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方式（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醉态论文,诗学论文,李白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 生命哲学的特殊形态
前面所述的复调性生命旋律，已经涉及某种生命哲学的诗学表现形式。自本质而言，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验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生命之为物，可感而难究，酒力刺激所造成的力量场把生命释放出来，让它程度不等地在脱离世俗约束和自我压抑的自由状态中，与神话、与历史、与宇宙、与人伦进行坦诚直率而恣肆放纵的心灵对话，发出一种在正常状态下难得一吐为快的酒气中包容着真谛的声音。在这种意义上说，醉态是生命的试验形态。在酒后吐真言的情形中，生命的丰富性和抑郁感、悲剧性和桀骜感，都痛快淋漓地吐露出来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
这种丰富多彩的真生命，具有两个相当集中的焦虑点：生命的有限性，以及生命的强悍性。在有限与强悍的张力中，生命成了与天地之道相推移、相震荡的双焦点的椭圆。
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乃是人类反省自身存在状态所反复面临的一大困惑，一些宗教思潮就是作为这种生命困惑的麻醉品和补偿品而存在的。而作为补偿和麻醉品的，还有一种作用于人的神经的物质就是酒，倘若酒能转化为诗，就有一点以美学代替宗教的味道了。因此，以诗酒风流来探索生命的有限性，简直就是在探究酒的宗教、或诗的宗教了，总之它借酒而沟通宗教与诗。且看李白在这方面所继承的诗学传统。把诗、酒和人生有限性最为简捷明了地联系起来的，是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种联想感觉的方式，也许借用于乐府古辞《瑟调曲·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注：[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 第229页。 ）因为这里酒歌并举，而且“以何忘忧”变作“何以忘忧”进入《短歌行》了。文人诗与民间乐府的相互转借，也非罕见现象。汉末《古诗十九首》也许有感于末世人生无常，或受宗教思潮的刺激吧，它们对人生有限性感慨良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注：[梁]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409—412页。）这最后一首就被乐府《瑟调曲·西门行》所转借了：“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注：[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549页。）后者只不过在人生有限性的体验中，加上了醇酒美人，其余字句多有沿袭。
对于人生有限性的体验，属于生命意识带悲剧性觉醒的范畴，不应把它简单地划为末世，或乱世的专利。秦皇、汉武之盛，尚且受人生有限性的困惑，荒谬地大行寻仙求药，又何论其他？初盛唐之世，这种体验不绝如缕。比如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就有这样的名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也许这些诗句太妙了，唐人记述诗歌本事的一些杂著，反复传言刘希夷和舅父宋之问关于这些诗句的残酷性的瓜葛，以致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还记述：“舅宋之问苦爱一联（指：年年岁岁花相似……），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 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99页。）这种传闻只能当作才高碍命、诗妙招风的寓言来读。除了宋之问集子中有几乎相同的《有所思》之外，贾曾的《有所思》又挦扯其中的佳句，见于唐人选唐诗的《才调集》。盛唐人岑参的《韦员外家花树歌》与此神似，却有所变新了：“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如此以花可谢去重发，反衬青春逝去不再的人生有限性，其艺术手腕诚然是非常高妙的。
李白抒写诗酒因缘的篇章，不时地飘散着人生有限性的迷雾。他未尝超越这种人类不可逃避的生命困惑，却以他的特殊方式执著地领略着“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继承了汉末魏晋以来对人生有限性的思考，却使其格调发生变化，变得更带浓烈的酒气与更多的盛唐风流了。由于乐府相和歌平调《短歌行》多采用思考人生有限性的母题，与曹操同题歌辞相映照，李白也有《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
