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国交往理论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 ）04—0009—12
随着我国哲学界对实践与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入，交往理论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现将近年来交往理论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综述。
一、关于交往范畴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交往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缘于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偏狭理解，即仅仅把实践视为认识论范畴，而不是把它当作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而当实践理论转入社会历史过程，投向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交往问题便凸现出来。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框架中，交往范畴被消解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交往形式也只是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不成熟的早期用语。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一系列关于交往问题的重要论述。学术界普遍认为，交往和生产一起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中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题中之义。
关于交往范畴的界定，研究者们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按照马克思原初使用的意义域，把交往看作是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能力和成果的交换关系；另一种对交往的定义比较宽泛，认为交往是人们通过实物、信息或意义的传递和共享达到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进而影响或改变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活动。前者偏重于物质交往层面的交换关系，后者更强调精神交往即借助于语言符号所实现的相互沟通，而最终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行为上的协调一致。
确立交往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是交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些学者认为，交往范畴是实践范畴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它主要考察历史发展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它既是人的主体实践活动，也是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认知活动；它既有沟通主客体关系的功能，又有着改造对象世界的价值指向，它在变革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些学者针对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忽视交往范畴的缺陷，系统地论证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是马恩建构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环节；认为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中牵引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原理；又从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关系中牵引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还认为交往实践观的确立，为马恩正确地解决唯物史观的基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能够具体而真实地揭示生产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形式的联系。
二、关于交往与文化、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
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方式，从交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人的社会性，拓宽了交往问题的研究领域。研究者的主要观点是：（1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是社会实践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媒介着人类的生产活动。文化中凝结的人的社会特性，正是从交往活动的媒介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2 ）物质交往使单个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使个人的精神的和天赋的特性同时采取一种社会特性的形态。而且，交往又使个人能以特殊活动为媒介而享受人类总体活动的一般成果。所以，交往是个人创造与发展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塑造与发展个人的基本形式之一；（3 ）交往创造了一种人类积累，交换、传递、继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特殊的社会进化机制； （4）人们以文化的、观念的方式把握外部世界，是通过精神交往来实现的。精神交往的手段——语言符号，既是交往实践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和交往实践具有根本上的同构性。
从交往形态的历史演进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角度探讨人的发展理论，开辟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学说的新思路。对交往的历史形态的划分，大多数学者都采取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即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相对应的物质交往形式：（1 ）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最初交往形态；（2 ）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马克思把这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还有的学者将交往的历史形态划分为：（1 ）纯粹自发的交往形式；（2）利益结构的交往形式；（3）普遍物化的交往形式；（4 ）真正联合的交往形式。
对交往历史形态的研究表明，人类交往关系的内在矛盾始终是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人类交往的历史过程即是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而人类最终将克服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状态，自由地占有交往关系，在交往中获得个人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这是90年代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新解说。
三、关于交往与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哲学中凸现出的、 用以建构交往理论范式的核心范畴。大多数学者在阐释马克思交往理论时，都有限定地采用了这一概念。他们的观点是：（1 ）主体间性不单纯地就是一些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的那种意识或意向性关系，它是指人们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所具有的共同性关系，即活动着的人在其交往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联系，具体表现为实践—认识活动中的相互性、协调性和调节原则；（2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便是一种最深刻意义上的主体间本位；（3 ）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同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的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指出，认知活动的主体间性根源于交往实践。因为，（1）人们在交往与合作的一定形式的范围内所进行的实践活动， 乃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2 ）认识关系的基础不是人同自然之间的天然的相互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的整个体系；（3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总是在社会机制作用的范围内展开的。因此，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实际相互作用的主体间性，相对于认识过程、结果和形式中的主体间性来说，在本源上是第一性的。
