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互动构建
● 罗 腾
[摘 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是一个以微观为基础，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统一整体。本文转换研究视角，从追求民族独立、争取领导权、政权建设与意识形态体系建设等宏观层次简述互动仪式视域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质。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解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过程中微观互动仪式的形态、要素、结果及运行机制，探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互动仪式形态，揭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互动统合功能。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互动仪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抗战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根本上动员群众及有效掌握群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解释，而互动仪式的使命就在于承载思想、解释思想，甚至是直接作用于实践。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和互动仪式链理论首先是关于情境的理论。它是关于那些具有情感和意识的人类群体中瞬间际遇的理论，情感和意识通过以前的际遇链而传递。”[1]通过互动仪式链理论，可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社会互动进行微观层面的解析，从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及当时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及意识形态斗争等问题提供新的解释。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质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是否建立和怎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面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策略的差异，实质上蕴含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主次问题，暗含国家政权问题，还有错综复杂的阶级利益纠葛、革命领导权争夺和意识形态体系构建等综合较量，是关乎抗日战争胜败的民族战略，这些造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质。
由上图可以看出，当907加入量低于4.5%时，随着907加入量的增加，固化膜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不断增大；当907加入量在4.5%左右时，拉伸强度达到最大值；而当907加入量大于4.5%时，固化膜的拉伸强度不断下降。这是因为随着907的含量的增加，体系内苯环的密度增大，体系内聚能增强，从而拉伸强度不断增大。而随着907加入量的不断增大，一方面分子链间的摩擦阻力增强，使得分子链运动能力变差，固化膜的柔韧性随之减弱；另一方面，由于引发剂属于小分子，当其加入量超过一定值时，引发剂会在体系引起应力集中，因此在其含量大于4.5%时，固化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都不断下降。
（一）斗争方针：既联合又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要求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既要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愿和力量，共产党人“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2]
式中,dI表示在θ角方向的光的辐射强度,dV为散射体积元,E为接收到的辐照度。则散射系数b与β(θ)之间的标量关系为:
（三）既统一又独立：“两个领导中心”“两条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民党为中心、国民党居实质性领导地位的“抗日反共统一战线”和以共产党为中心、争取政治领导地位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共同构成的“两个领导中心”“两条统一战线”的复杂系统。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产阶级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继承，又是对统战实践的创造性总结，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斗争方针，有效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互动仪式不仅有利于建立组织，还保证组织发展的纯洁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社会散乱，思潮繁杂，要使党员在阶级意识、斗争观念及社会理想和信仰达到整体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事。这时，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就成为培养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组织形式。“党员能够而且必须经常活动、开会、共同行动、沟通思想、相互了解（包括相互监督），每个人都能参与到他人的思想和价值追求中去。这种联系方便、成员固定的基层组织活动，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价值落实于每天的实践。它对于维系党员意识形态认同十分重要。”[16]
社区大学是面向地区、服务地区的高等教育的新模式，是适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推动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社区大学实行普职渗透、职前职后沟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人才培养。社区大学能够打破精英教育的围墙，面向的对象更加多元化，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社区大学的培训和教育。
根据中国的阶级情况，毛泽东创造性地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准确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意识又害怕彻底革命，“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3]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抗日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出了在此条件下建立统一战线极其重要：“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4]但是，“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要加以限制，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5]。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为“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6]。
中国共产党吸取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和追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对外坚持抗日，对内坚持民主，即“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不仅针对日本侵略者,也针对国民党。1937年5月，毛泽东提出：“是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0]同年11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1]同时，国民党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承认和拥护其领导地位是统一战线的前提，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中心”，这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殊历史语境下的鲜明特质。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互动仪式形态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的核心在于“参与者的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它们产生了共享的情感状态和认知体验。”[1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统合的关键在于组织成功的互动仪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过程中，互动仪式非常普遍，这些互动仪式作为思想、观念、意识及道德标准的载体，凝聚共识和整合力量，为推动全国团结御侮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不竭动力。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分析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9]哪怕是最顽固的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为此，必须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切有生力量都汇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组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意识形态建构中，‘颜色’因在感知性、联想性、理解性、接受性等方面具有易于获得和操作的特性，而常常被运用于意识形态的建构中。”[13]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过程中，因红色是鲜血、烈火的颜色，因此被抽象为激进、革命、牺牲，象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红色表征相应的“意义”，借以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和坚持积极抗战的形象。
涉农企业指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过程提供一条龙服务的经济实体，一般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服务等活动，如农场、饲料生产厂、农业科技咨询与信息服务公司等，间接提供与农业相关中介、农业信贷和农业科技等服务的企业。涉农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将农业生产资源进行整合再分配，有效将分布散乱、信息闭塞的农户与市场连接起来，避免农户与市场脱节，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一）符号。互动仪式的符号有话语、颜色、标志、人物等。“话语”类互动仪式符号，在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一直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民主、自由”等，这些口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联合可能力量、整合资源，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创设的话语符号。
