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热潮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学术期刊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近年来有什么话题让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及其管理者共同热议的话，那么，除了学术评价，就该是学术国际化问题了，而这又是两个多少有些关联的问题，此热带动彼热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但不同的是，学术界在学术评价问题上纷争不息，尤其是对现行学术评价机制诟病连连，莫衷一是；而学术国际化则既热火，又统一。君不见，各大名校及科研机构争相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争相主办国际学术会议，争相以在国际学术榜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相标榜，同时还纷纷创办英文学术期刊，而传统的中文学术期刊也在向国际规则积极靠拢……这一切，所为者何？学术国际化是也。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一派大潮初兴的忙碌景象。笔者身为学术期刊编辑，在为学术国际化击掌叫好的同时，却不免有几丝困惑、几分不解，请恕笔者愚钝，提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学术国际化与学术体制
何谓“国际化”？在今天，这似乎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各行业，无一不在谈论和使用这一概念。但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还是来大致界定一下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据说这个词来源于资讯行业，而“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是设计和制造容易适应不同区域要求的产品的一种方式。它要求从产品中抽离所有的与语言、国家／地区和文化相关的元素。”①这显然是一个关于软件产品国际化的定义，但它确实表述了作为知识产品的国际化最本质的属性。与国际化相对的是“本土化”。所谓本土化，指的是“了解某一产品，并为在某一目标地点（包括国家／地理区域和语言区域）出售和推广使用之目的，使之符合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习惯”。显然，后者是因应前者而产生，国际化意味着某种知识产品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至少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行无阻，而本土化则要求即使是国际化的知识产品在进入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时，也应作出适应当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改变，惟其如此，这个产品才能站住脚，才能有前途。可见，国际化和本土化原本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后者既是对前者的对抗，更是对前者的补充，离开了对方谁都不能单独存在。
何谓“学术国际化”？笔者没有找到现成的定义。按照“国际化”的逻辑，因为学术研究也是以知识产品（专著、论文、报告等）的形式呈现其最终成果的，所以，以科学的方法、普世的价值观念、无障碍的语言、规范的样式在国际公共学术平台上展示和交流学术研究过程及其创新成果，能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或应用，这应该就是学术国际化了。同样，学术国际化也离不开学术本土化，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尊重国际化所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文化传统才能确保文化的多样性不因国际化而消失，而国际化的规范作出本土化的适应性改造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彼此尊重、平等对话、开放合作、保护个性等都应该是学术国际化题中应有之意。但这样的“国际化”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停留在理想中。一方面，所谓“科学方法”、“普世价值”、“无障碍语言”、“规范样式”、“公共平台”等等，其实都是相对的和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国际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既要有其原点，也要有所依托：要有人为其搭建平台、确立标准、制订规则、拓展地盘，规定语言。换句话说，国际化需要有“先行者”、“领航者”和“执法者”。毋庸讳言，在国际学术界，构建这一交流平台并为其确立标准、制订规则、颁发准入证者，乃“先进”的西方学术界。当这样的“国际学术”强势进入非西方的国度和地区时，却鲜见有本土化的改造，因此，迄今为止，非西方的“本土”学术要“蝶化”为“国际化”的学术，都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就是一部国际化的历史，早在19世纪末中国渐渐融入世界体系时，“国际化”就已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宿命。
在近年学术界日渐热衷的“中国学术国际化”之前，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另一个直白的说法——“与国际接轨”。所谓“接轨”，就是或者“拿来主义”的直接“移植”，或者改变自己以适应他人。说到移植，自然科学自不待言，社会科学各学科大多也是脱胎于西方学术，因为中国原本没有这些东西，一张白纸，可以直接画上西方“最新最美”的图画；人文学科的情况稍稍复杂一些，因为中国毕竟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尽管上世纪初的许多学者可以视传统为敝屣，弃之唯恐不及，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还是渐入人心了，完全抛弃传统断难做到，改弦易辙则不可避免。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移植，还是人文学科的改造，“接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为西人所“化”。
“与国际接轨”和“国际化”是关于中国学术与国际（西方）学术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尽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在谈论如何与国际接轨，但近年来，“与国际接轨”的呼声渐趋平息，只是间或听到，而“国际化”的号角则不断吹响，虽然后者并没有完全取代前者，但这种趋势还是明显的。两相比较，“接轨”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轨距”以与国际通行的“轨道”对接上，为的是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故接轨是单向度的、纯接受性的，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国际化”的意涵则要丰富得多，其一，国际化表达了强烈的输出愿望，即要使中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其二，国际化隐含了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可能，因为国际化背后还有着本土化的一面，既可以是“以人变己”，也可以是“以己律人”。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化就是接轨，但在某些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可能有程度不同的对国际规则的修改。国际规则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的，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以自己的规则部分乃至全部地替代已有的国际规则，故国际化不一定就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可见，“国际化”对“接轨”的替代固然是缘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但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地位的提高更是这一替代产生的直接原因，而且从中也折射出政府意志和学者心态的微妙变化。当今中国已一改积贫积弱的旧貌，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对而言，中国在国际人文社科学界的地位与大国的身份却极不相称，甚至令人汗颜。“国际化”对“接轨”的替代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发生的。这种概念的更替，的确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化显然是对接轨理念的扩展，而不是作为接轨的后续程序出现。换句话说，尽管接轨仍不可避免，但国际化将与之并行，即于接轨的同时，就应该考虑国际化。
