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唐代论文,文书论文,西州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否存在部曲，其数量是多还是少，其身份是农奴还是贱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有关内容，我认为，唐代内地的贱口部曲已经很少，趋于绝迹；但在偏远的西州这种贱民口却有一定比例。
一
据不完全统计，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明确记载部曲的约有十件。其中之一即阿斯塔那42号墓出土的《唐永徽元年（650年）后某乡户口帐》第五断片：
（前略）
（后略）[①]
本件共记贱口337名。其中，部曲、客女共4人，约占贱口总数的1.2%。数量虽然不多，但这里明确把他们和奴婢并列统计为贱口，显然与《唐律疏议》规定的“奴婢、部曲不同良人之例”、“部曲妻及客女并与部曲同”[②]的卑贱身份相吻合。由此可见，唐朝法律规定了卑贱身份和法律待遇的部曲、客女，尽管在史籍中还找不到确切记载，但确实存在于西州地区。
上例是乡帐记载的部曲、客女，属于在籍贱口。另外，民间还有一些被隐匿不报的部曲、客女。如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的《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中，共记有9名部曲、客女。并在列举所括附的贱口之后，特别注明“右件部曲、客女、奴婢等，先漏不附籍帐，今并见在，请从手实为定，件录年名如前”[③]。显而易见，此件所列的部曲、客女，在被括附之前，曾被其主人隐匿不报。由此可见，唐代西州部曲、客女的实际数量要远多于籍帐的记载。
西州的这些部曲、客女被哪些人占有？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唐奴婢、部曲名籍》载：
（前缺）
（后缺）
本件第四行的“京宅”，是指长安的住宅。既然注明京宅，说明户主在西州还有住宅。这里是合计两宅的贱口名籍，除去缺漏部分不计，只残留部分明确记载的就有3名部曲、4名奴婢。所缺部分是否还有部曲难以断定，如果按其他籍帐的格式推断，缺漏部分无疑还是贱口，贱口总数至少10余人。这户拥有两地住宅、10余名贱口的人家，显然不是一般百姓。要么是入仕长安的西州豪族，要么是家居京师寄庄西州的高官。相对而言，入仕长安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家住京师而寄庄西州，按当时登记户籍的惯例，应该是户贯京师。其时寄庄户的落籍，手续很复杂。该件“部曲曹隆行”等，从姓氏上看，很可能是昭武九姓。[④]
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了一件《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
（前略）
1、肆户下上户
2、户韩君行年七十二老 部曲知富年廿九 宅一区 莱园坞舍一所
3、牸车牛两乘 青小麦捌硕 
粟肆拾硕。
4、户宋克俊年十六中 婢叶力年卅五丁 宅一区 莱园一亩 车牛一乘
5、牛大小二头 青小麦伍硕 粟拾硕。
6、户范小义年廿三 五品孙 弟思权年十九 婢柳叶年七十老 宅一区
7、粟十硕
8、户张君政年 七卫士 弟小钦年廿一白丁 赁房住 粟五硕
9、已 上 并 依 县[⑤]
本件共存4户下上户，分别记录了户主、人口、园宅、车畜、小麦、粟等。其中，老男韩君行有部曲1人。唐朝的户等，从贞观九年至唐末，都是“量其资产，定为九等”[⑥]。韩君行属于下上户，即七等户，应是普通百姓。由此可见，不仅是官贵，一般百姓也可能有部曲。
不仅如此，出土文书中还有寺观部曲的记载。阿斯塔那518号墓出土了《唐西州某县事目》：
（前缺）
（后缺）[⑦]
本件第五行有“寺观部曲”字样，意思是说将某县管辖的寺观部曲和中男一起点堪。点勘做什么，不太明了。唐朝规定，中男不当兵，但要服杂徭。这里或许是把寺观部曲和中男一起点勘服杂徭。寺观部曲和世俗部曲的同时存在，表明了西州部曲的普遍性。
这些广泛存在于西州的部曲有哪些用途？很多学者引《唐律疏议》“奴婢、部曲是为家仆”和《唐六典》“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贱口…口分永业不与焉”等条文论证部曲用于家内役使。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我以为不能一概而论。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唐载初元年（690年）西州高昌宁和才等户手实》之（三）载：
（前略）
4、户主翟急生年贰拾捌岁□□
5、妻安年贰拾贰岁 品子妻
6、故父妾史年贰拾陆岁 丁
7、女那胜年叁岁 黄女
8、乐事何豊吉年拾叁岁
9、部曲咎阿吐年贰拾壹岁 丁
10、右件人见有籍
（后略）[⑧]
本件第5行末有“品子妻”三字，因此推知第4行末所缺二字为“品子”。第8、9两行有乐事、部曲各1人。本件中的户主翟急生，作为品子，并无官职，其贱口或许是从故父那里继承来的。本件在统计该户人口后，又记录其所受田亩数：共有常田4亩，部田6亩，分布于城北、城西、城南三处。另有一段70步居住园宅。这些土地由谁耕作？本户在籍户口共6人，除妻妾幼女及尚无多大劳动能力的少年乐事外，只有户主和青年部曲2人。因此推定该户主不可能让年富力强的丁部曲留侍家内，而由自己一人奔波于四处田园。恐怕该部曲大多数时间是从事农业生产。
