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现实历史规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定性论文,上层建筑论文,经济基础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的质疑
四类历史实践提出的质疑：
1.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是经济基础出政权还是政权出经济基础？中国的实践表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出公有制生产关系，政权创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前苏联、朝鲜、越南各国也无不如此。那么，“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应作何辩解？（许涤新主编《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6页）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创建前，显然经济基础并没发生变化，既然如此，那么“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 页）应作何理解？不应回避历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2.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是怎样消亡的？苏东社会主义大厦的倒塌，其最主要原因，究竟是经济基础的私有化呢，还是上层建筑的腐败、衰落呢？铁的历史证明，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之前，在前苏联，各行各业的生产关系是100%的公有制。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是一个资产阶级，他也不代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叶利钦也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层建筑的一命令废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历史就是这样，怎么能说经济基础的变革，引起了上层建筑变革的呢？
3.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大量的、反复的历史事实表明，废除产品经济承认商品经济、废除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决定，废除单一的公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所有制，也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将绝大部分国有经济改制为非国有，同样是上层建筑的行为；引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开办深圳等特区，还是上层建筑的决定……总之，上层建筑根据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等国情，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应该是怎样、应该如何发展，既然整个的经济运作都是在上层建筑的直接参与推动下进行的，怎么能说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如果说，从整个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看，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只是个特例。那么，是否还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像中国一样有更多实例呢？再问，这个特例为什么可以违背那个普遍规律呢？
4.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历史为什么是那样不可理解，总是与“经济基础性质决定上层建筑性质”每每相背？在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取得胜利不久，“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令世界愕然。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决不能让“社会主义瘟疫”漫延到世界各国。于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纷纷联合起来围攻年轻的苏维埃。这场战争，即是不同性质国家间的战争，实际上是不同经济基础冲突的反映。列宁认为“工人无祖国”，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应站起来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以保卫苏维埃。这个历史案例，似乎可以作为“经济基础性质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佐证。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经济基础相同的国家，却发生了正面的战争，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国家却联合走到了一起。帝国主义性质的英、美等国与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共同去讨伐帝国主义性质的德、意、日三国家。国家的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国家的性质完全模糊了，越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要发动对柬的侵略战争？公有制不是排斥一切掠夺吗？作为上层建筑主体的国家岂不根本地扭曲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了？越南军队大肆进攻中国、前苏联军队侵占中国的珍宝岛及阿富汗，这些历史事实，按照“经济基础性质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理论，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是毕竟发生了！
真理是不会被征伪的。然而，以上四类历史实践均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社会均不适用。相对真理只相对于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段是真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
二、真理的论辩
论辩之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胎胞里形成、发展吗？
由许涤新主编的有一批著名中国经济学家与42所大学、研究所共同参加编撰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写道：“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辞典将此理论视为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笔者以为不当。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中指出，经济基础的变更之所以能促成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本的一点在于：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在旧的社会制度的胎胞中形成壮大，使它有足够大的力量去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更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必须被打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256页）显然，只有当新的生产关系足够大时，达到足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才能被打破，于是，一种新的经济基础最终促成了“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然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能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造成”呢？无产阶级能像资产阶级那样“使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使财产都聚集到自己手里”吗？当然不能，否则，无产阶级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而且，资产阶级之所以存在，正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存在，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共存于一个社会，更无法使自己日益壮大自然而然地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形成一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新的经济基础，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最终出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
在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的第16年即1875年他又写道：“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那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下第635页）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适用于人类一切社会形态。
也许有人以美国曾出现工人共同收购濒临破产的一家工厂的个例，认为在资产主义社会中可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从理论上是无法论证其普遍意义的。
论辩之二、人类能够成为自己社会的真正主人，不会永远总是被动地听由“经济基础”摆布决定。
从认识论观点探研，人们在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总是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越提高，人们的行为越主动、越自觉。
