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几点思考论文,初中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将是中国综合国力全面提高，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发生质的升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质的变化，将从国际体系的受害者真正转化为参与者。中国必须在正确认识国际环境、安全环境、安全观念的变化，明确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目标的基础上，制订目标明确、切实可行的国家安全战略。
一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特点
21世纪，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动态性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等特点将更加突出。
所谓综合性，是指安全不再等同于国防和外交等领域，不再等同于仅限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狭义目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安全内容愈益复杂，呈现多层面和无所不包的特征，单纯强调军事安全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安全概念已经过时。国家安全的内涵除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外，还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人文安全，科技安全等。其下还有更多的分支，如经济安全包括经贸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等等。总之，举凡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能源、资源、粮食、环境、人口、海洋、生态、空间、毒品、传染病、文化垃圾、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无不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1](P.27)
所谓动态性，是指安全环境不断变化、发展，没有绝对的安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世界、人类及其安全环境和安全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曾经属于经典国家安全范畴的东西，今天可能不再重要。曾经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东西，今天或明天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国家安全越来越具有相对稳定性，绝对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2](P.76)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也必须依据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安全环境相应调整。
所谓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是指国家安全不再限于外部安全，不再只是对外关系和国防安全的界定，更不是国内警察治安行为，而是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统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和高度发展，使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相互依存，形成越来越趋向于整体发展的世界体系。“国家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色彩。”[1](P.27)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地球村”大家庭的成员，形成相互依存的安全关系。国家安全涵盖国内安全、国际安全，甚至全球安全。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一国的国内安全已与国际安全不可解脱、无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
二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任务
鉴于国家安全及其内涵与特点的上述变化，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也应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和安全观，进行科学的界定、调整。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利益和目标主要有三点：
一是实现发展利益。通过加速发展经济和综合国力，使我国跻身于真正的世界经济大国、强国之林。不但经济总量要居于世界前列，人均GDP也要有大的飞跃，成为真正繁荣富强的世界大国。
二是实现主权和统一利益。通过必要的战略策略，确保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通过一定的过程、方式，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三是实现国际利益。也就是积极参与亚太和世界事务，使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大，最终成长为有影响的、名实一致的区域和世界大国。[3](P.18)
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要求助于积极、有效的战略、策略，为实现三大国家利益需求——发展利益需求、主权利益需求、国际利益需求——提供安全保障。简言之，就是一要确保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二要确保实现国家的主权和统一目标，三要确保实现国家的国际目标。
三 21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21世纪初，中国应从观念、体制、器物三个层面[4](P.37)努力，制订适应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新变化，能有效保障中国国家三大利益诉求，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
（一）观念层面。即安全观念要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束缚，要根据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进行新的思考。
首先，要从综合的观点思考国家安全问题，彻底摆脱过去那种把安全等同于军事安全和防止外敌入侵的、传统的狭义安全观，在重视传统安全观，即重视军事安全的同时，要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纳入安全战略视野，并进行综合思考，突出国家安全的综合性。
其次，要从动态的观点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不断依据国际、国内安全环境的变化，调整安全战略，这有利于抓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集中解决。如21世纪初，大国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发展竞争已经白热化，那些在竞争中落后的国家将被逐出大国行列。解决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任务和关键目标，保障领土、主权安全任务的紧迫性则相对下降，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根据这一变化，把重心置于如何全面、有效地保障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贯彻、实施上。
