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吾尔论文,说唱文学论文,弥勒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2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4)01-0126-05
《弥勒会见记》（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名字为Maitrisimit Nom Bitig）是现存篇幅比较长的回鹘佛教文献之一，能与其相比的只有《金光明经》、《玄奘传》等少数几种文献，它对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学、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早在上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已发现此书的残卷。1959年在哈密发现了此书新的写本残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本（虽然仍不是完本），它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该书的结构和内容。
《会见记》内容为关于佛教未来佛弥勒（回鹘文作Maitri，梵文为Maitreya）的事迹。早在1919年德国学者劳依曼E.Leumann就研究刊布了古代新疆和田塞语的同名本子。[1]之后(1968)汉堡大学R.E.Emmerick又再次研究了该写本，出版了题做The Book of Zambasta（赞巴斯塔之书）的专著（其中第22章专门讲述弥勒的事迹）。在他们的书中都谈到有关弥勒的其他佛教文献。这里首先是保存在《大譬喻经Divyāvadāna》中关于弥勒的譬喻故事。它不仅谈到弥勒的未来，而且讲到他的过去和妙声(Pranāda)王宝柱被毁之事（此柱虽在《会见记》中提到，但故事未展开）。其次引证了南传佛教巴利文的《长部DīghaNikāva》第二十六章。那里说当弥勒出世时，人寿将增为八万岁，商佉(Sankha）王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一点也见于《会见记》。劳氏引证的第三个文献是Anāgatavamsa（《未来序》）。此外他尚讲到关于弥勒的五个汉文本子。据本书《会见记》，早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弥勒已诞生，并被佛指定为继承人。根据藏文大藏经，弥勒被指定为未来继承人是发生在兜率(Tusita)天，（注：此点承藏族学者白马茨仁格西见告。）而回鹘文《会见记》则强调是在人间。（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特别强调成佛必须在人间，甚至连天上的神仙如要成道，也必须先下生人间，然后才能成道。）
佛教中关于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似来自伊朗（特别是摩尼教）的影响，具体说他可能和古代伊朗关于救世主
)或摩尼教关于光明使者重返世上的观念有关。
《会见记》与称做《弥勒授记》(MaitreyaVyākarana)的文献有关。关于这点印度学者P.C.Majumder在其刊布的《圣弥勒授记》(
-Maitreya-Vyākarana)吉勒吉特残卷中已提到。[2]但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情节又不见于我们所熟知的汉文、梵文、藏文本中，这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另外在一些人名方面也不同，如：《圣弥勒授记》中弥勒父亲名叫妙梵(Subrahman)，母亲名叫梵摩波提(Brahmāvatī)。但在本书中，弥勒父亲名叫梵寿(Brahmāyu)，母亲名则同上。关于弥勒降生的情节与佛传中的描写基本一样。总之，回鹘文《会见记》在迄今所知有关弥勒的文献中占有特殊地位。至于它与其他弥勒文献的具体关系，这要等彻底研究所有有关弥勒的文献（包括本书）后，才能下结论。从宗教史的角度研究有关弥勒的文献表明，它曾受到伊朗古代思想的强烈影响。后者对佛教关于未来希望之神的产生发生了明显的作用。[3]这一点也反映在回鹘文本中。