其实，“国际化”也好，“接轨”也罢，谋求的都是改变一方而迎合另一方，故都离不开一个“化”字。但到底谁“化”谁？如何“化”？能决定这两个问题的，显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学者、某一本或几本学术期刊，而必须是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而更具决定权的，则是行政权力部门。之所以如此，盖缘于中国的学术体制。中国的现代学术体制历经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期的构建历程，不管在哪个时期，学术国际化的动力都始终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第一代中国现代学人的诞生，还是现代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均拜西学东渐之赐。除了一些特殊年代之外，国际化的冲动从来都不缺乏。其二来自国家行政权力部门。百多年来，国家行政权力对学术研究的介入可谓不遗余力，形成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国家学术体制。从晚清“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到民国时期“科学救国”的期望，直到新中国制订“四个现代化”蓝图和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国策，国家行政权力对于学术国际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国际化都是积极倡导的。来自学术共同体内外的两种力量相互影响，共同铸就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的历史和现实格局。当我们考察学术国际化问题时，都不能忘了这一学术体制的特殊背景。
在整个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谁“化”谁和如何“化”的问题都比较清楚，一言以蔽之：与国际（西方）接轨，无论是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国家权力部门对此皆无太大疑义。而最近一波始于改革开放的国际化热潮，实延续了过去“接轨”的惯性。“中国重新启动了它与西方学术界对接之旅……众多曾被取消的学科开始恢复，并再次移植和嫁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新兴学科，在基本完成了初期的‘比较’与‘借鉴’的任务后，欧美的学科建制开始被容纳、消化和吸收，以至于西学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主宰话语系统，并引申为学术认可过程中的重要量度标准，如英语能力和水平、研究水准、SCI指标等”。②但这一次的接轨也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那就是对输出的高度重视，无论是“英语能力和水平”，还是“SCI指标”，都是与输出高度相关的要素，对向世界输出中国学术知识产品的执著追求清晰地表达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意志和学术共同体的愿望。“接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向“国际化”转换的，这是我们理解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国际化进程的一把钥匙。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谁对政府意志和学术共同体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现实中的“学术国际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
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姑且将1990年代前称为“接轨”阶段，将此后称为“国际化”阶段。当笔者试着比较两个阶段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点时发现，无论从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角度来看，在“接轨”阶段，我们以外来的或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从事以本土为主的研究，其成果主要在国内学术平台发表，至于是否为国际学术界认同和接纳，我们虽然也很重视，但并不特别在意，很少刻意而为；而在“国际化”阶段，虽然仍然多是以外来的观念和方法从事以本土为主的研究，但我们已变得非常在意国际学术界的评价和看法，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着在国际学术平台发表成果的强烈愿望和切实行动，并将此视为唯一可以量化的“国际化”程度指标，甚至将此作为评判学术成果质量高下的最重要标准。学术国际化的内容已不单单是与国际接轨，而变得复杂起来。在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之中，专业的学术评价机构及依托于这些评价机构的文献情报学研究人员（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简称为评价机构）在学术共同体和行政权力部门之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评价机构成功地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评价联结在了一起。最近这十多年来，评价机构一直在不停地向人们灌输着这样的理念：只有在国际上公认的学术平台发表学术成果，才算步入了国际化的殿堂，才算得到了国际承认；要实现学术国际化，这既是捷径，也是必由之路。而所谓公认的国际学术平台，通常就是评价机构十分推崇的SCI、SSCI、AHCI三大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③据说，均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建立的这三大索引系统的宗旨和标准都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始终坚持收录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故“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高度认同”。不难发现，通过对公共学术平台的缩减，评价机构已将学术国际化简化成了在三大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发表论文这种单一性行为。而这一简化，对近十多年来的学术国际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仅有评价机构的推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的首肯和支持。“……今天，国际化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有着更为特殊的复杂内涵，它的确代表了学术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姿态，但在这种‘主动’姿态背后的主要推手却依旧是政治与国家。”评价机构对行政权力部门的偏好拿捏得十分准确到位，“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虽然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的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而其活动内容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但是，在由非学术力量所主导的制度框架下，他们的活动目的却不得不带有工具性色彩。