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研究·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伦理价值观的构建
徐 雷 邓彦斐
(西华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西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文化管理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组织管理的最高境界，企业伦理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精神资源，是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切实的理论来源和文化载体。本文从企业伦理与文化管理出发，简要论述了儒家思想及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对于企业文化管理的当代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中国企业融合儒家思想构建企业伦理价值观以及企业文化管理的思路。
[关键词] 企业伦理；企业文化管理；经济新常态；儒家思想；管理精髓
当前，在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面临深刻变革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企业管理也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尤其需要重视从企业文化管理及企业伦理的角度，探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企业文化及企业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以及企业如何适应新常态的变化并实现转型升级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1) 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求是》2014年第22期。 。这些问题既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需要科学阐述的问题。
一、企业伦理与企业文化管理
文化的特质是伦理、民主、科学，企业文化的核心特质即为企业伦理、企业民主、企业科学。企业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而核心之核心，是企业伦理。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有企业之间品牌的竞争、技术的竞争，更深的程度上是以企业伦理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的竞争。企业的民主和科学基于企业伦理的保障，才可得以完善并促进企业基业长青。企业管理的本质可视为构建基于企业伦理的企业民主和企业科学。企业伦理亦即企业道德，作为企业经营本身的伦理价值观，表明一个企业为何存在，以何种方式与途径来体现存在，它也是企业在处理其内部成员之间，企业与社会、与客户之间经济行为规范的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乎企业命运，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也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为内在动力，但企业的利益诉求与道德需要并不矛盾，道德与效益的双赢方为企业存在价值的最大化体现。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治，企业无德不兴。企业伦理体现出企业的价值判断，直接影响着企业经营的兴衰，是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一)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伦理
现代文明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与个人的物欲横流，传统的道德和信仰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从根本上导致社会、企业以及个人对传统伦理道德回归的盼望。西方历史文化中缺乏伦理的概念，而有西方管理学者认为，日韩等亚洲国家经济的腾飞，在于其有着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东方文化的源头，正是中国的儒学传统。伴随全球金融海啸及区域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西方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企业中深层次的伦理及文化管理问题，并更为深入地从东方文化的儒学传统思想中探寻优化之道。已经有西方学者提出了企业管理由全面质量管理(TQM)转向全面伦理管理(TEM)的概念。
中国企业需要接受并主动践行企业伦理——这一要求其进行道德的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并非仅仅出于社会对传统道德回归的盼望与推崇。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我国采取了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的改革发展战略，以急切的步伐加入到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在此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包括社会、政治、伦理等各方面的进步和改革却未能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而伦理问题并没有引起多数中国企业的重视，伦理道德常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甚至被视作外部强加的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无视伦理的行为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企业行为也身处其中。近年来中国企业界频频发生社会责任问题，正是此内在的危险症状集中爆发的表现。中国企业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社会、伦理之间的综合平衡，将企业伦理视为一种极为宝贵的企业无形资产，作用于企业的经济行为，促进企业多样化目标的实现。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应抓住转型发展的机会。在企业伦理价值方面，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兼顾经济、政治与社会责任，既看重当下，更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多元共赢更替零和博弈的经营思维，兼具对竞争企业的互惠关切，力求自身创新并同促发展。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积极参与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和规范制定，从以往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的利益攸关者。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企业的自主创新，因而企业更需合理布局，协调内外平衡以把握发展主动权。国无德不行，人无德不立，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要实现其长远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应以企业伦理观的构建为核心，立足于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担当，达成外力作用下慈善责任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所要承担的伦理责任。为谋求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多个群体的和谐共荣，企业领导者也须具备文化管理意识，着力探寻企业伦理价值的实现路径，凝练企业伦理与文化理念。
