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对文学的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063-06
符号逻辑学家们都同意，文艺作品中所展示的世界是“可能世界”，无论该世界的表现形态多么奇异，创造该世界的人及其所使用的工具、所遵循的方法总是理性一般的，在那里才真正是“连魔鬼也必须合乎责任地行为”[1]（307页）。想象世界的真切生动或怪异荒诞都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创造，想象物的奇异性正是人类想象力的理性外化，想象力的理性发挥正是艺术家创造精神的本质规定。正如胡塞尔所说，“心中浮动者可能是一纯虚构；浮动行为本身，此虚构意识，本身不是被虚构的，而且它的本质以及每一体验正包含着进行知觉的和把握绝对事实的反思的可能性”[2]（127页）。我们只能在理性正常的范围内合乎逻辑地运用想象力，正如我们只能逻辑地思考和评估想象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逻辑是先天的，其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思考”[3]（69页）。想象世界即可能世界。太阳从西边升起的世界，人永生不死的世界，神仙魔鬼变化出没的世界，都不过是符号逻辑的可能世界；甚至于3+2=5又≠5的世界，“圆的方”存在的世界，逻辑不可能的想象可能世界或语言可能世界即斯宾诺莎所谓“语词上的存在物”[4]（141页），其生成的背景和依据也在于可以被逻辑地说明的想象力和语言的性质。换言之，在文艺作品中的可能世界的背后，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作为更根本的东西客观地存在着。只要在文学中建立起一个公理化的广义模态形式系统，就能更加科学和深刻地说明这一根本规律。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对文本意义结构的外在形式进行严格刻划。
西方哲学界权威刊物《亚里士多德》1933、1954两个专题论丛涉及过符号逻辑的真实世界与小说隐喻虚构成分的关系，为建立一个文学的形式系统进行了准备。其实现代逻辑或数理逻辑、符号逻辑与文学早有渊源关系。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弗雷格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即对只有涵义而无指称的虚构艺术形象进行符号表达式描写。弗雷格表述的是莱布尼茨的理想，这一设想如能实现，用科学手段分析艺术作品就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点。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发展似乎为追求这一目标准备了可靠的工具。但是从罗素起，一直到奎因(W.V.A.Quine)、斯特劳森(P.F.Strauson)、塞尔(J.R.Searl)，符号逻辑学者都一致认为，逻辑语言不可能指称虚构的和想象的对象。这就是著名的小说中的语言指称难题。
随着现代逻辑各个应用分支的新发展，这一难题也摆在了文本形式理论面前。与结构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叙事学，以其形式化程度较高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追求科学性为己任的各种文论的青睐。1972年戴维森(Donnald Davison)和哈曼(G.Harman)合编的《自然语言语义学》（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抄Dordrecht:Reidel,1972.）显示出分析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倾向。道勒策尔(Lubomír Dolezel)后来认为，1978年以后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理论三家一起注意形式语义学始于此书。他说，
一方面是语言学的文本语义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哲学的逻辑分析，两者的结合展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前景。在我看来，这一跃进式发展是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趋势[5](p.7)。
道勒策尔的《捷克文学中的叙述模式》于1973年发表，1976年他的另一著作《叙述模态》(Narrative Modalities)借用了可能世界语义学[6](pp.129-151)。这一时期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帕威尔(Thomas G.Pavel,1976)的《文学语义与‘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in Literary Seman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XXXIV/2,165-176.)和《诗学中的存在论：语言行为理论与小说世界》(Ontological Issues in Poetics:speech Acts and Fictionalworlds,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0:167-178.1981;Fiction and the Ontological Landscape,1982)，夏朵(DominiqueChadeaux,1976)的《叙事语义学》("La semantics du recit",Semiotica18,pp.201-216)，海因茨(Joe Heints,1979)的《小说中的指涉和推理》("Reference and Inference in fiction",Poetics 8,85-99.)等，从此以后模态逻辑和语言行为理论的术语和概念逐渐被引入文学研究。