学术界所出现的种种现象，譬如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对短平快项目的偏好、对SCI以及其他核心期刊的青睐、对学术团体中权力和身份的追逐等，都与这一背景存在关联”。④SCI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红我国自然科学界的。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国际化，以在SCI学术榜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判自然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得到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默许，在自然科学界已是不成文的规则，成为国内各种评价机构制作大学和专业排行榜的主要依据，甚至成为政府部门分配学术资源的重要依据，故为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或被动地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是，以SSCI和AHCI学术榜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国内才刚起步，尚未普及。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等因素让SSCI和AHCI尚缺乏明确的政府“推手”，难发挥像SCI那样的魔力；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疑惑，那榜上的中文期刊或研究中国问题的英文期刊寥若晨星，不仅国内很多“权威期刊”、“一流期刊”榜上无名，而且国内学术“大腕”也鲜有在这些期刊发表大作的荣幸。⑤因此，要让SSCI和AHCI称霸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通过评价机构对量化评价的神化⑥和各种排行榜的发布，这样的努力似乎已初见成效。我们不难推论，一旦SSCI和AHCI这个“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高度认同”的“国际化”的唯一标准能得到政府和学术共同体的一致认同，那么，迫切要做的就只剩下两件事：其一，努力争取在SSCI和AH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但要做到这一点远较自然科学困难，在中国和“国际”之间，毕竟横亘着语言、文化和政治因素等巨大障碍。因此，其二，要让更多本土期刊加入到SSCI和AHCI学术榜中去，而后者更能让国际化一劳永逸。
其次，我们发现，由于评价机构的强势介入，学术国际化以极为单一的方式与国际学术话语权联结在了一起。在“接轨”时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立足本土，重视借鉴，基本是“中体西用”，学术成果质量的优劣高下，与“国际”无多大关系；到了今天的“国际化”时期，我们作为后来者要“确立在世界学术中的相应地位”，评价机构告诉我们，学术成果质量的优劣高下，得由“国际”说了算，而这个“国际”就是三大索引系统。但问题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认同三大索引系统这样的“国际化标准”，除了妥协，别无选择，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标准和规则都由“先行者”和“领航者”说了算，“准入证”攥在人家手里，我们几无话语权可言。我们能做的，其实还是“接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全盘接受”，只不过是在“国际化”的面纱下“接轨”（接受）而已。这样的“国际化”对于提倡本土和个性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其说是对接轨的扩展，还不如说是倒退。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表达内容、表达方法和表达形式的自由，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还会失去表述观点和思想的自由，我们必须在接受或者告别“国际”之间作出抉择，但不管作出哪一种选择，我们都已将国际学术话语权拱手相让。
再次，我们还可以发现，学术评价机构通过对成果鉴定和学术资源分配的成功介入，将学术国际化与学术利益联结在了一起。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崇高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但毕竟已到了一个不讳言利的时代，况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源，何来研究？没有研究，何来成果？没有成果，何来利益？在国际化的话语之下，学术评价机构之所以能将学术评价与利益结合成浑然一体的公开的秘密就是各种排行榜，尤其是SCI、SSCI和AHCI期刊榜。此时“国际化”的意义已不同于以往的“接轨”，在“以刊评文”、定量评价唯我独尊的学术评价机制之下，谁与“国际”“对接”上了，更准确地说是谁被“国际”“接纳”了，虽然他是否就因此具有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尚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就能挟SCI、SSCI和AHCI以号令国内学术界，将国内学术界的话语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学者个人和学术期刊个体来说，都是如此。这将意味着什么，想来学术同道都心知肚明，无需笔者饶舌。
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科学的国际化比人文和社会科学要先行一步。自然科学国际化自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学术共同体的协同一致，而做出直接贡献的当然是科研人员，但我们不能忘了，专业评价人员也是立下了赫赫功劳的。他们首先从学术评价的角度，引入了SCI学术榜和大学排行榜等，并将此等同于国际化的标准，为政府对科研部门进行管理提供了一整套极具操作性的办法，同时也凭此将自己送上了学术研究活动的中心，成为学者眼中的指挥棒。而将自然科学国际化经验引入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们。从据说是与国际接轨的文末参考文献引证规范到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的制订，从引入SSCI、AHCI到创设CSSCI和其他类似的数据库及相应的排行榜，从学术质量评估到学术资源分配，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而且往往充当主角。他们已同样成功地将自己变身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挥棒。在学者、期刊和评价机构之间，一种颠倒的关系就此建立起来。⑦
评价机构原本属于学术研究机构，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突破了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而凌驾于学术共同体之上，成为行政权力部门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桥梁。他们也从不讳言，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服务。⑧不仅如此，他们因为擅长排名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学术资源的分配，成为学术权力的一部分，“指挥棒”的效能更加突显。如果我们稍稍追究一下这些评价机构人员的学术背景，不难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自然科学和文献情报学，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这样一个奇观：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如何编辑学术期刊，本专业的学者说了不算，而必须由这些几乎从未有过除文献情报学以外学术研究经验、从未有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编辑经验的评价人员（其中很多还是自然科学出身）来予以指导，来制定规范，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更是离不开他们，今天人们热议的学术国际化的进路，与他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正在试图使人文社会科学复制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过程。