同是吟咏人生几何，曹、李之间所设定的时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曹操更执著于现实，出入于《诗经》与周史，以鹿鸣鹊飞抒写自己思得贤才的建功业的焦虑，或如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说：曹诗“盖一厢口中饮酒，一厢耳中听歌，一厢心中凭空作想，想出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李白则更擅长于恃酒狂幻，出入于《楚辞》与神仙传说，以天公、玉女、麻姑探讨着天上人间的时间运行的形态差异。麻姑见沧海桑田之变而鬓发斑白，天公与玉女投壶而开怀大笑，面对时间的流转，天上也有悲喜，而天上悲喜实际上是人间悲喜的折射。顺理成章，人间的豪饮也幻化为天上的豪饮。诗人以屈原式的想象，驾六龙而回车到达东方日出之地扶桑，他不是去叩帝阍、访佚女，而是从西北方拿来北斗，酌美酒与诸龙痛饮，以整个天宇作为行酒的厅堂。在诸天人龙畅饮中，人间富贵是不足留恋的，人生几何的悲哀已在北斗酌酒的瞬间化作永恒。这就是醉态盛唐面对人生有限性的态度，它把生命的困惑化作天地间绮丽的诗情。
李白又有乐府相和歌平调的《长歌行》，在重复人生有限性思考的母题中，把天地间绮丽的诗情化作“强欢歌与酒”的悲哀：
桃李得日开，荣华照当年。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
桃李务青春，谁能贳白日。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本诗以“桃李”开头的两个句子，从中间划分为两个抒情单元，前单元一韵贯通，充满春的蓬勃；后单元两韵转换，充满秋的萧瑟。桃李乃生命的象征，而个体生命虽然有限，却依然兼备悲与喜两种可能的形态。这就说明李白对人生有限性的探讨，既有盛唐的豪迈气象，又有辩证思维的深度和层次感了。春天是生命发荣的季节，何止桃李开花，在东风吹拂百物的时候，连草木也纷纷想开口说话了。生命变得新鲜而美丽，连枯枝也没有丑叶，连干涸的水也吐出清泉。在如此季节，面对着造化大力运转天地，日神的御者羲和不断地挥动鞭子，面对着时间无情的流逝，生命所执著的是及早建功扬名，垂之竹帛。这是以大有作为的积极态度，把生命光辉的有限融入历史的悠长的无限之中。秋天是生命枯萎的季节，尽管桃李还思念着它的青春花季，但谁又能够把时间赊借回来？俗人追慕富贵和神仙，都在岁月蹉跎中变得两手空空。即便人是金石其质吧，也要被销熔掉的，何况你是风霜其质，又怎么能够持久？于是时间的无情性和人生的有限性，使人产生恐惧感。他害怕落在飞速运行的日月后面，只好在歌酒生活中强颜取欢了。然而岂料时间就像秋霜一样冷情，并不因为你歌酒强欢，就特别地怜惜和照顾人的生命，倏忽之间，时间的秋霜就使人的“蒲柳之姿，望秋而落”了。在这里，诗人对歌酒的强欢功能表示怀疑，甚至他所倾慕的神仙和别人所倾慕的富贵也在怀疑之列，因此，醉态盛唐并非一味沉醉，它的背面还有清醒。
当李白以醉态狂幻去拥抱人生有限性时，他最终拥抱着自己的诗。在他对人生意义的探讨中，他自信诗可以与日月争辉，其价值在功名富贵之上，他可以通过诗使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因此，他的诗酒风流，是以酒为生命的表现形态，而以诗为生命的内核的。他的《江上吟》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文精神：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三解说此诗“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乐也”，是否如此，已无从考证。它开头四句写了载酒、携妓、备乐、泛舟江上的浪漫游。生活是非常写意的，描写带有装饰感：香木为舟为楫，金玉为箫为管，美酒千斛，自可在美人音乐中开怀畅饮。此情此景使诗人神思飘逸，联想及神仙和历史，又反过来撞击着自己富有才华的生命。这里首先接触到生命历程中“有待”的命题，这本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命题，庄子认为，列子御风犹“有所待”于风，未能达到完全逍遥的境界。李白借用庄子这个命题，对比于自己“随波任去留”的浪漫游，觉得神仙也是“有待”的，有待于乘黄鹤才能升天，而自己却像海上好鸥者一样物我相忘地随白鸥游戏。在自由心境中，诗人思考着有限生命之不朽的命题。屈原虽然蒙谗遭放逐，但他把生命融合于词赋之中，如日月高悬而不朽；楚王生前穷奢极欲，到头来连他的台榭也在荒凉的山丘间荡然无存。李白所游也许是离黄鹤楼不远的汉水，他由此联想到仙人黄鹤，联想到古楚国的两种人生类型，并由此产生对生命速朽与不朽的命题的玄思。由玄思返回自我，诗人是以屈原的人生模型来激励自己的不朽追求的，只不过在其中增加几分唐人的豪迈激情和傲世风采罢了。“兴酣落笔摇五岳”，笔力是何等雄健；“诗成笑傲凌沧洲”，胸襟是何等超迈。他自信任何功名富贵都不能与这种雄健超迈的诗篇比不朽的，若能相比，正在泛舟其间的汉水也不应向东南流、而应倒转去向西北流了。
