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歌序言的文体演变_魏晋南北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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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1-102-07

序是我国古代文体之一。序的产生比较晚,先秦未见有序文①,严格意义上的序文,在两汉时期才出现,且多是在经史子书之中,如《毛诗序》、《尚书序》、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等。集部作品之序,在两汉也已出现,主要是赋序和文序。序文在魏晋时期,蔚为大观。

最初的序文,就是对书、文等著述进行说明的文字②,即所谓序跋之文,后来又出现了与著述关系不大或全无关系的作品,即所谓赠序等③。魏晋南北朝是序文创作发生量变和质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序文由著述的附庸渐成独立的文章,一些优秀序文,渐由某部著作或某一诗文的说明性文字发展为具备了相当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诗序最具有代表性,最能说明魏晋南北朝序文在文体上的发展变化,反映序体文由汉魏时期的纯粹序跋文字,向唐宋时期赠序文变化的轨迹。本文拟就魏晋南北朝诗序的文体发展作一探讨,窥斑见豹,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序文的文学演进过程。

两汉是序文的初创时期,作品的数量和种类都还不够丰富。这一时期的序文,基本都是典型的“序典籍之所作”④,主要是交AI写作作缘由、内容等。著作之序,有些还要交代体例、目次等。

现存两汉序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汉文》和《全后汉文》所载约有七十余篇,另有因体例而未载录的《毛诗序》、《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等。汉代序文的种类,主要有书序、文序、赋序、诗序等。汉代书序既有经史子著作之序,也包括其他杂著之序。经史著作之序有两种情况:一是汉人为解说经意,而针对某篇作品所作之序,如《诗经》每篇前的“小序”。二是为辨章学术而置于史书中各具体部分的序,如《汉书·艺文志》各略的序。汉人已开始为赋、文等集部作品置序。文如《移书让太常博士》、《四子讲德论》、《封燕然山铭》、《四皓颂》、《几铭》等;赋如《长门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两都赋》等都有小序。

汉代集部单篇作品之序中,赋序最为丰富。许多赋作都有一小段序言性文字。这些文字,有的只有简略的三言两语,不能独立成篇,有的却已是一篇较为完整的文章了。《文选》所录的贾谊《吊屈原文》《鹏鸟赋》都有小序,交AI写作作原因等,但就序文的语气推测,则原序未必出于贾谊之手。直到西汉中期司马相如等人的赋,如《子虚》、《上林》之类,都没有专门的序文部分。司马相如《长门赋》有序,但其赋若为相如作,序文亦当是后人所补⑤。与赋文一体,出于同一作者手笔的赋序,大约在两汉之际才出现。《文选》所录扬雄《甘泉》、《羽猎》、《长杨》等赋均有序,有些序是扬雄本人所作的可能性已比较大⑥。而东汉初班固的《两都赋序》等,则无疑出于赋作者之手。《两都赋序》有一定篇幅,在意思的表达上,也基本能自足,但还是依附于赋文,没有独立成篇。历代的各种选本,一般不单选此序,也说明了这一点。

两汉时期,还有少量作品,虽未标明为序,却有序文实质,如王充《论衡》的《自纪篇》之类。更为特殊的是,个别作品,标名为“序”,却与序体“序典籍之所作”并不相符,如刘向《新序》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序文的大发展时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收录的魏晋南北朝序文,就数量来看,几乎是两汉时期的十倍,类型也较前要丰富得多。并且,无论是两汉传统的序文类型,还是新起的序文类型,都在文体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与两汉序文呈现出不同面貌,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序文才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独立文体。