在1988年出版的关于《会见记》的研究中，我们刊布、研究了该书哈密本的序章和正文四章。（注：此外我们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了10、11、13、14、15、16等六品（分别刊于AoF14、15、18、20,Varia Turcica XIX,JTSHU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of Hsrvard Univ.],vol.9.1998年又发表了20-27品，书名题做《回鹘文一种佛教启示录研究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德国，Opladen。）在此之前回鹘文《会见记》已为学术界所知。1957和1961年葛玛丽(A.v.Gabain)影印刊布了保存在德国梅因斯和柏林两处的、前德国吐鲁番考古队于上世纪初所获回鹘文《会见记》残卷（并分别附有研究报告各一册）。[4]1980年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根据葛玛丽的影印本出版了研究本，题做《弥勒会见记——一佛教毗婆沙派著作的回鹘文译本》。[5]在葛玛丽发表的附册中也概述了有关弥勒的其他文献，并对德国本的内容做了概括介绍。特肯的书对葛玛丽刊布的两部分写本进行拉丁字母转写和翻译。但奇怪的是他不采用通常突厥学家使用的转写法，而使用研究粟特语文献的学者使用的拉丁符号换写法(Transliteration)，给读者带来不便。
《会见记》似为一种古代戏剧形式，因为它的古代焉耆语本本身就叫做“戏剧”(nātaka)。（注：关于《会见记》的剧本性质问题，我在1981年《文史》第12辑发表的《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的一文中做过论述（此文后收入拙怍《新疆文史论集》）。）关于《会见记》的剧本性质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是：它似为一种看画讲说故事并可能带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可能近似于藏戏。当然不能和现代的戏剧艺术等同起来。回鹘文本每章（或“品”）前都标明故事发生的场地，章末有概括其内容的章名。共由28章组成，即由一章“序”和27章正文组成。根据书中的跋文，回鹘文是从古代焉耆语（原文作“吐火罗语
tili”）译为突厥语(türk tili)，而古代焉耆语是根据古代印度语制成。但迄今尚未发现任何印度语原本。古代焉耆语的本子已为德国考古队所发现。跋文又说古代焉耆语本是由毗婆沙师(Vaibhāsika)圣月
)从印度语制成
，回鹘文本则由羯磨师(Karmavācaka)智护
从“吐火罗语”译成
突厥语。所谓“制成”可能是指根据印度语本编成，而不是译本，也可能只是假托之辞。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据德国本可能译成于9-10世纪，而哈密本则抄成于1067年。（注：回鹘文此处做“羊年闰三月qoyun 
ay”。）哈密本《会见记》1959年在哈密天山区一个叫铁木尔图地方的遗址中偶然为一牧羊人发现。共293叶（586面），字体为正规的写经体，形式为古代回鹘文佛经常用的梵筴(pustaka)型，长47.5厘米，高1.7厘米。每面书写30行或31行。每叶在第7和第9行之间画有直径为4.6厘米的圆圈，圆心留有直径为0.5厘米的穿绳小孔。捐施人名为鞠·塔石·乙甘·都督。（注：如第10章跋文中有这样的文字：mn 
tutuq maitri burxanqa 
tip bitidtim（我鞠塔石乙甘都督为能会见弥勒而让人抄写了［此经］）。）首先研究哈密本《会见记》的为我国的冯家昇教授，他在1962年《文物》第8期上发表了题做“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一文，其中刊布了我帮助转写和翻译的一叶两面原文。之后我在1980年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4期发表了哈密本《会见记》第二章研究，1981年在《文史》第12辑发表了题做“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的长文。此外，我以前的学生斯拉皮尔等人1987年发表了前五品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哈密本《会见记》似由数人抄写成。从字体上看有三种：一为书法熟练的回鹘文写经体，其次为细长、有力的字体，第三为笔法不太熟练的字体。现已发现两个抄写人的名字：一为第10章8叶反面第10行“mn waptsun 
bitidim（我法尊萨里书写）；在另一不知属于何章何叶的残片上写有bars 
ikinti ay yiti otuzqa mn tu tsupa 
bitiyü 
（我图［奴才？］粗帕爱凯于虎年二月二十七日写毕）的字样。
在哈密本《会见记》的序章中有一长段文字提到了古代印度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一些佛教大师的名字，这些都为前人所不知。我根据古代焉耆本译者圣月大师的出生地在德国写本中做“阿耆尼”
