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两晋论文,之计论文,门户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11月， 司徒王衍进言于执政司马越：“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注：《晋书·王戎传附衍传》，《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元年 （307））得到司马越首肯后，衍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对二人言：“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注：《晋书·王戎传附衍传》，《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此即为遭人唾骂的王衍“狡兔三窟”之计。其实，西晋“八王之乱”后，随即“永嘉之乱”，保门户乃当时士族共同倾向，王衍“三窟”之计为时代产物。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某些家族以通经显达，世代相承，形成独特社会地位。汉末大乱，人士流移，曹魏实行九品官人法，大族地位升降与时局相关。在曹、马之争中，投向司马氏的家族，地位巩固、提升。西晋时，中央高官已为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等几大家族控制（注：参《晋书·裴秀传》、《晋书·王沈传》、《晋书·荀勖传》、《晋书·杨骏传》、《晋书·王浑传》、《晋书·王戎传》）。这些家族培植势力，排斥异己，几乎垄断朝政。家族利益日渐重要。晋武帝苛于微官、族纵高官（注：《晋书·良吏·胡威传》：入为尚书，加奉车都尉。威尝谏时政之宽，（武）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这更便于士族发展家族利益。“八王之乱”爆发，实亦由家族利益导致。杨皇后为保杨家地位，死前让武帝纳其叔父杨骏女杨芷。杨芷被立为后，杨骏因得辅政。杨骏贪权失策，惨遭灭门。贾充外孙贾谧怕太子司马遹继位后不相容， 贾、韩门户不保，劝皇后贾南风杀太子（注：《晋书·杨骏传》、《晋书·后妃传上》、《晋书·贾充传附谧传》），致皇储空缺，宗室王问鼎，乱事升级，国力衰竭。
“八王之乱”使许多家族更注意保护自己。参加变乱为各方镇宗室王出谋划策冲锋陷阵者，或为出身低微、欲出人头地者，如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将张方；或为吴亡后一直受歧视、仕途不畅的江南士族，如效力于成都王司马颖的陆机、陆云兄弟。最后，东海王司马越夺得朝政控制权，也独吞了“八王之乱”造成的所有恶果。当时洛阳常受刘渊军队骚扰，大河南北州郡牧守屡遭攻击，他们逃离本职时，多选安全去处，因而大量官吏逃往江南、东北、西北。洛阳的屏障一一丧失，处境更加孤立。住洛官吏也纷纷出逃。《晋书·卫苻传》言：
苻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宝去也。”苻启谕深至，为门户大计，母涕泣从之。临别，玠谓兄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可谓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舆母转至江夏。
卫苻为门户大计，与兄分开，扶母南迁。
《晋书·文苑·瘐阐传》略云：
颍川鄢陵人也。少随舅孙氏过江。母随兄肇，肇为乐安长史，在项城。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乡亲称之（注：《晋书·文苑·庾阐传》原文“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 在项城。”“肇”后当漏一“肇”字）。
瘐阐过江，母兄滞项，结局大不一样。这种兄弟分开、或南或北的事例当有很多，只是王衍利用职权，让兄弟分居要地，而卫苻、瘐肇类官吏只能自谋出路。执政司马越征兵全国，却无一军勤王，家族利益使诸侯、征镇抛弃了飘摇中的西晋政府。司马越自感洛阳难保，也调洛阳主力部队回东海国，大批官吏随之南逃。而越病死途中，这批人被石勒追及于苦县，王公以下10余万人被杀，王衍被排墙压死。洛阳不久陷落，以它为依托的许多家族或亡或迁，王衍此“窟”不复存在。