(二)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管理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企业建立伦理价值观的精神资源，不仅由于儒学作为一个信仰体系之一的广博性与可塑性，更重要的是其优良的精神内核与深刻的价值认同。中国企业文化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工作即是，发扬儒家传统中平等、利他、利国的价值思想，为企业伦理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博大精深的文化支持。由此才可保证企业核心价值的持续，适应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变化，取信社会，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
儒家思想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的精神资源，其“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是全社会，亦是企业和谐与发展的基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整体价值观有利于正确处理在经济发展与转轨时期，国家、企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健康的企业文化管理才可保障。对于中国企业的文化管理而言，汲取儒学精髓十分必要，并且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儒学仁爱观在企业组织行为方面，利于企业成员的和谐关系与集体观念，增强企业向心力；价值导向是企业文化管理的核心，儒学义利观有助于企业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修己安人”、“为政以德”的儒学管理思想有助于提高企业领导者的综合素质与管理水平；而儒家讲“礼”、修“和”的美育思想，可催生企业和谐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氛围。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选择中熟油菜品种，用种量是0.3～0.4公斤/亩。基肥施复合肥(15-15-15含量)50公斤/亩，硼肥(10%含量)0.5～1公斤/亩；苗肥于4～5叶期施尿素5公斤/亩，腊肥每亩施尿素5公斤/亩，氯化钾2公斤/亩，于春节前施用；薹肥每亩施尿素、氯化钾各3公斤/亩，初花和盛花期结合一促四防喷施磷酸二氢钾和硼肥。
中国的企业文化问题就实践而言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历史上的中国企业与各大商贾均非常重视企业精神与道德的培育。总体上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企业文化自发形成阶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文化建设阶段，三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企业文化自觉建设阶段(3) 贺德亮：《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与儒学》，《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 。自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量引进和传播西方的企业文化与先进的文化管理研究成果，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的企业文化才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开始应用于实践。
我国经济在前期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发展环境尚不成熟，加之单纯注重经济利益，导致企业伦理及文化管理未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不少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了企业文化管理的重要性，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企业文化管理起步较晚，其综合效能尚未在国际竞争中充分发挥。企业整体水平和经济行为也表明，中国企业文化管理仍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国内部分企业甚至没有对企业文化的认知，有意识者又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自发且散漫，没有系统沉淀为稳定统一的企业文化，反而不利于企业内部的凝聚。多数企业的文化管理流于形式，忽略了从理念到执行的规范制度化，并无实质效果。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中，企业领导者个性色彩浓重，优秀的企业文化也难以良性传承。在企业文化建设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时，往往难以辩证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应用传统文化于企业文化管理之中显得盲目和生硬，更未将企业文化植于民族文化之根与西方先进的文化管理科学有机地融合。可见，中国的企业文化管理在理念、制度、行为和物质文化等层面存在诸多问题。
二、儒家思想的管理精髓
中国传统帝国专治政治的历史使儒家思想有过作为统治工具的政治畸化形态，但其并非儒学传统的源生本质。无可辩驳的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学传统，历经岁月的陶冶与沉淀，连同其人文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与心理素质之中，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之根，其合理内核是中国企业伦理价值观真正的文化载体，对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
(一)儒家管理智慧及现实价值
儒家思想主要产生自周代以前各朝代记录治理国家经验教训的文物典章制度，并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作为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可见儒学从其诞生伊始到成为主流，均与管理有着颇深的渊源。儒学核心思想带有诸多深邃的管理精髓，其管理智慧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以和为贵，以中为用(4) 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内容涵盖“为政以德”的管理方式：重视管理行为的价值取向以及管理者的引导作用，采取宽严并济的管控手段。“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由管理者自身的“修己”，到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监管，再至满足其他成员需求的“安人”，循序渐进。“义利合一”的经营方式：主张“先义后利”，“义以生利”、“取之有义”、“见利思义”，精神与物质并重，以求融合化解“义”“利”之间的矛盾(5) 郑裕正：《儒家思想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之运用》，《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