（即焉耆梵文化的名字——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而在哈密本中他的出生地则改为“唆里迷”
，从而得出结论：多见于穆斯林文献（如11世纪著名的《突厥大字典》）中的、学者长期不知其位于何处的唆里迷，就是焉耆。
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写本在正字法和语言方面的特点。简而言之，写本的语言比较古老，有些接近摩尼教文献的语言，即附加成份中常以低元音代替通常的高元音（即以
代替
。在转写方面，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采取传统的国际突厥学拉丁字母。
关于与“吐火罗语”原本的比较研究问题，有待于和吐火罗语文专家合作来进行。最近新疆又发现了新的吐语残卷，希望能尽快予以刊布。（注：1998年季羡林教授与外国学者W.Winter,G.-J.Pinault合作用英文刊布了这部分新发现的吐语残卷，题做“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nā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China”,Berlin-New York.）
哈密本在数量上多于德国本。经过与柏林本（胜金口本和木头沟本）相比较，中国本与德国本之间虽基本相同，但有些地方并不一致。二者可以互为补充。
葛玛丽教授认为《会见记》是在回鹘人所谓的新日(
kün)（每年的弥勒节日？）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6]至于弥勒节日是否与新年在同一时间，这一点尚不能确定。汉堡大学华裔学者刘茂才教授在其《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库车与内地的关系》一书中，关于当地庆祝新年的情况引有下列记载：“新年时举行七天斗兽游戏……此外日夜举行名叫苏幕遮的表演，演员们头戴动物面具，唱歌跳舞……这里苏幕遮可能相当于伊兰人的纳乌鲁孜(Naurōz)节……”。[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回鹘摩尼教徒中早有庆祝“伟大新日uluγ 
kün”的传统。这从茨木刊布的摩尼教文献可看出。[8]那里谈到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统治者与贵族们都参加这一节日活动。至于这一节日的具体含义则不清楚。我们认为如果《会见记》的吐语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只是一种假托，实则为当地产物，那就很可能是受到伊兰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所致。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弥勒节日的“新日”举行有关仪式以庆贺迄今作为菩萨的弥勒将成为未来之佛。在这一天佛教信徒们将观赏或听赏带有挂图或表演的说唱。这就当然需要一个说唱弥勒故事的本子，于是我们的《弥勒会见记》就产生了。《会见记》虽性质上基本为小乘作品，但已见大乘的影响。这里信徒们追求的不仅是阿罗汉，而且也是菩萨理想。希望将来弥勒下生到人世时，能聆听他的教导，会见未来佛，从而成道并得到解救。
下面为回鹘文本《会见记》28章内容的简单介绍：
序章，回鹘文称“敬章
，为关于佛、法、僧的一般说教，还讲到18有学
和9无学(
。此外包含有其他重要的序文。
第一章，内容讲南印度(Daksinapātha)年已一百二十岁的跋多利(Badhari)婆罗门举行施舍大会。
第二章，讲弥勒生于名叫梵寿的婆罗门家，自幼聪明过人，从师于跋多利。后受其师的委托，弥勒和无胜(Ajita)等十六同学去中印度摩揭陀(Magadha)国婆萨纳迦(Pāsānaka)山去见释迦牟尼佛。后者回答了他们心中未说出的疑问，并向其说法。弟子们都获不同程度的果报。弥勒受戒成为佛的弟子。
第三章，讲佛养母（也是其姨母）大爱道(Mahāprajāpatī)亲自种棉花，纺纱织布，做成僧衣，要送给佛，但佛让她送给僧众；并说送给僧众就等于送给他。
第四章，释迦牟尼佛预言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弥勒听后向佛请求，愿做此未来佛来解救受苦大众。
第五章，为对弥勒降生地翅头末城的描述。
第六、七两章，只存残叶。从残存的属于第六章最后一叶关于本章章名残文“……赞未来赡部洲……完”来看，仍为对未来弥勒降生地翅头末城的描写。
第八、九两章，似为描写弥勒在天上兜率天的情况。
第十章，章名题做“弥勒从兜率天下降人间完”，哈密本此章保存较完整。在兜率天弥勒向众天神说法，并表示说自己要下降人世。弥勒选中的人间父母为婆罗门梵寿及其妻梵摩波提，梵寿为翅头末国赏佉王的国师。
