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生产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2-0088-09
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关系的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P370）“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邓小平关于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典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是全面深入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地回答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这里，我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体会，就教于读者。
一、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发展史的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继承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的和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其基本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的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2]（P212-213）
第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P82-83）
第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是怎样超脱这种关系，他们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3]（P208）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4]（P603）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3]（P83）
第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力量，旧的生产方式的瓦解，新的生产方式产生，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和发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写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的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P425）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所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6]（P88-89）
把以上四点归结起来，就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这种发展和进步是有规律可循的客观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其不断发展进步和其规律性，是生产力的循序渐进和不断更新。人类在追求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不能选择生产力，只能以继承现存的生产力作为自己的起步点，并以解放和发展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自己一切规划和行动的出发点。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依据。
二、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始终把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和解剖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特征、矛盾、发展趋势和历史命运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分析，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P263）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4]（P24）
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进步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进步，一切先进阶级和先进人物归根到底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新生产力的推进者。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发展，也就没有工业社会，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就没有生长之基和立足之地。或者说，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亲，社会主义的胚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孕育成长起来的，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概而言之，就是商品（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就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社会逐步取代以农业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就是以资本私人占有为中心使用自由劳动者的社会逐步取代以土地私人占有为中心使用非自由劳动者的社会。这个社会比起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优越性和进步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和发展了生产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5]（P425）或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民—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4]（P25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靠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优势和能量战胜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了自己的优越性、先进性和合理性。但是，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5]（P425）所谓“新的生产力”，就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力。所谓“资产阶级利用形式”，就是生产资料为资产阶级所占有，成为剥削劳动者的资本，生产力成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手段。这种新的生产力和它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之间必然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5]（P433）其突出表现就是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日益激烈的劳动者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从而使生产力不断地遭到浪费和破坏，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者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者。因而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也就是如恩格斯所说的“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5]（P434）而资产阶级不得不“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所采取的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行动、政策和措施，在客观上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社会条件。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简单而概括地说，就是建筑在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发达基础上的社会，就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就是使生产力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性相适应的社会，就是使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剥削压榨和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的诞生和成长的基础是冲破资本主义束缚的更发达的生产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有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5]（P439-440）
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他1877—1878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中写的，也就是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一百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制度有了重大发展和变化，更加证明了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冲破和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为替代它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制度经过19世纪70年代后的以电力、电动机和重化工业为代表的近代第二次科技革命，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以原子、电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所以可能，与其说是坚持资本主义的结果，不如说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利用不断社会化的生产力，为了打破生产资料私有制给生产力造成的桎梏，为了缓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经济和政治的宏观领域和微观层面进行了日益广泛而深入的改良和变革，即进行了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这些创新从资产阶级的主观意识来说是为了实现更大的资本增殖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它为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正因为这样，现代资本主义便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成为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关于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或过渡的现象，从企业层面来说，早在19世纪中叶由独资资本向股份资本、从独资公司向股份公司发展就出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一章中对当时不断增多的股份公司进行了分析，指出：股份公司“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7]（P493-494，498）在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其总资产、销售额和职工人数都占了企业总资产、总销售额和全部职工人数的90％左右。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股份公司的产权、组织、经营等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许多已联合为托拉斯或跨国公司；它们的股权在不断地大众化和法人化，少数有产者独占股权资本的局面已被打破；它们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实行“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即企业职工在所在企业都拥有一定股份，企业职工一方面以雇佣劳动者身份领取工资，另一方面以企业一部分股份拥有者身份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们的许多上层经理和科技人员，将自己的知识、专长、技能化为“人力资本”，并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处于决策和关键位置，使“智产”优势日益取代了“资产”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使资本日益社会化，都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对立、劳动从属资本的状况在日益削弱，少数有产者独占资本的社会基础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在日益动摇，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自我扬弃”在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在成长。
从社会层面来说，自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起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在日益加强。它们虽然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广度、深度、强度和手段各有不同和侧重，有的是“政府监管型市场经济”（以美、英为代表），有的是“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以德、法为代表），有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以日本为代表），但都离不开政府。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一切领域和一切部门，追求适度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稳定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等已经成为所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共同目标，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理念，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旗帜。所有这一切目标和理念虽都难以或不可能实现，但它们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总的来说，今日西方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已不是个人的私有资本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日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已不是自由竞争横行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和调节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转变的趋势，列宁在上个世纪初就看到了。他在1917年撰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书中写道：“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一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8]（P164）列宁将现代资本主义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以为将其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更为恰当。因为这时的国家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但国家既不追求垄断，也未形成国家垄断，相反，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目的之一，是遏制和反对私人垄断。社会资本主义可以更确切地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因为，社会化既能反映宏观领域的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方面的社会化，又能反映微观领域的企业的资本、管理和分配等方面的变化，而且更直接更清楚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9]