（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互动仪式实践集中体现于成立组织和成员吸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常运转中，组织对群众动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吸收新党员的过程，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结构之功能”[14]。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严格的考察程序和庄严仪式。相比普通组织的简单考察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阶级性、革命性特征明显的组织，吸纳新成员要求认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坚持通过层层党组织的长期培养和考察。正如陈云强调：“新党员一定要有上级批准，经过候补期，举行入党转正仪式，宣读誓词。”[15]培养过程越严格，意识形态教化就越彻底，成员思想纯洁性也就越高，组织团结也越坚固。
通过对话语、颜色这两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应用比较典型的互动仪式形态符号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符号”运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直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所采用的方式和路径，在内容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本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符号理论有机结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的过程，内涵上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的决心和使命担当。
（二）空前广泛性：全民族的爱国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革命斗争需要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7]列宁也极其重视统一战线策略，他曾强调：无产阶级“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最极小的机会，来获得最大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靠不住的、有条件的”[8]。
（三）会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相比符号和组织仪式，“会议”是一种仪式性更明显、运用最广泛及展现社会关系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统合”。会议仪式都有预定的主题，往往是为了表达强烈的阶级倾向和政治意志。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运用的“会议”，类型多样、情境复杂，包括各种正式会议、群众集会、谈话、学习、诉苦、批评甚至是审判等。在会议互动仪式中，意识形态活动被不断的周期性、持续性的重复而制度化，使得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认同被不断强化。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强调必须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17]至此，建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会议的主题而不断“出场”。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互动，坚持和进行政治认同斗争，极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和巩固。
（四）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巩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层次和规模的节日纪念、庆祝、哀悼及“事变”等“运动”来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化阶级意志和动员群众。西安事变的历史博弈是典型的一次运动形态的互动。
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各势力团体和各意识形态之间政治互动的博弈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抗战大局出发，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这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具有强烈的“互动仪式性”。1936年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会议，发布通电，制定对策，及时动员群众和制造舆论，联络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并电令北方局贯彻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切都按照预先设定的政策、主张而稳步展开。17日，中国共产党为敦促事变和平解决而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一行飞抵西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条件，[18]并立即向全国民众传达其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1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事变发展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21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最终，蒋介石妥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个“互动”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声明、宣讲、谈判及措施，使团结抗战主张深入人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抗日动员，使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得到极大提高。
（1）增值税的计算和抵扣问题。上文已经提及三种不同的PPP项目付费方式，根据付费方式的不同，增值税的计算方法也不同。譬如，在营改增后，PPP项目增值税计算依旧处于探索实践中，在建设投资问题上的操作方法不同，是否含税的问题对于融资成本影响巨大。智慧城市建设的PPP项目大都集中在轨道交通领域，投资金额巨大，而营改增后建筑业税率上升到10%。所以，怎样取得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成为项目公司的难题。一旦在建设期内缴纳过高的增值税销项税，会直接降低后期项目建设的资金运用率。而对于某些增值税免征的PPP项目，会出现项目期间增值税无法完全抵扣的问题。
三、总结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构建，是通过塑造符号、会议、组织、运动等互动仪式形态，宣传贯彻其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格化，通过互动仪式形态承载的信息来展现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革命性和鲜明的阶级性，体现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统一战线中塑造的仪式形态有鲜明的“拟剧化”特征，无限接近、揭示民族危亡的历史紧迫感和国家兴亡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情境，这使得党的政治动员“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能够在现实生活的不同群体之间建构起情感共鸣、精神鼓舞、情绪感染和有效引导，从而极大增进大众把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的可能性”[19]。
首先建立模型，计算初始应力场；然后加载砂堆。底部X、Y均约束，两侧边界只约束X方向。根据不同工况以及不同因素的影响，分析研究其对桥梁桩基的影响。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共享符号”，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尽管“抗日”这个“焦点”自始至终受到国民党的冲击，但“团结抗日”这个“旗帜”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爱国人士、党派团体的护卫下越来越牢固，成为凝聚力量的“焦点”，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成为组织一切有生力量抗击侵略者、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有效保障，成为全国各族共享的情感和道德体验。
参考文献
[1][12]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2.86.
[2][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4.179.
[3][4][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148.262.
[5][6][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7.608.39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5.
[9]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0.
[13]傅薇.政治仪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6.
[14][16]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43.243.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29.
[17]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7.45-46.
[18]黄修荣，黄黎.中国共产党简史（1921—201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2.
[19]刘勇.二元分立社会结构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技术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2（5）：31-35.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4-0023-04
作者系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 洁
标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性质论文; 互动仪式论文;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