在诗酒磨锐了对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李白并没有回避在人生有限性中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乃是人的带悲剧感的自我意识。它是不可回避的人类困惑，回避它，实际上是把困惑留给宗教。在诗与宗教争夺领地的时候，不应简单地用“颓废”一类词语苛责对人生有限性的揭破，而应深入地领悟和分辨诗是如何通过自然与历史、现实与神话、追求与信仰的重重关系，去探讨人的本质的。李白接受了汉魏到初唐这方面探讨的成果，却以醉态盛唐的气质使之变得更雄放奇丽。他是充满矛盾的，并在矛盾中探讨人生的悲与喜的情调、有待与无待的方式、速朽与不朽的价值。他的诗由于丰富的生命投入和独特的生命感觉，而显得构想奇丽，情感激荡，直扑人们心灵中的生命之弦，而当生命遇到挫折和危机的时候，便对外间世界产生爆炸性效应而显示生命的强力。
六 生命危机中的醉态强力
人生有限性的认知，可能造成困惑和颓丧，也可能刺激着把生命的全部潜能，集中在时不我待的短暂中猛然爆发的欲望，刺激着以生命的强度弥补长度不足的缺陷。既然承认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是醉态，那么它也就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它既是对世俗龌龊人生的某种逃避，又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以变幻或变态的形式对人生的执著。当醉态与诗学结缘的时候，它不仅增强了李白诗学的狂幻色彩，而且增强了李白诗学的生命力度。前者使他的诗奇丽壮观，涵容天地；后者使他的诗气势雄健，摇撼山岳，令人感受到他的“生命即诗，诗即生命”的“强有我”境界的震撼。
“强有我”境界是融合着生命的紧迫感与生命意义的荣誉感双重压力的。在李白诗那里，这种“强自我”以强大的生命力应对着来自社会、政治、文化各界的挑战，或以狂肆的姿态，或以高傲的态度，遇冷落而情愈切，遇挫折而志。这就在他的生命结构中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性。应该看到，争强好胜而非安弱守雌，乃是醉态盛唐的一个基本的精神特征。盛唐以诗竞长的非常有名的故事，见于薛用弱的传奇集《集异记》卷二“王之涣”条。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诗人雪天在旗亭小饮，大概也是微醉了。有妙妓四人按乐唱诗，开头唱的三首为王昌龄、高适的绝句，他们画壁记数，扬扬得意，气得王之涣指着诸妓之中最佳者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果然，这位歌妓唱出的是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这则醉态盛唐的“旗亭画壁赌唱”佳话，说明当时诗人把生命意义的荣誉感寄托于诗，风流倜傥、胸无芥蒂地进行着把诗名视若生命的竞争。
前面说过，李白是把“屈平词赋悬日月”当作生命不朽的典型来对待的。推崇前贤，实际是激励自我。李白蔑视那些丑妇效颦式的所谓“诗人”，但他遇见诗坛真正的敌手之时，由衷钦佩之余，往往隐藏不甘安弱守雌的竞争意识，于竞争中寄托着对生命不朽的执著追求。其中最为驰名的，是他的“黄鹤楼情结”。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一崔颢条说：“《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世传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作《（登金陵）凤凰台》诗以较胜负。”虽然计氏不信此传闻为真，但宋人诗话乐谈此事则是事实。严羽《沧浪诗话》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崔颢此诗不古不律、亦古亦律的写法，与李白多写乐府古风，不甚斤斤计较格律的作风，是堪引为同调的。李白出诸行家里手的见地，虚怀若谷地折服于此诗，并非不可能，甚至可以说这也是醉态盛唐的风范。它与“旗亭画壁赌唱”的佳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后世盛传的崔李诗缘，乃是后人对盛唐时代从善如流和互竞雄强的风范，以古风律体兼杂的诗学源流的体验和认识，只不过他们把这种体验和认识，不是抽象化为理论体系，而是加以故事化、生命化了。这正是中国式诗学思维的特征，是接受美学史的好材料。即便是崔颢的《黄鹤楼》，也是当时诗学源流中的产物。时代略早的诗人沈佺期写过一首《龙池篇》：“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凫雁有光辉。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据《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帝赐第隆庆坊，坊南之地变为池，中宗常泛舟以厌其祥。帝即位，作《龙池乐》。”《龙池乐》属于堂上坐奏的“坐部伎”，姚崇、沈佺期参与写作乐章。前人评述说：“人知李白《凤凰台》、《鹦鹉洲》出于《黄鹤楼》，不知崔颢又出于《龙池篇》。沈诗五龙、二池、四天；崔诗三黄鹤、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历历、萋萋；李诗三凤、二凰、二台；又三鹦鹉、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机杼一轴，天锦灿然，各用叠字成章，尤奇绝也。”（注：王琦释《登金陵凤凰台》所引田子艺语，见《李太白全集》，中册，中华书局，1977 年， 第987页。）这是从诗学语式源流的角度，谈论初盛唐时期沈佺期、崔颢、李白的四首风格有所相似的诗的。所谓“出”，不一定等于模仿，诗人总是从自己的独特情境和生命感受而进行创作的。比如崔颢诗就把沈佺期《龙池篇》的庙堂颂诗的格调，换成大江、名楼、洲渚的苍茫气息，于其间体验到天地人间的无穷忧愁。然而这四首诗都处在中国诗歌由古体变律体的阶段，诗风互染，难免有所趋同、有所出入了。
