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文化的界定与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党建论文,视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10-0023-04
政党建设的目标、内容，政党建设的方式、方法，可从政治层面来思考，也可从文化层面来选择。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来选择，就是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党建文化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建文化的内涵与要素是什么?党建文化的特点与功能如何?党建文化怎样建构和发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一初略探讨。
一、党建文化的内涵与要素
关于党建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可谓见仁见智。有学者提出，“从党的建设实践切入，党建文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党的建设实践所承载的文化，这是党建文化的内在要素；其二是党的建设实践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这是党建文化的外在形态”[1]。这里立足党的建设实践从“内在要素”和“外在形态”对党建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概括，而党的建设实践“承载的文化”和“创造出来的文化”，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有学者认为，“所谓党建文化，指的就是在党建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包括作用于党建实践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信仰认同和思维方式”[2]。这一定义侧重于党建文化具体形态的界定，强调了党建文化的特殊性。还有学者认为，“党建文化是指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全党所认同的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党的形象”[3]。这种对于党建文化的界定，近似于政党文化的定义，将“党的形象”纳入党建文化的范畴显得较为宽泛。可见，学术界对于党建文化的看法并不一致。
笔者认为，科学界定党建文化的内涵，必须明确党建文化应包含的基本要素：党建文化的主体是政党和政党成员，是以政党为单元构建的文化，不同政党有不同的党建文化；党建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政党建设实践，政党建设实践是党建文化形成的基础，党建文化是政党建设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和升华；党建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用怎样的文化资源来建党、通过何种文化方式来建党，主要包括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准则、情感态度等；党建文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党的组织、党员个体的认同和践行来实现，知与行相统一才能发挥党建文化的作用、实现党建文化的功能。据此，可将党建文化定义为：一个政党在长期党建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为全党所认同和践行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准则、情感态度。这一界定，涵盖了党建文化的主体、形成、内容与作用方式，但仍属于描述性定义，未能揭示党建文化的本质。
为准确把握党建文化的内涵与要素，有必要对党建文化的本质做进一步说明：其一，党建文化是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文化涉及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党建文化侧重于党的建设这一微观层面，是整体中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党建文化的形成要依据政党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党建文化中用以建党的文化资源要取之于政党文化；而党建文化的发展，又将丰富政党文化的内涵，为政党文化增添新的内容。相对于政党文化而言，党建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它从属于政党文化，又服务于政党文化。其二，党建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如前所述，党建文化包括党的建设的文化资源、文化方式。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用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文化资源，具有多样性，有的属于传统文化，有的属于当代文化；有的具有意识形态性，有的具有普适性。党的建设的文化方式，如价值引领、制度强制、行为规范、情感熏陶，从属性来说分别属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理文化。可以说，党建文化是包含多元文化要素的复合体，也正因为如此，它能辐射党的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其三，党建文化是政党的文化标识。党建文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党的文化追求、文化内涵，代表了政党的文化底蕴、文化品位，成为政党的文化标识，也是维系政党生存、发展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支撑。
众所周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含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党建文化所指向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而非广义的文化，从狭义的视域来界定党建文化，才能把握党建文化的内涵与本质、特点与功能，合理定位党建文化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二、党建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自身的特点与功能。因为有特点，才能把自身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因为有作用，文化才有存在的必要和生长的空间。党建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也是由其特点与功能决定的。
党建文化既具有一般文化的特点，又有其独特之处，其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党建文化是传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一个政党的党建文化在长期党建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政党存在的时间越长，党建的历史越久远，党建文化的积累就越丰厚。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党建文化亦不例外。党建文化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继承，既包括对政党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也包括对政党所在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共中央曾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4](P318)。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文化就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自身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继承使党建文化的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使党建文化打上了民族烙印、本土特色。另一方面，政党要随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应时代的要求而变革，党建文化因此具有适时变革的特点。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指出：政党是随着时代潮流发展的。时代变了，党建文化中与时代脱节、背离时代要求的内容应当剔除，以让渡文化空间增加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内涵，否则党建文化难以得到时代的认同，政党也会被时代抛弃。如此，才能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使政党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甚至引领时代潮流。