可见，唯有评价机构既能号令学术共同体，又能影响政府意志，引导学术国际化当然非他莫属了。但是，在我们追随着评价机构渡到这样的“国际化”“彼岸”时，等待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学术国际化与学术期刊
在积极倡导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今天，审视一下先行一步的自然科学国际化的“遗产”是有必要的。国际化给科研创造的最好条件，就是拓展了学术视野，开通了与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及科学家对话的渠道，从而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全面进步，在国际科学的殿堂里响起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自然科学领域，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和中国学者的存在，这让每个炎黄子孙都倍感鼓舞。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遗憾之处。由于对SCI期刊发文量的过度看重，在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乃至政府的重奖之下，中国学者在SCI期刊的发文量增速惊人，已在全世界位列前茅，但影响因子却要倒着数。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按照常理推论，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高歌猛进时，其科技期刊也应该有相应的快速发展，但事实正好相反。“中国学术论文已能顺利（地）在30多个主要科技国家的约1500种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而中国学术期刊“在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进程中却远不如中国学术论文走向世界那么顺畅”。⑩一方面，优秀的文章都跑到外国的SCI期刊去了；另一方面，中国期刊进入SCI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可谓不力，为了进入SCI，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可是SCI的大门对绝大多数中国期刊来说实在太难叩开。因此，在中国自然科学大步向“国际”迈进的同时，中国自然科学期刊却陷入了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既难进入SCI，纵然历尽艰辛进入了也难受重视；又无法回到过去，优秀的来稿已难得一见。
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两家当年响当当的权威期刊为例，早在2005年3月，编辑这两个刊物的中国科学杂志社即与施普林格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出版协议。“此举标志着代表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期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在通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1)但在两个月后的2005年5月，时任两刊主编的周光召院士与10位正副主编却联合致信中国科学院领导：“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产生了偏颇，片面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对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给予较高的认可度及高额奖励，导致国内许多高水平论文外流。”如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难看出最优秀的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化的浪潮中竟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据说主编们的信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挽救两刊的颓势。然而，几年过去了，并未见明显起色，两刊竟然也闹起了优质稿源荒。“最近10年，受科技评价体系特别是片面追求影响因子的导向作用，和我国大多数科学期刊一样，两刊的发展陷入了低谷”。对于两刊的持续走低，2008年新任主编的朱作言先生慨叹：“一个国家有没有好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国，会有世界级的科学期刊。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发展，科技期刊的‘低谷’成为我国目前科学体系中越来越明显的一根‘软肋’，需要科技界相关领导高度重视。”(12)令人感慨的还在于，两刊的多个专辑都是英文版，都已进入了SCI，而且多被列为约占SCI总数三分之一的核心期刊，然而，就因为两刊是中国期刊，照样不被中国自己的学者看重。积极主动应对国际化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大学学报了，多数已沦为本校硕士生、博士生练笔的园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能说中国的科技期刊不努力，也不能说中国的科技期刊缺乏国际化的主动意识。很多办刊人都非常具体地研究了科技期刊如何实现国际化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科技期刊的国际化除了要实现语种的国际化，学术质量国际化，编校、装帧印刷、整体版式设计国际化，编委、审稿人和作者、读者群体的国际化外，最根本的是实现体制的国际化和运行机制的国际化。”(13)国际化几乎成了哪儿都能贴的标签，不可谓不面面俱到了。面对办刊人不愿看到的现实，有人总结了科技期刊国际化过程中的问题和教训：“对国家有关部门如何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和保障措施，更好地为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如何拓展我国科技期刊的国外市场，提高发行量和广告收益；怎样减少优秀稿件外流；如何吸引和组约国外优秀稿件和高水平论文在中国自己的科技期刊上发表；怎样使中国的科技期刊国际化走向深入；如何打造中国自己的品牌科技期刊；怎样培养和造就一流的国际化办刊人才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14)这也可以说总结得很全面了。但是，他们恰恰都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学术国际化时学术期刊该如何应对评价机构和SCI。
这也许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术快速国际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自然科学的国际化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毕竟换来了中国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尽管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还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结果终究令人鼓舞。
笔者丝毫也不怀疑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必要性，也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能早日“确立在世界学术中的相应地位”，但是如何实现国际化却是值得深思的。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合作进行学术研究等，无疑都是国际化的有效途径，(15)但似乎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办法。在评价机构的导引下，有些学者和期刊人已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和创办英文期刊视为学术国际化最根本的办法。办SSCI、AHCI刊和在SSCI、AHCI刊上发表文章已大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的趋势。与自然科学SCI热相仿，SSCI、AHCI热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已见端倪，抛弃或改造中国原有的学术期刊的过程已经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著名高校已经或正在着手创办英文期刊；一些中文学术期刊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向“国际”靠拢，比如，除了将所有的标题、摘要、关键词译为英文外，还将注释和参考文献题名信息全部译为英文。这样做，无一不是为了打人SSCI或AHCI，因为这是“入门”的先决条件。他们期望付出就会有回报，他们中也确有能梦想成真的，只不过“国际化”成了“SSCI化”、“AHCI化”罢了。
