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鸦片战争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马克思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在谈到人类历史的发展时，把中国等东方古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把中国的万里长城视为人类的一大奇迹。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西方人感叹这是一个自叹不如的世界。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勃勃兴起，中国的封建社会却景物依旧，成千上万的小农转辗沟壑，士人讴歌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皇帝官僚陶醉于自我满足之中，旧世界因过度成熟而开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弱。落后就要挨打，1792年从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出发以期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华团，在封闭的清王朝面前，因叩头礼节上的纠缠，以失败而告终。1816年，英国出于同样的目的，再次派出使团，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最后被撵出中国。在马尔戛尼叩响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中国的门关得更紧了，随后英国就在剩余价值规律的驱使下，扛着枪炮发动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50年代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轰开了“铜关金锁”的中国的大门，打下了清王朝“黄龙旗”的龙威，把中国拖进了灾难的深渊。那末，应当如何科学地看待这一战争呢？马克思在研究鸦片战争时所写下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和《对华贸易》等论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马克思在谈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的悲歌。”（《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6页）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悲歌”的内涵如下：
第一，虚伪性。这就是说，以“自由”、“民主”、“博爱”、“正义”代表自居的虚伪的英国政府，从现象上看，似乎也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甚至从法律上加以禁止，但在本质上却大力支持。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强调“不能不特别指出摆着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它却强迫印度种植罂粟，“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由政府拍卖”，与鸦片商“合伙经营，赔赚与共”（同上书，第719 页）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公然诬蔑中国官员是鸦片贸易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第二，掠夺性。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用火与剑载入人类编年史册的。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它敢于贱踏任何人间法律，因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东西，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也同样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正是鸦片贸易，使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同上书，第691页）“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 足足有七分之一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同上书，第696 页）正是为了维护其鸦片贸易的利益和开拓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才不惜使用武力，发动鸦片战争。
第三，罪恶性。在马克思看来，中英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罪恶在于：（1）“奴隶贸易”相对“鸦片贸易”而言， 还算是“仁慈”的，因为前者没有败坏人的品格、腐蚀人的思想、毁灭人的灵魂，而鸦片贸易不仅如此，还残杀人的肉体。（2 ）“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的国库”，为了维护这一罪恶的利益，英国资本主义不惜发动血腥的鸦片战争，使“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杀害，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 （同上书， 第704页）（3）破坏了中国的道德风尚，使之“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官员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从而使“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同上书，第717页）
由上可见，虽然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但它也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罪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而同时又披着文明虚伪外衣，这一点在其殖民掠夺战争中有着突出而集中的体现。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强调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同上书，第772页）
启示之二：悠悠岁月，千古兴衰。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赌咒着、辱骂着，争先恐后、互相扭打，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打断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使之陷入了痛苦、悲壮的历史嬗变之中，一步一步地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然而，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的。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开头在谈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说：“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黑格尔——引者注），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和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同上书， 第690页）在马克思看来，“对立统一”是否是一个“万应的原则”， 可以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明显的例证”。因为历史的凯旋车只有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才能“行进”；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用人的头骨做酒杯，才能“喝下最甜美的酒浆”；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
伟大的中国虽然在英国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轰鸣声中，被迫打开了长久封闭的国门，放进了被其封建制度视为洪水猛兽的商品经济；但却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开始生长出新的社会因素。这是因为，封闭的社会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开放的社会必然导致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谈到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时指出：“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同上书，第692 页）正是这种“解体的过程”，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 ）在对外交往上，被迫由封闭转向开放。（2）在经济上， 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在政治上， 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使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在思想文化上，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 使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更为深刻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上述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一种“合力”，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单纯的封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转化为其与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极为错综复杂的交互运动，同时又与国际资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更为错综复杂的交互运动。然而，马克思又极为清醒地看到了英国资本主义这种入侵正如“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引者注）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同上书，第773 页）中国才有真正的出路。所以，马克思的最后结论是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大炮推动了太平天国的起义，必须把中国的革命与英国和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思考，而中国已“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恩全集》第7 卷，第265页）
记得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使团出使中国，他们在无功而返的回程路上，曾在圣赫勒拿岛拜访因滑铁卢失败而被囚禁于此的拿破仑，拿破仑说英国人应遵守中国的礼节，因为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马克思则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运用唯物史观这把最锋利的“手术刀”和唯物辩证法这一“革命的代数学”，更为深刻地指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马恩全集》第15卷，第545页）清王朝的覆灭、 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以及香港的回归，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这一预言的科学性，为我们研究鸦片战争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