第十一章，主要是描述弥勒受胎降生的情况。弥勒降生时，天上人间都充满瑞象。新生儿生下后就能迈腿走七步，宣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降生人间。在他降生的第五天，全翅头末城的百姓和赏佉王以及王室成员都向他致敬。七天后，弥勒母不幸去世。看相师对弥勒父亲说，此子不会留在家中，而终要离家学道。之后是关于弥勒学习的描述，老师就是其父。父亲对儿子的聪颖过人感到十分惊讶。弥勒生来就认识各种古代文字。
第十二章，哈密本也十分残破。内容为弥勒因宝幢被毁而感万物无常。章末题做“弥勒菩萨因宝幢（毁坏）而对生死轮回产生恐惧完”。
第十三章，为“出家寻道”，谈到弥勒妻苏摩娜(Sumanā)夜做噩梦。弥勒认为，这预示他将离家寻道。之后是关于深闺的描写，弥勒加强了离家出走的决心。这里像释迦牟尼佛传记一样，弥勒于午夜时分乘车出走。路上遇见一僧人向他讲说解脱痛苦涅槃之道，于是弥勒出家为僧。他让御手萨拉提(Sārathi)把车子和衣物带回家中，自己剃去须发，出家为僧。弥勒从帝释天手中接受了以前诸佛穿过的僧衣。
第十四章，根据德国本，此章题做“走向菩提树下”，主要讲弥勒在菩提树下静坐修行成正等觉。故事大致相当于佛传有关修行成道的描写。
第十五章，题做“《弥勒会见记》第十五章（弥勒菩萨）成无上正等觉完”。这里详细描述了弥勒菩萨成正果的情形。这里详细阐述了十二因缘。
第十六章，题做“弥勒转法轮完”。这里描述了以赏佉王为首的84000贵人出家为僧的情形。弥勒向他们讲说四真褅、八正道。僧人门都因此破除烦恼，获预流果。此章插入了关于宝光佛时胜怨王和财许王的故事。像以前诸佛都有两大弟子一样，弥勒佛也有仙施和满愿两大弟子。接着是关于弥勒父亲梵寿听说儿子成道后，也放弃国师的地位，和其他84000国师一起出家为僧。接着是弥勒子善意和其他84000童子也出家为僧，并获阿罗汉果。最后是赏佉王妻耶殊伐提和84000贵妇也出家为尼。
第十七章，题做“弥勒佛进入翅头末城国完”。其中讲到富人善施(Sudhana)邀请弥勒佛和其他僧众用餐，并捐施一座大的寺院给僧众。
第十八章，讲龙王水光(Jalaprabhāsa)一连七天向弥勒佛进行捐施。弥勒佛详细讲述了各种捐施和未来的转生以及翅头末城听众听法受益。
第十九章，讲到大迦叶
罗汉的事迹，讲到佛的兄弟王子难陀(Nanda)、天授(Devadatta)和富人吉护(Srīgupta)。后者企图加害于佛。
第二十一二十五章，为对大小地狱的描述。
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十分残破，为对天界的描述。
最后，关于《会见记》的文体问题这里还想再说几句。葛玛丽教授早在其1961年发表的《高昌王国850-1250》一书（注意：不要与1973年出版的《高昌王国的生活》相混淆。此小册子我在很早曾译成汉文，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上。这里的汉译文可能与以前的略有不同，因我手头无新大学报。），页73-74曾这样写道：“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戏剧艺术的雏形。在寺院附近举行的群众节日场合，通常是在正月十五日信徒们来朝拜圣地时，他们进行忏悔，向寺院做供奉，举行宗教仪式超度亡灵。晚上则聆听劝人从善的故事，或观赏挂有图画或有人物表演的（佛教）作品，如《弥勒会见记》或师傅和弟子之间的对话。”[9]这里重要的是对书中多次出现的
（《会见记》德国影印本叶104，正面，6--10）“那人一定在弥勒显现的新日与想看的观赏之景相会”。最近我读到德国学者K.Roehborn的题做“《弥勒会见记》是剧本吗？”("Die alttuerkische Maitrisimit-Text-buch fuer theatralische Daxstellungen?" (Memoriae Munuscuhm,1994)，他不认为《会见记》是剧本。美国学者V.Mair在其1988年出版的《绘画和表演》(Painting and Performance)一书第二章中花了几页篇幅讨论了《会见记》的文体。他认为是指图说故事。“吐火罗语”文本书名本身就称为戏剧(nātaka)。此外，从“全体退场”、“幕间曲终”、“曲调名…”等用语来看，也表明是戏曲。但无回鹘文本的每场演出的地点。回鹘文每章前虽表明了演出地点，但又缺少吐语本中的戏剧用语。我现在改变我在1981年《文史》第12辑曾发表了题做“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说它是剧本的看法，比较倾向于说它是戏剧的雏形，或相当于敦煌发现的汉文变相、变文文体，或是“指图讲故事”。总之，这个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200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