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现状及其对政局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政局论文,其对论文,现状及论文,社会阶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2)03－0007－07
台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相对均富的“橄榄型”社会。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遭遇困境，加上蓝绿政党在政治上的恶斗不止，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凸显，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居高不下，致使贫困人口增多，使得岛内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萎缩，开始呈现“M”型社会的某些特征。在此背景下，台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各个阶层不断分化、重组、整合，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特点。这一动向不仅影响到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对台湾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拟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当前台湾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向、影响因素及对岛内政治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理论架构与分析路径
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阶层”和“阶层关系”、“阶层分化”，国内外很多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定义。“阶级”和“阶层”都是社会分层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的差别。“阶级”更多的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畴，而“阶层”是一个带有社会学特点的概念；阶级是一个较为宏观性、持久性的概念，而阶层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根据列宁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而“阶层”被认为“是一个由诸多共同利益和强烈集团意识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的群体”，“它代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和利益，它涉及社会各种资源的分配以及在分配中存在的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②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也可能处于某一相同的社会阶层。
既然社会可以分为不同的阶层，就必然会形成一定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这种结构和关系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动态的变化和调整，这种过程我们称之为“阶层分化”。有学者指出，“阶层分化是一个用来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动态变化的概念，是指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移动现象，这种移动包括垂直和水平两种方式。垂直方式表现为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纵向流动，其实质是其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水平方式表现为社会成员从原阶层中分化出来或原有阶层分化出新的阶层，其实质是原有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和细密化”。③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阶层分化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④由此可见，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博弈和资源分配的过程，是阶层关系最明显的表现特征。
台湾是一个阶层结构相对清晰的社会。根据马克斯·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戴维斯、莫尔等西方学者对阶层划分的三个指标，即经济资源、政治权力、职业声望，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将台湾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三个主要阶层。从微观上则可以进一步根据职业、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不同的划分标准细分为大资本家、有广泛影响力的各界精英(上层)，普通军公教人员、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中小企业主、工商业人士(中层)，农渔民阶层、劳工阶层、社会弱势群体(下层)等。近20年来，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的深化，上述阶层在垂直和水平两个面向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变革和结构转型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是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会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反作用力。由于阶层分化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台湾实行的是以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政治，某些政党从自身的党派利益和选举利益出发，经常会利用阶层分化过程中的利益矛盾，来夸大阶层矛盾，煽动社会对立，这必然会影响到台湾政治的发展。本文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台湾的阶层关系的现状和动向，就是要在分析台湾阶层分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基础上，就不同社会阶层对政治体系和过程的看法、不同阶层政治倾向和政治认同的变迁、不同阶层政治参与的态度和方式的异同，以及各政党对阶层分化的态度和行为等进行探讨，并分析它们对台湾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的影响等等。
当前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基本特征
近十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两岸关系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台湾的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上，台湾出现了两次“政党轮替”，但并未跳脱蓝绿对抗的窠臼；经济上，台湾一直笼罩在不景气的阴影之下，虽然近期略有改善，但民众感觉不明显，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并未解决；两岸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相对紧张的态势，2008年后虽然两岸迈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台湾岛内政局变化的考验。这些都使得台湾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在过去十多年里不断发生变化与重组，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产生了新的利益阶层，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也在重新分配。大陆学者在研究社会阶层分化时，曾经分别用“结构化”、“中产化”、“断裂化”、“碎片化”等概念来进行描述，笔者认为，这四者之间其实并不冲突，只是解释问题的角度差异而已。台湾的社会阶层分化同时具有上述特征和趋势，只是分化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笔者亦将在此借用这几个概念，对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特征进行分析。
第一，“结构化”依然是当前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最主要特征。
