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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
19世纪60年代起，反洋教斗争在我国广大地区此伏彼起，绵延不绝，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就各次具体斗争而言，有各种不同的起因。从总体看，反洋教斗争最主要的起因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起人们就有不同的回答。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内史学界的看法曾一度基本统一，即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是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大程度上并无坚实的基础。7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不少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并非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而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洋教斗争的实质并非仅对外国侵略，而是排斥先进的西方文化；因此，对这种斗争应予以否定。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西文化冲突只是引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次要原因，侵略与反侵略才是主要起因。争论双方不仅在理论观点、思想方法、看问题的角度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而且引证的史料也各不相同。
从现存的大量反洋教书文揭帖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谴责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二是谴责外国教会势力欺压平民、挟制官府；三是指斥教会败坏中国礼教伦常；四是指责教会以“邪术”害人。其中，第一、二两类内容反映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第三类内容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第四类内容则大多是一些反洋教斗争的发动者有意编造，用以煽动群众，而并非他们发动斗争的原因。从数量看，第二类和第三类数量都很多。争论双方都能轻而易举地列举出大量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却无法否定对方所引用的大量史料的有效性。多年来争论的情况表明，要辨明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绝不是单靠列举史料所能解决。
要对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作出准确的宏观判断，最理想的方法是先对每次具体斗争进行考察，然后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概括。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由于反洋教斗争次数很多（有的学者统计，到1902年止，共发生反洋教斗争四百余次[1]，有的学者则认为有一千多次[2]），而且绝大部分斗争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无法逐个进行具体准确的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准确的总体概括。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妨采用一种间接考察的方法，来寻求问题的答案，即先考察一下当时对事件全貌有较多了解的人们对事件持何种观点，然后再结合这些人的主观倾向性进行分析，找出他们的观点中比较客观、可信的部分。
当时，一些负责处理教案的清朝高级官员和某些关注涉外事务的开明知识分子对反洋教斗争有较广泛的了解。他们对反洋教斗争的评价和态度有很大差异，但在分析斗争的起因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主要起因是“教民欺压平民”、“官府袒教抑民”。有的学者对这种分析表示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李秉衡、毓贤等有强烈排外倾向的官员用以攻击教会和为反洋教斗争辩护的不实之词。这些学者似乎忽略了（或者是故意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持上述观点的人绝不仅限于有排外倾向的人。不少坚决反对排外、反对反洋教斗争的人同样也持上述观点。在分析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时，郑观应说：“莠民借入教为护符，每有作奸犯科，为种种不法事。……教士听教民一面之词……专为护持彼教计，因此偏袒，……地方有司……惟虑开边衅，先存畏惧之心……往往迁就定谳。平民受屈，申理末由，众怒滋深，群思报复。”[3]薛福成说，“入教之民，无恶不作。平民受其欺压，积愤日深”。[4]曾纪泽说，“教案之迭出，在于教师（士）之无忌惮。”[5]郭嵩焘说：“教堂纵庇教民，各省皆然，……是以闻教士之名，莫不怀愤诟讥，乘便以求一逞。”[6]丁日昌说：“莠民以教士为逋逃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莠民“一经入教，则陵虐乡里，欺压平民”[7]。上述这些人都是主张学习西方，反对排外的，他们对封建顽固派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常痛加指斥。如果反洋教斗争主要是反对西方文化，他们自然不会视而不见。但他们在分析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时，却并未指责这些斗争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众口一词地认定斗争的主要起因是教民欺压平民。难道能说他们都是有意为反洋教斗争掩饰和辩护吗？显然不能。因为众所周知，他们都是反对反洋教斗争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袁世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袁世凯一贯主张严禁义和团等组织进行的反洋教斗争，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他拒不执行清政府联拳抗洋的方针，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一个坚决与反洋教斗争为敌的人，在谈到反洋教斗争的起因时竟也不能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8]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袁世凯在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仍然承认：“推原祸始，盖由教民平日狐假虎威，欺凌平民，怨毒日积，一决横流”[9]。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把对付义和团当作首要任务，他对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的状况及其起因是很了解的，而且他也绝无为反洋教斗争辩护之嫌，他对反洋教斗争的上述分析，应该是可信的，是符合实际的。
