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和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大学和一般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教养的缺失导致的问题和后果。人们普遍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文化人文教育的缺失。我以为，对于这种缺失的认识，正是今天的历史转变和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的结果。
从“抽象”到“具体”的传统文化认知
这一波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是以许许多多具体形态的传统文化的表征的复活为标志，其深刻背景是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带来的新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这种新的现实使我们感受到，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二十世纪，传统文化有一种“空洞化”的状态。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一方面，我们为了追求民族复兴而高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在逆境中追求富强的努力。我们需要象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来振奋我们的精神，鼓舞民族的斗志。我们往往仅仅接受“现代性”标准下的一部分“抽象”的传统。而另一方面，我们将许许多多传统文化的“具体”的表征视为“落后”、“封建”的标志而加以批判。在这一波新的“国学热”中受到肯定的“儒家”，以及传统的节庆文化、祭祀文化和传统服饰等，都曾经受到过激烈的否定和批判。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西方；中击下国家主权的不完整，以及民族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记忆，也由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贫穷和积弱，使得中国“现代性”不得不在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中建构自身。“五四”新文化就是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标志。对于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当然是以一种对民族危机的深重的文化焦虑为基础的。
这种文化焦虑是一种深刻的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断回到民族的光荣之中寻找民族奋起的支点，这种光荣可以说是一种“抽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批判传统中寻找民族新生的可能，这种批判可以说是一种“具体”。我们对不平等世界秩序的反抗和我们向西方学习，正是中国“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二元对立。于是，中国人深重的“民族悲情”不得不以“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落后”和“挨打”的关联正是中国“现代性”最为深刻的痛苦：“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困境，“挨打”却是无辜者受到欺凌；“落后”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困境，但“挨打”却是弱肉强食的不公不义；“落后”所以要学习和赶超，“挨打”所以要反抗和奋起。反抗和奋起来自一种“抽象”的民族精神，而学习和赶超却是“具体”的文化选择。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焦虑难以克服。一方面，我们时刻肯定民族的存在理由和民族的辉煌传统，以改变“挨打”的屈辱；另一方面，却又尖锐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对我们的限制和困扰，以克服“落后”的难题。
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状态：在“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高扬方面，我们曾经做过许许多多努力；而对“具体”的许多传统的表征加以批判和否定，简单地以“移风易俗”等方式将中国传统的具体生活形态加以抛弃。所以，我们有关二十世纪中国面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有争论。有些人认为我们过度地强调传统，也有人认为我们在“全面反传统”。其实这是在“抽象”传统和“具体”传统之间的不同选择。冯友兰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的说法，其实是当时中国的文化选择的一种表述，道出了二十世纪我们继承传统的现实的选择和方向。
这种选择是由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势所决定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今天的“国学热”或者“传统文化热”，其实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在一个经济相对富裕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告别了民族悲情和屈辱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认识到“具体”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的意义。所以，这一波的“国学热”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以往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运动有很大区别。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我们“挨打”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有机会告别“落后”。我们终于有了在具体的层面上再度回到传统去寻找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历史机遇，而全球化的冲击又让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具体”的文化传统“空洞化”的危机感。这是“现代性”历史留下的问题。一说起传统，我们往往可以“抽象”地谈论五千年的文明，谈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一旦我们在现实中寻找“具体”的传统文化的表征，却发现我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都显得相当空洞，反而不及一些历史没有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深厚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对传统的保留更充分。
因此，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合理性，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具体而微的表征。所以，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往往来自对于传统的许多具体方面的弘扬，如“祭祖”、“读经”、“汉服”的流行其实正是试图将传统的仪式、服饰乃至教育方式等等历史的具体形态加以复活的表现，这些行为是否得体和合适当然可以讨论，但毕竟显示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具体”的需求。应该说，“抽象”的民族精神从来也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具体”的文化的形态的流失则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代性”的必然。但今天的经济成长和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在文化的具体性上寻找传统复活的机会。这种“文化自信”当然也有相当的合理性，这正是人们告别民族悲情，克服今天传统的“空洞化”的努力。
“可释”与“可译”：传统在今日社会中
如何面对这种传统“空洞化”的处境，加强我们的人文教育？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人自己遇到的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也就是“中西”之间的复杂关系。最近，有关易中天、于丹等人的“电视讲古”的潮流的争议，关于李白是否是“古惑仔”的争议，以及一度被误读和炒作的和我有关的所谓“孔子和章子怡”的问题等，其实都凸显了这种复杂的关系的微妙和敏感。一方面，有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在当代生活中的式微，对于传统的“空洞化”感到焦虑，急于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光复旧物”，弘扬传统。另一方面，也有人由于新的文化自信的产生，对中国文化在全球的状态也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急于以一种同样“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向全球推展中华文化。这样强烈的要求当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其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
首先，在“古今”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在汉语的表达上，“文言”和“白话”是有很大差别的。古今生活中的差异更是巨大。传统文化经过了二十世纪的“现代性”的阐释之后，已经和过去有极大的区别。这其中存在一个“可释性”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差异如何克服，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如何让当代人理解传统文化，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深入理解的表达，尤其是让当代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传统，需要进行艰苦努力的工作。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凭着我们一厢情愿的要求就可以简单地实现。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的“可释性”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便于传统文化在中国内部的传承。
其次，在“中西”文化之间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我们会遇到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就有一个“可译性”的问题，即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为国际上其他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我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认识当然有自己的依据。但从文化的“可译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的说法也是有自己的依据的，也就是说，中国更加易于被他人和不同的文化普遍理解的文化反而更加容易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在对外的文化传播中，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
由此看来，如何让传统文化具有新的“可释性”和“可译性”，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的工作，也是我们开展人文教育的基础。这需要我们有灵活的策略，坚定的意志，对于传统的认真的思考和了解，对于当下社会和世界的开放和平和的视野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