洛阳陷落后，北方可立足据点不多。被拥立于长安的晋愍帝，受刘曜不断攻击，弹尽粮绝，被迫出降。依靠他庇身保家的关中大族受沉重打击，有些家族便迁往河西。效忠晋室并不安全（注：《晋书·怀帝纪》、《愍帝纪》所载瘐珉、辛宾等被杀事），许多人便为门户计而转变观念，为晋室守节者日趋寡鲜。石勒占邺城后，问张宾抚邺人选，宾荐西晋前东莱太守南阳赵彭。石勒征彭，署为魏郡太守。彭见勒而辞曰：“臣往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复事二姓，臣志所不为，恐亦明公之所不许。若赐臣余年，全臣一介之愿者，明公大造之惠也。”（注：《晋书·石勒载记上》）石勒默然。宾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吏之。”（注：《晋书·石勒载记上》）石勒转喜，赐赵彭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辟其子明为参军。彭未再仕，却实附勒。此即为“门户之计”。彭未仕勒，亦与“华夷之辨”有关。渤海高瞻与其类似。
高瞻永嘉乱后回乡，与叔父高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依王浚。后又依崔毖。毖败，瞻随众降慕容廆。廆敬其姿器，欲重用他，他称疾不起。廆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注：《晋书·慕容廆载记》）瞻仍辞疾笃，廆深感不平。平原宋该劝廆杀瞻，瞻知后，以忧死。瞻本为保家护宗而北徒，固执“华夷之辨”，自身忧死，其族人必为身家门户改变观念。“衣冠之士靡不变节”，乃时局使然，他们要为门户考虑。见于《晋书·忠义传》、西晋灭亡时不屈之臣仅麴允、焦嵩、贾浑、辛勉几人。 王育受命促刘渊率部援邺，为渊拘留，任渊太傅；韦忠号称志不可夺，拒裴奭推荐、张华辟举，为刘聪镇西大将军、平羌校尉；刘敏元永嘉乱后由家乡西投愍帝，后为刘曜中书侍郎、太尉长史（注：以上数例，皆见《晋书·忠义传》）。皇帝尚且投降，大臣效忠何人？皇帝屈事异族，大臣何必守“华夷之辨”！
长安外，刘琨所据并州与王浚所控幽州，亦避乱者投依处所。《晋书·刘琨传》称“（刘）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进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后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王）浚”（注：《晋书·王沈传附浚传》），浚对众多投依者不能存抚，且政法不立，士民又纷纷离去（注：《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313））。 广平游邃、北海逄羡、西河宋奭都曾为昌黎太守，又都曾避乱于蓟，后投慕容廆。王浚多次写信召游邃兄畅，畅欲前往，邃曰：“彭祖（浚字）刑政不修，华戎离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畅曰：“彭祖忍而多疑，顷者流民北来，命所在追杀之。今手书殷勤，我稽留不住，将累及卿。且乱世宗族宜分，以冀遗种。”（注：《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313））畅后与浚一同覆没。魏郡斥丘人黄泓， 永嘉乱后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他对瞻曰：“王浚昏暴，终必无成，宜思去 就以图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怀引纳，……宜相与归之，同建事业。”（注：《晋书·艺术·黄泓传》；《资治通鉴》卷88言黄泓为庐江人）瞻不从，泓便自率宗族归廆，为廆参军，历仕慕容皝、雋、
，建功立业，仕途显达。平原宋该、杜群、刘翔，先依王浚，后依段氏，以为皆不足托，便率流寓之士归慕容廆。安定皇甫岌拒绝任王浚妻舅东夷校尉崔毖长史，与弟真也投奔了慕容廆（注：《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313））。乱世择主， 士民为保身家门户而来，既不足托，自当另择。士族“为门户计”必寻可靠托身地。曾任昌黎太守的裴嶷，在任玄菟太守的兄长裴武去世后，与武子开载丧回乡。到辽西后，道路梗塞，裴嶷欲投慕容廆。裴开说：“乡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为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国丧乱，今往就之，是相帅而入虎口也。