以《毛诗序》、《尚书序》等为代表的阐释经学著作的汉代序文,在六朝仍有广泛影响。《文选》所选九篇序文中,汉代的仅选此二序,并继之以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文选》选文,排除经、史、子之作,而以集部之作为主,注意到作品的审美性,注重辞藻。总的说来,编选者对“文”之特性有明确认识,认为文章创作由质趋华,“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肯定文学的娱玩功能,“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而“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⑦,也不仅是选辑赞论序述的标准,同时也反映了选录时总的思想倾向。《文选》序体中选入的几篇经传的序,自身并非经传,合乎选文标准。这些作品既是序文名篇,也是序文文体发展中的代表作。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在后世也极受推重。太史公在序文中,不仅交代著作缘由、体例、目次等,而且叙身世、述情怀的写法,在魏晋南北朝序文中也得到继承。但自序之体,在六朝发生了较大变化。一种是与述著作之意有关的,如萧子显的《自序》,虽不再是述所作内容、目次等,但说的还是诗赋写作之事。另一种则与著作无关,而是自抒胸臆之文。江淹《自序传》实为江淹的自传,刘峻《自序》只存末节。“概观平生,发为深叹,略如史传末之有论、赞或碑志末之有铭词。”⑧这种自序,与序文实非一体。其名出自《太史公自序》,其体承《太史公自序》、《汉书·自叙》等自述身世之意,但不涉及著作的内容,而纯为自传体。《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杂文部”就将江淹《自序传》归入史传之类,表明唐人对六朝自序文体性质的认识。

与两汉一样,赋、文之序也是魏晋南北朝序文的重要类型。这一时期的赋、文之序,不仅数量多,而且文体的独立性和文学性都得到加强。有的作品序存赋亡,序成了文学史上的名篇,赋作却已失传,如陆机《豪士赋序》之类;有的作品,序文的艺术性和知名程度都在正文之上,如潘岳《马訮督诔序》、颜延之《陶征士诔序》之类;有的序文,与正文同样传之不朽,如庾信《哀江南赋序》等。而在序的众多类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创新性、文体变化最大的,还是诗序。

两汉时期的诗序,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毛诗序》、《离骚序》等,但这种后人为阐释《诗经》、楚辞作品而作的序,和本文所讨论的诗序不是一个性质。现存的两汉诗作也有置序的,但这些序不一定是作者作诗时同时所作,很可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如《文选》收录的汉武帝《秋风辞》和张衡《四愁诗》的序。《秋风辞》序云: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

仅从行文语气,便可推测出此段文字不出于刘彻之手。《四愁诗》序云:

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以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辞曰。

就行文语气揣测,后人增补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一般的看法,认为此序不出自张衡之手,而是后人伪托⑨。这种由他人撷取相关资料,为原诗增补序文的做法,与有些汉赋由他人增补序文的性质是相同的。诗赋中这种他人所拟的说明性序文的出现,可能间接受到汉儒为阐释《诗经》中每一篇作品的创作背景、题旨等而作序的影响。这种产生原因和部分内容类似于《诗小序》的诗序,和本文论述的诗序有所不同。本文着重讨论作诗者自己创作的,或是为宴游赋诗而创作的诗序。这类诗序在两汉时期还没有出现。

出于作诗者之手,与诗作同时写作的诗序,出现在三国时期。但现存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有序的数量还很少,只有曹丕《寡妇诗》、曹植《赠白马王彪诗》等。另外,曹植《离友诗序》、周昭《赠孙奇诗序》等,有诗序而诗不存。写诗时置序还未成为一种风气,而且此时的诗序,也还只是说明诗歌写作背景等的简略文字,不能独立成文。

曹丕《寡妇诗序》⑩:

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

曹植《于圈城作赠白马王彪诗序》(11):

黄初四年正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曹植《离友诗序》:

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

周昭《赠孙奇诗序》:

散骑侍郎武骑都尉孙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诗一篇,美而讽之。

曹植两序,较曹丕和周昭的序篇幅稍长,叙述也更丰富一些,但序仅是诗的附庸,还不能独立成篇,与书序、赋序等的成熟体制还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诗序基本上还处于发轫阶段。

两晋时期,诗序数量增加。不过,单篇诗序在文体上与曹植等人的序相较,变化还不是很大。(12)这一时期,文体上有极大发展的是诗集序。其中有些诗集序,不仅篇幅加长,独立成文,内容上也不再局限于叙述说明写作缘起之类,而往往借题发挥,自抒胸臆。

诗集序的出现,不仅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集部著作大量产生有关,更重要的催化剂是当时文人的宴游风气。两晋时期,现知为宴游集体赋诗所作的序有七篇,但其中陆机《皇太子请宴诗序》、潘尼《七月七日玄圃园诗序》、程咸《华林园诗序》、李暠《上巳曲水宴诗序》都只存篇题或一二残句。全序保存完好的是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这三篇序是为两晋最著名的金谷之游和兰亭之游所赋诗作的序,很能反映两晋诗序的形式特点、发展过程,以及诗序与所赋诗之关系。

