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视角论文,传统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6）02—0007—05
迄今为止，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观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边缘的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试图把性别意识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其独特的视角来解读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身所探究的安全观内涵。
一、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简要回顾
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下列重要假设之上的：第一，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也是统一的、具有理性的行为体；第二，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三，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概念；第四，世界政治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其中军事安全最重要，军事安全作为“高级政治”主导着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基于上述主要的假设，传统现实主义就形成这样一种安全观：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军事安全，国家寻求自我保护、巩固和促进安全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单边军事力量，以对付潜在的和外来的军事威胁。由于片面强调以军事实力追求国家安全，当一国发展军备时，即使是防御性的，也会被其对手视为威胁，从而不得不作出发展军备的相同反应。这样，国家之间彼此就越来越缺乏信任，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助”情形，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但自助又使得其他国家变得不安全。如此反复，结果造成了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更加不安全，从而形成所谓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的核心就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必然导致另一国安全的削弱，一国的安全就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他国的安全之日就是己国的不安全之时。简言之，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进一步肯定：国际政治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体的根本目标是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安全困境”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二、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传统
安全观的回应
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解读首先建立在对现实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她们称西方国际政治学为“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学科。女性主义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曾说：“国际关系是男性固有的领域，而‘女性’则属于另外的领域（她们可能会冒险涉足国际关系领域），她们所作的仅仅是‘男权’政治的辅助而已。”[1](P.5)
（一）揭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性别歧视
国际关系一直被视为一个性别中立的领域，而女性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领域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是被隐藏在国际关系之外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对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传统定义将国家政策问题，尤其是与军事安全相关的问题作为所谓的“高级政治”，总是把女性排除在外。国际政治活动从外交到国防基本是男性支配的范围。认为妇女并不适合承担处理安全和危机的工作。《国际关系中的性别》一书的作者安·蒂克纳批评说，在这个以权力和冲突为表征的世界中，战争和对敌状态是一种有特权的、优先的行为。传统上讲，外交、军事和国际政治学基本都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妇女过去很少进入职业外交官和军事家的行列；她们很少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理问题，并极少有安全问题专家。[2](P.61) 20世纪80年代前期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女外交官杰尼·科克帕特里克在回忆那段经历时把自己描述成“男人世界的一只小耗子”；她尽管拥有那特殊的权力、强硬的风格和保守主义立场，但仍然不能赢得她的男性同事在外交事务上的尊敬或重视。杰尼·科克帕特里克的故事说明即使当妇女上升到高级政治职位时也会遇到歧视现象。安·蒂克纳认为：所谓“女人的手指是否足够有力到按核开关”的问题，或许揭示了妇女进入高层军事和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个更深的障碍：核战略以其力量、威慑和恐吓的特点，像是一个特别适合男子气概的“戒指”，女性仿佛天生便缺乏这些范畴所需要的素质。[3](P.27—28)
（二）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男性特征的批判
多年来，西方国际政治学被女性主义者称为“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学科，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作为其主干的现实主义理论藏而不露的性别歧视内涵。[4](P.21)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研究可以不参照性别问题，因为国际关系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什么影响。这实质上是一种性别歧视，把女性排斥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国际政治核心的理论，女性主义者通过将社会性别因素引进貌似中立的国际政治学，反叛和颠覆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尤其是现实主义）注重大国战略、安全均势、零和博弈等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克瑞斯汀·丝维斯特曾说：“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非性别化的罗盘绘制国际政治的海图，我们可能会以画出一幅仅仅充斥着男性，主要是精英男性的地形图而告终。”[5](P.35—36)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理论歧视妇女的根源主要在于传统认识论上的“男／女、公共／私人”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二元对立划分，表现在国际政治上便是战争与和平、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等概念。女性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纠正首先集中在打破此种具有等级制意义的社会性别分割及与之相对应的“高级政治（战争与和平、权力与威慑、冲突与合作等）／低级政治（民族矛盾、种族关系、妇女地位、道德、生态问题等）的割裂，赋予后一范畴与前一范畴同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使被边缘化的妇女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内涵进入国际政治学的中心。[6](P.71) 女性主义者谋求将“低级政治”（“女性”范畴）提到与“高级政治”（“男性”范畴）同等重要的地位，反对现实主义将男子与妇女、国家与家庭、政治与道德以及总体上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相分离、相对立的立场。女性主义者认为，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传统安全观在赋予国家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同时，忽视了国内冲突、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而在安全的话语中“妇女”隐而不见，妇女所遭受的苦难与发挥的作用都被“遗忘”了，并且国际舞台上总会充斥着炫耀武力。如果这样，国际社会的安全便是无从谈起。
女性主义者在批判现实主义时，并不全盘否定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批判其褊狭与缺失之处。许多女性主义者在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建构工作，例如，在揭示“国际政治是男人的世界，它是外交家、士兵、国际事务服务人员们的栖息地，而这些人多数是男子”的同时，[7](P.1) 还主张更多妇女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在批判以统治、支配、军事、战争、暴力为特点的男性特质独占国际政治理论的同时，强调将合作、和平、关怀为基调的女性特质加入其中，主张双性同体，即既结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又超越两者，而不是片面地抬高一方而贬低另一方。在女性主义看来，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并没有考虑女性的观点，而只有军事国家中男性的看法。对主权国家来讲，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种国际体系中，安全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作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在消除战争的过程中，男性的作用是力量的象征，是国家正义的化身，而女性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女性主义者要求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认为理性、安全、权力等观念和概念本身可以被女性主义所使用，即它们本身不必被抛弃，只是说它们在传统上存在着狭隘性和排他性（“排女性”）的含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内和外、主权和混乱、国内和国外、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等二叉对立思维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的概念定义、解释和表述。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以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外界战争威胁。这一传统观念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极不全面，认为传统安全观过分强调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忽视了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多样性。而国家安全的综合性从根本上是更多地涉及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而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妇女还具有强调责任、关怀、义务、为他人着想的一套有别于男子的道德语言，这对成为一个献身于公共的、道德的、有责任感的国际公民至关重要。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国际领域中，重视女性因素，重视和发挥女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现实主义所谓的“安全困境”是可以克服的，国际社会的综合安全可以逐步实现。