党建文化是排他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一个政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其独特的政治信念、政治追求、政治规则，政党的独特性决定了党建文化的排他性。党建文化中独特的文化资源与文化方式，彰显政党个性和特色，把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获得独立身份。同时，任何政党的党建文化不可能是封闭的，它必须向社会开放，从社会文化中吸收合理成分，如此才能赢得社会成员对党建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吸引社会成员加入相应的政党组织，否则，党建文化只能锁在深闺无人识、孤芳自赏影自怜，社会影响力与作用力有限，由此影响政党社会作用的发挥。不仅如此，一个政党的党建文化还要向其他政党开放，从其他政党的党建文化中吸取精华，充实自身党建文化的内容，为政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奠定文化基础。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世界其他国家政党自身建设、执政规律的研究，拓展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交流的空间，其意也在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政党党建文化的合理因素，以充实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的内涵。
党建文化是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政党由党员个体组成，但形成之后又具有超越党员个体的特点。政党如此，党建文化亦然。党建文化基于党员个体的认同与实践而成，但一经形成，便超越党员个体而存在，成为政党的文化表征、文化标志，对党员个体具有引导、强制和矫正作用。任何政党不允许有特殊的党员，党建文化对于党员个体的要求、规约是统一的。如在中国共产党内，每一个党员的权利、义务是相同的，加入党组织的条件、程序是一致的，每一个党员必须明了党的性质、认同党的宗旨，党员个人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建文化对于党员个体具有约束力、强制力。但是，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党员个体对党建文化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比如，党建文化作用的发挥，党建文化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党员个体的认同、忠诚与实践，党员个体是党建文化功能发挥、价值实现的载体；党员个体对党建文化具有选择性，相同的党建文化作用于生活经历、社会背景不同的党员个体，其效果存在差异；党员个体实践的创造和智慧，则能为党建文化的建构提供鲜活的素材，党员个体的实践会推动党建文化的发展。因此，党员个体对于党建文化建构与作用的发挥既有位，也可为。
党建文化作用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作用于政党整体与党员个体，作用于党内与社会，其功能主要有如下方面：
塑造政党文化形象。文化形象是政党的软实力，政党文化形象的塑造，有赖于党建文化的建构，党建文化积累的过程，也是政党文化形象塑造的过程；适应党的建设内在需要、时代和社会发展诉求的党建文化，直接成为政党文化形象的构成要素。事实上，党内和社会评价、判断一个政党的文化形象，往往以党建文化为依据，党建文化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的文化形象。1943年6月，英国外交部把一份由法国人写的解放区访问报告转发给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要他发表意见。薛穆在收到相关报告后，立即向英国外交部作了汇报。他说：“在延安根本看不到旧中国所常见的腐败、投机、妓女、乞丐和抽鸦片等现象。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国民党控制区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薛穆最后得出结论：“延安政府是未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这一非常有远见的看法，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讨论。乔治·扬说：“我们必须承认，正如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政府比满洲政府先进一样，中国共产党人要比国民党人先进。他们有国民党所缺乏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如果国民党继续镇压共产党(看起来仍然会这样)，那么在打败日本后非常可能发生的第一件事(也可能提前发生)是新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中国人’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即使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个人的看法是，少年中国一定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革命军队一定会像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军队那样，取得震撼世界的胜利”[5](P113-114)。这里所说的“有生命力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文化。英国外交官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准确的预言，与其对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的感知和判断是分不开的。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文化塑造了政党的文化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
改革政党建设方式。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党的建设，习惯于采取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政治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特殊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和平时期的执政党建设，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妨碍党的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执政党的建设而言，长效机制建设才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以文化方式推进党的建设，通过价值引领、制度强制、行为规范、情感熏陶，进而实现对于党建文化、政党文化的认同，有利于长效机制的建设，也有利于政党建设方式的转变。
