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人”的演变逻辑：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经济人论文,学派论文,脉络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2-0031-08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说基础之上的。“在对市场上的人类行为的这种分析下面存在着某些心理上的假设，以及有关经济现象是合乎理性的假设，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1](p274)克里斯托尔此处所言的“合乎理性的假设”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经济人”假说。从这一假说的理论渊源与发展来看，古典经济学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斯密首创，经西尼尔、穆勒的发展，到马歇尔①集大成，乃至一直影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代表人物，如阿玛蒂亚·森。“经济人”假说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建立及完善过程中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因为“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经济分析中应该对人性持有一种怎样的伦理视角，或者说，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人性理论为基础构建经济学研究。对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人”的逻辑演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就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人”的演变逻辑而言，其发展过程大概经历了斯密、西尼尔、穆勒和马歇尔四个阶段。虽然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他首创了经济学研究中的人性分析思路，学界也就通常将斯密看作是“经济人”假说的开创者。有意思的是，斯密在人性上秉承的是经验分析与事实描述之路，在其后的古典经济学派思想家却将之转向了人性的理论假说，并使之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一、斯密在“经济人”上的事实描述
斯密“经济人”思想的出现并不是从天而降。从时代背景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为“经济人”思想的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从思想来源来说，斯密之前的包括与斯密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为其“经济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当时的时代氛围来说，“求财”业已成为一种口号，一种社会时尚的风向标。早在1669年法国公布的法令中就规定：“商业是致富的源泉，它富国强民……没有其他比商业更无害、更加合法的致富途径……”[2](p50)而在思想界，无论是英国的霍布斯、洛克、休谟，还是法国的爱尔维修，荷兰的孟德维尔、斯宾诺莎都在大肆谈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性的趋乐避苦、求利的正当。斯密正是应时代所需，刻画了一个创造了新时代的“人”。这是既注重自我私利，又对他人充满仁爱之心的理性的“人”；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首先，“自利”是人的本性。斯密认为，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利的打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利己心”或“自爱心”。他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得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请给我以我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p13-14)这段引文众所周知，也是最为经常地被引用作为斯密强调利己心的论据。我们从中确实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斯密“经济人”的基本特性。在斯密这里，一方面，从现实中看，人的利己本性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人的利己本性自然合理，利己本性就是人性中的自然法则。
其次，“利他”也是人的本性。即便在“经济人”上持“理性自利假说”观点的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经济人”不能说只是利己的，而是也具有“利人”本性的。[4](p11-12)对他人的怜悯与同情之心与人利己心一样，都是人类情感中最为自然、本能的情感反映。他说：“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是，在其本性中显然还存在某些自然的倾向，使他能去关心别人的命运……这就是怜悯和同情，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痛苦，或只是因为栩栩如生地想象他人的痛苦时，都会有这样的情感。”[5](p3)可见，在斯密这里，怜悯和同情等利他本性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这种本性人人都有，就是罪大恶极的恶棍也不例外。但是，即便一个人如何对他人的不幸表示怜悯和同情，这种程度都不如当事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的怜悯与同情的激情是不能持久的，只有利己心才是最持久发挥作用的本性；怜悯与同情的利他心与自爱的利己心相比，后者是先发生作用的，人们总是先想到自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他人的不幸表示怜悯和同情。
再次，人是有理性的。同时兼有利己与利他本性的“经济人”为什么能够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性共存，而不至于发生人格分裂呢？“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如何和谐统一于人的品性之中呢？原因在于“经济人”的理性。自古希腊以来，一个公认的观点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因为具有理性得以与动物界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人的理性使人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虽然中世纪的神学将人从属了神，也将人的理性让位于上帝的神性。但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对人的地位予以了肯定，也对人的理性价值予以了重新认定与发挥。在此背景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受到影响，斯密也不例外。尽管大家都认为斯密是一位承继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但并不意味着斯密对人的理性本质予以了否定，甚至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斯密仍然是吸收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所在。斯密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审慎”的德性，也就是在理性指导下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德。正是这种审慎的美德，使人得以自我控制，使人在满足自我私利的同时不致损害他人利益，使人在追求自我私利的同时会想到他人利益、并能在满足私利的同时实现他人利益。因此，理性使“经济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统一在了一起。