在崔李诗缘的佳话中，李白以诗为生命不朽之见证，识高明而折服，折服之后又慕高明而锲而不舍地与之竞争，这种醉态盛唐的生命进取性、柔韧性和坚执的力度，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人格的绝唱了。他写过一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此诗境界不及《黄鹤楼》的舒畅、苍茫和慷慨，但它借兰香桃浪的暖色调反衬心境的悲凉，又借对明月的质询而直探人的孤独的内心，也自有其独特的匠心，不必简单地目之为仿作。只不过由于鹦鹉洲与黄鹤楼相邻，诗风又有与所谓崔颢体相似之处，就给人们编织故事留下富有诱惑力的空间了。
“黄鹤楼情结”是醉态盛唐的具有典型价值的诗学心理情结。怀有此情结的李白，不仅要与崔颢诗争高低，而且雄心勃勃地要摘取整个盛唐诗的桂冠，在某种诗的极境追求中显示生命的不朽的强力。于是他又有同类风格的《登金陵凤凰台》的出产：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作为长江名胜，武昌黄鹤楼带有仙人的飘逸，金陵凤凰台带有历史的沉重。据传说，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象征王朝兴盛的凤凰飞集金陵此山，遂筑台纪念这个奇迹。但是诗的开头，采取了反奇迹的思维方式：如今已是凤去台空，六朝繁华一去不复返了，惟有长江自个儿流泻着它的永恒。这种反奇迹思维在一个巨大的时空中，给人以历史的苍凉感。在永恒的时空结构的审视下，繁华一时的历代王朝均成瞬间。上承“凤去台空”的苍凉感者，是历史的废墟感；在金陵建都的三国东吴宫廷，已被花草埋没；进入坟墓的东晋衣冠显贵也成了隆起的古丘。上承“江自流”的永恒者，是山川的壮丽：长江岸边三峰并列，隐约间似乎有一半坐落在青天之外；长江之中的白鹭洲，分明地把奔腾的江水一分为二。登台所见，无非山川草木，但诗人富于灵性的形而上的生命感觉，切入历史的脉络和精髓，往返于天地之道的神理之间。然后他见浮云而返回自身，充满对现实社会的忧患意识。他以浮云蔽日隐喻奸佞当道，蒙蔽圣聪；又把古都金陵与当前首都长安相联，前者以一个“空”字，前者以“不见”二字，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危机感，以及自己徒通历史而报国无门的心灵忧郁，使整首诗章首尾相应，意圆神全。应该说，这首诗不仅在古风转型为律体的诗学进程中，已经超越了《黄鹤楼》，而且在即景言情而深刻地探索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宇宙哲学方面，也另辟境界了。单凭这首七律杰作的出现，已可看到李白在竞争中使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获得了不朽的意义。
不管后世对《登金陵凤凰台》作何种评论，关于“黄鹤楼情结”，余下的命题便是李白在醉态诗学思维中，以强悍的力度与自己的生命力自身进行搏斗了。李白早年即有参与国家政治的强烈愿望和高岸志气，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称，愿“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这种聚集春秋、秦汉时期四个杰出政治家和谋略家的人生模式于一人身上的想法，具有醉态盛唐的狂幻性和夸张性，无疑会在他的生命结构内核中积存着巨大的爆炸力。李白一生布衣，虽然一度为翰林待诏，不久就蒙谗放还，晚年想老刀一试，却因皇族争位而受牵连入狱，流放夜郎。在政治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久经压抑的生命欲望和潜能，一遇久别故友就猛然爆发出来了。这就是他的《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
诗的开头写自己在安史之乱中流放和赦归的凄惨命运，以及对远别的老朋友梦魂萦绕的思念：“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君为张掖近酒泉，我窜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悲苦时忆故人，乃是由于悲苦已经沉重到自己的心灵不堪负荷，需要找一个知心者听他诉苦，以获得精神上的导泄。故友邂逅，自然喜出望外，但是热闹场上不能推心置腹地吐露苦心，依然未能走出精神困境，因此有诗道：“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玉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长句。昨日绣衣倾绿樽，病如桃李竟何言！”