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纪之交东亚经济增长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世纪之交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经贸研究
9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东亚称之为“高成就的亚洲经济区”；在1965—1990年间，东亚地区GNP年均递增5.0%，远远高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年增4.3%、发达国家3%的增长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徘徊不前，而东亚仍保持了5%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而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1995年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高达8%；其中亚洲“四小龙”为7.7%，东盟国家为7.9%，中国为10.9%，都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4.5%的平均水平；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东亚已经成为并且在下一个世纪将仍然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点。面对世纪之交的东亚经济增长，我们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须正视东亚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隐患与困境，惟有如此，才能保障东亚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
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出发，立足于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世纪之交东亚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与良好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亚地区各国国内政局相对稳定。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政局稳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持续增长的基本前题条件。战后东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总体上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与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相比，无论是整体社会秩序，还是各国（或地区）内部政局均保持了基本稳定，从而为东亚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东亚政局的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一致性、经济运行体制的规范性、市场机制与政府决策的连续性、社会阶级关系的相对协调性等。所有这些都是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也是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2.多样化出口导向战略的全面实施。东亚各国或地区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适时选择与全面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目的在于优化产业结构，为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增长创造动力。无论是60年代日本的高速发展、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出现，还是80年代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崛起，无不与出口导向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密切相关。这种多样化的出口导向战略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与充裕资本，强化本国（或本地区）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有机融合，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多样化的出口导向战略，极大地改善与优化了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投资环境，使东亚成为90年代全球新的投资热点；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1991—1995年度投资环境良好的前10位国家或地区中，有7个是在东亚，它们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中国和韩国。1989—1992年，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净增60%，1993年又比1992年净增16%，大大高于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投资的增长速度；1990—1995年，东亚外来投资增长4倍，其中1993 年东亚各国（或地区）吸引外资占世界外资输出总量的40%，1994年总量达到670 亿美元，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大量外资的流入，有效地解决了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3.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互补性日趋加强。如果按照要素禀赋、科技水平及工业化程度来划分，东亚地区的互补性表现为三个层次的有机耦合，即日本——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亚洲“四小龙”——拥有中等水平的科技成果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群体、中国与东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如果从生产要素的总量与结构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的互补性表现为要素总量的扩张及要素结构的相对均衡；对日本而言，优势在于充裕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但人力物力资源匮乏；对中国而言，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资金技术严重不足；对亚洲“四小龙”而言，优势在于资金充足、技术先进，但缺少必要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这些情况表明东亚经济增长中各国（或地区）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如果从市场发展潜力来看，东亚地区的互补性主要表现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内部市场相对狭小与中国及东盟国内市场日趋扩张之间的有机融合，从而为东亚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创造了广阔的运行空间。东亚地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容量，除了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的需求扩张之外，根源在于产业结构的互补。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已不是过去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制成品与原材料的单一产业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以升级换代为中心的“雁型模式”。这种变化一方面有助于克服与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东亚各国（或地区）内部市场潜力的释放。
4.东亚经济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近年来，伴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以及日趋扩张的贸易保护主义，东亚地区各国日益认识到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主动寻求东亚经济合作的具体模式。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良好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东亚区域贸易的日益扩大。近年来，东亚地区内部贸易总额占东亚外贸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1994年，日本对亚洲出口总额为1569.6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量的39.7%，其中85%是出口东亚各国（或地区），远远超过日本对美出口的1175亿美元，从而使东亚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另据有关资料表明，在中国实际利用的1600亿美元外资中，70%来自于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仅1993年中国批准外资项目8.3万个，实际利用外资259.6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70%和134%，其中来自东亚地区的占85%。 再从中国外贸情况来看，1991—1995年，中国与东亚各国（或地区）的贸易额占到全部贸易额的65%， 其中尤以中韩贸易发展最为迅速。 在1979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仅为1900万美元，而到1994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剧增为116.8亿美元，在短短的15年间增长了600多倍。其次表现为东亚地区内部区域合作形式的多样化。东亚各国（或地区）在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与不平衡性，决定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多样性与层次性。从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来看，既有垂直型分工、也有水平型分工；特别重要的是东亚各国充分利用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有利机遇，依据地理位置、要素互补、市场发育的不同特点，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区内经济合作格局，比如正在进行或将要建立的东北亚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印支经济圈以及新柔佛增长三角区等，所有这些经济合作不仅提高了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为本地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而且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下个世纪东亚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5.政府在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功能日趋强化。在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东亚地区的经济运行模式被权威经济学家概括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中，政府不仅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种状况一方面为政府全面参与支持经济增长提供了基本的动力与依据；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功能的优化与干预行为的规范创造了必要的约束机制。从近年来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功能与作用的强化主要表现在：①采取全方位的出口导向战略和系统配套的制度创新，改善国内（或地区内）投资环境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大量引进外资，以此来平衡因国内（或地区内）经济高速增长而造成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②宏观决策体系日趋科学，在此基础上依据本国（或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与确立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导向功能。③将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采取系统配套的改革举措与全方位社会化的服务协调，推动经济运行格局的历史性转换，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与社会利益关系，从而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二