二、反洋教斗争中的“扶清”与“灭洋”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民反对洋教的目的，就其内涵意义来说，在于‘扶清灭洋’”。“扶清”，就是“扶助气息奄奄的清王朝及其制度和礼教”；“灭洋”，就是要“驱逐洋夷，复我旧规”。也就是说，“扶清”和“灭洋”都是为了维护反动的清王朝和落后的制度、礼教。因此，他们对反洋教斗争的总评价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应该予以否定。他们认为，“作为‘扶清灭洋’主体力量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虽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但其思想基础都是守旧的”，“在如何反对洋教这个问题上，只能也必然与守旧官绅走同一条道路”。[10]
这些学者把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员统统混为一谈，断言他们都是“走同一条道路”，都把维护反动的清王朝和落后的制度、礼教作为斗争的根本目的。这种论断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不少顽固派官绅来说，“扶清灭洋”的核心的确是扶持反动的清王朝；“灭洋”是为“扶清”服务并服从于“扶清”的。为了维护清王朝，他们有时也主张对侵略者进行一些反抗，但当反抗遭到挫败，清王朝有可能被侵略势力压垮时，他们为了保住清王朝，便不惜由“灭洋”转为“降洋”。这便是顽固守旧官绅所走的道路。农民与其他劳动者所走的是否也是这“同一条道路”呢？显然不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绝大多数劳动者及部分爱国士绅）来说，“扶清灭洋”的核心是“灭洋”，即反抗外国侵略，“扶清”是以共同“灭洋”为前提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当人民群众认为清政府有可能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反侵略斗争时，他们曾提出过“扶清”的口号。当政府屈从洋人，压制反洋教斗争时，他们便对官府表示不满。当政府以武力镇压反洋教斗争时，他们便以武力相对抗。当政府公开投降侵略者时，他们便抛弃“扶清”口号，举起“扫清”的大旗。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虽然清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官在处理教案时经常屈从洋人，压制反洋教斗争，但一些地方官却在不同程度上对反洋教斗争采取同情、支持甚至提倡的态度。这时，一般民众对清中央的政策缺乏了解，只是把怨怒指向那些袒教抑民的地方官。1868年，河南南阳一份揭帖写道：“或有无耻劣绅、官府一气，私通天诛教者，亦即毁其房屋。”[11]1878年，湖南长沙一份揭帖说：“贪吏准鬼（指外国教士）入城，尚派兵勇保护，从鬼卖国扰民。……尔等官肯，我不依从。”[12]1883年，湖南常德一份揭帖写道：“可恨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这些官长，作我清朝的官，一心向外国人，……我百姓甘死不从。”[13]1880年，福建延平县教堂用枪伤人，而地方官却加以袒护。一份揭帖写道：“真不平，真不平，天朝官竟帮了洋人。……枪伤之人竟不问，反代鬼子作事情。……求各宪，把冤伸，先要拿他放枪人。……各宪若凡不肯理，拆洋楼，杀鬼子，并杀教民。……那时候，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皇上也出气，百姓也安心。”[14]这时，民众主观上只反对袒教抑民的地方官而不反对朝廷，甚至还以为皇帝会站在民众一边。但客观上，袒教抑民并非某些地方官自己擅自制定的政策，而是清王朝的政策。清中央不仅通过一些地方官压制反洋教斗争，而且在外国压力下对那些支持反洋教斗争的地方官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惩罚，使地方官支持反洋教斗争的现象日趋减少。民众反对地方官袒教抑民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反对清政府的政策。他们对袒教抑民的地方官的反抗，客观上就是对清王朝的反抗。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急剧加深和外国教会势力进一步扩展。民众反洋教斗争规模明显扩大，斗争方式也更加激烈，常发展为成百上千人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民众忍无可忍，便与官府兵刃相见。反洋教斗争往往发展成民众反抗官府的武装斗争。如1890年余栋臣领导的大足民众反洋教斗争遭到清军镇压后，斗争队伍退踞山区，与官兵对抗。1891年热河朝阳地区民众数万人一面打击教会势力，一面武装反抗前来镇压的官军。1896年，山东曹县等地大刀会聚众千人进行反洋教斗争，并反抗清军的镇压。1898年余栋臣再次率众起义。起义队伍本想全力打击侵略势力而不想与官府对抗，因而打起了“顺清灭清”的旗号，宣布：官府“如能见容，一切不犯”，但同时也声明：“倘目为盗贼，反兵相向，则兵丁官役皆畏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法正所必诛，于义民碍难束手。”[15]由于清政府对起义进行镇压，起义队伍不但并未“扶清”，而且始终在以武力反抗清政府。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反洋教斗争的情况也是如此。义和团虽然广泛采用“扶清灭洋”的旗号，但在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一直对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严厉禁止，并一再增派军队进行镇压。（就直隶地区而言，在西摩尔军进犯前，不仅驻防各地的练军已大多投入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连担负海防重任的聂士成部也被大批抽调去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反抗官府的斗争也日益发展。1898年赵三多起义时，与官兵对垒的还只有百余人。1899年朱红灯起义时，已出现上千义和团与清军激战的场面。1900年5月，在定兴、涞水一带抗击清军的义和团达三千人。5月底，义和团万余人占据涿州城，与清军对抗。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前，各地义和团的日常活动虽以反洋教为主，但义和团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却主要是反抗清军的镇压。
有的学者虽无法否认反洋教队伍与官府武装对抗的众多事实，但他们仍坚持说这些队伍不但并未反对清王朝，而且一直在扶持清王朝。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斗争只是反抗某些地方官，而并不反对清王朝。这种解释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这些地方官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并非他们擅自作主，而是奉清王朝之命或者得到朝廷认可的，是代表清王朝行事的。反抗清军客观上就是反抗清王朝，这是不以反抗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