三、没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
前面是对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历史分析，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规律的分析。我们面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至今真正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即今天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其突出或典型代表，一个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诞生的苏俄，一个是1949年在解放战争胜利后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者经过80多年的前赴后继的探索和奋斗，于1989年连同它扶持的东欧国家，发生了巨变和解体，返回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后者也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探索和奋斗，以1978年末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社会经济改革，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经济。应该说，不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前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都走了弯路，都未取得预期成果。这是特别值得加以总结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在19世纪中叶生产力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典型和成熟的西欧。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研究和回答在封建经济还占很高比重的经济落后国家能否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更不可能回答他们逝世后出现的新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不能照抄照搬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以后上百年、几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P291）不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前的中国，其所有失误在于党在指导思想上脱离国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否定了生产力状况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其突出表现：一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犯有急性病。邓小平同志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的错误。”[1]（P139-140）二是重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忽视发展生产力，企图用改变和提高生产关系层次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1]（P137）三是排斥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视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温床，采用政治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扼制商品性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
众所周知，按一般历史进程来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没有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生长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和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都是生产力低下的经济落后国家，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十分薄弱的国家，就其经济或物质技术基础来说，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其世界观和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其理想的俄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性和不公正性，认识到其内在矛盾性和对外侵略性，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认识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扩张中亚非拉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可避免性和悲惨性；认识到俄国沙皇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屈服性和依附性。因而利用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复杂化和尖锐化的有利时机推翻现存政府，夺取政权，并决心在自己的国家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的老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其奋斗目标，将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问题在于在经济落后和资本主义尚不发展的国家，怎样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这是无章可循和无例可鉴的，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应该说，作为俄国共产党领袖的列宁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对此是有过正确认识的。
苏俄革命胜利后，西方14个国家对其进行了武装干涉，并一度占领了苏俄3/4的领土。在这种特殊危急的形势下，苏俄不得不临时采取了一些中央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应付战争和国内敌对阶级反抗的政策，即几乎取消了一切私有制和贸易自由的“军事共产主义”，亦即实行在经济上国家垄断化、交易上实物化、分配上平均化、生活上供给化、政治上集权化的政策。列宁说：“‘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10]（P333）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在苏俄这个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10]（P660），“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11]（P661）“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1]（P586）认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8]（P509）根据苏俄的实际情况，列宁认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和形式。
1917年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书中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8]（P163）又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人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8]（P164）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在引用自己上述论述之后指出：“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11]（P511）基于这一思想，在“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1]（P582）他在1922年初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在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在改用所谓经济核算，即商业原则”，“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段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11]（P582-583）这实质上就是在国家调节下发展资本主义，即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对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需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作了这样的解释：“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1]（P525）“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11]（P571-572）可惜，列宁的上述思想在他逝世后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虽然也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努力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他采取了日益严格的消灭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政策措施和体制所带来的经济生活的高度国家化，资产的高度国有化，管理权限的集中化，管理方法的行政化，资源配置的调配化，产品分配的无偿化，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导致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失衡，遏制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形成了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人民群众的择业自由、劳动积极性和物质文化生活都受到了严重限制和束缚，从而使社会主义日益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对中国革命路程的长期性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性质也是有过正确认识的。他在1940年初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2]（P627）1948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也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我们的事情也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3]（P1474-1485）他在1945年党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4]（P1084）“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14]（P1117-1118）“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14]（P1083）“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4]（P1083）所有这些观点和论述，都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是有充分认识的，认为我们党虽然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但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需要。这跟列宁主张在十月革命以后要经历一个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很可惜，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些理论观点也没有坚持下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越来越急，采取的政策越来越“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不仅照搬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而且连续采取了“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更为严重的错误政策和做法，结果不仅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且破坏了生产力，导致1958—1978年20年间国民经济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和提高，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应有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P116）
上述情况表明，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建立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转变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未真正解决，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前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声誉。
邓小平同志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有丰富阅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前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沉痛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挽救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他在不同场合一再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P63）“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规划。”[1]（P252）“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P225）“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P379-380）从上面的引语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两大问题：第一，在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只经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而是需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三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和“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途径，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以上两点归结为一点，就是没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
正是基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没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邓小平同志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纲，“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P237）提出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373）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1]（P116）“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P63）我想，这些观点的深刻含义，就在于它们揭示了发展生产力对实现人类的解放，即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列为“三个代表”的首位，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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