“结构化”这一概念是由安东尼·吉登斯较早提出的，他认为“在社会流动的通道被封闭的地方，阶级被结构化了”。⑤具体来说，“结构化”是指经济、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趋于一致，各阶层在社会各维度分层中的地位趋于稳定，阶层的分层秩序也基本定型，同一阶层的人基本上具有相似的行为模式和意识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追求共同利益的行动。就台湾来说，近年来虽然台湾的阶层分化现象有所加快，但尚未对原有的阶层结构造成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影响与冲击。台湾各阶层之间的界限依然相对清晰，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虽然近年来不断出现中产阶级跌入下层社会的状况，但从整体上看，台湾各社会阶层发生中长距离、大跨度流动现象极少，特别是下层社会直接快速流动进入社会上层的概率不高，同样，上层社会快速掉入下层社会的概率也比较小。台湾学者关秉寅认为，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程度或数量的权力、财富和地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这种不平等秩序要能成为长期稳定的社会阶层体系，除了靠权力与武力外，更根本的基础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对此体系的接受。⑥这种接受一方面建立在制度层面上，一方面建立在心理层面上。台湾在过去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相对健全，民众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接受度较高，各阶层基本上能够通过适当途径表达自己利益要求，这客观上可以达到舒缓心理失衡感的效果。
第二，台湾的贫富差距尚未逆转台湾阶层关系的“中产化”特征。
台湾经济起飞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阶层关系呈现“中间化”特征，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阶层，即是一种呈现出“纺锤型”或“橄榄型”的社会。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媒体最常引用的台湾财税资料中心2008年公布的资料，1998年，全台湾最富有的5％与最贫穷的5％的平均所得相差32倍，11年后，这项所得差距已扩大至66倍。11年间，台湾全体家庭可支配所得成长4.6％，若以五等分位来看，最富有的20％的可支配所得增加7％，高于整体平均值，但最穷的20％的所得则减少2％。从数字比较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似乎比较严重，有不少人甚至认为台湾已经进入“M”型社会，台湾的中产阶级在沦陷、减少和消失之中。但笔者认为，虽然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比过去严重，台湾的“新贫阶层”在不断扩大，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是与过去相比而言，从绝对层面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和贫穷问题不像很多人宣传的那么严重。中产阶级依然是台湾社会最主要的阶层，在短期内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消失。大陆学者王建民就指出，总体观察，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严重，在全球范围内属于财富分配平均或“均富社会”。依据联合国反映贫富差距问题的基尼系数的标准，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尤其是2000年以来，台湾的基尼系数变化不大，一直在0.32～0.35之间变动，依国际标准属于分配相对合理的社会。他还测算出，如果按家庭收入的五等分位倍数方式观察贫富差距，2000—2009年，台湾地区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与最穷的20％的家庭收入之比变化也不大，一直在6倍左右，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为均富或贫富差距较小。⑦由此可见，目前很多人所讲的台湾贫富差距，更多的是以上层社会的部分极富人群与下层社会的极贫人群进行比较，将台湾的现在和过去相比，而不是整体观察上层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与下层的经济资源、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分化问题。因此，当前台湾社会阶层的“中产化”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并没有出现中产阶层急剧向下层社会分化的情况，也远没有形成所谓的“M”型“两极化”社会。
第三，台湾某些阶层关系在分化过程中的“碎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碎片化”看上去似乎是与“结构化”相反的特征，其实二者并不必然矛盾，只是它们所关注的视角和重点并不一致。“结构化”更着眼于宏观，趋向于社会阶层结构和各阶层关系方面，而“碎片化”则着眼于微观，更重视某一阶层内部利益多元和分化的趋势。虽然从整体上说，台湾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但同一阶层内部的“碎片化”特征不断显现，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中产阶层和下层社会来说，“碎片化”趋势则更为明显。“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微观层次的台湾社会阶层越来越多，同一个阶层内部不断进行“裂变”分化而呈现越来越多的主体和层级，甚至形成新的阶层。一般来说，中上阶层由于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掌握着利益分配的权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更多地表现出封闭性和稳定性。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就曾形容上层社会这种通过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的方式来限制其他有能力的人加入，从而实现自身群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社会封闭”。⑧与上层社会相对稳定、封闭不一样的是，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的利益分化状况比较严重。台湾近十几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加上岛内经济结构转型不到位，就业市场结构发生改变，使台湾的失业率攀升，贫富差距拉大，对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从纵向来看，中产阶层和下层社会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不断分化，原来隐藏在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冲突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形成新的次阶层，甚至有部分人从中产阶层滑向下层社会；从横向来看，同一阶层内部出现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他们之间针对有限资源和利益的竞争及博弈更为激烈。
第四，台湾不同阶层关系的矛盾冲突尚未发展到“断裂化”的程度。
社会阶层结构的“断裂化”理论是孙立平教授提出的。该理论强调的是阶层差异已超出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有一部分人已经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由于中产阶层趋于消失，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及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⑨一般来说，造成这种结构性社会阶层“断裂化”的重要原因包括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和市场急剧转型，中产阶级急速消失，从而形成贫富极端对立的两极。从台湾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阶层矛盾主要表现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差别扩大，贫富差距现象愈加严重；某些阶层利益受损或利益需求无法满足，造成阶层间的摩擦、冲突频现；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多样化，表达方式多样化，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社会舆论对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和财富分配不均有诸多不满，局部的阶层利益冲突也有增多的趋势，但这些都尚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段，台湾的中产阶层虽然存在心理失衡，有被剥夺感，但中产阶层仍是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尚未出现被抛弃在整个社会结构和体系之外的情形，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并没有出现激烈对立的情况。