2005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终于成为被AHCI收录的第一家中国内地中文期刊，该刊主编欣喜之余，道出了过程的艰辛：“在2000年，我们就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其最终目标就是创造条件争取进入AHCI……我们用进入AHCI这个目标把杂志全体编辑人员团结起来……实实在在地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至于为什么会确定这样一个目标，该主编说：“由于被三大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因此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成为评价个人和学校的一个标准，而且也是世界大学排名的重要参数。不仅我国的学者十分看重三大引文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党和政府也十分看重。”(16)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无独有偶，2009年7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在其会议邀请函中也指出：“在2007年SSCI收录的1962种期刊中，涉及中国问题和中国研究的期刊只有11种，其中只有两种为中国内地学术机构创办和主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水准有待提升。”(17)SSCI也与国际化水准直接挂上了钩。
可见，以自然科学国际化为蓝本，将SSCI和AHCI作为突破口，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并非虚言。若政府不予干预或者默许甚至鼓励的话，在这样的国际化战略之下，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显然难逃重蹈自然科学期刊覆辙的命运。如果以此为代价，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能换来像自然科学国际化那样堪称辉煌的结果吗？
学术国际化与路径依赖
由于评价机构成功的操作，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已有了一个参照系或者说榜样，那就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国际化之所以迅捷，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省略了自建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这一程序，而直接利用“国际公认”的交流平台——SCI，为此甚至不惜以自毁平台——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为代价。这条路对于快速增加“国际公认”的科技论文“GDP”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后遗症也是明显的，不仅是前文已述及的中国科技期刊的没落，更重要的是它会诱发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这是因为SCI发文量只是一个评价学术水平的间接指标，如同测量牛奶中蛋白质含量而使用氮元素含量这个间接指标一样，氮元素含量越高，牛奶质量就越好，殊不知，这就为三聚氰胺这样的多氮化工原料化身为“蛋白精”而在奶业大行其道提供了机会；同理，凡在SCI期刊上发表的就是好文章，SCI发文量指标越高，其作者和由作者组成的团队的科研实力就越强，许多学术行为不端者就是为了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得高分而不惜抄袭、剽窃和造假。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学术不端行为完全归因于学术评价，但“以刊评文”的确是学术评价机制中的一大弊病。当牛奶行业改变了检测（评价）方式，三聚氰胺立刻现出了原形；在多起与SCI期刊有关的学术造假事件被披露以后，从管理者到学术界都已在深刻地反思这一问题。然而，这并未能阻挡某些评价机构和学术期刊及学者对SSCI和AHCI的热捧和追逐，他们力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事实上已形成了对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路径依赖”。
退一步说，即使在自然科学国际化进程中，中国科技期刊的地位旁落是不可避免的牺牲，那么，循着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路径，以同样的代价，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无可奈何花落去，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是不是也能取得足以令人欣慰的结果，似乎还得打几个问号。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着很大差异的。仅从国际化的视角来看，两者就存在着诸多不同，而这些不同都可能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上不能照抄自然科学。
(1)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比如数理化，不会有中国的与美国的、东方的与西方的之分；但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其研究对象必然受到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制约，比如，同样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剥离了国情和传统，其研究对象还能成立吗？
(2)研究传统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当然也有不同的传统，但一旦实现国际化，原有的传统就很容易而且也必须被剥离，而唯“科学”是从；但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尤其是人文学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研究传统对人文学科来说是无法抛弃的，比如，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传统，如果一定要抛弃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而与西方哲学接轨，又怎能不出现方枘圆凿的困境？(18)
(3)研究规范的不同。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从根本上来说是划一的，无论是对研究方法还是对研究形式的规范都是如此，严密的逻辑推演和特定的论证及其表达方式是不可替代的；但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除了逻辑推演之外，还讲究感悟，比如文史研究远不是逻辑思维可以完成的，离开了形象思维，还谈何文史研究？而形象思维又如何齐整划一？
(4)语言工具的不同。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早已构建了英语平台，至少用英语可以无国界地说清一切问题；但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比如中国古文字研究，如果以英语为唯一的语言工具难道不显得有几分怪异吗？