（三）对妇女安全问题的特别关注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强调国家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致使许多国家将大量原本可以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妇女地位上的财力和物力用在充实武库核军备竞赛上，影响了国际政治中广大的“失语的”、“不可见的”妇女的其他安全需要。[8](P.208) 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安全，就必须随时准备战争，“男人”的战争造成以妇女、儿童为主的大量平民的伤亡、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妇女们还必须承受失去父兄、丈夫、儿子的痛苦，承担重建战后家园的重任。妇女作为国家、种族、宗教等的替代目标，成为敌对双方性暴力的对象，她们的身体变成了战场，同时妇女们也被看成是胜利者的战利品。战争和军事行为所带来的发展问题与环境危害同样直接加在妇女身上，对妇女的安全和健康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从根本上讲，战争、暴力、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与统治／被统治、控制／被控制的等级关系及社会文化结构紧密相连，与传统上对安全的定义密不可分。[9] 妇女安全问题不仅是妇女面临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理论家、实践者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女性主义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思考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女性主义者简·亚当斯是较早发表妇女对安全看法的女性主义者。1915年，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妇女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成立大会上，简·亚当斯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导致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此会议闭幕时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的平民能够在现代战争中得到保护”的观点提出质疑，尤其是女性的安全问题，决议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更加有效的途径。[10](P.36)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强调，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任何安全便形同虚设。
总体上说，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女性主义者主张，今天的安全不仅仅涉及到个人、群体和国家，而是整个人类。她们强调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尤其突出，这是因为女性在国际安全中更加脆弱，更易受到破坏，男性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这由政府中的官员多数为男性可以证明。在国家安全中，女性只是作为消极的角色，被认为是受害者，缺乏保护自己的机构，保护女性的主要是男性。这种建构在性别歧视基础上的男女不平等关系更加导致了女性的不安全。因此，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的概念，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关联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实现“小人鱼”的安全（即女性安全），认为它的实现要以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为前提，而不是将他人或他国视作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唯有如此，国家安全才能得以实现，而合作和相互依存是谋求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
第二，女性主义视角的安全是综合安全。综合安全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内容广泛的安全，它需要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新安全的内容。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安全使得安全的概念不仅从军事安全拓展到经济和环境层面上，而且还要向更深层次拓展，它包括社会和个人心理的层面。这就要求在安全内容上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安全的综合。女性主义者强调国家安全的整体性，认为安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的，世界各国只有在与安全相关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才能赢得自身的安全；同时认为将女性的经验包括到安全的分析中会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在谋求扩大安全概念的过程中，更强调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环境问题，即环境安全，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环境恶化中比男性更加脆弱，并认为妇女和自然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女性更倾向于强调与大自然的平等相处，而不是支配大自然。因此，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在维护环境安全中能比男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安全应该是多层次的安全，即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也包括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女性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是人的安全，她们坚持认为只有实现人的安全，才能有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实现。“人的安全”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它为安全概念添加了新的内容，它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谋求安全的平民百姓的合法关切被忽略了，而真正的安全应是保护他们不受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压迫和环境恶化的威胁。[11](P.7)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保障人的安全是安全的根本目标。在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中，作为国家安全主体的人的安全却被置于国家安全之下，这种安全观是不完整的。虽然国家安全的目标实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的安全，但在达到人的安全的方法途径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以战争和炫耀武力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导致人的不安全。她们进一步说明以人为中心的安全定义必须超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现实主义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模式隐藏个人的不安全，它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这样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女性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政治边界是综合安全定义的障碍，她们认为，消除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只是实现了“消极安全”，只有实现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接受的对所有人的正义与公平，“积极安全”才能实现。在实现积极安全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妇女的权利和人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食品、居住和环境安全以及健康、教育和就业等权利。
此外，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安全概念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还包括安全的工作条件，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经济、环境等其他的威胁；同时不可以将国家安全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妓女）。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问题解决有赖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有赖于国家间的合作和信任，更有赖于有效地在国际社会建立真正的两性平等、和谐的关系。在解决全球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层次的安全问题时，需要国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需要各主权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的途径正是现实主义“安全困境”所缺乏的具有女性特征的途径。[8](P.210) 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既提出全球化的女性主义，也提出获得女性权利困难的全球性，这些充分说明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保障女性的安全和反对对女性的暴力需要女性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需要女性的国际合作，尽力促成“女性人类安全”的实现和提升。
四、简要结语
女性主义在批判、修正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同时拓宽了安全的含义，提出对安全的新的诠释—“女性人类安全”概念，但它的意义不仅限于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某些概念的更新和研究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女性”范畴意义的提升和注入来自女性生活经验的价值观念，并纠正男性中心主义对安全理解的缺陷——对人性理解的“排女性”，对国家安全理解的公式化，帮助人们对安全作出更全面、更完整的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妇女的主体地位。但是，国际政治实践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任何一种理论、一种视角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女性主义的安全观目前还处于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批判和修正之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安全理论。但无论如何，女性主义在安全领域进行的探索不仅给国际政治理论安全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也增加了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