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思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实践发展的理论跟踪与回应
赵中源 陈蒙蒙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国内政治学界跟踪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与新要求，在相应领域进行了大量建设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有益成果，积极回应了新时代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科发展的新要求，逐步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学科话语体系、价值体系与方法论体系。本文主要借鉴国内政治学者对政治学基本内容的类型学分析的观点，从治国理政理论、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行政管理学、国际治理等主要方面的若干问题作了系统梳理与反思。
关键词： 新时代；政治理论与实践；跟踪与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阶段、新特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治国理政的时代主题，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与“中国梦”为治国理政战略目标，直面新一轮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坚持“四个自信”和“五大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此同时，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因应上述一系列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与新要求，国内政治学界在相应领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本文将参照国内政治学者对政治学基本内容的类型学分析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状况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和勾勒。
一、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势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大势而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时代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顺应新形势下治国理政实践要求的产物，也是指导新的伟大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1.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内涵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历史逻辑。研究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是在对治国理政面临的新形势、新阶段进行科学判断，以及深刻总结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遵从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②，汲取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哲学思想的精髓，借鉴了人类优秀治理理论中有益成分③，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二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理论概括。研究主要围绕“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展开，聚焦于“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经济新常态”、“政治新生态”、新“两步走战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决策或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依据、基本内涵、内在逻辑、实践要求等展开，并形成了基本共识。换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此外，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理解，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概括。④三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成果的理论品格与历史地位。学者认为，需要通过系统考察这一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及逻辑结构，并从其所包含执政理念、指导思想、哲学基础、执政目标、制度安排、实现路径等方面，系统和整体地把握其理论架构与创新内涵。⑤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认识趋于一致，即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是人类优秀文化的发扬光大，为当今国际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⑥
2.关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分段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论断之后，学术界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贡献进行了系列探讨。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针对社会思潮中的模糊认识与错误观点，坚持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直面深化改革发展的新实践，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努力引领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潮流。⑦有学者则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规律角度出发，认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规律思想起点依据学说在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具体体现，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规律思想形式内容学说在党的理论创新中的正确反映。⑧还有学者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角度加以考察，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基本思路的论述和史论分析，实际上是一本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重要贡献，必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⑨
3.新时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决心和巨大的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党内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各方面制度体系，从理论与实践多重层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学界对此进行了持续跟踪与研究。
首先，尝试对支撑中国治理绩效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优势作出解释。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制最大的特点是尚贤用能的“贤能政治”，其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群的政治领袖作出明智的、道义的政治决断。不过，中国式贤能政治仍需改进，以增强其合法性。⑩
1∶500模拟法地形图测绘，在以往“测量基础”课程综合实践中一般采用经纬仪配合水准尺的方法测绘，其特点有：距离测量采用视距测量方法，高程测量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方法，需要观测的数据和计算的数据较多；采用极坐标的方法展绘出特征点的位置。利用经纬仪测图不仅外业计算工作量大，测图速度慢，而且与全站仪数字测图按坐标展点的方法不同，不利于学生后续对全站仪数字测图的理解。
再次，从制度层面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面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高度。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了全面从严治党问题，聚焦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学术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政治核心的理论内涵、时代意义、现实挑战和推进路径等问题的研讨成为热点。
其次，对协商民主的新实践作出时代性理论诠释。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来，改进和完善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民主实践层面的重要内容，如改进提案办理工作，加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在一些学者看来，在以人民主权为逻辑起点的“执政党—政权—人民”的宪法体制中，协商民主发挥了功能耦合的作用，它构成国家决策的实质过程，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则是政治协商的延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⑪
二、政治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发展
⑮ 张汉：《统合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理论视野、经验观察与政治选择》，《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
1.政治学基本理论