影响当前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主要因素
在描述了当前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动向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社会阶层关系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台湾社会存在对“结构化”的希望，对“中产化”的质疑，对“碎片化”的关注，对“断裂化”的忧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或者有些阶层对利益分配的机制和方式不满意，利益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容易产生心理失衡，从而可能导致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增多，它们之间的心理隔阂也容易加深，甚至有可能产生阶层之间矛盾对立的现象。
第一，经济环境恶化是影响台湾社会阶层关系最根本的原因。
如前所述，既然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分化，那么利益就是影响台湾阶层分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台湾经济的好坏是决定利益分化动向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便陷入持续低迷的状况，不仅经济成长率多数时候处于低位，甚至还有两年出现了衰退。台湾经济陷入困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台湾政局不稳的因素，有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的因素，有实行限制性两岸经贸政策的因素，也有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迟滞的因素等等。持续的经济困境对台湾各阶层都产生重要影响，使得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面对危机时的机遇和挑战不对称。对大企业、大财团等上层社会来说，由于掌握更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他们在面对经济困境时有更多的机会。他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寻找更为适合的投资机会，不少人在大陆看到希望，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对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来说，经济恶化导致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减少，个人和家庭生活遭遇困难。马英九上台后，台湾经济发展复苏，两岸经贸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但不少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民众依然表示“无感”，说明经济发展对缓和阶层分化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深层次和长期性的。
第二，制度不完善和政策不合理直接影响到台湾社会阶层关系。
任何社会阶层结构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体系之中的，政府或当局的政策对社会阶层分化有直接的影响。某些因制度造成的垄断因素和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一旦出现，就可能让某些特定的阶层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权力，其他阶层则可能有相对剥夺感，从而导致阶层直接的矛盾和对立。台湾近年来贫穷人口的不断增加，是造成上层与中下层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台湾学者沈姗姗在分析导致贫穷的因素时就认为，除了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之外，贫穷还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过程制造出来的，是社会动态变迁的结果，是个人受到的环境限制，非其能力足以改善，如结构性失业、薪资结构不合理、社福制度不健全等。⑩连战在2004年竞选过程中，就曾指出，台湾的中产阶级、小康家庭正在弱化，而新的“新贫阶级”正在形成，这些“新贫阶级”所面对的，是一个严苛的社会救济标准与不完备的社会安全制度。(11)正是因为这些制度无法实现社会、经济、权力资源在各个阶层直接的合理分配，才使得台湾社会产生上层社会越来越有权势，中下阶层越来越弱势的感觉。
第三，台湾蓝绿政党恶斗的政治氛围和某些政治势力的恶意操作，客观上导致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复杂化。
社会阶层分化本来是台湾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台湾无论哪个政党，都理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实现各阶层关系的和谐。但是在台湾蓝绿对立的政治氛围下，各个政党却经常利用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利用某些阶层民众的心理失衡，将某些特定政党与特定阶层的利益挂钩，并将此作为朝野攻防和选举议题来炒作，煽动某些阶层对某些政党的仇视，客观上造成台湾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台湾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大打“贫富差距”议题，认为民进党应该对此负责；而当国民党执政，民进党也大打“贫富差距”议题，指责国民党的政策不公。国民党和民进党传统上的确有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差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刘国深教授就观察到，国民党历史上长期以来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漠视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而民进党长期以来以台湾中下阶层利益代言人自居。(12)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仅仅代表特定阶层的利益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才可能有机会在岛内执政。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相互指责，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谁上台谁就代表权势阶层，谁在野谁就以中下阶层代言人自居的印象。面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民进党又在不断鼓吹与宣扬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失业问题严重，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社会民生问题突出，并且将上述问题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相联系，指责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图利特定阶层，不利于“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弱势劳工、农民和受薪阶级”。民进党的上述政治操作对社会阶层矛盾的缓和毫无益处，反而在心理上强化了中下阶层的挫折感。
台湾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台湾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进行，阶层关系还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特征。如何正确处理、协调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各项分配调节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制度和政策，是摆在台湾当局、各主要政党和政治人物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台湾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首先，社会阶层关系会影响到台湾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稳定。