精神治疗的契机，不是存在于场面热闹、高官劝酒，而是存在于内在心灵的契合，因而南平太守李之遥和南陵县令韦冰的朋友式交谈，倒能透入他的心灵缝隙之中：“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赖遇南平豁方寸，复兼夫子持清论。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由于得到朋友的劝导，诗人获得了把生存上的苦辛和精神上的苦闷一吐为快的可能性，生命的寒灰重暖，醉态盛唐的酒兴和游兴被激发出来了，其猛烈的程度简直要以破坏性来作为精神的补偿：“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其中的“捶碎”、“倒却”两句是狂肆不羁的破坏性语言，它们以变态的形式来发泄诗人心中深重的危机感。他在这里宣布，要破毁他的“黄鹤楼情结”了。那么这种情结深处的危机感是什么呢？就是与他早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同类的“赤壁争雄”的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幻觉。由于流放夜郎的致命性人生挫折，这种雄心须付诸梦中，才能复归歌舞宽怀的醉态盛唐的本色了。
李白此诗大概颇为哄动一时，因为要把作为江夏名胜的黄鹤楼、鹦鹉洲都要来个“捶碎”和“倒却”，自然会引起一州人心失衡，讥笑诗人为“狂客”。却不知“狂客”之名为李白所乐于接受，它不失为醉态盛唐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形态。比如居于“饮中八仙”之首的贺知章，就自号“四明狂客”。李白对于这位诗酒恩公的狂态，曾作《对酒忆贺监二首》称颂之。诗前有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世事苍茫，想不到一个狂客在四明乘鹤仙逝，却通过黄鹤把这份“狂客”名号的遗产传给李白。这就是李白的《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捶碎黄鹤楼》一诗所述：
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
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
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芳菲。
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君平帘下谁家子，云是辽东丁令威。
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
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漫寻春晖。
经过一度“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的生命绝叫之后，李白内心的烦闷似乎已经得到排泄，破坏性的原欲有所缓解，他反而对那只楼碎无依的黄鹤产生了怜悯之情。他借着太守重新雕饰彩绘黄鹤楼的时机，一反“黄鹤一去不复返”之意，戏说黄鹤上诉玉帝，放归江南了。“放归”二字值得注意，令人联想到李白待诏翰林时赐金放还，流放夜郎时遇赦放归，似乎他在推己及物，以自己的命运来体贴黄鹤的命运了。原欲的缓解已经使诗人能够宽容为怀，即使讥我为“狂客”的少年，包括丁十八之流，我也能以调侃的，甚至称许的友善态度对待之。丁十八也许是慕道之辈，诗人戏问他：“君平帘下谁家子？”据《汉书》有关记载，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注：《汉书》，第10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6页。）信仰老庄和卜筮的此人到底是谁家子？“云是辽东丁令威。”因为丁十八姓丁，就以古代一位学道成仙的丁姓人物戏称之。旧题陶渊明的《搜神后记》，记汉代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上。有少年欲射之，鹤乃飞鸣作人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如此借典，又与开头的黄鹤放归呼应起来了。其次，“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这里的“白云”和前面的四“黄鹤”并举，也是对崔颢《黄鹤楼》中的意象的美好回忆。对于一个作诗调笑自己的少年，不仅不见怪生气，反而夸奖他的诗作，并且兴致勃勃地表示明朝酒醒之后，要和他天真烂漫地去寻找春天的阳光，可见诗人的胸襟是何等坦坦荡荡、高旷清远了。说要等明朝酒醒，那么李白这首诗也是醉中诗了。醉态盛唐的生命力是非常丰沛的，它意识到人生的有限性，却要超越有限去探寻不朽；它具有坚韧的力度，当面临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压迫时，便爆发出强大的反抗性、甚至带破坏色彩的反抗性；但这种生命力毕竟是浩瀚渊深的，能够与比自己高明者进行执著的竞争，能够对少年气盛的嘲笑在喜剧化的气氛中加以接纳，表现出一种有容乃大的风范。猗嗟昌兮，醉态盛唐！
七 逼近宇宙人生之本真