国家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国家自主性有了新的认识、更为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塑造、对现代国家建设有了新的探索、国家安全问题凸显特别是文化安全观进入视野。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⑭有学者运用统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⑮还有学者提出，现代国家建构包括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支撑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且现代国家只能是有限能力的国家。⑯
民主理论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从理论上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与价值，肯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⑰有学者也认为，协商民主成为党的十八大以后民主理论研究的热点，并探讨了中国协商民主的构成要素和发展条件、意义和价值、制约因素和发展途径等相关问题。⑱
权力理论有了新拓展，政治观有了新表述。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权力理论发展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如何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注重对权力制约的顶层设计。把民心、民心向背概括为政治，则是对政治内涵的新表述。⑲有学者指出，党中央特别关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并以“零容忍”的态度和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力度惩治权力腐败，同时努力在制度层面遏制权力腐败的发生，形成了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新态势。⑳
2.政治学专门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在专门理论特别是新兴学科领域也有新发展。政治发展理论方面，党的十八大明确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及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它什么主义”以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普遍共识。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激烈论争表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性。有学者认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验（或称“中国模式”）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经济崛起类似，是“发展型国家”模式，即以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后盾，有效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发展奇迹。不过，在“发展型国家”从“模仿经济”转变为“创新经济”的过程中，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往往失灵，因此，东亚“发展型国家”面临的困境、挑战与转型值得中国参考借鉴。㉑也有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理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能否用来解释“中国模式”尚可存疑，而在中国与东亚各国都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升级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应参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新版本的建构。㉒
农村政治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教授开创村治研究以来，以徐勇、项继权、贺雪峰、吴毅等为代表的华中村治学者不断拓展农村政治学研究的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学人群体。近年来，华中村治学者内部又形成了不同的农村经验研究模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村治学者主要通过问卷调研、数据分析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具有较强的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为基地的村治学者群则强调通过“饱和经验法”和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农村问题研究的经验质感，其宏大抱负在于将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㉓借助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华中村治学者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网络政治学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呼啸着走向“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逐渐形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并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网络政治学既具有网络政治学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己的“本土性”，除以网络技术与政治的互相关系、权力结构、交互形式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外，还以中国的网络技术管理方式对政治的影响和中国的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通常包括网络政治文化、网络政治运作、网络政治权力三个方面。㉔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政治学研究的问题还应包括网络政治组织。㉕随着中国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政治学及其相关话题的讨论愈益受到关注。
政治生态学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净化、营造和重构政治生态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以来，国内学界更加注重于探索以正风反腐为特征的政治生态重构即廉政生态建设问题。政治生态作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重塑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也包括国家机关政治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㉖，亦即政党“内生态”和“外生态”的双重建设㉗。还有学者对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基础、党员规模、纯洁性建设、组织建设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政治生态学分析。㉘有学者认为，“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环节。㉙
比较政治学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经历了早期以国外文本研究为主的阶段后，开始具备“问题意识”和“中国经验”，从而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但仍存在着理论研究缺乏深度、现实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㉚也有学者指出，基于各种原因，中国目前缺少真正意义上高质量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为寻求突破，需要从研究方法、文献掌握和学科发展的制度环境等方面着手。㉛在有些学者看来，充分认识和理性激发中国的制度自信给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而中国比较政治学可以对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和他者有效性证明提供有益的帮助㉜，形成中国比较政治学自身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和研究方法，以中国经验拓展比较政治学的问题领域和概念成为这些学者的共识。
三、政治哲学的问题聚焦与研究演进
近年来，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一些学者以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和检视西方政治哲学谱系，发掘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直面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谫陋的自由派对中国政治体制与历史的诘难和歪曲，为增强中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有力辩护，并寻求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知识资源。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宪政”论，有力地维护“四个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建构。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内蔓延起一股主要表现为告别革命论、否定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妖魔化革命领袖，宣扬“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宪政”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针对这一错误社会思潮，广大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其展开了理论回击。有学者考察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西方产生和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与表现，指出其“虚无”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革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危害，并从理论上对其予以批判。㉝还有研究者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和价值取向、实质与特点、现实危害、错误根源，提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消极影响的实践对策。㉞针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论，有学者指出，这一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等，落脚点是个人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本质，重在整体观念，强调国家、社会、个人的全面价值提升，其落脚点是集体主义。我们需要完善丰富这种价值观，使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贡献。㉟
