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细说民营企业生死时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速论文,民营企业论文,生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仑印象
印象一：
第一次采访冯仑是1999年的夏天。
在那间颇为典雅、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房里，记者与冯仑探讨当时企业界最为热门的话题——资本运营。
印象中较为深刻的是，冯仑对当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长环境抱怨不已，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冯仑屡屡提到“制度成本”一词，譬如：
“在中国做企业，制度成本远远高于财务成本。财务成本是可计算、可控制的，而制度成本是不可计量、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很多外国公司在中国买了企业后都没有做成功，为什么？不是他们不会算账，而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制度成本。就象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科长就能让你一个企业亏损10年，这就是制度成本。”
“我们过去并购了那么多的企业，但只要一并购国有企业，他们就告我，复印机一开告状信就是几百封、上千封，你要应付这些事儿就没办法赚钱了。”
“在通常情况下，制度成本是趋向无限大的，你搞定了这个，搞不定那个，本来是1块钱的财务成本最后可能变成10块钱的制度成本，但在垄断、特权的情况下，制度成本是负的，就是说应该有的磨擦都没有了。这就表现为寻租和超额利润。”
文章发表后，很多民营企业家深有同感，一些读者甚至拿着刊物找到编辑部，对冯仑的观点给予声援。冯仑这位已是人到中年的企业家也因此给记者留下了“愤怒的青年”的印象。
2002年1月下旬，记者再次采访冯仑时，发现他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很有信心”。
看来，两年多的光景里，与时俱进已经发生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政府如此，冯仑亦是如此。
印象二：
在中国90年代崛起的企业家中，冯仑的能言善侃是出了名的。在这方面，能与其并左的可能只有万科的王石。
冯仑经常在一些似乎是互不关联的事物之间找到结合点，他最喜欢用爱情和婚姻做比喻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一个优秀公司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冯仑的说法是，好公司的商业模式应该是简单的，“自己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别人一眼就能看清楚，不能象爱情一样朦朦胧胧地，老是自己也说不清楚别人也理解不了，你去看很多小姑娘写了好几本书，你都搞不清楚她要告诉你什么。”
在谈到中国企业家对企业的终极伦理追求时，冯仑又说，中国人办企业给企业赋予的东西太多，就象不美满的婚姻总是太太对婚姻预期要解决的东西太多，你不能指望婚姻解决所有的问题：性、感情、财富等，凡是希望通过婚姻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最后总是失败的。
2001年秋，冯仑重返自己当年的创业发迹之地——海南，在因为举办了亚洲高峰论坛而闻名于世的渡假胜地博鳌，他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就象看到初恋的情人，虽很激动但不后悔当初的退出。”
还有诸如“满街都是爱情的书，满街都是不幸的婚姻，满街都是管理的书，满街都是破产的企业。”等等。
不知生意场上所向披靡的冯仑，是不是在情场上遭遇过同样的感受才做出如此精巧、令人咋舌的比喻来？
入世：几家欢乐几家愁
记者：您怎样看入世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状态，是生存还是死亡？
冯仑：民营企业多数会生存下来，因为生存的标准比较低，相当于在城里呆不住就跑到乡下，乡下富裕的地方呆不住就跑到穷困的地方。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部分都还没有现代化，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且都是在一些非主导性行业，处于非支配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WTO来了，也没人和它们竞争，就好比是麦当劳再多，饺子铺也还能再开。
记者：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有点过于乐观？
冯仑：WTO可能对民营企业的另一部分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就是那些已经有一些规模，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政府的支持或地方政府的扶持，享受了很多优惠政策，然后通过在一些不规则的体制空间当中用一些特殊的办法生存下来的企业，他们目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第一，现在这些特殊政策没有了。第二，现在整个国有企业也在加大改制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体制上的差距应该说比原来缩小了，经营环境的差距也在缩小。现在是谁都不能吃独食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压力也就大了。