提升政党执政能力。政党执政需要文化资源支撑，没有文化实力作底蕴，党的执政会显得苍白无力，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难以提升。党建文化对于政党执政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力的供给，对于党的建设文化方式的规范，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可从党建文化中汲取执政智慧，可从党建文化中获取执政力量，可从党建文化中感知执政方式。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蕴含文化内容的执政方式，科学、民主、法律都归属文化，党建文化的建构能为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建文化的建构可为此积累经验、提供引领。
凝聚政党内外力量。政党力量来源于政党内外的有效整合，政党内外力量的整合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党建文化对于党员个体的影响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党建文化犹如黏合剂，把分散的党员个体凝聚成有机的整体，将党员个体的力量融入政党整体的力量之中。党建文化的熏陶，能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转变观念，有利于提高党员个体的文化素养和执政能力。同时，党建文化对于社会成员的吸引力，能使政党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把对党建文化的认同转化为对政党执政地位、执政实践的支持，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群众基础。
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党建文化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张力推动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其党建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既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又对社会文化具有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党建文化的发展带动社会文化的繁荣，定位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实现民族文化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文化使命，也是党建文化社会功能的表达。同时，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对党建文化提出新的要求，推动党建文化的发展。以党建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通过社会文化推动党建文化的发展，既有利于政党与社会的连通，也有利于实现党建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
三、党建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当今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文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制约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文化向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政党的渗透。在此背景下，我们在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就党建论党建，而应以文化的视野来观察，或以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党的建设问题，如此则应将建构党建文化作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的规律和要求。
1.党建文化建构的自觉。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文化发展责任的主动担当。党建文化建构的自觉，是一个政党及其成员应清醒认识到文化资源、文化方式在党的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把握党建文化建构规律，自觉推进党建文化建构。作为政党，要有推进党建文化建构的清醒认识与科学谋划，在遵循党建文化建构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定位党建文化建构的目标、内容与路径，合理界定文化选择的标准；作为党员个体，要有推进党建文化建构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担当。在党建文化建构过程中，党员个体不能袖手旁观，在认同、践行党建文化的同时，更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体相互作用，才能建构适应政党发展需要的党建文化。
2.整合各种文化精华。继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党建文化建构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体现当代文化精神，借鉴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使党建文化具有历史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离开民族文化传统，党建文化将变得陌生，难以为全党所接受，也难以为全社会所了解和认同；离开当代文化，党建文化将与时代脱节、与社会脱节，甚至落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拒绝西方文化，党建文化也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党建文化建构过程中要有宽广的文化胸怀，依据党的建设要求合理发掘各种文化之中能为党的建设所用的文化资源，兼取各种文化之长，在此基础上整合、创造，建构新的党建文化。综合创新，这是党建文化建构的重要途径。
3.升华党的建设经验。党的建设实践是党建文化形成的活水源头，离开党的建设实践，党建文化的建构无从谈起。适时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将实践经验升华到文化层面或理论层面，对于党建文化建构是十分必要的。比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6](P1094)。“三大作风”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升华到了文化层面，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是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准则。在当今党建文化建构过程中，要善于总结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党的建设实践经验，以充实党建文化的内涵。
4.实现党建文化的大众化。一般而论，文化要发挥其社会作用，必须让大众了解、认同和接受，实现文化的社会化。党建文化要影响与作用全党、引领全社会，同样需要贴近大众、走向大众、接近大众。在党建文化建构过程中，要注意从党员个体和部分社会成员个体的文化需求、接受能力、审美习惯出发来选择文化资源、文化方式，如此才能引起党员个体、社会成员情感上的共鸣，在文化消费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理想追求，实现党建文化的有效传播。党建文化的大众化，既是大众的文化诉求，也是党建文化建构的与功能实现的内在需要。
总之，党的建设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的过程，党建文化因此也是动态的、历史的，是一个不断形成、扩展、深化的过程。建构科学、系统的党建文化，以党建文化的发展推进党的建设实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文化使命，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破解的文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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