石崇《金谷诗序》(12):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椎、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阁,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成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之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日陈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

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14)。《金谷诗序》以叙事为主,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则主要是议论,都具有序的文体特点。两文相距几十年,文体上的变化比较明显。石作虽然结构完整、叙述丰富,是一篇隽永的短文,但还是围绕宴集之地,宴集之乐,作诗之由在写。孙作以议论发端,中间兴会感慨,末仅以“谅歌咏之有由”点出为诗作序之意。序是为兰亭赋诗所作,但重点却放在抒发胸臆感慨上,这样的序其实可以脱离诗集而单行。

与孙绰所作同时的王羲之《兰亭诗序》,更为世所习见。兰亭已矣,兰亭之会和兰亭诗都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少被人提起,但王羲之的序文却历久弥新,今天仍为中学语文课本必选篇目。孙、王《兰亭诗序》的出现,标志着诗序作为一种可以脱离诗而存在的独立文体已经成熟。石崇之作,除直述集会赋诗的事实外,已有少量生发开来的描写议论,孙、王的序,则以描写、抒情、议论为主,叙集会赋诗之事为辅。《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王羲之序,只节略其中第一部分叙修禊兰亭、少长咸集、畅叙幽情的内容,并添加一段叙与会者名氏人数之语,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标为《临河叙》。《临河叙》与《兰亭诗序》两种文本比较,在文体上,一为诗之附庸,一是独立之文。诗序发展至此,在文体上,已与唐代诗序《滕王阁序》之类相同,并开赠序等类型的先河。

南朝诗序创作更为丰富。诗序作为独立文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游宴赋诗之序,最著名的就是《文选》所选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颜、王二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15)为赋诗作序,只是其写作起因,在全文最末以三言两语点出。全文纯是以丽辞藻绘美盛德之形容,当时人也将其作为独立之文来称赏。(16)

南朝不仅有宴游集会的诗序名篇,和文集序创作的丰富多彩一样,诗集序的创作,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徐陵为《玉台新咏》所作的序,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种诗集序和文集序一样,不一定是诗人自拟,所序之诗也不一定是同时代人的创作。但六朝及其后的诗文集序,和经史著作之序,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文选》所选九篇序,经书序三篇,虽也有文采,但还是以阐释经传为主,不能称为文学作品。集部之序六篇,均以文采见长,大多可称美文。

魏晋南北朝序文作品丰富,名篇佳制不少。但这一时期,人们对序文认识的加深,与诗序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文体的过程是一致的。

序文在魏晋南北朝论文体的著述中,没有重要的位置。《典论·论文》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文赋》所涉的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均未论及序。挚虞《文章流别论》是“以文体为纲者”(17),所涉及文体应当比较多,惜今只存少量佚文,涉及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等,有些是《典论·论文》和《文赋》没有论及的,而且论述文体性质、源流、利弊等比较充分,见解也有可取之处,对后来的《文心雕龙》等论文体当有影响。只是不知是否曾论及序文。李充《翰林论》也已散佚,仅存的十余条有多处涉及文体,但也未见对序的论述。任昉《文章缘起》探讨“文章名之始”,“凡八十四题”(18),但原书已佚,不知是否有序文之体,而现存的《文章缘起序》直接说到的,则仅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

《文心雕龙》中序文出现了,但刘勰并未对这一文体展开讨论。《文心雕龙》上半部,除了几篇总论外,主要是论文体。但篇题涉及的34种文体中没有“序”。这34种文体,往往又是子类繁多。《文心雕龙》全书只在《宗经》概而言之:“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又在《论说》篇有“序者次事”一句。刘勰未将序像其他34种文体那样,作为单独一体,从名称含义、文体源流、作家作品等各方面进行论述。与《文心雕龙》不同,《文选》给予序文重要的位置,选文9篇,在《文选》所选文类各体中,是选文较多的文体之一,反映了当时序文在各类文体中的重要地位和创作成就。