(5)价值判断的不同。纯自然科学研究很少涉及道德或价值判断这些人文因素；但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价值判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比如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即使根据完全相同的资料，不同的研究者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抽去了价值判断，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我们还可以排列出更多的不同来，但仅有这些已足够说明，人文社会科学有太多的不能抽去和归一的东西，它的国际化必定是有限度的，其标准必定是多元的，其平台必定是多样的，其语言必定是丰富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说，SCI与SSCI和AHCI虽然模样相仿佛，但实质上应该是决然不同的。因为SCI针对的是自然科学期刊，其规范和标准比较容易抽离人文因素，故也许是客观的，可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SSCI和AHCI针对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规范和标准也就只能是无法剥离人文因素的主观性规范和标准。如果说SCI是让各国科学家摒弃个性向同一性集中，那么，SSCI和AHCI就应该保护个性和多元性的发散性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的SSCI和AHCI在这方面并不如人意。与其说它们确立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和期刊才能“准入”的“规范”，不尽如说它们是在明示“不准入”的“禁律”。这个“禁律”，正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体现。凡要在SSCI和AHCI发表文章的学者或要进入SSCI和AHCI的期刊，无一不是无条件地服从这一“禁律”的，我们不难看到“禁律”背后所隐藏着的英语和西方霸权，它所要维护的正是所谓“话语的秩序”。而保护个性和多元，非其不能，实乃不为也。“几乎全部由主要英语国家的学者编辑的英文科学和学术期刊，说明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及大部分读者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兴趣主导了这些期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统治了许多学科的研究日程和方法。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学者若是想在这些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作品，就必须与他们的兴趣相一致”。(19)这是一个来自英语国家学者的中肯之见。
其实，中医学的科学化和国际化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中医学原本就是一个与中华文明史共生共长的独立的知识体系，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医学的引进，中医学才出现了危机。近百年来，中医的废立问题争讼不息，欲灭中医者无不高举科学的大旗，而中医学界为了在现代生存则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竭力地使自己跻身于现代科学的行列。但当中医学的主流学者和管理者一厢情愿地试图将其纳入现代科学体系中时，却发现纵然费尽心机，也无法让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能有个为西方医学所认同的“科学”解释。中医在现代社会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在倡导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时引为教训。
仅以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例，2007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称：“记者今天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分离出来，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20)恰恰是“科学”二字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一场风波。方舟子起而举报，揭露这“是一条欺骗国人的假新闻”，因为FDA发布的原文应该是“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根本无“科学”二字。方舟子问道：“中国中医科学院陈可冀院士是因为英文水平太差看不懂这份文件，还是有意造谣欺骗国人？这是不是再次证明了中医的‘国际地位’是靠谎言打造的？”(21)笔者在此无意判定究竟是误译、误传还是造假，也无意讨论中医在现代社会是否有价值，只想指出，从此事件中不难看出中医科学院要把中医学打造成具有国际地位的“科学体系”的急迫心情和良苦用心。可见，在国际化的大潮下，是否得到“国际”的认可是何等重要，它已直接关系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学科的生死存亡。而在对待中医药的问题上，美国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做法更为耐人寻味，它公开承认中医学作为一个独立于西方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存在的价值，但正因为承认中医的独立，也就构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医学正统不接纳中医的理由。其实，中医为了实现“国际化”，不仅为自己贴上了“科学”的标签，而且积极向西医靠拢，主动地改变了很多，但在“国际”的眼中显然还远不够彻底，只有哪天中医变得不再像中医而与西医没有差别时，它的国际化目标才会实现，所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真的走完这条漫漫长路后，中医还是中医吗？还是在美国出版的《侨报》的社论说得中肯：“对中医及传统文化来说，比国际认可更重要的应该是自信。”(22)的确，自信、自立和国际化同等重要，没有自信、失去自立的国际化只能是邯郸学步。
与中医学相比，中国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从研究对象到研究传统都更加具有不可磨灭的中国传统印记，更加应属独立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更加应该以我为主。否则，我们历尽艰辛换来的国际化又有什么意义？
结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国际化？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讨论的“接轨”与“国际化”的概念问题，并对上述分析作一小结：中国学术知识产品的国际输出与国际承认是政府倡导和学术共同体追求的学术国际化的目标。但对自然科学国际化的路径依赖事实上使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化”的口号下却难以逾越单向度的接轨，而评价机构及部分期刊和学者如此推崇SSCI和AHCI索引系统，正是在寻求行政权力之外引导甚至掌控学术研究的正当性理由。由于学术评价本质上属于学术共同体自己的事情，行政权力部门不便直接为此制定标准，(23)而学术共同体因种种原因一时又无法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机制，于是，评价机构乘虚而入，填补了这一“真空”，形成了一种“学术评价权力”。行政部门不便作为，学术共同体不能作为，评价机构勇于作为的情形就此形成。但事实上，眼下单一的以文献情报研究人员组成的评价机构根本不具备独立评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能力，因此只能从他们熟悉的索引系统出发，将三大索引系统描述为评判学术质量和通向“国际”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和路径。他们正是以三大索引系统这种高度的单一性来消解学科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从而否定或轻视这种差异性与所谓国际标准之间的紧张。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使“学术国际化”背离了其原本意义而产生了异化。于是，原本只是图书情报学某种导向的三大索引系统，现在却要成为所有学科的固定范式，在这种范式之下，所谓国际标准对本土研究的适应性改造根本无从谈起。