在人类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时期，人只是刚刚脱离动物界成为人，知识上的无知与愚昧，使人始终只是极消极地、极被动地去适应环境，随着蒸气机的发明，人类开始走向文明，对于自然界已不再是完全的盲目、无知，而是在一些方面可以自觉地去利用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但是，盲目性与被动性仍然存在，泰唔士河、多瑙河的严重污染，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与美国西部的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就是这种盲目性与被动性的突出表现。然而，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人类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气象卫星、计算机、电脑互联网络的出现及“克隆羊”等生物遗传学方面的突破，使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的人类已自觉、积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界。而不再总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自然。泰唔士河的治理，多瑙河的多国协定，黄土高原的种草植树以及世界各国首脑群集布宜诺斯艾利斯商议共治“地球村”等等，人类的自觉改造自然的行为，均表明，“人”不再是自然的完全奴隶，人类正从必然王国大踏步地走向自由王国。在这里“上层建筑”的群体觉醒至关重要。
既然人类可以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适应走到主动控制、改造，那么，人类也一定可以处理好自身社会的经济关系，可以从被动适应被动应付走到主动控制改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
如果说，人类从盲目地、消极地、被动地适应自然到自觉地、主动地改造自然的路途，产业革命之后还算顺利的话。那么，人类对自身社会的关系上则要难多了。且不讲人吃人的原始社会及自相残酷虐待的奴隶社会，就是进入机器时代的人类社会，人始终不能认识自己的社会，人仍是社会的奴隶。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每十年左右时间总是要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出现一次人们无法理解的，人自身所造成的灾难与混乱。人们将自己生产出来的并不富裕的粮食、禽蛋、肉及果品倒入大海或一火焚之，人始终不能从“社会魔鬼”统治下摆脱出来，只能听从“社会魔鬼”摆布，历届的政府，本以为采取的某些措施可以改观社会经济状况，而干预的结果都是雪上加霜，越干预越混乱、无序、糟糕。一位伟人亚当·斯密总结了以往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一个流传至今的著名论断：人们的经济生活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的。并据此认为“一个不干预经济的政府是一个贤明的政府”。亚当·斯密的这个思想一直统治了西方政坛160多年。至1936年， 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他的警世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出了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一反前人之论，使世人领悟了一个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并且一定能成功。凯恩斯思想的内核是：人类能够认识自己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因此应该改变消极地、被动地适应为主动地干预、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罗斯福的新政则是从实践上提出了同样的命题，并以他的巨大成功证明是正确的。干预的政策40年代后为各国政府所普遍效仿。70年代下叶，虽然出现了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提出了种种反对干预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但是，在一个基本思想上仍然是一致的：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自己的社会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盲目性与社会强加的被动行为。反垄断法、遗产税法、累进税法、社会保障制度、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及世界银行的成立、国际关贸总协定的签字、国际汇率的统一、证券股市的国际化等等政策，都表明政府在积极行动，政府在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危机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极具破坏性的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看来再也不会发生。1997 年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本可能酿成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但在各国政府及世界银行的积极干预下，使这个突然的危机，逐渐平静下来，人类发展到了今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出现了某些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变化，上层建筑不再总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关系变化而常常是主动出击，常获成功。
但是，人们发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确实已产生了某些重大变化，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至今仍无法越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定性。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阶级与阶级对抗。不同的阶级总是带着阶级利益的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所观察到的总是失真的社会现象，这种阶级的狭隘偏见，又总是有意无意歪扭真理，他们不能完全按照社会规律去了解社会，即使他们了解了某些社会规律，也会因为阶级的利益受损而顽固地拒绝。总之，由于前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无法跨越由于对立的阶级利益所构筑的高墙，因此，总是表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
那么，人类社会究竟能否成为自己社会的真正的主人呢？能否使上层建筑总是在主要方面起着决定经济基础的作用呢？恩格斯认为是可能的。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指社会主义以前社会——引者注）都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恩格斯又认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同上书第319页）。
而今，我们既已废除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社会，进入了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就会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也这就是说，原先，上层建筑之所以要变革，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强迫地改革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的改革，就成了上层建筑变革的“社会原因”。而如今，则由于社会消灭了自身的对抗从而可以摒弃阶级偏见，共同一致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改革生产关系，改造自己的经济基础以求得更快更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这一切就成了人们“所预期的结果”。
将（被动的）“社会原因”变为（主动的）“预期的结果”，将“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正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总是盲目地听从“经济基础”的摆布、决定？为什么不能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去主动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改造已过时的经济基础呢？当然可以，并且必须是这样。
从认识论的历史发展观之，由此再一次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真理，但只是一个相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段，它只适用于前社会主义社会。