其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或“两个30年”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对该问题的论辩推进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基于这一历史判断，学者们试图从学理上阐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两个30年”是统一的，因为“在新中国的60多年岁月里，先后形成于19世纪中国和20世纪中国的民族复兴、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已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历史造就的时代主轴”。它们之间也存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创立及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在更深、更广的层面破解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㊱尽管有不同声音，但多数学者对于两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已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㊲由于该问题实际上关涉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分析，因而对该问题的讨论推进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
四、行政管理研究的主题与趋向
注释：
其一，行政管理机制创新。着重围绕新形势下推进行政管理机制创新的实践逻辑、内涵维度与实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改革的基本经验与结构层次，以及进一步深化机制创新的战略方向、焦点领域与具体对策路径等展开。学者们认为，创新行政管理机制，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及其行政服务功能实现的进程，并有效化解制约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的必然要求与现实所需。他们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以“提升政府效能、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机制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给予肯定。他们主张新形势下行政管理机制创新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公平正义与效率并重，在创新方向上应立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在创新方略上坚持进一步理顺责权关系，推进依法行政，在创新方式上在于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综合推进政府人员的素质和政府治理品质，在创新目标上在于形成以人为本、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创新的重点则是解决好结构和功能的关系。㊳
其二，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转变的切入点及关键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流程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简政放权等问题展开。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成分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学者们普遍对近年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举措与成效持肯定态度，认为现阶段一个具有“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特征的现代政府职能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在于进一步简政放权，难点在于破除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单一“对上负责”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以“管理”、“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职能体系等。其切入点应聚焦于大部门体制改革和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相匹配的行政审批制度。与此同时，应强化政府职责配置和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及其运作过程的优化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行政审批事务应坚持“放”、“管”结合原则，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与完善政务服务中心、健全与行政审批服务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以及贯彻“政社分开”原则，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监管等。㊴
其三，建立依法行政体制，建设法治政府。研究主要着力于依法行政体制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依法行政的实践难题与成因、建立依法行政体制的时代路径及其理论依据等问题展开。学者们认为，行政系统的战略目标及行政体制运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直接影响行政体制改革成败。受传统“官本位”文化与惯性思维等影响，推进依法行政实践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政府职能定位不准、行政权力集中、行政决策缺乏必要的监督等。其原因在于法律的工具化使用与规范体系缺失并存、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动力不足以及行政执法监督不力等。现阶段依法行政实践应重点把握三个问题：法律优先、程序正当以及权责对等。因此，需要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等环节全程推进对行政权力的规范与监督。与此同时，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进一步扩大行政问责的范围、明确问责对象、区分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以及规范行政问责程序。㊵
其四，创新与优化政务服务。研究着重围绕以下主题展开：政务服务创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务服务创新、政务服务标准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务服务创新的实践案例等。学者们认为，要深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创新，真正把制定清单的过程变为清权减权、优化服务的过程，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要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立足基本国情，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合作的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及其落实机制，努力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打造便捷高效的网上信息公开与政务服务平台，提高政务服务的效率与透明度，提升公众的满意度。㊶
用 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钙磷比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5组间两两相比用SNK-q检验。检验水准α=0.05。
马克思在《手稿》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突出以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人的发展状况为基础来阐述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8]，尤其是明确强调“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历史文明作用。实践表明，资本首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不仅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创造出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管理研究的一个最显著变化，那就是因应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数据驱动下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大都市治理、国家安全治理等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系统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运用国家权力，通过制度、法律、政策等方式对全社会进行控制、规范、引导、组织和协调的活动与过程，而“互联网”与“大数据”两者相互结合，产生波及国家治理活动的“聚合效应”，带来了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嬗变：“互联网+”的驱动将导致国家治理权力去中心化和权力结构重组；“大数据+”的驱动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优化，带来权力运行形态的开放化、透明化和可视化发展。同时，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会推动“数据治国”，发挥提升公共决策水平、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等诸多功能，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大数据也会推动社会管理向开放式治理、流动性治理、精准化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方向发展。㊷此外，大数据推动了“智慧城市”建设，学者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㊸
