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0)02-0009-06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能否深入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认识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的方法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基本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的问题，即社会建设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建立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如果这个命题成立，就涉及有没有一套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发展的科学方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命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首先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个命题呢？因为当前学术界存在着“马恩差异说”(“马恩对立论”)和“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甚至有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声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看法。①俞吾金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就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理论体系；二是指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结合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对马克思思想所提出的解释体系。显然，这两个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问题上，提出了反传统的观点。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又不能像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②，其结论何以能让人信服？笔者赞同梁树发教授提出的马恩关系研究中“思考的‘统一论’取向更重要”[2]的观点。因此，我们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理解同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结合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创新和发展了的具有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个命题也应该放在这两个层次上理解，即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二是地域化、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那么，“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个命题或者说这两个层次上的命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两个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有无社会建设的思想或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命题的真伪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有无社会建设的思想或理论的问题。从概念所承载的内容出发来判断概念的真伪，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从上面两个层面上分别做出说明。我们知道，社会建设首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发展的新情况提出的，那么，能不能就此推定，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社会建设思想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即尽管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理论主题、具体问题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有一条始终不变的魂，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和要集中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可能连预测都不可能做到，但并不能否认他们没有做过方法论方面的说明。
首先是第一个层面，即马克思恩格斯有无社会建设的论述或思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分析当时的时代性问题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且主要是通过革命和批判的手段来实现其理论的功能，因而带有浓厚的革命哲学的色彩。马克思主义是用来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既包含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论，也包含建设政权的科学理论。人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社会建设进行争论，就是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短暂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认识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社会建设、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等内容被人们所忽视，其哲学的建设性形态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其实在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只有在改变世界中才能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又在于指导实践，改变世界。对“改变”如何理解？其实“改变”就是实践，在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时，实践具有革命的意义，而在革命后的建设时期，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实践就是建设。因此，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有社会建设的思想。
同时，马克思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也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32)同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P345)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系统由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社会生活系统、政治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基本思想。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广义上与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广义的社会就包括四大系统的辩证统一，泛指人类的全部社会交往与活动。狭义的社会就是马克思社会系统中的社会生活子系统，主要是指除经济、政治、文化以外的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关于这四大子系统之间和各个子系统内部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总体性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有社会建设观点的。
对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即地域化、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无社会建设的论述，一般没有多少疑问。仅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尽管社会建设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但并不能否认党在这之前曾有过社会建设的思考和安排。以毛泽东思想为例，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建设向度人们不会持有异议，但是其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怎么会有社会建设的思想和论述呢？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过局部执政时期，那时就搞过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就对新政权建立后的社会建设内容作了设想，如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出新政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5](P1083)；“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P1083)及“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等等，足以说明毛泽东在建国前即革命时期就思考社会建设的问题了。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现状
纵观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从学科的视角，社会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含社会主义学)、史学(包含中共党史)及社会学学科。可以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并把社会建设升格为“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一体，大大拓展了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现状作一个结论，要对比其他学科对社会建设的研究进行说明。
从目前的研究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社会建设主要表现为两个路向：一是主要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二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层面展开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相互关系角度，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以这个学科为基础展开的研究论著不少，成果丰富，基本形成了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征。著作如周振国、田翠琴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青连斌著《十七大精神深度解读：社会建设篇》(人民出版社，2008)，李善峰等著《科学发展观：社会建设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代表性的论文如梁树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2005年第6期)，陈成文、孙淇庭的《论邓小平社会建设理论与社会和谐构建》(《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
史学的角度主要分为：包括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界的中国近代史以前的历史(含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两个阶段。从史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建设思想和实践，要进行资料的收集归纳、分析和研究，既注重理论研究又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总的原则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目的是古为今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阶段法、学派法、人物法、著作法。党史视野中的社会建设研究主要包括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四个时期。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界把对30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经验及成就的总结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形成了系列成果，如徐家良、于爱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洪大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12期)，谢志强《社会建设三十年：从局部突破到全面进步》(《学习时报》2008-08-20)，李韵《着力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建设——改革开放30年社会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11月)等。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历程、成就、基本经验做了概括和总结。