再次，要从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相结合的观点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找到两个安全的结合点，实现这两大安全战略的有机结合。21世纪，世界越来越融合为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生态、公共安全统一体，中国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地融入世界，国家安全内容更加复杂、更加包罗万象。就国际安全而言，美国始终不愿平等、公正、心平气和地面对中国的发展、崛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是始终怀有敌意，对华施行“接触加遏制”的双重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发生所谓“和平演变”，“西化”以及“分化”。在策略上，美不断打台湾牌、西藏牌、人权牌、经贸牌、武器扩散牌等，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这是中国国际安全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周边，有一条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到南亚、中亚的不稳定战略带，集中了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台海、南海、东南亚动荡、克什米尔冲突、阿富汗局势难测等热点问题，对中国周边稳定有一定压力。就国内安全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迈上新的台阶，科技、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和加快传播，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和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西方各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它腐朽、落后的东西也将大量涌入，并与国内固有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拉大、下岗工人增多、贪污腐败难以遏制等相互作用，导致国内安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增大，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传染病流行、制假贩假、嫖娼卖淫、生态环境失衡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加剧。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问题一旦找到了结合点，产生共振，对国家安全危害尤其严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生态平衡被破坏等最有可能提供这样的结合点。中国在制订国家安全战略时，要从国际安全及国内安全两个基本面及二者结合的观点，兼顾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避免顾此失彼。
（二）体制层面。所谓体制层面，就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治机制。这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强有力的、反应迅速、准确的、全国统一的、权力相对集中的国家安全危机处理机制。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美国自诩为西方民主制度“最健全”、“最完美”的国家，最崇尚“个人自由”和政治“透明”，反对政治擅权、专制。但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宪法仍然赋予总统“至高无上的大权”，如决定政策、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不须经副署，尤其规定总统为维护国家利益“得出兵海外”，为维护国内安全“得用兵敉平内乱、叛变或用兵镇暴，国会不得干预”。[5](P.15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适应战后美国利益在全世界扩张及安全问题复杂化和国内安全问题、国外安全问题同时增大、增多的新安全环境，美国于1947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案”，授权专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四大类：一是法定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动员计划局局长；二是常任约请委员，包括预算局局长、财政部部长；三是顾问委员，包括总统特别助理、三军参谋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四是非常任约请委员，包括所议决问题涉及的相关部、局和政府部门的首长和有关官员，在操作过程中，这种机制既灵活又反应迅速，不同的问题由成员不同的委员会解决。[5](P.162)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还设立“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务院情报司司长、陆海空三军情报署署长、联合参谋部情报处处长、原子能情报委员会代表、联邦调查局局长及临时约请的有关官员、专家等。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下设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等三大安全组织。[5](P.163-164)这种金字塔式的国家安全机制，既包括决定政策的政府领袖，又包括真正懂行的专家、智囊，其成员实际上可以包括各部门、各方面的精英专才，既保证了危机处理及时、有效、果断，同时又不失专业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决策过程民主化和最后决定权相对集中的统一，在组织机制上为解决国家安全决策、应对各类国家安全危机提供了保障。"9·11"事件发生后，这种安全决策机制成为布什政府及时作出反应，迅速取得反恐战争阶段性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除美国外，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国家安全机制也大体遵循同样的原理，即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建立一种有效、简单、灵活的机制，最大限度地把各强力部门和有关国家机构、职能部门结合起来，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把各方面的力量，包括财力、物力，尤其是精英人物集中起来，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决策意见，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决策服务。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动员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使国内经济不断发展、进步；政治上不断自我完善，符合时代进步趋势，人人心情舒畅；腐败得到有效遏制、治理；民族关系和谐，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高质量稳定，增强国家机体对各类安全威胁的抵抗能力。新安全观表明，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否能实现，与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否健全、进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国家具备进步的、不断发展的体制时，其安全就越来越有保障。相反，如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落后于时代，甚至倒行逆施，其国家安全就会变得非常脆弱，经不起风吹草动。[4](P.37)前者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历经“六四风波”及科索沃战争的冲击，仍能战胜压力，稳如磐石。后者如前苏联，因经济、政治体制落伍于时代，又不思及时改进，面对西方的“西化”、“分化”攻势及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而一筹莫展，只得以国家解体告终。
（三）器物层面。所谓器物层面，主要指“物理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实物的层面”。[4](P.37)也就是支持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须的力量。这包括“硬力量”和“软力量”两大类。