且道远，何由可达！若俟其清通，又非岁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岂可不慎择其人。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行仁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注：《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开听从叔父意见，随其投依慕容廆。
裴氏为河东大族，朝野皆有势力。司马越妃裴氏与重要谋士裴盾皆河东裴氏。裴妃在逃出洛阳前往东海国途中，兵败遭劫，后辗转至建康；裴盾为徐州刺史，彭城被刘渊大将赵固、王桑攻击时，盾为长史司马奥所诱，降赵固，后为固杀。裴宪亦出河东裴氏，西晋末任豫州刺史，受石勒、王弥攻击南投江州刺史华轶。他与华轶不受琅琊王司马睿指令。华轶为睿攻杀后，宪逃奔幽州，王浚用为尚书。石勒以其清廉，用为从事中郎（注：《晋书·裴秀传附宪传》、《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五年）。裴妃为裴盾妹，盾为裴楷次兄裴康子，裴宪为楷第三子，楷为裴秀从弟，该家族与琅琊王氏俱盛于魏晋之世（注：《晋书·裴秀传》），其家族成员在西晋末丧乱时，皆选择南下。裴宪先南下，立足不住才北投。裴嶷一族亦出河东闻喜，但社会地位不如裴秀族，故天下乱时，“嶷兄武先为玄菟太守，嶷遂求为昌黎太守”（注：《晋书·慕容廆载记附裴嶷传》），他们选择东北地区为避乱保家处所。此与卫苻移家南行以保门户，恰成对照。
与裴宪同为魏晋高门的荀绰，未南下而依王浚亦属特例。荀绰为葛勖孙，其叔父藩、组在西晋末皆居高位，洛阳陷落后奔密县。王浚承制，奉藩为留台太尉，以组为司隶校尉（注：《晋书·荀勖传附绰·藩组传》）。荀绰依浚盖与此有关。藩子邃、闓与组皆渡江。荀氏或南或北，亦有“乱世分宗，以冀遗种”意。
慕容廆诚心待贤，吸引了大量关内士人，此既表明“为门户计”的诸多家族择人恰当，亦预示慕容廆及其子孙能昌盛发达。由慕容廆所立统流人郡：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注：《晋书·慕容廆载记》），可见流亡士庶归附之多。
有些家族一旦托身，便几世不移。如渤海封氏，自封释任东夷校尉，死前以孙奕托慕容廆，释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参军抽至辽东奔丧，因道路梗阻，丧不得还而留仕慕容廆。廆以抽为长史、悛为参军，封氏即为慕容氏辅臣。悛子放任慕容吏部尚书；放子懿为慕容宝中书令、户部尚书，另一子孚为慕容宝吏部尚书、慕容德左仆射、慕容超太尉。几代人在前、后、南燕身居要职，南燕兴亡与封氏关系尤为重大。封懿且撰《燕书》，流行于世（注：
〔23〕《晋书·慕容廆、、宝、超载纪》、《北史》卷24《封懿传》、《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五年。）〔23〕。
“为门户计”，可托身，便就近托付；虽异族，待贤心诚，亦乐投依。众多士族投慕容廆当缘此。这种汉族士人与异族酋帅的结合，对于少数民族汉化加速民族融合极为有利。裴嶷、黄泓投慕容廆，不仅为庇宗族、图久安，且有建事业、立功名意图，此必利于提高家族地位。
西晋末北方战乱、军阀残暴，众多士族南迁。当社会安定，秩序恢复，入主中原少数族酋帅需士族协助统治时，“为门户计”而南迁士族中便有人返回故土。该现象可于后赵看到。
石勒起兵初，大杀西晋官吏，豪门大族对其望而生畏，因而石勒启用士人，他们往往逃避。如晋东莱太守赵彭婉言谢绝石勒委任；王浚从事中郎阳裕避勒潜逃，远投段眷（注：《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此时石勒所设“君子营”，有以衣冠人士为质任因素（注：《晋书·良吏·邓攸传》：（石勒）以（攸）为参军，给车马。勒每东西，置攸车营中。……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石勒灭王浚、刘琨后，始转变政策，他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又“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注：《晋书·石勒载记下》）承认士族地位及特权。因而“为门户计”流寓他乡的士族，有人便重回故土。