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历史时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
时代，亦称历史时代，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当时社会发展的某种主导趋势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范畴。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发展过程中要被新的历史时代所代替。同时，历史时代又不是转瞬即逝的，任何历史时代从其形成到结束，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实践的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运用不同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法：
第一，可以以哪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的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为主要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快些，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慢些；一些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面，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则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后面。因而在同一历史时期里，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的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种社会形态就成为区分历史时代的主要标志。例如，在17世纪，首先在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高于封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通称近代。尽管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因为这些社会形态已经过时，不能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因而不是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志。再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通称现代。
第二，在阶级社会里，可以以哪个阶级居于中心地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时代的主要特征为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列宁在1915年初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曾经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脱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我们能够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P143)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把1789年法国革命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其以后的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列宁指出：“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1](P144)接着，列宁对这三个时代的阶级内容作了说明。他指出，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对于封建主在第一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1](P144)时过八十多年，回顾列宁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时代划分，可能并不符合至少不完全符合以后变化了的历史事实。但他关于划分历史时代的基本标志的方法，依然是有效的。
第三，可以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人类已经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六大技术群体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其中信息技术在技术体系中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信息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了主导地位，从而人类历史进入信息时代。我们通常说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电子技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都是从这种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说的。
第四，可以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从这种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就时而处于和平状态，时而处于战争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但是，把发展与和平联系在一起，发展则是一种与革命状态相关联的经济状态，它的对应概念应该是革命。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就时而处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革命后的发展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状态，和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我们说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
以上四种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方面、标志和方法，不是互相孤立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内在统一的。只有把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综合地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全面掌握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和特征，而不至于把它们对立起来犯片面性的错误。本文后面着重探讨和平与发展问题。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期，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时代仍然是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西，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当时对国际形势抱十分乐观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充满信心，而且认为为时不会太久。所以他断定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现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其他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2](P794)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苏矛盾激化，两大阵营的对峙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取代，第三世界崛起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他指出，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是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必然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他认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因而当时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基于这种判断，他指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和方针，号召全国人民搞“三线”建设，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准备大打，准备打世界战争。毛泽东对当时时代主题的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过分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和不可避免性，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打仗上，制约了经济建设，贻误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因而导致在三线建设的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也过大了些，这对于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不能不带来一些影响。”[3](P1216)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在总体上进一步趋于缓和，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邓小平提出了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的判断。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4](P116)1983年3月，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又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5](P25)
随着国际形势在总体上继续趋于缓和，邓小平在“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的判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做出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的判断。1985年6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美苏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5](P127)他列举出四种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1)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2)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也不希望战争。(3)美苏两国人民也不支持战争。(4)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使战争危险减少。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5](P12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深入思考时代主题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
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6](P282)这里说的南北问题，指的就是发展问题。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发达国家对它们的剥削、掠夺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使它们摆脱贫困的责任，同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互相合作，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战争发生，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5](P56)解决“南北问题”，即解决发展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南北对话”，通过南北对话，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二是“南南合作”，通过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经济、贸易交往，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P56)邓小平当时把东西问题归结为和平问题，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当时世界仍然处于冷战状态，美苏两霸争斗激烈，美苏两霸能不能打起仗来，是能否维护住世界和平的关键。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苏东发生剧变，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异常复杂，反恐怖主义问题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因而不能再把和平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东西问题”。为什么说“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核心呢？因为第三世界是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强大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邓小平认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5](P281-282)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5](P353)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争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的回顾和考察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光辉思想和科学论断，不仅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改变了过去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指导我们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方针调整外交战略，使我们及时正确地调整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等大国关系，同时也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只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环境中，才有利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国外的资金，扩大对外贸易，引进人才，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指导我们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极不合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富国剥削穷国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富国与穷国的关系极不平等，南北差距日益加大，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严重。这种情况，既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所以应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而且能够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是用“一国两制”方法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面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式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5](P84)试想如果处于冷战时代，或者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能够提出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吗？能够允许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吗？
第五，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与我国坚持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不动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认为时代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在国内就会“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搞政治运动；在国际上就会主张以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打仗上。这样工作重点就无法转移，就不能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