台湾社会阶层关系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当前台湾的阶层结构相对稳定，中产阶层依然是台湾社会最主要的阶层。如果按照传统的政治发展分析模式，这种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比较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中间层规模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形态是最稳定的、最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这种社会形态的社会资源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适度，中产阶层可以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是社会变迁中缓和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13)但这种假设更多的是建立在中产阶级收入相对稳定，对利益分配方式比较满意的基础之上。台湾近年来贫富差距的扩大，虽然尚未达到危险的边缘，但已经对中产阶级的政治心理产生影响。当他们的收益曲线下滑，而这种下滑的趋势又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滋生对现存社会合法性的质疑，导致产生改变现有政治的冲动，包括在制度层面和过程层面的变革。这种政治变革的冲动一旦与中下阶层长期存在的对政治的不满情绪相结合，就容易对政治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社会阶层关系会影响到台湾的选举政治生态和政党的政策走向。
台湾地区实行的是以选举为中心的政党政治，为了夺取和巩固执政地位，各个政党都会根据社会阶层关系的变化状况不断调整政策，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台湾各阶层之间的鸿沟并不明显，但阶层关系却经常与蓝绿对抗、族群矛盾、统“独”对立纠结在一起，不同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往往会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发生分化。所以在选举过程中，任何政党都难以单纯以阶层画线来赢取支持。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开始日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阶层分野，在巩固自身传统阶层基础的同时，力图将自己塑造成全民利益的代表，极力笼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的民众，来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国民党虽然在传统上看似比较接近中上阶层，但出于选举和执政的需要，近年来也不断提出有利于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极力弱化代表权贵阶层利益的传统形象。民进党长期以来与中南部地区的中下阶层、劳工阶层、社运团体关系比较密切，以代表中产阶级、中下阶层的利益自居，但也并没有放松争取大企业、大财团和工商业团体的支持。陈水扁2000年上台和马英九2008年上台后，都曾经有一段时间以做“全民总统”为诉求，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希望在意识形态对立和社会阶层关系变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再次，社会阶层关系会影响到台湾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
一般来说，社会阶层关系变化会导致社会意识分化，使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相互碰撞。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14)在台湾阶层分化的过程中，每个阶层、每个社会成员都在不断审视自己，希望在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寻找到最能够维护自身利益、最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位置；而各个政党也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来迎合并争取各个阶层和民众的口味。台湾社会阶层分化导致价值取向多元化，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频繁地发生着变化，使得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意识比较多元的社会，“民主意识”、“统独意识”、“省籍意识”、“族群意识”、“本土意识”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影响着不同阶层民众的政治倾向选择。在此背景下，台湾各个阶层都从自己的利益需求出发来进行价值判断和取舍，加上各政党出于自身私利的政治操弄，使台湾社会缺乏各阶层一致认同的核心和主流价值，因此才出现政治认同混乱、价值冲突不断发生的情况。
最后，社会阶层关系会影响到台湾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与方式。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公民表达各自政治态度的方式，也是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但公民的政治参与却明显受到社会地位的影响，尤其是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影响。(15)就台湾而言，随着宏观层面社会阶层(上层与中层及下层)的不断分化，微观层面的社会阶层数量的增长和重组(中下阶层内部)，各阶层的独立意识和阶层内部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在不断强化，由此带来的政治参与需求和参与意识同步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利益多元化使台湾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更为积极、更为复杂，出现了从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向关心社会制度转变；从只关心自身阶层的利益，向关心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利益转变；从只关心经济事务，向关注社会政治事务转变。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当前台湾民众政治参与程度较高，政治参与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政治参与不均衡的现象有所缓解，不同阶层基本上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参与方式，这是社会阶层分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同时，台湾民众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也是防止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矛盾和冲突的恶化，促进台湾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②王春光：《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初步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第6页。
③黄相怀、余树林：《阶层分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挑战与应对》，《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3期，第36页。
④(15)梁波：《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第26页，第27页。
⑤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y,London:Hutchinson & co.Publishers Ltd.,1973.转引自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⑥关秉寅：《台湾社会民众的阶级认同：潜在类别分析》，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http://www.sinica.edu.tw/～tsa/Imform/Imform/file1/2003meeting/11301003.pdf.
⑦王建民：《贫富差距：蓝绿较量新焦点》，《世界知识》，2011年第6期，第53－54页。
⑧Frank Parkin,"Strategies of Social Closure in Class Formation",in Parkin ed.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4,pp.1-18.
⑨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9－67页。
⑩沈姗姗：《贫穷与教育关系之探讨：兼论我国相关之教育政策》，台湾《教育研究与发展期刊》，2006年第二卷第3期，第41页。
(11)连战：《改变才有希望》，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12页。
(12)刘国深：《民进党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3)颜英红：《浅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41页。
(14)耿百峰：《社会阶层分化对中国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挑战与对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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