发，紧密结合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第叁产业的壮大的现实情况，通过系统分析叁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深入剖析聚集经济在以上叁个领域中的独特作用。最后，明确指出我国城镇化建设落后的关键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变迁的滞后性。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构建新的制度框架，进行相关的制度创新，扫除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因素。
王珊珊[9]2015年在《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的潜力也在城镇化。而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产业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农民进城后,如何保障他们在城里享受较为优质的服务,最终还是依赖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密切相关,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产业的聚集效应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一定区域集中,城镇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城镇化不断发展。而根据产业发展理论表明一方面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为工业和第叁产业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聚集,第叁产业发展,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化转移。在产业的共同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多,实现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安徽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2013年安徽城镇人口从2313万人增加到3316万人,城镇化率从35.5%提高到47.86%。但是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安徽城镇化建设较多采用设置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县改区”、“乡改镇”等行政规划的方式实现,虽然在短期能够暂时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产业基础薄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足,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以及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安徽凭借优越地理位置、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2015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安徽纳入长叁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无疑会为安徽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因此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传统农业大省、产业基础薄弱的安徽为研究对象,围绕四大重要问题展开。一是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的理论问题。二是归纳总结典型国家、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演进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探讨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为安徽城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叁是定性和定量分析了叁次产业对安徽省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四是聚焦安徽省情,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为目标,探索安徽城镇化建设产业支撑的路径选择问题。根据美国、英国、韩国等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城镇化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坚实经济基础的体现就是产业发展。缺乏工业和经济充分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阻碍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工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业,农业剩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条件。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中产业支撑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安徽叁大产业发展现状,构建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框架。在此框架下,分别从农业、工业、第叁产业对安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状况进行剖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安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徽产业发展薄弱、产业支撑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农业效率低下,占用过多人力资源；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缓慢；第叁产业发展不平稳,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从叁大产业入手完善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一是从农业发展方面,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增加农业人力资本存量；退耕还林,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从工业发展方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叁是从第叁产业方面,要做大做强服务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坚持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
陈凯荣[10]2013年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诺瑟姆S型曲线的推导和实证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加速城市化阶段开始于1996年。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加速城市化具有城市化水平提升迅速、现有的加速城市阶段在经济转型的条件下实现和加速城市化是在巨大数量的劳动力转移中推进的特征。在加速城市化阶段中，我国人口的城市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对于巨量的需要进入城市的人口的吸收问题。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其对城市的融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吸收基础上的人口城市化的实现过程将呈现“转移—安顿—市民同质化”模式演进。本文把加速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归结为城市化规律和动力的作用和城市本身的发展与建设。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对城市化水平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制度通过对个人进行选择迁移行为的成本和效益集合的作用影响个体选择和要素流动，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和通过影响资源配置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流动通过对城市提出的供需要求，扩展城市的功能和能力，提升城市化水平。本文将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内涵归纳为城市的硬件与软件发展，认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扩大了城市对农村转移人口的承接和容纳，降低了人口城市化的成本，提高了其效率，同时提升了城市化水平的质量。城市化的国外历史经验研究表明，政府在加速城市化阶段作用的表现，一是出台政策措施规划和引导城市化发展路径，二是进行和推动公共设施建设，叁是供给公共服务，四是建章立制保障城市化发展进程。而我国政府作用在加速城市化中集中表现为：主导城市化发展的战略和规划、承担推进加速城市化的直接执行者的角色，同时政府还垄断着城市化发展的关键制度。本文认为加速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可以归结为政府对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投入和进行制度条件的创新。借鉴公共物品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城市发展和建设领域内的各项事务可以分为公共物品性质的事项、混合公共物品性质的事项和私人物品性质的事项。以此为框架进行政府投入的分类，对于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事项，政府应该进行投资供给；在具有混合公共物品性质的事项的供给，可以采取市场的提供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供给的方式，如果具有外部效应，要考虑其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由政府供给的程度；对于具有私人物品性质事项，应该交由市场去供给。政府进行制度条件的创新具有充分的必要性，论文从理论上构建逻辑分析框架证明了政府进行制度条件的创新具有对加速城市化积极推动意义。政府进行制度条件创新应该着力于增加制度的自由度，促进制度生命周期中制度绩效的高水平释放，需要增加社会整体福利与收益，需要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取得协调。论文对加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退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首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构建，认为政府与市场存在互相替代、互相补充和完全排斥叁种基本关系。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特殊情况，这两个外部因素的介入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产生偏离性。在两个外部因素介入的情况之下，其所带来的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偏离就由原本特指的因偏离而导致的非均衡，因为增加了容忍度，产生了政府对市场的合理性偏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互动本身和两个外部因素的加入也可能产生不合理偏离。当加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发展建设领域的软件和硬件的提供相对充足，对于人口转移和安顿能够实现较大宽松度的情况之下，原本两个因素所导致的政府作用的加强的条件将被弱化，由原本的合理偏离转变为不合理偏离，此时需要对政府作用的力度进行调整，由于弱化将产生新的不合理偏离政府需要实现退出。在政府与市场完全排斥关系中政府干预市场引致的不合理偏离，其解决办法是实现政府的退出，通过政府退出向市场让渡出其所擅长的事情。政府实行退出需要以“竞争性”作为的判断标准，在有极大的竞争性的事项上，政府需要完全退出；在具有一定的竞争性的事项上政府实现部分退出；在具有较大程度的非竞争特质的事项上，政府应该保持干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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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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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D]. 王伦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7]. 城中村问题：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D]. 周新宏. 复旦大学. 2007
[8]. 城镇化之路—基于聚集经济理论的一个新视角[D]. 曹宗平. 西北大学. 2004
[9]. 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D]. 王珊珊. 安徽大学. 2015
[10]. 加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陈凯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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