以我们参股的民生银行来看，民生银行在过去的几年里，先是中国第一家由民营企业入股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试点单位，那个时候地方商业银行还没有发展起来，国有商业银行也比较死板，加上上市使它处于一个领跑的位置，这些都给民生银行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遇。但现在WTO来了以后，各地商业银行都会出现一个横向的兼并过程，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又要寻找战略投资人，国有商业银行包括中银已经重组完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人民银行最近给的信息，很快就要大力推行股份化和寻找多样的投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银行突然发现自己规模很小，前几天民生银行的董事会上，大家在讨论我们现在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虽然它现在还有独特性：规模虽小但烂账少，不良资产比例是最低的，另外我们的市场化程度相对高，但正象我们的一个投资顾问讲的，民生银行的独特优势正在蒸发。
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有些规模的、前些年靠一些特殊政策和不规则的体制给予的发展机遇发展起来的大中型民营企业来讲，现在的压力是最大的。他们现在往往还没有回过神来，这部分民营企业实际上最需要先思考WTO问题。至于开饺子铺的这些中小企业，我觉得缓个三年、五年都没什么问题，WTO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些开饺子铺的，生意没准会更好。
什么样的企业是好企业？
记者：但万通肯定是不属于开饺子铺的这类企业。
冯仑：万通这几年不是靠特殊政策发展起来的，我们一开始就是民营，我们在努力适应政策环境的同时，又要在政策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要有前瞻性。所以我们在93年完成了产权问题的改革，同时又在北京做定向募集，做了股份公司。入世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第一，在商务活动中按照国际语言和国际上的商务语言来说话。你面对的是整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你谈问题的时候不能总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谈商务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公司变成国际标准的插座，国际上的标准插座都是三相的，而我们却老是用两相插座，所以没有办法和人对接。从前年开始，我们请德勤来审计我们，也就是说从财务上我们先按国际上的标准来做。第二，在去年董事会换届的时候，我们在原有独立董事的基础上，把独立董事的功能进一步加强了。所以我们请了首创的老总还有中信的一个付总来做我们的独立董事。第三，我们为所有的部门请了最好的教练，进行强行的训练和提升。
所以，在中国做企业的第一步是搞活，这个万通已经做到了。第二步是搞好。搞好就必须推行公司的现代化过程。搞活不一定能赚钱，国外大部分亏损企业都是搞活的民营企业，国内很多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民营企业，也都是亏损企业。所以搞活不一定能使企业赚钱，只是赚钱的一个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搞好。搞好是什么标准，就是实现公司的现代化，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来行为做事。
记者：在您看来，好公司的标准是什么？
冯仑：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需要跨越的阴沟暗道很多，因此企业的很多东西是外人看不懂自己也说得比较复杂。所以，要把企业变简单、变透明。
我们总结出来的好公司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在商业模式上，自己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别人一眼就能看清楚。譬如可口可乐公司，它没有因为第一秒种要支付3万美金的广告费自己就去做个广告公司，也没有因为它要用那么多的罐就去开个罐公司。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却不是这样，做了很多生意，却不研究商业模式，结果造成企业内部资源的极度分散，核心竞争能力也不能形成。最典型的就是南德，自己说一天也说不清楚，别人看几年也看不明白。
从我们万通来讲，我们是做房地产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房屋供应商与服务商，说的再俗一点就是盖房子的。
企业家不是赚钱的
记者：我记得我曾看过一篇采访潘石屹的文章，潘石屹在解释当年离开万通的原因时说，当时他只对盖房子感兴趣，而您对拍电影啊、出书啊这些文化事业很感兴趣。我也知道万通在过去的几年里，的确也曾投资过一些诸如拍电影啊等文化事业。那么，现在是不是说万通今后将放弃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冯仑：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确是对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很感兴趣，但我今天是作为万通的董事长来和你交流。作为我个人，我有点闲钱我还会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我不会把我的个人偏好强加给股东，我用我自己的钱去做，和别的股东不扯。而且即使是投资也是按照我刚刚说的标准来做，就是商业模式要简单，不能复杂。作为万通，今后就是盖房子，至少在我看到的未来不会再去干别的事情。
记者：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对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来说可能是个挑战。
冯仑：的确，但必须这样。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一个连续稳定的正向积累，一系列正向积累的事情累积起来就变成了业，否则每个事儿都不相连，北京人叫事妈，这实际上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高。