如范阳李产。同郡祖逖拥众部于南土、力能自固时，李产前往依附。后知祖约有大志，会对身家不利，北方又趋安定，便率子弟十几人秘密返乡，仕于石氏，为本郡太守。慕容雋南征，他降于军门。雋嘲之曰：“卿受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注：《晋书·慕容雋载记附李产传》，按《资治通鉴》系李产返乡于晋元帝太兴四年（321）） 产以天命有归，力屈势穷，只为“归死，实非诚款”相答，博得雋好感，被擢用，历位尚书。产子续弱冠为郡功曹、州主簿、前燕太子中庶子。李产固辞太子太保时谓子续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愿亦已过矣。”（注：《晋书·慕容雋载记附李产传》，按《资治通鉴》系李产返乡于晋元帝太兴四年（321）） 诚如所言，以李产家世地位，在东晋必与尚书无缘；依附祖约，尚有覆宗之忧。所以，“为门户计”，李产返乡为一明智抉择。
前文谈到，西晋中央政权已为几大家族垄断。东晋政权实为洛阳集团在江南的移植，因此，西晋的一流士族在东晋依然高居权力之巅，次等士族也身份依旧；没有特殊机缘，这种格局很难变动，由此决定了许多家族的选择。当高门大族大都南迁时，次等士族基本在江北迁移以寻托身地，或扎根本土、结坞自保。不作迁移的家族当认为，与其作前途未卜的南迁，仍被挤于核心统治圈外，不如留居本土更踏实。因为只要自己拥有势力，任何入主中原者都需要他们，如此则上可建功立业，下可保家护宗，这必然更有利家族门户发展，如清河崔氏即是。崔悦在石虎末年为新平相，其子崔潜仕慕容，为黄门侍郎；另一子崔液又仕苻坚，为尚书郎。淝水战后，关中大乱，崔潜子宏与崔逞、郝晷、张卓、夔腾、路纂皆避乱降晋，得任冀州诸郡太守。他们各率部曲在河南经营，后受翟钊官爵，钊亡，又降后燕，被慕容垂随才叙用（注：《晋书·苻坚载记下》、《魏书·崔玄伯传》、 《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北魏灭后燕，崔氏再降拓跋氏， 发展成北朝一流高门，直至唐朝仍以门第自矜。显然，清河崔氏在石赵末年、前秦淝水败后皆可南下，而他们并未离开动乱的北方，依然留仕各异族政权，发展为北朝一流高门。前引渤海封氏例，与此相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如所周知，王濬为灭吴首功之臣，因得罪太原王氏， 结怨强宗，子孙过江亦不见叙录。过江士族在东晋又分先后，杨佺期出自弘农杨氏，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因过江晚，常受排抑，他为此慷慨切齿（注：《晋书·王濬传》、 《晋书·杨佺期传》、《晋书·桓玄传》）。此类情况，也使北方一些士族虽在改朝换代时有机会南迁，但仍宁愿留于北方，经受动乱苦痛、兵燹忧患，结坞自保，以俟世清。
右北平无终人阳裕的经历，可助我们了解当时士族心态。阳裕先为幽州刺史和演主簿，王浚领州，转治中从事，忌不能任。石勒克蓟城，访幽州人士，枣嵩荐裕，称其有干事之才。石勒想用他，他微服潜遁。鲜卑单于段眷雅好人物，虚心招裕。裕对友人成泮说：“仲尼喜佛肸之召，以瓠瓜自喻，伊尹亦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圣贤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岂徒然哉！”泮曰：“今华夏分崩，九州幅裂，轨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寿几何？古人以为白驹之叹。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荫后，况国相乎！卿追踪伊、孔，抑亦知机其神也。”（注：《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裕应段眷，受拜郎中令、中军将军，处上卿位，历事段氏五主，甚见尊重。段辽与慕容皝相攻，裕谏不从，出为燕郡太守。石虎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征为尚书左丞。后随麻秋迎段辽，兵败被俘。慕容皝释其囚，拜郎中令，迁大将军左司马。皝东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裕皆参其谋。裕又用其建筑才智，为皝规划了新都和龙。