另外，据《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也能说明问题。本件分为两段，第1段括附漏口3批。其中，第2、3批末尾注明“已从寄庄处通”和“寄庄已从”字样。由此推知，这批漏口是从“寄生”括附的。第2段只1批，在末尾30多字的完整说明中不提“寄庄”，说明这批漏口括自一般居户。本件记录的是分两批括附的贱口，共66人。其中9名部曲、客女中，有7人注明是“寄庄括附”的。这里所谓寄庄，是指内地官贵设在西州的庄宅。寄庄上的部曲是主人在西州入乡随俗就地所得。这些寄庄上的部曲从事哪些劳作，唐长孺先生认为“可能是（不一定都是）庄田上的劳动者”[⑨]。唐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少奴婢、部曲、客女聚集于一些豪强官僚的田园庄宅里，主人不可能让他们养尊处优，只从事家内劳动。其中一部分是要参加农业生产的。
二
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64TAM29∶128号文书，文书整理组拟名为《唐果毅高运达等请过所（？）残文书：[12]
（前缺）
（后缺）
本件第3行“黎府”前面的字已缺。查《新唐书·地理志》和《二十五史补编》的唐折冲府考与折冲府补考，带“黎”字的共有二府，一是勘黎府，属于河东道潞州；二是合黎府。该府《新唐书·地理志》无记载。据清人钱人昕考证，属于陇右道甘州。因文书残缺，难以确切判定本件所记是勘黎府还是合黎府，但两府无疑均属内地。
我以为本件不是请过所文书，而应是当地验放行人（包括过所）后的记录（存档）。理由是：（一）请过所不可能几户一起请；（二）过所中的作人、奴婢，一定要具姓名或名字、年龄，而此件只具奴婢、作人数量，不具名年；（三）过所是由往来行人原籍签发，即使于西州新得奴婢、部曲，也不可能登上过所。而只能随带市券与西州当局牒文，配合原过所通行。
如果这种推测无误，那么，范小奴、藉
潘、□那尾达等都只是西州的过往行人（□藉潘、□那尾达似为从西往东的少数民族）。据该文书行文，部曲范小奴应是独自往来西州，其主高运达并未同行。高运达可能仍任职于□黎府，也可能率□黎府的府兵到西州军镇服兵役（征防之役）。部曲范小奴既然只是来往于西州的行人，那就表明其时内地也有贱口部曲存在。
但其时内地贱口部曲极少。王永兴先生在其《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条列了史籍关于唐代“部曲”的一些记载，主要有：
1、《旧唐书》卷15《宪宗记下》载：
（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壬戌，安南军乱，杀都护李象古，并家属部曲千余人，皆遇害。
2、《旧唐书》卷20上《昭宗记》载：（乾宁二年）十一月癸未朔，壬寅，王行瑜与其妻子部曲五百余人溃围出奔庆州。
3、《新唐书》卷177《冯宿传》载：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寿纵部曲夺民田，匿于军，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辄与文寿偕来，宿掩取，榜杀之。
4、《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乾元元年载：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庆绪使其将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归，咼于邺市。凡有谋归者，诛及种族，乃至部曲。州县官属，连坐死者甚众。……承恩多以私财募部曲。
5、《资治通鉴》卷222唐肃宗上元二年载：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考异曰：……蓟门纪乱曰：……鞫仁置酒与万年同饮，谓曰：“张尚书令杀弟，故相报。”万年稽首，但乞快死。鞫仁抗声曰：“只可兄弟谋取通儒，终不肯杀弟。”于是如震、万年领其部曲百余人入子城，斩通儒于子城南廊下，城中扰乱……。
6、《资治通鉴》卷223唐代宗广德二年载：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上召问方略，对曰：“……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
7、《资治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载：三月，……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
8、《文苑英华》卷531《判类》载：
婢判：
命官妇女阿刘氏，先是蒋恭家婢，被放为客女，怀阿刘娠，出嫁。恭死后，嫂将刘充女使，刘不伏，投匦诉。
对：
阿刘母先从侍儿，放为客女。梦蛇纳庆，先合候月之胎；附马申观，即就行霜之礼。才欣执盥，仍诞弄砖。既而李善主君，俄惊阚室；孔丘兄子，欲契宜家，遽拥妖妍，将充媵婢；徒为枉柳，终见称张。望彼刘闺，宁甘诵赋；均夫郑室，聊事薄言。论母既谢萱枝，按女即非桃叶。方欲指腹称贱，凭胎索婢，自可以大匹小，将古明今。刘氏若属蒋家，秦政须归吕族。据斯一节，足定百端。
部曲判：
己男准格不合取部曲妻，违者被绳，诉云：强干弱枝，窃将益利。未知合利否？
对：
国家每轸纳隍，偏忧边徼。在庸微之俗，隔良贱之婚。千头之奴，具传其号；百姓之女，罕闻其卜。故为罔冒，取陷刑书。何强干而弱枝，非爱人而治国。议事以制，非我博哉，斯之为宜，确乎不拔。