其一，仁爱观。孔子“仁”的核心思想即仁爱、仁义、仁政，又谓“爱人”。《孟子·离娄下》有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对企业而言，其一切活动都归结为企业成员的活动，要提高企业效益，就是调动和发挥其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对员工有仁爱之心，相互尊重，方可增进成员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企业凝聚力。朱熹集注提及：“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仁”“义”可并称为儒学伦理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对于“义”“利”之辩，孔子持有平和中允的态度，《论语·述而》有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其二，义利观。《易·乾·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论语·宪间》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体现出儒家“先义后利”，“取之有义”的“义”“利”观。儒学重义轻利的主张，未片面地反对求利，而提倡道义的经营，反对投机取巧和为富不仁。西方社会重视从人的个体利益出发，较易地形成了“自他两利”，“义利合一”的思想，用以指导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而我国传统文化重视团体，强调合力，则中国企业界需从儒学管理精髓的义利观出发，发掘商业精神的支点。《论语·里仁》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利可以其道得之，利益与原则并非一定处于对立。《大学》有言：“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对中国企业而言，儒家的义利观力求将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统一，可谓至真至善的经营哲学。利中有义，功中有道，看似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蕴涵着平等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亦如儒学主张的“礼”“信”思想所诠释。
文献中被广为引用的网络课程定义是教育部2002年2月颁布的《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体系和11项试用标准》中给出的：“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6]。
观察组产后母乳喂养率为85.11%、产后母乳充足为89.36%,较对照组65.96%、70.21%高(Z分别为5.121、5.364,P<0.05),见表2。
其三，克己复礼观。“礼”即礼节、礼仪、礼教。在企业管理中，“礼”是促成团结与和谐的积极因素。讲“礼”还需修“和”。《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企业内修人和，才能同心协力，催生推动企业发展增长的强大合力。《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常言领导者需“德才兼备”，“德”即谓道德，也可谓领导者的修养。《贞观政要·君道》所云：“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正是儒学“修己安人”领导思想的体现。企业管理者要做有德行的贤士，懂管理的领导者，严于律已，宽以待人，方能正确而高效地引领团队，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
其五，诚信观。诚即诚实、守信。《孟子·离娄上》有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则生“信”。《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学极重诚信，谓之为人间大道，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个体修身在于至诚，群体至诚则感通。诚信不仅是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亦是保障企业信誉和形象，提升客户黏度与员工忠诚度，以至基业长青的根本。
(二)对于企业文化管理的当代意义
孔子是人文主义哲学的先知，创立了人本主义仁学。因而儒学核心与来源即是对人的价值、理想、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儒学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立德、立功、立言”和普利天下的价值建构，都是企业文化管理切实有益的精神资源。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正值国家复兴并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际。同时，国内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而儒学精髓同“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一脉相承且高度契合，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伦理等各方面愈发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PTA（Primary Trait Analysis，简写PTA）即基本要素分析，是一种用于学生作业，尤其是开放性作业的评分工具。PTA量表的理论假设是：任何一种行为表现，包括行为的和认知的，都会有一系列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构成学生学习某些知识、技能或行为表现的基本单元。教师只要将学生在这些基本单元的行为表现进行评定，则学生在完成这些具体任务时的总体特征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评定。
从我国文化历史看来，儒学传统长期居于主导，其核心价值观已植根于人们心中，从思想本源和价值认同上讲，均相较外来文化具有绝对的“先天优势”。当前，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内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企业须以儒学传统为文化载体，综合借鉴各国优秀管理经验，发展适合自身的企业伦理与管理文化。同时，儒学精髓在世界范围内也在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求，儒学传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有西方学者预言：“儒学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天人合一”等诸多儒学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全球化伦理相呼应(6) 邢瑞煜：《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 。
三、当代中国企业伦理价值观的构建
企业伦理不是短期的建设即可完满，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在思考“义利”与“事功”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深入延续此种思索。不少企业排斥现代商业的融智融资，难以支撑企业的创新成长与规模扩张。大量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公民意识，企业与社会未能良性互馈，企业伦理与社会伦理却同盼传统道德伦理的价值回归。
唐玉烟对他道：“天师，您的身体，应该多晒晒太阳，不能总是闷在屋子里，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好。”于是，青辰找村里的木匠订做了一把轮椅，第二天的时候，天葬师便坐上轮椅，在二人的推行下，来到了天葬院外。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身处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企业，需建设知识型组织，并以科学的企业文化管理来持续生命，赢得竞争，成就价值。而建设知识型组织的首要是实现精神资源的共享，亦即建立共享型伦理价值观(7) 陈爱清：《中小企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基于儒学伦理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 。老子所云的“良贾深藏若虚”，不再适宜于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面对现代资本市场、有社会担当的中国企业公民。共享型伦理价值观，必须是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价值观，是基于恒定及可复制原则的价值观，这个原则就是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在企业层面表现为更细分的价值观形式，如契约精神、信任精神、遵循制度、尊重个体、团队协作等，而是否有共享精神是对企业核心价值观最终的衡量。没有共享精神则绝非均衡的价值观，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和企业公民，与组织成员、经济合作体以及全社会分享知识和财富，从而长期地产生内在和外在的认同，实行科学的文化管理，达到建设知识型组织并创新发展的目标(8) 肖知兴：《中国企业需要什么价值观》，《中国新时代》2005年第1期。 。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都曾发掘和利用本土精神资源，并注重向西方企业学习，尝试用“仁爱”、“立人”、“达人”、“双赢”的儒家思想来改造“家天下”的狭隘观念。