最后，斯密“经济人”是对人性恰如其分的表述。斯密提出的“经济人”的思想对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围绕着“经济人”问题学界也开始了热烈的争论。“经济人”争论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将斯密“经济人”的两种基本属性进行割裂的争论。主张“经济人”是纯粹利己本性，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是冷冰冰的金钱交易。然而没有道德内涵的市场经济显然不会有长足的发展，现实也证明了市场经济本身是有道德因素的。斯密的“经济人”是一个既有利己本性，也有利他本性的，并在理性指导下让这两种本性统一在一起的完整的、真实的人。在斯密这里，这个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时代的“新人”，即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直到斯密生活的那个18世纪，也仍然只是被视为是“中等和下层的平民”。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更没有特权，也不能进入上流社会。在社会的上层，仍然还是被传统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把持着。这些人的价值观，仍然是奢谈财富，鄙视劳动，将通过自我劳动获得财富视为是下层等级的事情。为此，这个新兴的第三等级就强烈要求获得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要求对诚实劳动获得的财富予以肯定，要求承认“利己心”对社会繁荣与进步的巨大作用。明确斯密“经济人”的时代背景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要向市场经济注入伦理关怀。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评述说道，对“利己心”的肯定，是“市民社会”向前发展的特殊经济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反映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市民社会”转变的历史要求。[6](p9)因此，从历史事实来说，“利己心”是市场经济不可否认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在市场经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对“利己心”进行如此的强调。过于重视与强调人的本性中的“利己”，也就是将人本性中非善的那一面进行某种天然、永恒的论证。显然，对“利己”的过于强调和重视会导致社会诸多问题，并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斯密特意对人性中的“利他”予以了重视与强调。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来说，“利己”是保证其收益最大化的人性基础，“利他”是保证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的人性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能够看到人身上的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性，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人的属性的复杂性，这恰恰是斯密“经济人”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二、西尼尔的“经济人”抽象
第一个明确认识到经济人的方法论意义，对“经济人”进行理论抽象的经济学家是西尼尔。他指出，经济学家无需也不可能考虑到“影响人的一般福利②的一切因素”。这就意味着，西尼尔将经济学看做是一门仅谈论财富生产的学问，这门学问是无需考虑人的因素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的因素排除得越彻底就越科学。
首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经济人”抽象化的必要性。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类似的、无偏见的学科。这就要求它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从一些大家公认的定理、定义和公理的前提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客观的、无任何个人偏见的结论。他说：“就我们所使用的狭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来说，它所讨论的主题却不是福利，而是财富。”[7](p11-12)在他看来，“福利”之所以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因为“福利”有更多的主观因素，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问题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就决定了该学科的科学属性，也就决定了学科研究方法的属性，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为此，西尼尔强调，经济学家应该抛弃自己的好恶感情、价值观念，站在一个纯粹客观的立场上来进行经济学的研究。研究者是否应该对研究对象带有道德情感，始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话题。韦伯提出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看法，与西尼尔的这一看法是不谋而合的。其实，这一争论所涉及的核心是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社会性之争。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科学性和社会性都是其研究的目的，如果能够兼顾二者的实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如果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何者具有优先性呢？能否以科学的名义置研究的社会价值不顾呢？这个问题迄今学界也未能作出很好的回答。
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前提决定了“经济人”抽象化的必然性。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之后，西尼尔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基本研究前提，其中的第一个研究前提就是对人性假设的前提，即我们认为的“经济人”的抽象。“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可以概括成出于观测或出于意识的结果的几个基本命题。当时所暗指的几个命题如次：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7](p46)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就如数学、几何证明中的公理、定理，具有无需证明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定具有科学性，能够获得科学的结论。