三、维新派反对反洋教斗争是否正确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前，维新派对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一直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有的学者在评论反洋教斗争时确认，“对其斗争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必须予以恰当的肯定”，但在评论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观点时，又赞扬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16]，表现出矛盾的心态。有的学者则坚定地赞同维新派的观点，如赵春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一文以赞同的口吻列举了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几点主要理由：“第一，维新派认为民间的‘反洋教’是盲目的，非理智的，不仅已落后于时代，而且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二，维新派认为民间的‘反洋教’不仅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反而会给外国列强对中国干涉和侵略造成口实，招致更大的民族危机。”“第三，维新派认为信教自由乃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之一，宗教传播不能凭借强力加以阻止和铲除，而要通过思想意识上的竞争来解决。”接着，他总结说：“从维新派所持的这几条理由来看，……维新派批判和否定‘反洋教’，……是表现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维新派在思想意识与政治上的进步性。”[17]
诚然，维新派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代表”，是社会上的进步力量，但是，他们否定反洋教斗争的观点是不是他们的进步性的表现呢？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赵春晨列举的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为这种斗争“不仅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反而会给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造成口实，招致更大的民族危机”。著名维新派人物皮锡瑞曾以胶州湾事件为例说，“只因杀彼教士，除办凶手、出恤银、赔兵费外，更以胶岛百里租与洋人，山东一省亦为所制。”认为反洋教斗争是“祸及桑梓，忧贻国家”。[18]维新派的这种观点被一些学者赞为“很有见地”，其实，这并不是维新派的“独到见解”，以妥协媚外著称的袁世凯和以顽固排外著称的刚毅都发表过这类言论。袁世凯在1899年7月4日奏折中提出的否定反洋教斗争的理由就是：“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该夷又得一进步。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19]刚毅在“劝谕”义和团“各散归农”时也提出：“洋人为中国之害，孰不知其难容，然非今日所办之事。今日戕害，徒然上累国家。”[20]这类观点不仅当时在中上层社会中颇为流行，而且至今仍颇有影响。
从现象上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确常常成了外国发动侵略的口实。例如，禁烟斗争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口实，巨野教案是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口实等等。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历史便可看到，发动侵略的口实不等于发动侵略的真正动因。事实上，在这些口实出现以前，侵略者早已在策划其侵略行动。如果没有这些口实，侵略者也会寻找或制造别的口实以实施其侵略计划。就胶州湾事件而论：早在1894年，德国即开始策划在中国沿海夺取一处地方作为其侵略基地，并把胶州湾列为优先考虑的地点之一。[21]1895年底，德国公使已试探性地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一处地方作为军港的要求。[22]1896年，德国外交大臣就此问题与李鸿章进行了谈判。[23]1897年6月，德国初步选定胶州湾为夺取对象。[24]1897年8月，德俄就胶州湾问题进行谈判，俄国表示同意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25]1897年9月，德国通知清政府，德国军舰将“在今冬必要时停泊于胶州湾。”[26]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出兵胶州湾是蓄谋已久并且在1897年11月的巨野教案以前早就决定了的。无论发不发生巨野教案，德国都要采取这一侵略行动。当时，维新派并不知道德国的预谋，更不可能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误把胶州湾被占归咎于巨野教案是不足为怪的。但时至今日，一些熟知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仍然赞同维新派当年的看法，这就有些令人难解了。
至于说反洋教斗争“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以此为理由指责和否定反洋教斗争则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国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完全制止洋教势力扩张，而反洋教斗争则是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洋教势力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教会势力本身并没有能力与反洋教斗争抗衡，他们主要的应对手段是向清政府施压，借清政府之力把反洋教斗争压下去。反洋教斗争之所以“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首先应归咎于清政府惧外媚外，袒教抑民。维新派和现今的一些学者一方面赞赏清政府袒教抑民的政策，一方面又指责反洋教斗争不能抵制洋教扩张，这种态度很难说是公正的。
维新派指责反洋教斗争“不能达到抵制洋教扩张目的”，那么，他们自己是否能拿出更有效的办法呢？赵春晨说：“维新派所设计的对策是‘尊孔教’和‘定教律’两条。”[27]“尊孔教”，是企图用封建的思想武器来抵制洋教，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与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守旧官绅鼓吹的用“儒教”、“圣道”来抵制洋教并无实质区别。“定教律”则是企图在不进行反抗斗争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要求帝国主义放弃传教问题上的侵略特权，这无异与虎谋皮，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清政府早就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都是徒劳而已。总之，维新派的对策同样“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如果一定要在反洋教斗争与维新派对策之间比较短长的话，那么，反洋教斗争毕竟使洋教势力受到了一些打击，而维新派的对策则连这样有限的作用也起不到。我们对维新派不必苛求，也不应一味抬高维新派而贬斥反洋教斗争。