我现在才发现企业家不是赚钱的，就相当于运动员不是锻炼身体的一样。什么人才是锻炼身体的，每天早上跑操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他们才是。但奥林匹克的冠军不是锻炼身体的，他们是竞技。他们的身体已经很好了，但他们每天早上要跑几万米，这可能不仅无益于身体的健康，而且会损害身体，但他们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所以，我想通了，打工的才是赚钱，企业家是竞技者，是挣钱的竞技者，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办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什么的。
在阳光下赚钱
记者：您觉得入世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亟需在那些方面完善自己？
冯仑：企业家对企业的终极伦理追求非常重要。要在阳光下去挣钱，然后在阳光下去发展。这就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我们过去习惯于在阴天通过服兴奋剂来赚钱，然后价值伦理呢老不觉得有阳光感，对民营企业家来说，你不是在阳光下赚的钱就不会有阳光心态。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要有阳光工程，民营企业家要有阳光心态。该交的税要交，该对员工负责的就负责。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家，他们的心态很好，很磊落，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要想把企业做好，在价值伦理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逐渐转过来。
我们很多开餐馆的包括海外的华人餐馆，经常是为了避税而使用现金，这都不是阳光心态。这样是办不了麦当劳的，麦当劳一定是交税的。那些大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从来没有想到不交税，他们第一服从当地的法律，第二尊重当地的文化，第三就是纳税支持当地政府。跨国公司的这些文化是非常顽固的，这是他们能够扩张到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注意这一点，总是想通过暗箱操作的博奕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
记者：除此之外呢？
冯仑：最近张维迎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外国的企业是三流的人才办二流的事情挣一流的钱。而中国的企业往往是一流的人才办二流的事情挣三流的钱。所谓三流的钱就不是阳光的钱，而且这个钱挣不到老板的口袋里，中途就被人劫走了，这话我非常赞成。
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民营企业，公司内一流的人才太多，一流人才是什么，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只有他能办，只有他能搞定这个领导，于是他就成了一流的人才。他搞定了领导之后他就毁坏你这个体制，就卷着钱跑了。所以要建立一流的体制，不能是咱村的体制，出了村外村就不认了。你看那些大的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销售可以占到50%以上，钱照样往回流，就是因为有了一流的体制。
记者：您觉得在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企业的自身还是来自企业的外部环境？
冯仑：肯定是来自企业的内部。人必自强而后强人，我们一定要反求诸己，把自己的企业先做得非常好，先什么话也别说，赶紧现代化。那么，是不是企业现代化了就能赚钱了呢？也不是，美国的安龙公司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还是亏损。所以，企业要走上挣钱的必由之路、走向财富殿堂的必由之路，市场化的改革是一步，现代化又是一步，然后还有战略规划、资本市场的安排、人员训练、产品研发等等。你把这些都做好了，是不是就可以赚钱了呢，也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赚钱的概率也只有70%，剩下的30%是什么呢，是机遇，一个“9·11事件”就可以让你前功尽弃。
所以，我说我们作为企业的竞技者参与市场的竞争，即使我们每天刻苦地训练但也未必能拿到金牌，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每天也在超强度地训练，但至少我们要进入决赛圈。
记者：您怎样看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一直出不了大企业家这个问题？
冯仑：首先我觉得你这个命题不对。只能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出的大企业家不够多，但绝不是没有。譬如在房地产业，大陆的房地产肯定比台湾的大，而大陆的房地产历史才十几年，台湾从民国时候就有。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我们的市场足够地大，加上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因此，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大企业家的数量会成倍地增多。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现的大企业也就是最近5年的事情，为什么？除了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外，就是我们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由于改革的加速，会催生、孕育出更多的大企业家，至少在房地产上我们超过台湾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只能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产生大企业家的数量不够多，速度不够快，但由于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我坚信中国产生大企业家的时代已经真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