一般而言，人们对于经济停滞与徘徊波动容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系统地研究与寻求摆脱困境的对策，而对于经济高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及潜在的隐患，往往忽视甚至低估其负面效应。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理论界过多地分析了其成功的原因及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其实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或隐含着一系列必须正视的问题及隐患，这应当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或地区）的高度关注。
1.通货膨胀压力日趋加大，给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阶段，伴随着高增长、高积累、高投入，通货膨胀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东亚地区也不例外，近年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联系的，如中国90年代以来通胀率大多维持在10—15%的较高水平上，1994年高达25.7%，1995年有所回落，但仍高达15%，印度尼西亚1994年的通胀率为9.24%，香港为9%，其余东亚国家（或地区）的通胀率大致在8—10%左右，只有日本除外，近年来通胀率为4%左右， 但这恰恰是与日本经济低速发展与停滞萧条相对应的。从东亚各国（或地区）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主要是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具体表现为内部投资需求旺盛、基础产品与原材料供应不足、企业工资刚性加强、社会消费需求扩张、产品成本上升等，另外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力度加大以及由此形成的片面追求GNP增长的发展战略也是重要的诱发源。 从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来看，面对日趋加剧的通胀压力，东亚各国（或地区）一般采取紧缩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对现有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充实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选择必然会放慢与减缓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影响其增长潜力的发挥。与此同时，持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也会引致经济增长的波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迟滞，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质量；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也将影响与动摇社会居民对改革创新的信心与支持，导致投资环境恶化，不利于东亚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2.外资流入规模过大，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由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上优越的投资环境和不断加大的改革开放力度，决定了东亚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及安全系数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这种外资流入格局主要表现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和东亚地区内部的资本流动；从前者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吸引的外资一般占到欧美国家全部资本输出的45%以上，从后者来看，作为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也大部分流入东亚内部。大量资本的流入一方面可以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金动力，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系列负效应，这一点已经被平息不久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所证明。而大量外资流入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东亚各国（或地区）债务负担的日趋沉重，如中国截止到1995年底外债总额已达13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债务国，每年还本付息达200亿美元，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国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而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外债警戒线为当年还本付息占本国当年出口额的15%，东亚除日本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外债均超过了警戒线。与此同时，大量外资的流入在东亚各国（或地区）外资结构优化相对迟缓、外资利用规模失控的条件下，也会冲击国内市场与民族工业发展，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经济波动，从而不利于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3.人口数量急剧扩张与人口素质相对低下的矛盾不断加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经济增长面临着人力资源数量过大与人力资源质量低下的双重矛盾。这一点在经济增长初期表现尚不明显，但一旦进入经济发展追求质量的阶段便十分显著。目前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6个在亚洲，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全世界每年增加的9400万人口中，5700万出生在亚洲，其中东亚又占其中的80%以上；东亚各国人口的剧增既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与自然资源，又为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设置了严重障碍，从而形成了东亚经济增长中所特有的社会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人力资源质量的相对低下也是东亚经济增长中的重大难题，尽管东亚各国各地区政府十分重视科技与教育事业的投入，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与先天素质不足，因而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需求，人口素质已成为东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瓶颈。如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中需求的专门人才缺口达43%，而像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不仅受总量扩张的制约，而且受智能型高素质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扰，又加上近年来大量高新科技人才的外流，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各国专业人才的矛盾。因此对于下一个世纪东亚各国而言，要想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在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以便为本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创造最基本的主体动力。
4.日本经济衰退徘徊，导向效应日趋弱化。从东亚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来看，东亚是惟一真正由日本主导的国际发展地域。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日本在产品、技术、资本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四小龙”的出现、东盟国家的崛起、中国改革的成功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与援助分不开。当然日本也从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对此理论界归纳为：“日本效应”。日本政府也自誉为东亚地区的领头雁并提出“雁形发展模式”。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日本在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近年来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的影响日益提高，但尚不具备取代日本的实力与条件。因此从一定角度来讲，如果缺少了日本充裕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以及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的经济地位，整个东亚经济的增长将受到重大影响。而近年来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与徘徊不前，一方面强化了其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原材料、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日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导向功能减弱、贡献度降低、支持水平下降。
5.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建立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关系，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政治前提，而且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社会制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决定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可行性。因此，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应体现多样性、层次性、开放性与平等性四大原则。从长远的发展视角来看，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但隐含的问题与矛盾也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主要表现为：①东亚各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日本的经济势力及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抱有深刻的防范心理，对于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与保护国内市场的片面态度均表不满。②东亚地区除日本外，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实施一致的出口导向战略、产业结构同质性高、进出口商品结构同化、比较优势不明显，因此东盟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内部竞争，在外资引进、技术流入、产品出口、市场价格等方面时有纷争，从而不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③历史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如由于日本侵略战争引起的中日、韩日关系，中韩与中朝关系如何协调、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等，加上东亚各国在政治、种族、宗教、语言、风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复杂性与困难性。④东亚各国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颇怀戒备心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剧增以及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再加之美国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导致东亚各国特别是东盟一直担心中国未来的强盛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与发展。⑤日本为了巩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防止中国、“四小龙”或东盟与日本争夺亚太市场，也在资本输出、技术转让、市场开放、合作方式等方面采取了程度不同地封锁，从而阻碍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