三、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理论的巨大现实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命题的正确含义包括4个要点：（1）它不否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但处于决定的、主导地位的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2）上层建筑的“决定”， 必然要考虑到“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现实，但不能将它作为根本依据，否则就会犯“在船中撑船”的谬误，也不能根据“美好的理想”与经典作家百年前的设想与个别言论作为根据，否则我们就会犯“人民公社”的错误；（3 ）上层建筑的这种决定必须依以下5个基础事实为根据：A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与发展的需要；B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工艺、技术、材料及管理；C新的知识； D当时的全方位的社会国情；E当时的国际国情。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可以且能够依据5个基础事实为根据，正确决定经济基础的理论， 其现实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一、正因为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她必须以最大精力首先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自身建设应该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机体的健康、廉洁、公正。这个机体应该是具有高抗疫能力，不管遇到外部恶劣环境的如何强烈冲激，她总能“自动”地组织起强大的抗疫力量，拒之于“党门之外”，笔者认为惩治腐败固然是必要的，但它仅仅是从“不准干什么”上予人以明示，仍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给予奋发前进的激励。这种激励就是重新树立起革命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当前出现的如泰安地委书记胡建学这样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中的腐败，他们并不是不懂法，更不是“缺钱花”，他们或者成为“拜金主义”的奴隶或者成为“权力拜物教”的信徙，他们之所以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就是因为缺乏一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缺乏这种人生观，他们就失去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激励机理，自然要随波逐流以致身亡名败。因此，健康的共产党人机体，既要廉洁、公正，更要有共产党人奋发前进的人生观，而我们的党内这方面的教育，恰恰是最不够的。二是机体的“领导”素质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具有过“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的“领导”素质，现在又具有领导亿万人民改革开放奔小康的“领导”素质，今后，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浪潮中，必须具有掌航领航跨入世界经济强国的“领导”素质。只有同时抓好党的这两个方面的建设，我们什么也不必怕，小而论之，一个县委的领导班子既腐败又无能，而该县的经济却秩序井然、生气勃勃，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一个省委同样如此，我们工作无论怎么繁忙，党必须首先抓好党，尤其是基层常被繁杂事务干扰而忽视了这点，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我以为，他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真理。
二、正因为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她在决策时，要慎之又慎。一旦失误，党与国家将受到极大伤损，全国人民更是首当真冲！危害更大更深
所谓经济基础是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的，其实质内容讲的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即物质利益的关系，因此它牵动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众所周知，党有极高威望，她的动员、组织能力，是历史上各执政王朝或国民党所无法比拟的，她可以几天内动员数百万农民奔赴前线助战，她可以在几个月内，甚至几个星期内，使数十万工商业户敲锣打鼓“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使数亿农民由个体农民变为“公社社员”。从而使人们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经济基础可以在一夜间从地面上消失，另一种经济基础却可以在一夜间从地面上冒起。这不是《西游记》中的神话，而是现代中国的历史真实。一项随意的错误的决策，所造成的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我们的党不是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不是执政党，不是一个具有极高威望的党，那么事情自然是另一种情况，如果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不会要求上层建筑发出立即实行“吃饭不要钱”立即迈进“共产主义”大门的命令！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无容置疑的事实却偏偏是：上层建筑（包括理想、理论、政权、舆论等）决定经济基础。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丝毫不必费神去企图否认它。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我们不必去争论是好或是坏，企图去否认它更是徒然劳神。真正重要的是尊重这个基本事实，采取正确的方法。“人民公社”决策的失误，并非“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事实本身之过，问题出在“上层建筑”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去决定经济基础。当时，不是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与可能及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去决定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理想”、“教条”、“教旨”、马恩列斯某一句话，某几位秀才的设计方案而进行“决定”的。犯了一种船夫称之为的“在船中撑船”的幻想错误。（遗憾的是，至今某些具有良好愿望的老学者，仍然我行我素）
笔者主张谨慎行事，绝不是要守旧不前进，正是因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是，绝不能根据生产关系去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速度，而是要根据上文所谈5点， 简要的说，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可能与需要去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或言之，让不同的生产力来选择各自不同经济形式，而不是让传统理论、传统观念或某些学者的设计来选择生产关系。除此之外，决策必须科学化。这就是笔者所言的谨慎决策的基本内容。
三、正因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要切切实实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本文所指的上层建筑，不仅指的是党与政府，她还包括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及道德法律等。这些，上层建筑虽然不像党与政府那样直接地决定经济基础，但对经济基础的质量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思想、观念的转变，对经济改革顺利开展无疑具有极大作用，它们是先导性的，乡镇企业刚冒出地面时，曾受到各种非难，使她历经重重磨难，当舆论导向倾向乡镇企业一边之后，事情就顺利了。文化、教育与道德，对提高人的素质具有决定作用。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文化，她绝不是小农文化，更不是蛮荒文化，没有一种规范文化，这个市场经济肯定是十分糟糕的。教育道德及法律对健全市场经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对于人们的行为规范化更具有约束力。如果人们总是生活在相互欺诈的经济交往中，这种经济关系是极可怕的，将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偷税漏税，走私则是危害更大的欺诈行为，尤其是当前出现的“法人”走私，将使一个国家的财政陷于瘫痪，使一个国家民族工业萎缩。因此，我们不能不十分地强化上层建筑。
总之，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所在。
四、正是因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我们不必担心对国有企业采取“抓大放小”、“抓重放轻”后，国家会“变色”
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态度上基本分为三种人，赞成、反对、疑惑（犹豫），而三种人又都拥护社会主义，又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反对者理直气壮，“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最高形式，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经济基础，削弱了国有企业，就是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础既被削弱，怎能不危及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怎能不变色？”尤其是那些权力拜物教者，更津津乐道，振振有词，赞成者由于他们也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他们在这严密的逻辑推理攻势下而败了下来，遂绕道而行。疑惑者，则是矛盾重重，一方面推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方面又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态度犹豫，尤其是碰到困难时更为困惑。
而当我们辩清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历史局限性，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那我们就越过了这道根本性障碍，国有企业前面改革的路子，岂不大大顺畅了？
在本文结束之际，为了不致引起误解，笔者郑重声明三点1.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制度下，不管人们承认或不承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总是顽强表现出决定经济基础的意志，这是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决定的，口头上否认，并无益于事。2.真正重要的是，必须依据基本事实行事，简言之，上层建筑绝不能根据空想、教条去决定生产关系，只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与现实去决定。3.心须慎重行事，万万不可头脑发热。正因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决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的事业，成在上层建筑，败也在上层建筑，任何粗心大意都是要不得的，一旦失败，真正受害的还是人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