对于社会学学科来说，自中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以来，社会学理论工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自觉性，2007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的主题就是“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2008年长春年会、2009年西安年会都分别专门设有社会建设的分论坛。从研究内容上看，社会建设的内容涵盖了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运行机制、组织社会学、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区建设等各个方面，代表着社会学发展的最新方向。这一方面的成果很多，如张静、关信平的《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陆学艺《北京社会建设60年》(科学出版社，2008)，唐军、吴力子《中国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建设实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郑杭生《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陆晓文《社会建设：世界经验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6走向更加治理的社会：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及卢汉龙《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依据，以“社会建设”为题名(不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两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诚信社会建设”诸如此类的主题)进行检索，社会学学科视野中的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占大多数，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史学出发所进行的研究明显落后。对2006年-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和立项情况来看，涉及社会建设主题的，课题指南中社会学7项，党史党建和中国历史5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有1项；立项情况社会学4项，党史党建和中国历史2项(其中中国历史为0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2项。2005年2月21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中学习时，就着重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问题，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用来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6]根据胡锦涛这一论述，至少应从三个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研究，第一个层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期望和要求；而第二个层面则既可以是“我国历史上”的也可以是党史的；第三个层面从目前来看主要是社会学理论家在做这件事情。从技术的层面，我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建设的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形成发展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形成发展的总结都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该说范围广大，但与社会学学科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确实需要加强，尤其表现在理论自觉性方面。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求理论工作者要增强理论自觉性，同时应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方法
本节所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普遍意义上说的，而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提出的一些方法路径。
(一)放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研究。
社会科学的生命、本质与意义就在于它们的历史之中。社会科学的这种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应把对社会建设理论的理解放入思想史中，放入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对于这一方法，梁树发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位》一文中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于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上，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或阶段的标志。”[7]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不能停留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简单认识和描述上，而应把握其经验和规律，只有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才对解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它放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才能揭示其发展和完善的规律。从发展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建设理论，首先要做的是秉承一脉相承的线索，梳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20世纪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继承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或观点。研究他们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从有关的著作、言论、文献和实践中研究和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次应做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抽象出马克思主义一般的社会建设观点和范畴；第三就是要面向现实，面对现实生活，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它有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因此，应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时代课题进行思考。
(二)放入社会主义的建设史中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最美丽的结出果实的花朵。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离不开社会主义的运动，更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批判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建立一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就是在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相互作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史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首先不能忽视巴黎公社时期社会建设的实践。公社虽然仅存72天，但它却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8](P59)。公社成立以后，发布了许多关于社会改革的公告和法令，不仅履行着它的政治经济职能，而且还充分地发挥了科学教育文化等社会建设职能，当时社会建设的具体措施并不一定对今天有意义，但重要的是它确立的原则。其次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时期，再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第四是当代除中国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研究的目的是要阐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互作用的发展机制，三是重点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相互作用的机制。
(三)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布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明确提出的，但是现在提出不等于以前没有社会建设的安排和实践，由此更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或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理论的正确性、政策的科学性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兴衰，关系着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根本指针，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政策安排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一致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因此，要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呈现出来，为今天和今后社会建设实践提供指导。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的主张和实践相结合，首先要分阶段分时期进行，这些时期包括党在根据地的局部执政时期、建国初期(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四个时期。其次重点是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推进社会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重点及特点，社会建设与其他建设及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科学化和执政地位的巩固等问题和规律性问题。
(四)与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为什么要与国外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或联系国外社会建设理论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呢？我们可以从俞吾金教授在谈哲学学科分类的方法时讲的一段话得到启发，他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西方哲学史由于挖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块，其演化史，尤其是当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文本也变得无法索解了，西方哲学成了残缺不全的思想史。”[9](P5)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本身就是整个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意，因此，应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那么，联系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研究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开放的学说，吸收和借鉴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合理的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纵观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产生、发展的三个大的阶段④，其社会背景在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都有所体现，又因西方社会在社会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在社会建设与管理理论、技术方面我们应该虚心、大胆、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相关理论、介绍西方社会建设的积极成果。对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的原则是批判地吸收和借鉴，重点是现代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建设研究有两个思路，一是理论方面，要研究和介绍其理论成果，为我们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提供思路；另一方面是实践的方面，主要是侧重于经验的介绍和引进。从发生学的角度，西方可能没有社会建设这一概念，但是社会建设的思想却体现在各国各地区政府的施政理念中，因而社会建设的经验比我们中国要丰富得多。社会建设的方法和路径，可能因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状况和条件的不同各异，但他们在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事业发展、民间组织发展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都可以给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借鉴。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阅梁树发、李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变化与发展——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认识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4期。
②这种研究方法充分体现在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其中文版见特雷尔·卡弗著，姜海波、王贵贤等译：《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正如卡弗在其《导言》中所说的：“在这本书中，我打算根据事实来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以便回答一系列具体的问题。”
③这一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高朋涛的《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研究(1937-1950)》(硕士论文，2009年6月)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建设经验研究——以晋察冀为例”(07CDJ002)的阶段性成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述略——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桑艳军《晋中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④从宏观上讲，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与反思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世纪中叶，在西方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以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均衡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产生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对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反思，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西方社会建设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一套成功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社会危机的社会政策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应对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国际竞争压力，西方国家出现了重视教育、就业培训、科技与知识投资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与“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的产生，标志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进入了反思阶段。见唐铁汉、李军鹏著《西方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及其演变》，载《新视野》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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