盛唐醉态与西方的酒神狂态有某些相似或可以沟通之处，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自从德国哲学家尼采19世纪70年代在《悲剧的诞生》中，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作为象征，来阐释艺术起源及其本质特征以来，人们谈论艺术往往联想到酒神醉意迷离的眼光。在尼采看来，日神如梦，代表着“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酒神若醉，象征着原始野性和情绪放纵，后者更逼近“审美形而上学”，从中生发出一种深度悲剧情绪和音乐旋律。不可否认，酒精之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东西方人都会产生迷狂的感觉，在神志恍惚中突破、超越和毁坏人生日常界限规则，于卸去人生假面具的颠狂状态中泄露或指涉及宇宙人生的某些本原。
然而，酒精所刺激的人并非抽象的人，乃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存在着的人。文化的差异，使他们同受酒精刺激时产生行为方式和精神方式的差异。西方的酒神崇拜带有民俗宗教的意味，对于这位从宙斯的大腿上生出来的狄奥尼索斯，民俗庆祭具有秘密仪式的特点，众人狂欢暴饮，浑无禁忌，以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物。或如尼采熟知的德国中世纪的情形，人们受酒神酣醉强力驱遣，汇集成群，载歌载舞，巡游多方。而盛唐的醉态则带有更多的士人心灵体验和生命体验的意味，他们不是把造酒的始祖狄仪奉为神灵，而是在汉魏六朝名士的行为中体验到一种人生的趣味。他们不作成群的狂欢，而是采取独酌或对饮的方式，在这里发生的并非所谓“个体化原理的崩溃”，而是在亦诗亦酒的幻觉中产生个体精神的超越，直逼宇宙人生的本真。因此在儒、道、佛交融互补的文化结构中，盛唐醉态倾于道家精神的高扬。它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庄子·渔父》那位得道家之真谛的渔父，为儒家的老祖宗孔夫子指破迷津的话：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法天贵真”是这段话的中心词，也是饮酒以乐的精神归趋。子贡在同一个故事中表述孔子儒学是“性服忠信，身行仁道，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在士人的精神体验上，盛唐醉态倾于道家，它要求超越为世俗所接受的儒家礼仪规则，在生命的巅峰体验中回归天然本真。因此写醉态精神体验的诗文，多主张保存天之真趣，直探天之真谛，关注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天真”境界。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称赞有“狂客”和“谪仙人”之称的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在此之前，《晋书·阮籍传》称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论赞中又称这一流人物“餐和履顺，以保天真”。王维《偶然作》之四也说：“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道家之所谓“真”，具有本原、本性之义，即《老子》所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或《庄子·秋水》所谓“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天真一词，又由于道家有“全真”、“全性保真”的说法，也可以称为“天全”。李白之后，苏轼有《李行中秀才醉眠亭》说：“更于酒里待天全。”又有《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涵虚亭》说：“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可见在中国古代醉态诗学思维，是以摆脱世俗礼法束缚和名利缰锁，于外狂幻而内虚静的心理状态中，逼近天道和人性的本原为其精神导向的。
且看李白是如何借诗酒以达精诚，窥探宇宙人生的本真的。他在《拟古十二首》之三中写道：“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他在醉态恍惚中，追求的不是酒神崇拜或仙人指引，而是人与自然的融合，是一种醒后难传的与宇宙人间本体的兴会。对此说得最清楚的，莫过于《月下独酌四首》之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这里对酒道的体悟是以独酌的形式完成的，不需要如同被视为古希腊悲剧之起源的“酒神颂”那样，安排披着羊皮、装扮成半羊半人的萨提儿的酒神颂合唱队，组成“围在悲剧四周的活城墙”去完成。一切都是那么清虚、单纯，摒弃仪式而直指心源，在天上的星、地上的泉那里就存在着酒的灵性，只须与天地共爱，就可以得酒中奥妙、直探宇宙人生的本原。