所谓“硬力量”是指“一个国家用以强制别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水平”[6]，是一种有形、可以量化计算的力量。传统国家安全战略在“器物层面”对“硬力量”的要求着重强调军事实力，即一个国家有多少兵员、多少门炮、多少万吨战舰等。但21世纪安全环境的新变化使单纯以加强军事实力谋求国家安全的传统安全模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在器物层面对国家“硬力量”的要求虽然不能排除对军事实力的要求，但已不限于军事实力，它还要求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创新能力。为确保实现中国21世纪初的三大安全利益诉求，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器物层面对“硬力量”的要求必须按综合安全、动态安全要求，求得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平衡发展。
首先，要确保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必须有一个强大、健康、可持续增长的国家经济能力。这既是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战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这只有通过进一步创造条件，保障国民经济继续以较高速度发展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中国经济前10年以国内生产值每年增长9.1%的高速度发展，第二个10年以10.4%的高速度发展。[7](P.176)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5800亿人民币，按汇率折算，约相当于11600亿美元，已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并紧紧咬住了居第五的法国和第四的英国。[8]2001年中国外贸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5097.7亿美元，进入世界前七强。经济实力的提高，不仅为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家威望和国际地位，增大了中国国家安全的质量。今后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大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将进一步白热化。中国经济必须继续以不低于7%的较高增长率持续增长，确保GDP在2010年翻一番，不少于2万亿美元、2020年再翻一番，达到4万亿美元，才可算真正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保障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其次，要有领先或居世界前列的科技能力和文化教育水平。拥有先进科技、文化的国家往往能顺利贯彻国家安全战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而那些科技、文化落后的国家则被动挨打，甚至亡国灭种，更谈不上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塔利班亡于美国，除力量大小的数量比不成比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科技水平落后，以原始手段对抗美国的高技术兵器。南联盟1999年失败也有科技水平落后的因素。中国在近代一再败于比中国小得多的英、法、日等国，也是因为科技、文化水平落后于这些国家。鉴于前车之鉴，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必须继续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增大科技、文化、教育投入，加速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在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强国的同时，也相应发展成科技、文化、教育大国和强国。
再次，要按质量建军原则，继续致力于发展现代军事力量，包括发展高科技军事装备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现代军事专才、通才，提高军队的现代作战能力和军备水平。全球化时代强调综合安全观，是反对只单纯强调军事力量重要性的单纯军事观点，而不是轻视、降低军事力量对实现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相反，在综合安全观中，国家安全战略对军事力量的数量、质量、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不是降低。从美国对伊拉克、南联盟、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和制裁过程看，美国在打击敌国时，比之于冷战时期、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更残酷，无任何仁慈可言。这也证明高科技军事力量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最高表现，也是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盾牌和开罐刀。为确保中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顺利实现，中国应在军事力量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寻求平衡，二者不可偏废。在目前阶段，中国军事力量建设应将重点置于质量建设、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及开发“杀手锏”等方面，形成足以威胁强大对手的实战能力。
所谓“软力量”，是指经济、军事、科技等有形力量外，主要表现为“能够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价值观”等，或是“通过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感染力吸引别国的能力”。[9][6]这是一种与经济、军事、科技力量不同、难以量化计算的无形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观念和体制可以理解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软力量”范畴。在观念层面和体制层面的活动是寻求增强国家“软力量”的重要途径。此外，还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这要求我们在国内，政治上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兴利除弊，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和各民族团结，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万众一心建设、保卫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通过以积极姿态，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趋利避害，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在国际上进一步树立和平、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外交上，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扛旗，多交友，不树敌，推进全方位外交。一要继续坚持不懈地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关系，积极推进多极化；二要努力改善与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把大周边地区营建为有利于中国和平、稳定、繁荣的可靠战略依托带；三要继续推进与第三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做第三世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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