在序文作品十分丰富的时代,《文心雕龙》忽视序体,《文选》注重序体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两书论文重视的时代不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心雕龙》和《文选》论文的时代上限大致相同,下限则有明显的区别。《文心雕龙》给予先秦经、史、子著述和汉魏作品的评论较多,而《文选》则更广泛地选录了齐梁当代的文章创作。《文心雕龙》在论述各体文章时,所举例文大多以汉魏晋文章为主,或溯源到先秦,或追流到东晋,对宋齐时的创作则阙而不论。对此,刘勰自陈是“世近易明,无劳甄序”(19),纪昀则认为“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20)。无论怎样,《文心雕龙》论文,对近代作品涉及较少是事实。和《文心雕龙》对近代辞人略而不论不同,《文选》对近代的宋齐作家和梁朝当代作家,给予了与汉晋作家同等甚至更多的重视。《文选》不录存者之文,在不违反体例的前提下,《文选》尽可能地选录了当代最新创作。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序文兴起于汉代,其时篇幅长,可独立成篇之作往往是经史著作之序。集部可脱离所序之作,单篇独立的序,大约到东晋时期诗序文体发展成熟时才出现。《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的作品断代不同,对序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从《文心雕龙》将序放在《论说》篇附带说明,并强调“序者次事”来看,刘勰认为序还是以叙事议论述著作之由。《文选》因为重视近世之作,自然也就注意到东晋以来,序文渐成言志抒情的重要文体这一新现象。

《文心雕龙》对序文的忽视,《文选》对序文的重视,都与序文文体的逐步成熟有着密切关系。产生于两汉的序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完全发展成熟。而这一发展变化的关键,是由于别开生面的宴集诗序的出现和成熟。自此,序文文体更为丰富,更具文学性,进一步发展后,在唐代才产生与典籍之作毫无关系的新序文。

魏晋南北朝诗序对唐代序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文苑英华》卷六九九至卷七三三,共收录序文40卷。文集序9卷,游宴4卷,诗集3卷,诗序3卷,饯送16卷,赠、别1卷,杂序4卷,主要是唐代作品,也有个别唐代以前的作品。《文苑英华》所列,包罗了唐代序文的各种类型。这些类型,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成熟,或在魏晋南北朝序文中能找到渊源。其中大多数类型都与魏晋南北朝诗序有关。

《文苑英华》的诗集序是诗歌总集、选集、别集之序。诗序则是作者为自己诗歌所作的序。这两种类型在六朝都有,继承关系明显。饯送、游宴、赠、别四类,占《文苑英华》序文半数以上。这是唐代最具新意的序文类型。《文苑英华》区别序文应用场合和写作目的很细,饯送、赠、别,笼统而言,都可归入《古文辞类纂》赠序类。《古文辞类纂》所收赠序均为韩愈作品,有以“赠”标题的,如《赠张童子序》、《赠崔复州序》,更多是以“送”标题的。

《文苑英华》“饯送”、“赠”、“别”三类,分别以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欧阳詹《赠陈八秀才赴举》、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士宴序》为首。姚鼐也说“唐初赠人始以序名”(21)。赠序之体,始于唐代,并呈蔚为大观之势。但其文体渊源,则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诗序。魏晋南北朝诗序,往往有以赠人、别人为标题的,如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周昭《赠孙奇诗序》、傅咸《赠何劭王济诗序》、潘尼《赠二李郎诗序》、陆机《赠弟士龙诗序》、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序》、《赠羊长史诗序》、谢灵运《赠宣远诗序》等。这些诗序,有的是为赠人诗而作,有的则是为赠别诗而作,虽然重点在诗不在序,序言只是个引子,与唐代赠序文体还有不同,但在一些基本要素上却有相同之处。

陆机《赠弟士龙诗序》:

余弱年夙孤,与弟士龙衔衅丧庭。续会逼王命,墨绖即戎。时并萦发,悼心告别。渐历八载,家邦颠覆,凡厥同生,凋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兴哀。而龙又先在四时,迫当祖载,二昆不容逍遥。衔痛东徂,遗情西暮,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

潘尼《赠二李郎诗序》:

元康六年书吏部郎汝南李光彦迁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迁平阳太守。此二予皆弱冠知名,历职显要,旬月之间,继踵名郡。离俭剧之勤,就放旷之逸,枕鸣琴以俟远致。离别之际,各斐然赋诗。