随之用了一个典故，《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说：“魏国初建，（徐邈）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曹操），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把“中酒”说成是“中圣人”，这是对圣人的超越世俗礼法的亵渎。《易经》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因而“中圣人”又可能包含睹万物之本原的隐喻。李白《赠孟浩然》也用此典推崇高士的风度：“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在本诗中，他引申为既然已饮得圣贤智慧，那就不必求助于神仙了。这种圣贤智慧是什么？就是“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诗人于此凭借酒的功能而进行宇宙人生哲学的体验，在醺然醉态中，人进入浑然忘我的心理状态，直觉得与自然相融合，与大道相沟通，其间所得到的形而上的玄思乐趣是妙不可言的。
诚然，这种融合自然、沟通大道的心理行为，并非在光风霁月、静观闲处中进行的。它充满着情绪的惊涛骇浪，充满着幻象的暴风骤雨，是在大哀大悦的狂迷状态中闯入理解宇宙人生和生命奥秘的精神深处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就充满着精神的骚动感：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诗人的情绪在一些两极性的因素之间震荡着。他追求生存的适意和生命的不朽，却被适意的对立面“多烦忧”和不朽的对立面“时不留”不依不饶地困扰着。因此他在“昨日——今日——明朝”的时间链条中，阅历着大忧患、大喜悦和大超脱。开头两句是自来未见的句式创制，昨日不可留、今日多烦忧，也就把意思表达出来了，却偏要在“不可留”的前面同义重叠上“弃我去者”、在“多烦忧”的前面同义重叠上“乱我心者”，这还不够，还要在“日”后加“日”。这就组成了重叠复沓的长对句，在荡气回肠的旋律中令人感受到人生忧患之沉重。于沉重之余，诗人把人们的视野向高处引导，引导出长风秋雁、高楼酣饮的高朗壮阔的境界，从而获得了一个超越沉重的精神危机感的时空契机。
酣饮形式已非独酌，而是对饮。于诗酒畅论之间，精神遨游于深邃的时间以及奇丽的空间。蓬莱本是海中神山，仙家的幽经秘录都收藏在那里。东汉时把宫廷藏书著书之所——东观，转喻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班固等人于此著成《东观汉记》。对饮的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故以“蓬莱文章”称之，又赞美其文章透出一股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诗人因为是侄辈，便以诗风清新秀发的小谢（谢朓）自居，这也关合了他们饮酒的地点谢朓楼。这些以古应今、即今思古的表现手法，于谈言微中之处给人以才气灵动之感。进而言之，这是从相反的角度呼应着历史时间上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因为在形而下的不可留之处，还存在着形而上方面有若汉魏六朝诗文中清风峻骨的可久留的东西。由这种时间体验又可转换成空间体验。从相反的角度呼应着精神空间上的“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也出现了形而上的精神超越，一道超越俗世的烦忧，满怀豪情逸兴而壮思飞扬，渴望着飞上青天去拥抱那轮作为美满之象征的明月了。这种对人类生命本质的探索，处在无序中的有序、有序中的无序的情绪漩流之中。诗人以高楼秋雁把视野引向天上之后，又以凭楼观水把视野引向地上，俯仰之间，捕捉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的人生大忧患意识。诗人用外在意象（流水）映衬和隐喻着内在的情绪（愁思），使宇宙人生的里里外外都荡漾着生命哲学的意蕴。同时，中国古人常用流水喻时间流逝，因此“抽刀断水”句又是关照“昨日之日不可留”的，而“举杯销愁”句也关照着“今日之日多烦忧”，遂使全诗的情绪结构在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中依然保持着周到严密的诗情脉络，这是非大手笔不办的。加上这两句中“水”字二用，“愁”字三用，在重复中增加了情感的沉重分量。醉态中的生命哲学是超越的，也是沉重的，它在沉重的超越中既指向生命的本原，也指向生命的现实。在生命形态的上天下地的探究中，诗人终于引导视野走出高楼和流水，从昨日、今日走向明朝，他叹息了一声“人生在世不称意”，期待着明天由世俗社会走进清旷的自然。这最后一笔，在形式上是“卒章显志”，点出诗题上的“饯别”，但它的意象运用则一者是披头散发，回归到本色的自我，一者是弄扁舟，回归到烟波浩渺的自然。散发弄扁舟的典故，又见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八，那是用来叹息功利欲薰心的秦代李斯、晋代石崇之流“功成身不退”，招致杀身之祸，反不如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建立霸业，就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埋名潇洒而去。也就是说，李白在醉态狂幻的情绪漩流中探索生命的本质，以壮思超越烦忧，于诗文魅力中思考永恒，终于穿越时空，把人的生命带到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带到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之中。