五、国际治理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构想
从国际政治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右翼保守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在欧美主要大国都出现了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反对移民和外来宗教的潮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着新的深刻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处理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冲突和矛盾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新热点。
（2）做好决策气象服务还需要相关人员更准确、及时地做出天气预警，抓住灾害的严重性、区域性、影响性和关键性。不能小题大做，因为一些轻度气象灾害或者发生地区偏远、人烟稀少而发布等级过高的天气预警，导致人心惶惶。同时也不能大题小做，因为疏忽而错误估计了极端天气的严重情况和灾害性，而导致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失。而且长期做好及时、准确的天气预警，有利于减少人民群众对气象灾害的侥幸心理，为后续的防灾减灾工作的落实做好铺垫，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学者广泛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挑战及其对地缘政治、中国与他国间关系的影响等诸多相关问题。有学者认为，不能仅从地缘政治或经济发展方面来解读“一带一路”战略。从文明史观的视角来看，其意义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包含了文明的意义，其所涵括的“路”、“带”、“廊”、“桥”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海洋中心论的全球律则的弹性世界观和秩序观，是一个综合了历史文明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划，一个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多样性与平等性结合起来的计划，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内海化”的大同计划。㊹“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提出的伟大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既面临着全方位开放机遇、周边外交机遇、地区合作机遇、全球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地缘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道德风险、法律风险。㊺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所提出的主张。习近平提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在学者看来，“新型大国关系”分为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大类，中国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这一关系的实现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㊻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其内涵与特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具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高度一体化并相互依赖。此外，学者还广泛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和未来前景等问题。㊼
六、结语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者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研究基本方向，针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同时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对国内国际政治的挑战展开了积极的学术探索、理论阐释和实践总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从整体上看，在政治学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与新进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三是成立信用档案。工商部门与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利用多样化的渠道，对消费者的投诉予以受理，并将投诉处理的结果进行公开，还商家和发卡机构的清白，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以违法违规情况和投诉处理情况为依据，构建商家和发卡机构的信用档案，若其存在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则将其纳入到失信企业黑名单，减少侵权纠纷，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密切关注和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同时着眼于解答“中国问题”并进行中西比较政治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政治发展理论对“中国模式”的解析、华中村治学者建设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的努力、比较古典学者立足“中国问题”对中西思想的检视等都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会逐渐提升。这促使学者们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去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向国家治理提了新要求，展示了新问题，学者们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民意表达的普泛化，也导致国家治理权力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推动国家权力运行的开放化、透明化和可视化。这不仅要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民主治理，也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网络政治学对互联网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和网络社会治理的探讨、行政管理研究领域对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展望都反映了这两方面的要求。
再次，政治学者密切关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内外互动，积极回应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并思考应对之策。全球化将人类联系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交往互动中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向它们抛出自由贸易、气候变化、太空利用、强权政治、极端宗教主义、国际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国家理论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塑造的关注、“一带一路”战略所构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世界大同计划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表明新时代进行政治学研究需要具备更宽广的全球视野。
最后，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传统、治理绩效、政治使命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并且通过党的领导形成了中国宪政体制中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的基于人民主权的互动结构。通过这一结构，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又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完善协商民主、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则是在新形势下对党的建设及相关理论的新发展。
2) 程序的各子模块设定基本合理，能独立完成相应的功能，如输入模块只负责原始数据载入，POD核心模块负责POD分解、POD重构和相位平均，输出模块负责将POD分析结构导出到外部硬盘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的提出与实践推进，行政管理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相应的进展。
① 关于政治学基本内容的类型学分析，参见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第四，努力和企业一同完善服务体验的升级，树立个性化服务“产品思维”，增进互联与整合的信息共享“开放思维”，借助互联网与消费者建立起连接的“运营思维”。[2]
② 韩庆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③ 包心鉴：《优化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87）多毛裂片苔 Temnoma setigerum （Lindenb.）R.M.Schust. 姚发兴等（2003）；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洪文（2008）