再次，抽象“经济人”意义重大。“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任何人都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目的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二是这种对于利益的计算是出于理性的。西尼尔认为，这个前提非常重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他说：“这一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和万有引力在物理学或‘全或无定律’在论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这一基本事实，推理就无法进行，差不多一切其他命题只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注解。”[7](p49)在西尼尔看来，这个假设是一切的经济学推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构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可以说，西尼尔的这个认识历经穆勒、马歇尔的阐发，确实成为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导向，“经济人”假说真的成为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出发前提。
最后，西尼尔的“经济人”抽象是不彻底的。尽管西尼尔对“经济人”的抽象信心满满，但在对“经济人”的具体论述中又表现出某种不彻底性。表现有三：其一，“内容上的”人与“方法论的”人的背离。西尼尔并不否认自己的这个前提假设并不真的能代表现实中的“人”，并不能完全涵盖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需求。但也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的丰富多样性，才需要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人”进行抽象，否则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难以有一个研究的前提。可是，“经济人”的内容，西尼尔仍然认为是表现各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的人。彻底将“经济人”从现实中完全剥离的是其后的穆勒与马歇尔。其二，“财富”定义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背离。西尼尔一方面认为财富应该具有客观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财富定义中，他又使用了极为明显的非理性内容。他认为，财富具有三个要素，效用是其中重要内容。什么是效用呢？他说：“使任何事物得以成为一项财富——或者换句话说，使之具有价值——的上述三种特质中最显著的是足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愉快的能力，这个词包括一切类型的满足，或痛苦(包括一切类型的不愉快)的防止。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字眼足以精确表达这种能力；效用这个词是比较最近似的。”[7](p17)显然，痛苦与愉快是人的情感感受，决不会是人的理性认知。用感觉上的某种体验来说明一种纯客观的定义，岂不是自相矛盾！其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背离。当将人的本质抽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前提，也就意味着对人的工具化和理性化，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意义吗？针对众人对此的批评，西尼尔辩解道，任何学科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是分开的，正如数学、几何学研究的数或图形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对象在生活中存在的现实性。但是，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适用性，即研究成果、研究目标的现实性。不能运用于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既然社会科学是一门现实的学问，显然它就不能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更不能无视现实条件、客观因素等的影响，也不能无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伦理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三、穆勒的“经济人”抽象
在古典经济学派时代，人们通常都是参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论证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当然，这种论证方法是否正确，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当时的人们通常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这就是说，具有“科学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从某种假设的前提出发进行逻辑的推理并找到客观的规律。穆勒沿着西尼尔开创的道路，对“经济人”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抽象化。
首先，政治经济学就是科学。穆勒之前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普遍赞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但第一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科学性质，并给予论证的思想家是穆勒。穆勒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第一，科学与技艺是有区别的。穆勒认为，科学不提供行为的规则与指导，科学给出的是自然的规律。他说：“科学讲事实，技艺讲戒律。科学是真理的集合，技艺是规则的总和或对行为的指导。科学的语言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技艺的语言是，这样做，不要这样做。科学认识的是一个现象，并努力去找到这一现象的规律；技艺则给自身定个目标，并找出影响这一目标的种种手段。”[8](p132)提供价值观导向，给人的行为予以指导的不是科学，而是技艺。这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不提供行为指导的价值导向。第二，科学需要从假设出发。在穆勒看来，科学研究的标志就是假设。任何科学都需要建立在某种假设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只有从假设出发，才能得到科学的真理。这就会有一个问题：一方面，科学具有确切的真理性；另一方面，科学的真理又要建立在一个含糊的、不确定的假设前提上，这岂不是矛盾？一个坚固的建筑如何能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呢？穆勒认为，科学的前提——假设——本来就已经是通过科学论证的真理，其表现出来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是研究方法所需，而不是其本身存在的含糊与不确定。第三，政治经济学是道德科学，与物理科学等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研究的分类取决于研究法则上的区别。道德科学研究法则是精神法则，导致了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导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完全通晓研究对象的所有环境条件。这就需要在道德科学研究中坚定地执行假设研究方法。第四，政治经济学是道德科学中的一个分支。道德科学既然讨论的是精神法则和取决于精神法则的全部复杂现象，那么，道德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然而，道德科学下的不同分支会使用不同的人性法则，在穆勒看来，最起码有两种不同的人性法则。“有些人性法则相关于某些通过他人或其他理性存在物而产生于某人身上的情感，如爱慕、良心、或义务感、满足感，就行为而言，取决于或相关于人性的这些部分——这些法则构成了纯精神哲学另一部分的整体，这部分是道德或伦理学的基础。”[8](p136)另一种人性法则与此不同，“关系到生活中的人产生的思想和情感，这个人即是为了一个或几个共同目的而结成的人类整体或集体的一分子，”[8](p136)这就是被称为社会法则或社会人性法则的东西。后一种人性法则是社会经济学的主题，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正是这样的人性法则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人”抽象。