上引二序,都是君子赠人以言之作,与唐代赠序的写作目的是相同的,只是与赠诗的关系更为密切。唐代许多赠序,虽然篇幅更长,但最后都提到以诗赠人。《文苑英华》有16卷饯送序,1卷赠、别序,篇末大多提到以诗赠人之意。如“饯送一”各篇末都有类似语句:“一言均赋,四韵俱成”,“一言俱成,四韵云尔”,“各赋一言,俱题六韵”,“各写四韵,共写别怀”,“赠子以言,空有离前四十韵”,“各赋诗叙离道意去尔”,等等。可见,赠序之文,虽在唐代成为独立的文体,却是从魏晋南北朝赠诗序演化而来的。

唐代的“游宴”序,与魏晋南北朝宴集诗序的关系更为明确。唐代的“游宴”序,叙游宴之事,抒发感慨,文末交代游宴者赋诗言志,写作格式与六朝宴集诗序如出一辙。所涉及的游宴活动环境也和六朝诗序差不多,或是如金谷之游这种饯别之游,或是如兰亭会这种文人士大夫的郊野雅集,或是如芳林园、华林园中的宫廷、官场侍宴。虽然魏晋南北朝还没有出现能与唐代作品相提并论的赠序之体,但此时宴序之文却已发展成熟,只是在唐代创作更为广泛而已。

收稿日期:2007-07-30

注释:

①姚鼐:“《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古文辞类纂》,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2页)但《诗》、《书》之序或为汉儒作,《庄》、《荀》之文,“未以序名篇……不属于序文性质”(诸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②孔安国《尚书序》:“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38页)徐师曾《文体明辨》:“《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文体序说三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版,笫91页)

③《古文辞类纂》将序跋和赠序分开,列为两种文体。并在《古文辞类纂序》中,对序跋和赠序的不同渊源有分析。我认为二者性质虽有所不同,但赠序是序文文体发展的产物。

④王应麟:《玉海附辞学指南》(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⑤该赋在萧统《文选》中,题为司马相如作。对此后人多有疑义,质疑的主要依据是赋序中称汉武庙号,言陈后复幸与史实不符等。较为学界接受的看法是,序文并不是赋作原有之序,而是后人所加。

⑥《长杨赋序》行文语气,与赋作一致。《甘泉赋序》《羽猎赋序》均明确交代“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聊因校猎,赋以风之”,表明赋作于随侍成帝甘泉宫和校猎后。而序文称“孝成帝时”,用成帝谥称,则序文又可能作于成帝薨后。不知是“孝成帝时”几字为后来所加,还是赋序与赋文不是同时创作。

⑦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页。

⑧罗国威:《刘孝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序乃后人伪托,而非衡所作,王观国《学林》辨之甚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80页。

⑩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403页。

(1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文所引序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该书。

(12)西晋陆机、潘岳等人的诗,一般还是无序,但两晋现存单篇诗作之序,比三国时多。东晋末陶渊明诗有序的比较多,现存诗有十多首有序。但陶诗之序,往往三言两语。只有《游斜川诗序》等文字稍多,自然清新,可算是白描小品文。

(13)石崇之序,《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水经注·谷水注》、《艺文类聚》卷九、《文选》的《别赋》李善注、潘岳《金谷集诗》李善注、《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九等都有引文,但繁简不一,文字颇有不同。此处引文出自《世说新语·品藻》注,应是较为完备之文,原文“序”作“叙”。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疏云:“以《御览》证之,知其所刊削者多矣。”然《御览》多出《世说新语》注者,也仅“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几句。余疏又引《续古文苑》云“(《金谷诗序》中)盖三十人皆有爵里名氏,《品藻篇》不曾备引。”即便叙爵里名氏之语,与正文关涉亦不大。引文应基本反映诗序原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吴讷、徐师曾:《文体序说三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5)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1页。

(16)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

(17)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18)任昉:《文章缘起序》,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2页。

(19)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页。

(20)转引自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卷,第600页。

(21)姚鼐:《古文辞类纂》,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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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诗歌序言的文体演变_魏晋南北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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