④ 李君如：《时代大潮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5年第10期。
⑤ 秦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党政视野》2016年第Z1期。
⑥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⑦ 赵中源：《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2017年2月7日。
⑧ 孙景民：《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人民论坛》2014年第32期。
⑨ 严书翰：《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论——关于习近平社会主义发展史论述的学习笔记》，《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1期。
他也没管我埋着头不回话，径自喋喋不休地回味了一番我妈当年的壮举，末了他说，陈胖子，我妈说，搬到这里后，唯一卖得不好的就是铲子。
⑩ 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当代世界》2012年第8期；贝淡宁等：《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文史哲》2013年第3期；贝淡宁等：《中国贤能政治的未来》，《南风窗》2015年第14期。
㉟ 包宵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比较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⑪ 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⑫ 参见杨海蛟、李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理论探讨》2011年第5期。
⑬⑱ 陈海莹：《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9期。
⑭ 赵中源、杨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5期。
政治学理论可以分为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政治学专门理论。政治学基本理论是对什么是政治、政治学，以及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等。政治学专门理论是指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领域的研究。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政治学理论，如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权力理论、民族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等方面有了新发展，不少学者对此已经形成共识。
⑯ 叶本乾：《路径—制度—能力：现代国家建构维度和建构有限国家研究》，《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⑰⑲ 杨渊浩：《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对政治学若干理论的创新》，《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⑳ 亓光：《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新探索——“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理论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3期。
㉘ 参见车辚：《政治生态学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塑》，《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政治生态学分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6期等系列文章。
㉑ 耿曙、陈玮：《“发展型国家”模式与中国发展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
㉒ 黄宗昊：《中国模式与发展型国家理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
㉓ 贺雪峰：《“大循环”：经验的本体性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㉔ 刘晨：《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简论——研究对象、方法、技术路线与未来》，《党政研究》2016年第3期。
㉕ 郭秋霞：《中国网络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及前景》，《商》2016年第22期。
㉖ 李斌雄等：《重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态学智慧吸纳——基于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探索》，《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㉗ 岳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政治生态学思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后期编辑：除了前端录制以外，录播系统还提供了后期视频编辑。教师可以在录播主机管理后台对录制视频编辑、剪辑、添加片头、片尾和学院的LOGO。
㉙ 包心鉴：《全面从严治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环节——从邓小平 “制度建党” 到习近平 “制度治党”》，《党政研究》2016年第6期。
㉚ 参见徐海燕：《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2期；《中国比较政治学：从西方学徒到自主创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㉛ 李辉等：《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㉜ 高奇琦：《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㉝ 许恒兵：《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演进、危害及其批判》，《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1期。
㉞ 程馨莹、卢黎歌：《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研究综述》，《思想教育研究》2014年第7期。
A rainbow appears after summer-rain, less land-rain than waters-rain.
㊱ 方松华、杨起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㊲ 参见王东红：《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13年第4期；宋月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㊳ 赫郑飞、文宏：《创新行政管理机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2年会暨“行政管理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4期。
㊴ 赫郑飞、文宏：《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3—2014年会暨“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3期。
㊵ 文宏、赫郑飞：《建设依法行政体制与法治政府的生成轨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5年年会论文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2期。
现阶段，教师在备课阶段，可根据所讲课程的需要，对重要的词汇进行加工，结合语料库，提取重要信息。因此，将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加工，保存为微型文本。需要注意的是，语料的筛选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英语水平，根据学生潜在的需求，确保所选择的语料难度适中，既不打击学生学习热情，又能对学生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
㊶ 国务院研究室赴英国“创新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培训考察组：《“创新优化政府公共服务”之一 持续创新优化政府公共服务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社会治理》2017年第1期。
㊷ 陈潭：《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行政论坛》2016年第6期。
[5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3年3月10日。
㊸ 参见王璐等：《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对比分析》，《工程管理学报》2012年第5期；辜胜阻等：《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期。
㊹ 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 （下），《经济导刊》2015年第9期；《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㊺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㊻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㊼ 张新平、杨荣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大项目“从严管党治党，提高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研究”（17VZL023）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982（2019） 10－0018－08
作者简介： 赵中源，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广东广州，510006；陈蒙蒙，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责任编辑 陈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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