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它“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他们认为，中国应抓住和平时机变法维新，而反洋教斗争会招致外国入侵，断送维新事业。皮锡瑞在戊戌春写道：“计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以闹教，一闹即彼必至，我势（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28]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并对湖南维新派“为着争取维新变法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惜对已发生的反教事件采取镇压措施”表示赞许，认为这是“从当时民族危机严重和维新变法的大局出发”的正确态度。[29]
我认为，维新派的上述看法和态度是不足称道的。甲午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必然加强殖民侵略；二是列强通过甲午之战认定清政府既无能力又无勇气反抗外国侵略。皮锡瑞等维新派人物却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视为招致外国侵略的主要危险，这很难说是什么“很有见地”的见解。他们认为，只要不发生反洋教斗争，“一二年内”即可“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成为“文明之国”，这种想法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维新变法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绝非一二年内所能完成。至于对维新事业的真正威胁，也并非来自反洋教斗争，而是来自以西太后为首的实权派。维新派对侵略者妥协，对反洋教斗争镇压，都不可能挽救“维新变法的大局”。这绝不是维新派“进步性”的表现，而是其局限性的表现。
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另一理由是它违背了“信仰自由”原则，这更是浅薄的书生之见。郑观应在甲午前即已指出，中国历来并不排斥外来宗教，“如回佛诸家，亦在包容之列”。基督教之所以受到民众反对，只是因为教会势力欺压平民。若能做到“民教一律，务持其平”，“良民何至仇视哉！”[30]维新派不看问题的实质，抽象地谈论“信仰自由”，其见解远不如当年的郑观应。
总之，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上述理由是站不住的。当然，反洋教斗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存在明显的盲目性和落后性，这是毋庸讳言的。作为当时的先进力量的维新派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担当民众自发斗争的引路人，而是站在民众斗争的对立面去反对它，这是历史的悲剧，而没有什么值得赞扬之处。维新派的错误认识和态度有其历史原因，不必加以苛责，但是，我们也不应停留在当年维新派的认识水平上，把他们的错误也视为正确。
注释：
[1]《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P497。
[2]《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P1。
[3]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P410。
[4]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P392。
[5]《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P165。
[6]《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三），P119。
[7]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P37。
[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28。
[9]《山东义和团案卷》上，P181。
[10]廖一中《‘扶清灭洋’思想与教案》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P22，30，31，23，30。
[11]台北精华印书馆《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一），P541。
[12]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P108—109。
[13]台北精华印书馆《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二），P694。
[14]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P127。
[15]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P93。
[16]刘泱泱《周汉反洋教述论》（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见《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7]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抄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条，三月初四条，转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
[1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28。
[20]《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140。
[21]《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P8。
[22]《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05。
[23]《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12—114。
[24]《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35。
[25]《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40。
[26]《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41—142。
[27]前引赵春晨文。
[2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抄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条，三月初四条，转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
[29]刘泱泱《周汉反洋教述论》（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见《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30]《郑观应集》上，P4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