马尔戈林(Uri Margolin)认为，“可能世界语义学并没有对个体可能拥有的非真实领域中的性质和关系的种类划定前进边界”，“一般而言并没有这样的逻辑要求，对被发明出来的个体与存在逻辑的规律式样要达到一致”[7](p.7,p.11)，因此有“非真实领域中自由语义构造”之说[7](p.14)。莱安（Ryan,Marie-Laure，符号逻辑对叙事学渗透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明确提出“叙事学在可能世界理论的框架下工作”[8](p.118)，她认为“虚构叙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因此可以把叙述的意义世界定义为“文本实在世界”(textual actual world)，“在该世界是读者想象活动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说，内含于文本的潜在世界，其给定的信息能够被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在生动的心灵表现中化为有血有肉的世界”，“可以用潜在的虚拟过程来刻画叙述本身的存在模式”[8](pp.113-141)。莱安设想分形几何可以描写"mise-en-abyme"（故事套故事），数学上的简单递归函数可以将最微小的叙事单位归结到较大的画面中去（因为每个单位的结束都返回第一叙述层），阻止递归的极限成分恰好表明“叙述者”的变化和新的言语行为[9]。莱安还具体研究了“窗口结构”、“叙述者和受述者的形态”等[10]，并强调“任何‘叙述语法’……都必须包含将决定故事发展的事件和情况的存在模式具体化的操作者”[8](pp.117-118)。著名叙事学家普林斯概括说，
莱安不仅表明一种令人满意的情节模式必须描述事实上的叙述世界（故事中的真实世界）中的既定构成同人物的私人世界（依赖人物的知识、愿望、感受、伪装、意图、幻想等方式实在地嵌入叙述）的构成之间的关系变化，她还论证说，并非所有的情节都是同等的，叙述性置根于这些变化的结构之中，特别是在实在领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之中[11](p.80)。
普林斯也使用了“叙事语义学”(narrative semantics)这个词[11](p.80)。
其他学者如埃科(Umberto Eco)也一直致力于将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与文本符号学尤其是叙事学联结在一起，还引入了现象学的“意向语义”等概念来加强语义分析。最近奥若兹(Magdolna Orosz)把文化看作一个大的文本，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研究文化现象，得到了一些计算式。他认为“抽象的叙述模式层面可以翻译成可能世界理论的术语”，“故事建立在抽象的语义层面之上”，“话语层面由诸可能世界的实际组织决定”[12](p.409)。
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的虚构存在应当能够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框架内，在“现实”存在论意义上被形式化，该世界的存在标准及其语义结构应当仅仅由叙述操作决定。格雷马斯深信“行动位的数量由意义理解的先验条件决定”[13](p.77)，以色列的罗恩认为可以用文本游戏规则取代叙事学模式下文本话语的真值条件[14](p.19)。按照弗雷格的立场，文学文本的句子既不真也不假，因此引入三值逻辑应该是题中之义。但是这些努力在叙事学上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尚未产生重大的最终成果。实用上的困难不仅在于用真值表来刻画文学意义必然导致的有限性，还在于文学文本的内涵语义特征似乎有抗拒理论的清晰概括的天然倾向。半个世纪前杜威曾认定，科学是艺术中的理性要素，艺术是科学中的直接经验要素；“科学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方面都是一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是有关于艺术的事情”[15]（242页），科学和艺术的区别只不过是经验内部实践方式的区别。对科学和艺术作同一的经验描述应该不成问题。但由于文学中“行动、环境等……是用文化信码而非形式逻辑来定义的”[8](p.12)，文艺理论与符号逻辑就成了在不同方向上自足的两个独立无涉的领域：“艺术有两个终端界标，一个是常规，另一个是无规律冲动”[16]（66页），“无规律冲动”使得对文学作品内的虚构世界做一般符号抽象将要冒很大的风险。
符号逻辑语义学在真实世界中以人类全部科学知识作为其后盾，但从未将文论纳入其同盟，这一点颇耐人寻味。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高涨，怀疑“科学的盲目”和抨击“理性的偏见”逐渐成为人文学界的新时髦。文论的科学性追求首当其冲。并未与符号逻辑结盟的各种文论，只要有科学描述的企图，都受到了当代多元论者的质疑。理由是，“任何描述都是对事物的性质的歪曲”，因此“没有一种比其它系统更好或更自然的意义导出系统”[17](pp.169-180)。有人警告，“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的人、那些认为某些形式的指示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认识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8]（5页）。这些质疑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如果理性灯塔未能照亮自己脚下那一片黑暗混沌中的形而上学，并不意味着理性本身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那么“内部黑暗”[19]（43页，51页）。