9、《太平广记》卷230器玩类王度条引异闻集：度家有奴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
10、《樊川文集》卷16《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闭门于荒僻之地，取容于里胥游徼之罪。部曲臧获，可以气凌鼠侵，又不能制止。
上述史料中，第8条乃虚拟的判词。第9条出自志怪小说，亦不必是真人真事[13]。第10条所言的“部曲臧获”乃泛指僮仆下人之属，不必确指贱口部曲与奴。除此之外，第1至第7各条所提到的“部曲”，皆为官僚私兵或者将帅扈从一类的武装部曲，而不同于贱口部曲。如第7条，“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险些被处死。这里所说的“部曲”就显然不是贱口部曲。因为《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律》规定：“‘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不限罪之轻重。‘故杀者，加一等’，谓非因殴打，本心故杀者，加一等，合徒一年半。其有愆犯，而因决罚致死及过失杀之者，并无罪”。辛京杲如果是因私忿杖杀己家的贱口部曲，有司必不至于劾奏其当死。有司议刑如此之重，是因为辛京杲纯粹是“因私忿”而不是因公罪杖杀其部属。至于李象古、王行瑜、郭子仪等的“部曲”，更显然是部属之意。
我们知道，“部曲”于两汉时期，本来只是一种军事编制，后来转义为部属、私兵等。南北朝时期，部曲同时也成为一种贱民的名称（很可能还是法定的名称）。但至唐代，史籍上所见的“部曲”又回到“部属”这一比较原始的含意[14]，而作为贱口的部曲，于史籍又几乎完全不见。这表明唐代内地贱口部曲已经极少。
三
唐代西州屡见于手实、户籍、乡帐的部曲从何而来，值得探讨。查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六国至麹氏高昌时期，该地并无部曲的记载。离西州很近的敦煌，西魏与唐代籍帐亦未见部曲。此或表明敦煌没有这种贱口。虽然《唐律疏议》规定了部曲、客女的贱口身份和法律地位，但唐代史籍中所见的“部曲”又几乎全非作为贱口的部曲。当然，《唐律疏议》关于部曲的条文，绝非专为西州而定。它作为一朝的法典，其有关部曲的内容很可能乃因袭前代有关部曲的规定。
那么，唐代西州颇为常见的贱口部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作以下推论。
第一，由“作人”转变而来。
朱雷先生在其《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一文中说：“由于作人的身份近于部曲，入唐以后，根据唐朝律令，在旧有隶属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旧时的作人都改为合乎唐令的部曲了”[15]。朱先生的推论很有见地。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麹氏高昌时期的官私文书，经常有“作人”的记载。这些“作人”，除了一部分是高昌政权征发的各种服役者、寺院的雇佣劳动者以外，不少属于另一种封建依附者。他们被当作财产，可以继承和买卖。他们有一定的私有经济，身份高于奴婢，低于一般农民，而接近于部曲。唐平高昌后，作为政府服役者及寺院雇佣劳动者的“作人”在西州被沿用。但近似部曲的“作人”却再没见记载。唐平高昌后，曾颁布《慰抚高昌文武诏》、《巡抚高昌诏》及《曲赦高昌部内诏》等慰抚诏书。但是都没涉及免贱为良问题。当然，不否认或许个别“作人”被主人释放为良。但是，就全区而言，在无政府诏令的前提下，不可能在短期内，所有“作人”同时被主人自愿放良。
和“作人”消失的同时，十大国至麹氏高昌时期没见记载，敦煌与内地罕见的贱口部曲，却屡见于西州的各种籍帐中。我认为，唐平高昌后，“作人”的突然消失和部曲的骤然出现不无联系。由于“作人”的身份近于部曲，唐律令中又有关于部曲的规定，因此，唐平高昌后就把“作人”改为有律令可依的部曲了。查吐鲁番出土文书，早期的文书中多有部曲却极少有客女。而据朱雷先生考证，“作人”都是男性。借此说明早期的部曲确实是由“作人”转变而来的。而稍晚的出土文书中客女的逐渐增多，则大多是通过婚姻及人口自然繁殖而来的。唐律令中就有这项规定。《唐律疏议》卷6《名例篇》、卷26《杂律篇》就规定：“其（部曲）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部曲之女亦是：犯罪皆与官户部曲同”。“若部曲妻虽娶良人女为，亦依部曲之坐”。
第二，由奴婢放免而来。