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决定了“经济人”抽象。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人的社会人性法则，而不是人的全部本性；只涉及人的部分社会行为，而不是社会中的全部行为，所以必须对“人”予以抽象，上升为推论的假设前提。穆勒说：“它不讨论受社会改变的人性的全部，也不讨论社会中人的全部行为。它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8](p137)而且，“经济人”抽象是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建立在一个假设的人性“模型”之上，这个人性“模型”假定人只具有与财富追求相关的情感和动机，别的情感和动机即使在现实的人身上存在，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也是不予考虑的。
再次，抽象的“经济人”假定人是自利的。穆勒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要假设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获取和消费财富，除了与此相关的“财富的欲望”、“厌恶劳动”和“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之外，将任何其他的“激情和动机完全抽象掉”，人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8](p137)穆勒是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代表。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利益是由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的利益构成的，当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与实现之后，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个人的自利不仅是自然的、也是社会所必需的。追逐利益尽管不是人的行为的全部动机，但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
最后，“经济人”抽象只是假设。穆勒非常明白这一假设与现实中的“人性”有着很大的差别，是无法代表真实的人的。因此，他强调“经济人”抽象只具有假设的意义，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最实际的本质上来说，与现实中的人是有差距的。他说：“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8](p138)“经济人”抽象实际上只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在理论假设中的“人”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在理论假设中为真的东西，未见得就是现实中的“真”。
针对穆勒的“经济人”抽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经济学家们奉为圭臬。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哪一个人的终生活动仅仅是出于追求财富的动机而不受任何其他冲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在经济活动领域中，追求财富是人的主要的和公认的目的。”[9](p119)但这样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动机不仅仅是经济动机，就是在人的经济活动中，求利也不是唯一的动机。从现代心理学、行为学等科学研究的结果来看，人的行为动机组成其实是复杂的，并不只有理性的计较，各种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和理性计较夹杂在一起，共同支配着人的行为。就拿经济行为来说，追求财富的获得只是一个方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有个人兴趣、爱好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非理性因素主导着人的经济行为。
四、马歇尔的“经济人”假设
针对穆勒等人的“经济人”的抽象，马歇尔认为并没有完全揭示“经济人”的深刻的内涵，也就没有真正发挥“经济人”在经济学大厦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马歇尔在对穆勒“经济人”抽象提出批评后，明确提出要重新明确“经济人”的内涵，以发挥“经济人”假说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传统的“经济人”抽象是有问题的。马歇尔认为人的行为和品质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经济科学的研究需要将之置于社会历史环境之中，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对经济科学的影响。他认为传统的“经济人”抽象是有问题的，他们(此前的古典经济学派)对于人性决定于环境的影响估计不足，导致他们给出的是一个不受社会历史条件影响的、不变的“人性论”假设。可以说，这种“经济人”的抽象不仅不符合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学科性质，同时也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招致了社会主义者的诸多批评。在传统的科学认识中，往往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固定不变的，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发现即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变化的，更不用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了。马歇尔结合边际主义的贡献，进一步地对“经济人”的假说予以了完善。