用这种水土不服的硬性国际标准来对中国本土研究进行“规范”，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中国学术特性与传统的压制和排斥，中医学的悲剧和《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的困境必定会在所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学科和学术期刊重演。这几乎注定了本土研究与所谓国际标准之间未来更为激烈的紧张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更为严重的是，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必然会陷入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向SCI、SSCI、AHCI期刊投稿，或者使自己的期刊加入到三大学术榜的行列，是学者和期刊的自由和权利，笔者无意指责，而SCI、SSCI、AHCI期刊作为公共学术平台的身份也无需质疑，但它们绝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公共平台的全部，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制作SSCI、AHCI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有任何接纳中国研究和中国期刊的诚意和应有准备，它对中国研究和中国期刊所设的种种“禁律”未见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笔者所质疑的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何必要将它们作为学术评价标准、进而视为或事实上作为学术国际化的唯一标准和路径？
对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除了进军SSCI和AHCI以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应该做？有学者指出：
“国际”不是“外国”，更不必是所谓“发达国家”。故“与国际接轨”也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趋同于“发达国家”的学术，以致在研究的方向、题目和内容等都“思他人之所思，想他人之所想，做他人之所做”。“国际”本包括“我们”，“国际学术”亦然，毋庸“加入”。在这个共同的“国际学术”里，任何研究只要做得好，自然可算接轨。你不主动去接，别人迟早也会接过来……我其实赞成在研究中尽可能“思他人之所思，想他人之所想”，充分关注和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异文化”取向对这一研究对象已经有和可能有的各种看法，并在论述中与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未曾这样做的，只能说是在“学术”周围徘徊，遑论是否“国际”；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国际学术。(24)
在这里，形式化的“学术国际化”已成为一个“伪问题”，实质性的“国际学术交流”才是一个“真问题”。笔者以为，“学术国际化”也好，“国际学术交流”也罢，两者所指原本是同一件事，主张的都是在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但在今天两者已有了本质区别：前者表达的是对“国际规则”的臣服，而后者诉求的则是不失自我的国际交流与承认。其实，“学术国际化”的命题本无错，只是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造成了学术国际化的异化。如果坚持要吹起“学术国际化”的进军号角，那么，后者也许是更值得去认真做的事。
笔者深知人微言轻，难以改变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启动了的义无反顾地向SSCI和AHCI进军以实现“学术国际化”目标的步伐，只能作些善意的提醒，在“国际化”时，要考虑下列问题：
第一，SSCI、AHCI的公正性。笔者无意怀疑SSCI、AHCI选刊人和办刊人的道德操守，但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硬性的判断标准，产生偏见和歧视的可能性远比自然科学要大。即使在国际自然科学领域，公正性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科学》主编朱作言曾言：“国外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对待来自中国的论文是特别‘谨慎’的，不少国内优秀科学家都有体会。随着我国科学的发展，优秀科技成果和优秀论文将不断增加，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顶级科学期刊，对我国的科学发展、科学整体形象，甚至对科学家个人，都将是一个重大的欠缺。”(25)自然科学尚且如此，更何况人文社会科学。因此，我们不妨先认真考察一下SSCI、AHCI对中国学术的态度问题。
第二，文化的差异性。人文社会科学有众多学科，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是同一学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会因民族和文化及语言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这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的国际化是建立在基本消除这些差异的基础上的，至少在同一学科的平台上，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了国家、民族、文化差异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个什么样子。在西方强势的SSCI和AHCI平台上，国际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如何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是我们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三，规范的合理性。无论是使期刊进入SSCI和AHCI，还是要在SSCI和AHCI期刊上发表论文，都必须遵守它的规范，这是不言自明的。这些规范首先是形式上的，比如不论期刊为何语种，均要有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所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题名信息一律要译为英文等，这些规范对于英文期刊来说，不难做到，但对于非英文期刊如中文期刊来说，除了统计和评价的意义外，对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一个不懂中文的学者，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题名信息的英译于他的研究能有多大帮助？不仅如此，对于发表艰深学术论文的中文期刊来说，不是所有的摘要和参考文献都能准确地译成统一的英语的，必然造成无法收拾的混乱。可见，这样的规范是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至于涉及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规范，则更容易将编者的意志强加于人。因此，在我们遵守这些规范之前，还是先弄清这些规范是否合科学之理，是否合中国国情，有无本土化的必要。
第四，语言的多元性。语言的多元性是与人类社会的丰富性相对应的，正是对这种丰富性的研究，才彰显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价值。因此，用不同的语言对不同的对象进行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但以SSCI和AHCI为标准的国际化事实上很少接纳非英语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如今，英语作为主要的国际学术语言的地位不可动摇——事实上，国家性的学术系统热情地接纳英语，以此作为国际化、参与竞争及晋级为‘世界级别’的关键手段。然而，英语的统治地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日趋成为使用英语的主要学术系统为主导的霸权统治，并且给不使用英语的学者和大学带来了挑战”。(26)可见，语言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工具问题。