A：印刷是一个技术革新速度很快的行业，特别是印前，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工捡字，到改革开放后的激光照排、电子分色，再到现在的CTP，整个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用“飞跃”来形容。从印刷、印后环节来看，则是应用连线、自动化的设备尽可能地代替手工，智能化也成为这一轮技术革新的关键词。
《孟子·公孙丑下》曰：“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企业的伦理价值观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根基，需上升到“道”的高度，具备毋庸置疑、无可妥协的特质。不仅在理性、情感、行为及话语系统得到组织成员、经济合作体与社会的认同，还须在信仰和精神方面深层次的认同。而企业的价值观达到此种境界，必须以更具共享价值的信仰层面的精神资源为支撑。我们引进西方文明，标准化的科学技术易于学以致用，但精神文明尤其是信仰文明却难于融入。因而中国企业必须从更深邃的儒学传统精神资源中发掘共享型文化的基因，依靠本土文化基因来实现与国人精神层面的无阻沟通，从而建立得到深层次认同的共享型伦理价值观。
企业文化管理发源于日本，成型于美国，我国传统文明本身并没有企业文化的概念。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的企业文化管理学说，与发达经济体已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管理科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的群体意识和人在管理中的作用，突出在现代管理方法中精神和文化的力量，以提高企业及其成员的道德素养、诚信度、责任感及事业心。其根本目的是为提高企业效益，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管理即发挥着持续与强健企业生命的作用。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安身立命乃至基业长青，须依托于自身知识与综合竞争实力，即自主创新力、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的集合。企业文化作为企业软实力，是其具备综合竞争实力的必要条件，缺乏文化管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空谈(2) 刘莉萍：《儒学伦理传统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湖南大学学报》2010第1期。 。
其四，反求诸己观。此为儒学所主张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孟子·离娄上》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企业同样需要自省精神，出错后承担责任，探究问题根源，从中总结和改进，而非以掩盖或推脱来处理问题。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映出儒学反求诸己观与其所倡的“恕”道的紧密联系。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理念有助于民营企业摒弃“家天下”的狭隘思想，促进企业在管理中识人用人、知人善任；同时其作为“恕”道的终极体现，亦是反求诸己观所蕴涵的普利博爱精神的深切表达。
四、新常态下融合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管理
纵观中国商业史，从商朝的易货贸易到范蠡的候时转物，再到子贡的“亿则屡中”，其重点在于贸易和投资，没有工业化时代的增加值概念，中国传统亦没有当代意义的企业文化概念，而儒学等传统文化却蕴涵支撑中国企业文化管理的理论基础与精神资源。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当代中国企业的文化管理须重视以下问题：
第一，从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企业文化管理。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较高级的文化管理模式，需要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有机整合成自有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企业明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不可盲目追求建设企业文化的形式，并且真正将企业文化从流于表面的文化建设，推进到切实贯彻的文化管理。由文化建设走向文化管理，需从“为政以德”、“以礼治企”出发，注重规范的执行和企业制度建设，同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沟通，将企业价值观与文化理念渗透到企业的制度、流程以及成员的行为规范的过程中去，并充分发挥企业家的表率作用，把制度建立在心理契约的基础上，使成员行为从他律走向自律。将企业文化落地，更生根到成员心中，使企业真正迈入文化管理这一组织管理的最高境界。
第二，面向全球的现代中国企业文化。中国对外海量输出了产品，却没有同等地输出文化，而文化的输出需要对外文化的渗透力。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经济要转轨，中国企业要融入全球化，屹立于世界市场，并从产业链末端上移，需以具有人文主义共享价值的企业文化为支撑。西方文化管理的特点是，重“事”而不重“人”，注重做事的效率和效益，强调做事的规范和流程，善于将流程标准化、透明化。东方文化管理的特点是“人”，尤其重视人际关系，重人情和人伦。“以人为本”的儒学管理理念，道出了企业管理的根本。建设面向全球的现代中国企业文化，需要东西结合，取长补短，发扬儒家思想的传统文化优势，同时借鉴西方优秀的管理机制。
第三，注重企业环境变化对文化管理的影响。儒学“天人合一”的价值成就系统地描述了主体与环境的矛盾变化以及反应进程。企业环境包括市场、人力、金融、投资及经济环境等，这些均是与企业发展相依存的客观条件，直接影响企业的短期效益和存亡。政策、法规、社会评价与信誉等企业发展软环境，对企业文化管理，以及企业长期效益和综合竞争力有着间接而深刻的影响。知识经济时代，种种环境因素有了更加复杂的联系和难以想象的变化速度。企业需要在发展战略、经营策略和管理机制方面及时应变调整，企业文化管理也需对内保持契合，对外及时适应，推动企业发展战略与经营策略的应变，使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形成强大的企业文化竞争力。
这颗卫星由3D打印机打印制作，仅64克，只比一个网球重一点，比一个核桃大一点。它被安装了8个传感器，用来收集及发送地球电离层数据。这颗卫星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教育机构IDoodle Learning组织的“Cubes in Space”比赛中，从来自57个国家的86000个参赛设计里脱颖而出，一举夺冠，于2017年6月22日，在瓦勒普斯岛发射升空。
收稿日期： 2019-06-19
作者简介：
徐 雷(1982—)，男，重庆人，管理学博士，西华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后，首批“天府万人计划”社科菁英，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管理经济学。
邓彦斐(1986—)，女，山东济宁人，管理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发展经济学。
（2）变条件不变结论的“变题”。主要是指在以一题为基准，对此题的条件进行变换，而所求的结论不变。通过这一系列的题目的练习，使学生形成完整的与这道题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结构。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71503216)、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SC17B088)及四川省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9JDR01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8-0172-05
(责任编辑：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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