对上述观点，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在研究交往问题时，不宜使用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其理由是：（1 ）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是针对认识的普遍有效性问题提出来的，它表明认识者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只是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的共同性关系，其内涵与我们当前研究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社会交往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它实质上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2 ）与西方哲学中“主体间性”概念相应的主体是指自我意识或先验自我。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主体是现实的人，人只有在特定的对象性关系中才成为主体。所以借用“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的规定不相一致，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3）马克思主义没有回避人类认识的普遍有效性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现实的人的交往及其社会联系才得以实现。
四、关于交往实践观及其结构
交往实践观及其模式的提出，是交往理论研究中颇富新意，而又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提出交往实践观的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实践观是由“主体—客体”的要求构成的，这种两极框架或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它撇开了实践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或社会联系，使实践中的主体、结构和关系单一化，并将实践活动自觉不自觉地视为没有“主体—主体”关系介入的片面的“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过程。针对这些缺陷，必须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狭义理解。研究者认为交往实践是诸主体间通过改造相互联系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社会关系的物质活动。从其结构来说，交往实践观超越或扬弃了“主体—客体”模式。它将交往纳入实践，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于实践，构成“主体—客体—主体”的相关性模式；从而深化对传统实践观在内容和结构上的变革；克服以往哲学在实践观上的主客二元对立。
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主体—客体—主体”的模式，认为这个模式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主体间关系的一个环节，不是主体间关系从属于主客体关系，即交往形式从属于生产，而是成了主客体关系从属于主体间关系，生产活动从属于交往形式了。实际上，诸主体间的交往是在主客体交往即物质生产过程的中介下形成的，其公式可以扩充为“主体—〔主体—客体—主体〕—客体”。
在讨论中，一些学者对“交往实践观”提出质疑，其主要观点是：（1）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革命实践”， 交往活动只是社会实践活动形式之一。“交往实践观”抬高交往的地位，把交往实践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强加于马克思。因此不能说交往实践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2）马克思的实践观是社会实践观，即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当马克思已揭示并确立了科学的社会实践观时，再提出一个与之并立的“交往实践观”，在逻辑上是一个矛盾；（3 ）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即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统一。社会实践观中的“社会”不仅指由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时把这种社会关系视作主体为改善和发展自身所改造的对象。而“交往实践观”中的“交往”之人与人的沟通和社会联系的扩大的含义，仅是社会实践观中的“社会”之多种含义的一种，它显然忽略了社会实践观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质。（4）“交往实践观”所构想的“主体—客体—主体”的结构， 将其内容限定在主体和客体两种要素上，而否认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工具—客体”所构成的动态体系，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
五、关于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交往与异化
学术界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作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双重研究，是将交往问题引向深入的积极思路。研究者认为，日常交往是指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非日常交往是非日常生活领域中主体间在维护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交往活动。其区别主要是：（1）在空间规模上， 日常交往的活动空间相对封闭和狭窄，而非日常交往活动则是在日渐开放、日渐拓宽的空间中展开的；（2）在主体特性上，两者的差别表现在：其一， 日常交往主要是个体交往，而非日常交往主体的构成相对复杂和多样。其二，日常交往的主体相对固定，通常是具有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交往。而非日常交往的主体常常处在变易之中。其三，在诸主体的相互地位上，日常交往的不平等具有自在的性质，而非日常交往的不平等具有异化的性质。（3）在交往方式上，日常交往具有自在的、 自发的和非理性（情感）的色彩，而非日常交往则具有自为、自觉和理性化的特征。
在对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进行历时态探讨时，论者认为，人类交往的发展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人的世界的历史建构是循着一条从日常交往到非日常交往的途径而推进的，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古代文明时期的原始交往；（2）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交往；（3）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交往。 通过考察可以看出人类交往迄今为止的基本演化趋势，即从以日常交往为主的格局嬗变为以非日常交往为主的格局，交往的范围日渐超越日常生活的阈限，呈开放式拓宽的态势，交往规模日渐增大。人类追求的最合理、最理想的交往模式是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统一与和谐发展。
交往与异化问题是对于现代交往的负面研究和价值学透视。论者认为，进入20世纪后，人类处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物质财富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人的许多创造物作为异己的力量对人的统治不断加剧。因而，在交往实践中，只要交往双方或各方不能以自由、平等、自主、全面发展的主体而存在，主体—主体关系就会在某种意义上降格为主体—客体关系或物与物的关系，从而使交往走向异化。交往异化现象表现为交往主体的手段化、片面化、角色化、抽象化（数字化）和冷漠化（隔膜化、疏远化）。扬弃异化的根本途径是消除物对人的统治，完善主体—主体关系，实现总体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