上述四个问题，均与我们的期刊和研究成果能否顺利进入SSCI或AHCI有直接关系，后三个问题其实也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办学术期刊的原则问题。因为如果国际化果真等同于“SSCI化”或“AHCI化”，那么，能否“归化”也许直接关系到学者的切身利益和期刊在今后的生存境况，为了功利的目的，很可能会有人拿原则做交易，甚至很可能出现争相仿效的“竞争”场景。这是不难预料的。我们不妨听一听一位“国际学者”的忠告：
对于学术价值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SCI或其他外来机构的排名——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外国人。尽管基于本国的评价不容易实现，这样做却很有必要。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出版活动之间做到适度的结合，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活跃的研究团体。最根本的是，要对本国的科学和知识团体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27)
始于科学技术后来遍及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与国际接轨让落后的中国告别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其间学术界对西学的译介、移植居功至伟；百余年后的今天，国际化的浪潮则可以让日渐强大的中国确立在世界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中国国际地位的真正确立却有赖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成功打造，这与知识的独立是不可分割的，对此，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更有着舍我其谁的责任。因此，处身于国际化热潮中的学术界实有必要时常冷静地反思：我们是走在正确的国际化道路上吗？
注释：
①百度百科·国际化，http://baike.baidu.com/view/2062916.htm。
②阎光才：《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③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AHCI即《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均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建立的引文数据库。SCI覆盖了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学科；SSCI覆盖了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学科；AHCI覆盖了语言与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与神学、古典研究、历史、考古、艺术与建筑、表演艺术等学科。三大数据库均设定了各自的来源期刊，亦即通常所说的“学术榜”。
④阎光才：《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⑤参见何小清：《建国以来大陆学术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学术产出定量分析》，《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何小清：《建国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国际化发展学科分析》，《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⑥在2009年4月于南京大学举行的“2009年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暨第5届科研绩效评价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来自上海某著名高校的文献情报学教授大会发言的开场白就是：“最不靠谱的定量评价也比最靠谱的定性评价靠谱。”这种明显有违常识的言论竟然博得了一个满堂彩！
⑦参见朱剑：《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⑧关于这一点，可参阅各评价机构网站主页的自我介绍中对自己功能和作用的说明。
⑨参见姚申：《学术期刊编辑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⑩赵基明：《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与保障措施》，《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6期。
(11)柯珂：《〈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杂志日趋国际化》，《光明日报》2005年3月22日。
(12)《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科学时报》2008年9月9日。
(13)王凤产：《科技期刊国际化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类似的观点在多篇关于科技期刊国际化的文章中都可以读到。
(14)贺晓利：《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发展思路》，《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1期。类似的观点在前引赵基明的文章以及同类文章中也可读到。
(15)当然，在这些国际学术交流中，也不乏投机取巧之人，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专文揭露学术国际化中奇怪和丑恶的现象，读来令人瞠目。参见陈跃红：《“学术国际化”种种》，《天涯》2000年第4期。
(16)《抓住机遇 推动学术研究国际化——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聂珍钊教授》，http://jpkc.ccnu.edu.cn/sj/2006/wgwxs/news/zzjy.htm.。
(17)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邀请函》，2009年6月。
(18)参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9)菲利普·G.阿特巴赫：《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1期。
(20)《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人民日报》2007年8月3日。
(21)方舟子：《举报假新闻“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http://house.focus.cn/msgview/1013/96277881.html。
(22)《中医需要谁认可？》，《侨报》（美国）2007年8月4日。转引自陶世龙：《是谁在“拿个洋东西当圣旨”？——“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的闹剧所见》，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7/08/16/48/09/71.htm。
(23)比如，新闻出版总署就曾声明：“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尚未从各类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这一角度制定过标准，因为衡量学科众多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准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度非常大的工作，不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可以简单地作出评价的。”《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关于学术期刊有关问题的答复》，《传媒》2002年第11期。
(24)罗志田：《史学前沿臆说》，《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5)《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科学时报》2008年9月9日。
(26)(27)菲利普·G.阿特巴赫：《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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