以理性主义为旨归的文本理论仍然在发展，对文本进行精细的可验证分析以迫近意义的客观结构，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主张在当代仍然得到了坚持。例如，其基本立场是理性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其形式分析方法就渗透到了当代时髦思潮的后方：女性主义借助于从结构上分析“男性视角”来对“阳物中心主义”进行历史清算，并从“叙述行为”的性别特征入手发展起了所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20]，并声称“文本身体(textual body)的颠覆是居住在叙述世界中的女性身体颠覆的镜像”[21]——这些论证过程恰好是在叙事学范围内实现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企图以“叙事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但又只能以叙事结构的客观性为前提。菲兰所指责的“发现／处决叙事”论[22]摆脱不了两难的处境：要强调意义的不透明就得首先承认自己的强调是无意义的；要发现“一切客观分析都是偏见”就得首先承认自己的客观发现正是自己所攻击的偏见的产物。事实上，文本形式分析所关注的文本静态结构不仅未被意识形态俘获，还作为一个可观测的分析对象顽强地抵制着对它的随意曲解。
于是，将符号逻辑与文学理论结合起来以构建一个形式系统的任务已经提上了历史日程。然而，面临的障碍和应当采取的方法，至今还不能说是很清晰的。以戈尔丁《承继人》为例，看下两句：
(1)p：一个男人举起了一根棍子，棍子中间有一根骨头。
(2)q：一个男人举起了弓箭。
文学阅读中必有p→q才谈得上“理解”，单纯的娱乐或者审美欣赏都以p→q自然推理为前提，批评性阅读更要求对p→q进行客观的把握。p与q的蕴涵关系及其意义差值就是“文学性”栖居区域的一个导引。卡勒指出，
（作家）在单词、句子和表达方式之间作出选择，是以它们的效果为依据的……，如果一个诗人说：“当我思考向日葵时，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把他叫作'p'，我想它可以和另一个我称之为'q'的感受结合起来。”……这不是诗，……作者必须把一些单词安排得他可以按照习惯来阅读：他不能简单地赋予意义，而必须使他自己和其他人有可能看出意义[23]（22页）。
从单词安排和表达方式的选择到意义确定，依据的只是习惯，卡勒说，“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表明，一首诗只是由于读者吸收的一套常规才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言词”[23]（7页）。阅读的习惯从p到q就是阅读的符号模式。
这个模式是批评竞争导致的“解释共同体”约定，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稳定的内核，其可能性并不受文本外个体条件和文化差异的控制。由于“在某个想象世界的统一性基地之上有一种模拟实存，同样也有一种模拟的非实存以及与此相关的实存性判断”[24]（350页）；又由于p和q都有可以客观地分析的语言形式，用符号逻辑刻画p→q是可行的，因此我们可以用一阶逻辑的判断形式来模拟文学阅读中“模拟的非实存以及与此相关的实存性判断”。当然，文学阅读中的非实践的态度不过问真值，因此“不言而喻，在这里必须把通过判断活动而指向判断和真理的那种评价、希望、意愿、行动，与判断活动本身区别开来，后者本身并不是一种评价、希望、意愿”[24]（359页），即“模拟实存”中并不包含实践的态度，“不是现实中的，而只是被模拟地现实化了”[24]（381页）。
如果摹仿作者……说p，他暗指的是q，那么就意味着：a)可以假定他遵守的是摹仿准则，或至少是合作原则；b)可以推想他知道或他以为说p与说q是一致的；c)摹仿作者认为或希望摹仿读者有能力凭借直觉把握作者的想法[14](p.28)。
姑且将这种p→q蕴涵称之为“叙述蕴涵”。这种蕴涵要求将叙事结构看作命题转换系列，引入可能世界语义学后转换规则的建立是有可能的。早在50年代，西方学者如魏茨(M Weitz)、霍斯帕斯(J Hospers)、亨格兰德(H.Hungerland)等就将逻辑蕴涵用于处理小说背景，但一直未能取得突破。其实，只要阅读总能将p理解为q，文学的“意义”就在此蛰伏着。有人认为，“描述和定律，即使是最好的，也不是解释”，“解释有心理学的和认知的维度，这一点将它与描述和定律清楚地区分开来”[25](p.173)。笔者曾经得出刻画叙事文本中视角关系的矢量方程，并且可以依据阅读实际证明，不同读者所获得的意义都与文本内客观可验证的视角结构分不开[26]。如果意义分析能够吸收现代模态逻辑和形式语言学（乔姆斯基、蒙泰格）的成果，阅读中非规则性的“心理学的和认知的维度”的弥散也可以被有效刻画。当然，严格界定范畴和精确辨识阅读过程中文本内外的对称主体是引入模态逻辑的必然前提，现行叙事学范畴系统尚有相当的模糊之处，还不能满足一个理论的形式化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然而，学科发展的动力也就在此处。