其次，“经济人”是社会人。把“经济人”还原到社会和历史环境之中，就可以发现：经济人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他是有着丰富的社会动机，并且是精于计算的理性的人，虽然有时会屈从于习俗和习惯产生冲动，但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理性的。一般地，“经济人”具有如下内容：其一，“经济人”是现实中的人。马歇尔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而且这个人并不是只具有理论抽象意义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其二，“经济人”不仅仅只具有利己的本性。针对以往的“经济人”假说将“经济人”定位为理性的自利的人，马歇尔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10](p11-12)马歇尔强调，人的行为动机还有很多别的考虑，正是这些考虑导致了人的利他性经济行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强调“经济人”的纯粹利己性，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却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利己的人。其三，“经济人”总会表现出利他性。马歇尔指出，证明“经济人”具有利他本性的例证很多，如对陌生人的关怀、同情和信任。近代社会转型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变化就是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传统社会建立在熟人人际关系之上的伦理规则开始被理性契约的约束所取代，在此基础上的信任相比以前有所加强，欺诈行为与中世纪相比要少得多。马歇尔认为，这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利他性。其四，“经济人”具有理性的精明。尽管作为社会人的“经济人”，可以作出某种程度上的利他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人”仍然是利己的。但与其他经济学家解释“利己”所不同的，马歇尔更为强调了“经济人”利己的理性化色彩，即他所说的“精明”。基于理性基础之上表现出来的“精明”，是近代以来“经济人”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特征。
最后，“经济人”是方法论上的假设。尽管马歇尔极力解释“经济人”不能像以往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的抽象，但是，他的“经济人”仍然不是斯密意义上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理想人格的客观描述。与穆勒等人一样，马歇尔的“经济人”实质上还是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某种假设，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抽象。原因如下：其一，马歇尔仍然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科学，而科学就要从假定出发。与穆勒一样，马歇尔要建立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既然如此，经济学研究就必定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个范式就是：一切的科学研究都是以某种假定为前提，并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他说“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暗含地采用条件的：但这种假设的因素在经济规律中特别显著”。[10](p55)其二，马歇尔的“经济人”仍然是假设。虽然马歇尔使“经济人”表现出不同一般的丰富性，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伦理规范上的证明，并不是希望给人们提出行为规则上的导向，而是为了让“经济人”抽象更为合理。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决定了经济学不是规范性的学科，而是事实性的学科，这就是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只具有资料的性质，并不具有道德评判的性质，但这种资料有助于人们的道德评判。其三，“经济人”可以通过“货币”得到抽象成为假设。马歇尔认为，传统的“经济人”假说的错误在于将“经济人”仅仅视为自利的人。作为现实人的“经济人”不仅是自利的，也是利他的。这样具有利己和利他双重本性的人如何能够成为学科研究中的假设呢？马歇尔认为，可以被度量的货币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从其效果来说，都是为了获得和满足某种利益，既然如此，人的行为动机都可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
通过种种努力，马歇尔认为自己已经将经济学研究主要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意义，而且，他的这种假设对经济学来说，使得“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比过去是更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严谨了”。[11](p410)马歇尔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割裂。从严格意义上，任何学科的学科研究，内容与方法是不能分割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学科研究既是内容的研究，也是方法的研究，二者是统一的，不能人为地割裂。可以说，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的发展在沿着马歇尔开创的道路③继续前进的时候，不仅没有达到马歇尔所预期的研究目的，反而窒息了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经济人”假说也进一步地失去了其本来具有的经济伦理含义，纯粹地成为了某种方法论。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再强调要重新认识斯密的“经济人”，要求“经济人”假说向斯密的传统回归。可以说，这一思潮的出现正是揭示了“经济人”假说作为方法论的狭隘性。
总之，从经济伦理研究角度，“经济人”思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想的人格模型。通常每一个社会都会给人民提供人格楷模，倡导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其目的是给社会成员提供某种行为指导和约束。“经济人”所具有的经济伦理意义正在于此。但是，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人”思想从斯密的客观描述到马歇尔的方法论假设的这种演变过程可以看到，“经济人”的规范色彩在不断弱化，而其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色彩则在不断地强化。这种变化不是无原因的，其背后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关于古典经济学派的划分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一般地，学界将马歇尔划分为所谓的新古典学派。但是，古典与新古典之间从经济伦理思想延续来说，在学理上仍属于同一研究范式。故在此仍将马歇尔归为古典经济学派。这也是凯恩斯对马歇尔的归类。
②“福利”一词，从其概念的本意来说就是与道德观、伦理观相联系的。因为福利其本质上是“人”的福利，涉及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英国学者诺曼·巴里的《论福利》对“福利”概念及其福利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可以将福利要求建立在某些道德观念如平等、社会正义、甚至权利等基础上”，福利就是从某种伦理观、价值观出发所建构的对于人的幸福生活实现的思考，“福利命令意味着，在广义上，公共政策应该趋向增加人们(个人或集体)的幸福和满足：无论是一种限制市场力量自由运作的消极政策，还是相信交易体系不能生产所有可欲东西的国家积极行动，在伦理上都没有什么区别”。见[英]诺曼·巴里：《福利》第12-13页，储建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马歇尔之后，以莱昂内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批现代经济学家把“经济人行为的解释从功利主义心理学转到现代行为主义”，“以‘偏好’概念代替对目的本身的解释，从而切断‘自利’与自私在理论上的任何联系”。参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143页。“经济人”假说变得更纯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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