放奴婢为部曲、客女，自北周已有记载。周武帝建德六年曾下诏：“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掠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以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与民伍。若旧主人犹需共居，听留为部曲、客女”[①⑥]。唐承周隋旧制，相沿不改。《唐会要·奴婢篇》记载：“显庆二年十二月敕：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已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唐律疏议》允许主人放奴婢为部曲，或奴婢自赎为部曲。按唐律规定，部曲也只能是被释放的奴婢或部曲的子孙。若略卖、和诱、典质良人为部曲，其罪仅次于略良人为奴者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虽不见放奴婢为部曲、客女的确切记载，但从侧面似乎能说明这个问题。即贞观以前的籍帐中记载的贱口，没有部曲、客女，只有奴婢，而且数量很大。阿斯塔那103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十八年西州某乡户口帐》[17]记载，本乡总人口约1200多人，其中，婢72人。奴和奴婢总数缺。据同墓出土的《唐西州某乡户口帐》和前引《唐永徽元年某乡户口帐》推知，奴、婢的数量大体相等。因此，奴婢总数应在15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2%，比例很高。但永徽以后，数量逐渐减少。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的《唐神龙三年（707年）高县县崇化乡点籍样》中[18]，共存有50户，只1户有1婢。另外，考查从总章元年（668年）到开元十九年（731年）记户口的15件籍帐，总计34户人家中只3户有奴婢，共7人。比贞观年间大幅度减少了。于此同时，贞观年间不见记载的部曲、客女却出现于永徽年间的籍帐中，而且数量不断增多。在《永徽元年某乡户口帐》中，首次出现部曲，数量很少，只占贱口总数的1.2%。到武周年间数量大增。据《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部曲占贱口总数的14%。到开元年间，数量又有增加。如《开元十六年西州部曲白善虫等名籍残卷》中[19]，至少有7名部曲，而同时的许多籍帐中，家有奴婢的大多只1人。奴婢、部曲数量的一减一增非常明显。我以为奴婢的由多到少，和同时发生的部曲、客女由无到有、由少到多不无联系。那些日渐消失的奴婢，或许有的被放免为良。但大部分可能被释放为部曲、客女，仍被主人作为依附者役使。
注释：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228—229页。
②《唐律疏议》卷2《名例篇》；卷17《贼盗篇》。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58—463页。
④《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94页有关过所的文书，就有许多曹氏作人。
⑤《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97—103页。
⑥《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
⑦《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345页。
⑧《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20—421页。
⑨《唐西州诸户口帐试释》，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⑩《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16—22页。
[1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414—440页。
[1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105—106页。
[13]据《异闻集》所言，豹生于西魏至隋朝时为苏氏（苏绰——苏威）部曲。至隋唐之际（即王度生活的时代）始沦为奴。《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规定：“放奴婢为部曲、客女，而压为贱者……合徒一年。仍并改正，从其本色”。可见，唐朝严禁压部曲为奴。由此推论，豹生的由部曲转化为奴，也不大可能为唐朝事。
[14]《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仆固）怀恩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新唐书》卷一五一《陆长源传》记：汝州军乱，宋州刺史刘全谆“杀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希烈传》载，李希烈叛乱，“神策军使白志贞又献策谋，令尝为节度、都团练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马，令刘德信总之讨希烈”。上述诸例所言的部曲亦为部属之意。
[15]《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6]《周书》卷6《武帝纪下》。
[1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214页。
[1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68页。
[19]《敦煌资料》第1期，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