清晰客观地把握意义蛰伏的语言的和逻辑的结构，是符号逻辑进入文学文本的前提。胡塞尔指出，像“S是P”这样的逻辑图式，“主体不言而喻地被设定为第三人称的形式，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假定，即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我是……’和‘你是……’这种形式的判断，所表达的并不是逻辑上的意义值，它似乎偏离了‘它……’这种优先的基础图型所表达的意义值”[24]（30页）；“逻辑分析的形式特征恰好植根于，它不问某物的质料性状，对它来说这些基底只是它们在判断中所接受的句法形式”而得到考察的，除此之外“则完全还停留在未被规定状态”[24]（30页）。这表明在模态逻辑中留有引入代词差异即视角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主谓词逻辑刻画句子有困难的地方，广义模态逻辑的引入仍是可能的。胡塞尔就将原始经验中的归纳视为“认识主动性的一种转化模态”，称之为“意向性模态”[24]（48页）；在阅读重构的文本虚拟四维时空中，“假想物就是一个从经验及其基地中被建立起来的某个被经验到的想象的对象，就是说它的意向对象性处于这对象性正好被想象的模态中”，“并且作为世界的假想部分而与经验世界形成了对比”[24]（348页）。在代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描述阅读如何获得文学意义的形式系统，是一项根本性任务。其中的语义学模型借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是中心所在，因为文本虚拟四维时空中的艺术世界就是一个标准的可能世界。美国学者赫尔曼认为可以依靠视角（聚焦）关系“在可能世界语义学和古典叙事学之间架起一座桥”[27](p.234)，因为“聚焦模式对应于命题态度”，在聚焦模式、语法语气、认知模态之间也有对应关系[27](p.235,p.237)，而视角处理的正是表达式的内涵语义学的问题，建立一个形式标识系统是可能的。现在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结盟使得这一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英美认知科学自然理解的动力系统理论(DST)提出，“对认知能力的递归函数描述是对其进行计算解释的第一步”，或者“不是递归函数而是非线性函数才是对认知能力的描述”，乐观的看法是“用数学方法处理我们认知能力非线性系统的自动计算将很快实现”[25](p.173)。美国学者莱安(Marre-Laure Ryan)、劳雷尔(BrendaLaurel)、海勒斯(N.Katherine Hayles)、贝特斯(Joseph Bates)等研究了计算机、控制论、网络理论、人工智能尤其是虚拟实在(VR)中的叙事问题，将节点、网络、窗口、连接、模拟等等概念用于分析叙事作品的叙述单位、情节、场面、叙述层变换、戏剧化叙事，以及超文本设置、文本内外主体间关系、虚拟世界的意义等等，得到了一些新的分析手段。莱安说，
电脑文化的书写理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实现电子文本和后现代理论的“超级链接”。很多作者如Lanham、Landow、Poster都指出，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这些挂名首脑提出的文本概念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的逻辑回路得到实现[10](p.702)。
对于文本分析和理论争鸣这无疑是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前景。“永远蔑视严格的科学分析”[28]（184页）的理论当然更不能接受这样的末日审判。艺术批评从苏姗·朗格那里就得到这样的信念：“任何符号系统都需要逻辑”，“人类知识的大厦立在我们面前，不是意义报道的巨大聚集，而是以符号和定律为其意义的事实的构造”[29](p.27)。艺术和文学作品的计算机集成化识别虽然尚未最终突破，但研究方法的严格化、程序化、数学化以其科学性要求同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理性主义立场，同符号逻辑、形式语法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都有较强的亲和力，这一方向对一切非理性的相对主义的随意性天然拒斥，是文学中的理性主义方法的一个新的机遇。
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这一重大方向，国内从未见译介。符号逻辑的普通规则和术语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至今仍为稀有之物。大力提倡现代文论转型的论著中什么学派的新名词都有，惟独没有形式化方法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踪影。对所谓“问题意识”的强调似乎根本不涉及这方面的论题。这也许与我们的文学研究传统有关：学养上倚重材料考据而忽视逻辑方法，实践中信任直觉和艺术敏感而轻视理论思辩，谈到形式分析更往往与“形式主义”混为一谈。理论上追求科学性的形式分析不是创作和欣赏中片面讲求技巧的形式主义，符号逻辑中的符号化、形式化、公理化是建立抽象系统的条件，同我们的文学研究者习惯上随意采用的符号表示或图示也不是一回事。符号化的程度和形式化的可能性是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的标识，一旦建立起相应的形式系统，反过来又能极大地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符号逻辑在应用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它成为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强大武库，不愧“人类思想史上带有总结性的重大成果”[30]（1页）这一称号。从大趋势上看，符号逻辑对文学研究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在当前，由于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需要，动用数学理论和各种科技手段来研究叙述和理解现象已经有了进展，这是叙事学的机遇，也是文论发展的机遇，对此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20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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