阳裕与友人成泮的对话表明：第一，士大夫已转变观念，为效力异族找历史依据。第二，人生短暂，欲有作为，不能俟河之清。第三，“郡掾足以荫后”，欲保门户，必须入仕控制局势的少数族。此盖北方士族出仕各异族政权的动机。裕避勒投段，重用程度当为考虑因素；后降石虎，当由石虎选官遵魏晋九品之制，东徙雍、秦望族尚“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他感到身家可保，仕途无阻。范阳卢谌常赞阳裕：“吾及晋之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裕字）者，实亦未几。”（注：《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阳裕传》）阳裕生性谦恭清俭，所仕之国，皆竭心尽力，此即“忠清简毅，笃信义烈”，至于是否尽节一姓，则并不为时人看重。此乃时势使然，为乱世“门户之计”与各政权求士必由之路。
《晋书·孝友传》为我们提供又一北方士族保门户例证：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阳人也。父冲，有深识远量，惠帝时为黄门郎。……虞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会丁母忧，遂止。……五年后，石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石季龙太守刘征甚器重之，征迁青州刺史，请虞为长史，带祝阿郡。征遇疾还邺，令虞监行州府属。季龙死，国中大乱，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潜遣东莞人华挺授虞宁朔将军、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启让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虽历伪朝而不豫乱，世以此高之。卒于官。
桑虞执“华夷之辨”，但为避地海东以达保家目的，他出任石勒武城令，又为石虎青州刺史刘征长史。石赵末年大乱时，他实握青州之权，但他拒绝东晋招诱，不豫乱事。“功名非吾志也”，正表达了其保家护宗心愿。“世以此高之”，标明其行为得到时人赞许。该例也向我们暗示了东晋何以屡次北伐终究无成的原因之一——北方士族为保家护宗并不支持北伐。
“为门户计”，南迁士族与北方士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桓彝初过江时对周顗所言“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注：《晋书·王导传》）为人熟知，他们本即为门户大计南迁。因此，东晋一直为几大家族与司马氏共天下，先“王与马共天下”，继“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皇权软弱无力（注：参见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侨姓士族间、侨姓与吴姓士族间互相掣肘，共同维持东晋政权。士族最关心的是家族利益，是如何保护和提高家族地位。他们的所有作为，几乎都绕此进行。此处不予展开。
总之，经历战争与政变洗礼的士族，两晋之际更注重家族利益。“为门户计”，许多人利令智昏：外戚杨氏门灭；后党贾、韩族覆；第一家族司马氏内讧等等。为储君而厮杀连年终致西晋国力衰竭。为自身利益，在“巨猾滔天，帝京危机”时，“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举”，致“君臣窘迫，以至杀辱”（注：《晋书·愍帝纪》）。士族们为身家考虑，身居高位者如王衍有“三窟”安排，一般大族或南或北，乱世分宗，“以冀遗种”。
“为门户计”，不同门第选择不同：一流家族，大都南迁，他们在东晋仍居权力之巅；次等家族审时度势，多留北方，他们或在为官地就近投依，或留于本土寻求发展。
“为门户计”是晋末大乱后南北士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南迁士族只需平衡侨姓士族间、侨姓与吴姓士族间关系，固有的社会地位使之保全门户相对容易；而留、迁于北方的士族，则需抛弃“华夷之辨”，选择可托之人，抓住机遇，历仕各异族政权，经受动乱苦痛、覆宗忧患，崎岖坎坷，以俟世清。或正因为如此，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比南迁士族有更强的生命力，他们家族门户社会地位一旦确立，便持续时间更长，消亡更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