人的生命形态与自然的关系，是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中的一个重大的命题。这类诗表面看来，多言醇酒美人、游山玩水，但在深刻的层面上却渗透着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命忧患的带本体论意味的精神探索。宋以后的一些士大夫文人被“载道”“经世”一类偏狭的文学价值观念限制了眼光，对宇宙人生的本体论问题不感兴趣而无所用心，遂简单地评说李白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注：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六·丙编。）更有甚者，则认为“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注：[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引王安石（舒王）语。）在不同的精神层面上谈论诗学，终究是隔膜的。其不知李白正是在后世长期不得理解的地方，极有力度地拓展了中国诗歌对宇宙人生的本体论的思考，从而创造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中国诗学的另一奇观。比如那首《把酒问月》，甚至不是纯然地探索人的生命哲学，而是以人的生命与自然相融合作为精神探索的起点，直逼宇宙的奥秘：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这里既非独酌，又非对饮，而是借着酒兴的人与月两个世界的对语。一、二句用的是倒装式的句子组合顺序，以便把问月之语劈空提出。“青天有月来几时？”这确实是无从回答的问题，它问的是宇宙起源的和生成的奥秘。这样的问题，大概只有在屈原的《天问》中出现过。在停杯问月之时，诗人半含醉意、半呈天真，彼此间情感交流、生命浑融。所谓攀月不得，讲的是人月远离；月行随人，却又讲人月相近。这似乎与前面问月的起源，涉及月的时间性相对照，谈论的是月的距离，涉及月的空间性了。但是由于人月之间生命浑融，一攀一随的动作带有丰富的生命动态感，于远近的不确定性中令人感受到人伦情感的冷热亲疏的神秘性和奇妙性了。
随之体验和探询的，是月的“日常起居”，它的发光和登临普照，它的升沉出没，总之是它的“生态”行为过程。体验和探询依然是生命浑融，散发着浓郁的物活论气息。月如一面明镜飞临红色的宫阙，你的生命活力便弥漫于天地间的绿色烟雾灭尽而发出自身的清辉。但见你夜间从海上浮升出来，又怎料你拂晓时分又向云间隐没？在这些维妙维肖的明月形态和行程的描写中，透露出人对月的几分赞赏、几分依恋，以及对其循环往复的行程的带几分神秘感的猜测。其间使用的动词如“飞临”、“灭尽”、“（海上）来”、“云间没”，都带有生命的主动性，可见诗人是把月作为天际的一个生命本体来对待的。在进一步的本体体验中，诗人问到月的精魂。《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即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太平御览》卷四引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李白的诗学思维出入于极其鲜丽的神仙传说的意象之中，并且推己及人地赋出深挚的同情，同情“白兔捣药秋复春”的辛劳，同情“嫦娥孤栖与谁邻”的寂寞。在这里，人与天地的感情一脉相通。
当诗人借神话思维方式问月而问到月的精魂的时候，天与人之间便会产生某种富有形而上意味的生命感应。于是月的生命的恒在性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就令人心弦颤动地凸显出来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这是用极浅显的语言，富有神采地抒写极深刻的生命哲学的楷模。文字不忌重复而错落有致，简直是生命深处发出的“月犹如斯，人若流水”的叹息。叹息之余，诗人以当歌对酒振奋精神，期待着借取永恒的月光，投入自己短暂而欢乐的生命金樽之中。诗至于此，便在人的生命与永恒的天地精华同在之处，划了一个诗情荡漾的句号。这无不说明了：把醉态狂幻转化为诗学思维方式，乃是李白和醉态盛唐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诗歌借此在情绪的巅峰状态中奇思百出地体验着人生与自然，体验着历史与神话，拓展了诗学思维的奇幻性以及宇宙人生哲学感受的本真意味。它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地开辟出一种酒道与诗道、人道与天道相浑融的境界。（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