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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周末年，杨坚由于周宣帝身边一班机要宠臣的阴谋策划，发动宫廷政变，篡周建隋。捷径给胜利者遗留下的隐忧，深刻而复杂，尤其在人事方面，宫廷政变不像改朝换代的战争那样造就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胜利者只能在旧的官僚中收拢人心，怀柔延揽，这就在两个方面制约了隋朝的用人政策，亦即隋朝只能在北周政权基础上构建新班底，同时又必须清除旧政权势力，仔细平衡各个民族或区域集团的势力与利益。
这种内在的先天不足，往往使得政变王朝的发展深受制约，陈寅恪先生根据北周隋唐三代均出自北周创业集团的事实，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说。所谓“关陇集团”，其范围大概以八大柱国家族为代表，加上十二大将军和其他骨干家族，也就是北周创业集团及其后裔。既然是一个地域性集团，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以维持其在统治阶层中的垄断地位，故陈先生在总结从宇文泰到唐高宗三代王朝约150 年的用人政策时说道：“但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注：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初版，第36、12页。）也就是说，宇文泰所组建的“关陇集团”成为三代政权不可动摇的基石，其长期垄断政局的内在凝聚力，在于关中文化的同一性和对山东人士的歧视，亦即区域的文化特性及其在人事上的排外性为此集团活力的源泉。
然而，诚如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述论稿》中所论证的，周隋之际，制度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隋文帝以“复汉、魏之旧”为国策，采北魏孝文帝以来汉文化成就集大成之北齐制度为基础，兼收并蓄，构建起隋王朝的基本框架。那么，如何解释社会巨变与用人政策的关系呢？就政局的大势而言，陈先生的假说指出了隋唐两代颇带关中烙印的共性，独具慧眼，在其启发之下，如何去把握共性与时代特性的关系？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下，用人政策关系到政权的性质、政治发展的方向乃至王朝的兴盛衰亡，因此，这里不能不首先对隋文帝的用人作一总的探讨。
二
在隋朝官僚体制下，三师和三公居于官僚阶层的顶端。开皇初，担任三师的有太师李穆、太傅窦炽和太保长孙览（注：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南宣平坊”记载：“西南隅法云尼寺，寺本隋太保薛国长孙览宅”，文中薛国后脱“公”字。长孙览任太保，《隋书》卷五十一本传未见记载。然而，他在北周武帝时已受封为薛国公，宣帝时任大司徒、入隋后，文帝纳其女为蜀王秀妃，结成儿女亲家，以其家世和经历来看，完全可能担任太保，可能《隋书》失载。），至开皇六年（586 年）八月李穆逝世，三师未见再设。三公有太尉于翼和司徒王谊，至开皇五年四月王谊伏诛，三公付阙，此后在开皇九年，晋王广任太尉，观王雄任司空，三公为皇室所垄断。（注：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列田仁恭、柳敏、孙恕、 苏威四人为隋三师、三公。然据《隋书》卷一《高祖上》所载：“（开皇元年二月）观国公田仁恭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太师，武德郡公柳敏为太子太保，济南郡公孙恕为太子少傅，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可知以上四人皆为太子属官，非三师或三公。）
以上七人，李、窦、长孙和于均为胡族大姓高门，无须赘论。王氏出自乐浪，自汉武帝平朝鲜设郡县到西晋末年乐浪、带方郡被高句丽所攻克，王氏始终为朝鲜汉人第一大姓，并已带有浓厚的当地文化色彩（注：参阅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朝鲜汉人的流徙过程及其组织》，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出版。）。乐浪郡陷落后，部分王氏迁回中国，辗转于北方各地，王谊一族则“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注：《北史》卷六十一《王盟传》。），因此机缘而跻身于北周创业集团，在此数百年间，王氏早已胡化，完全可以视为胡人（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至为精辟。），而王谊则为北周上层统治集团中支持隋朝革命的代表人物。
由此看来，隋初的三师和三公都是胡人，且为北周创业集团成员，在北周的身份地位不亚于隋文帝。他们受到尊重是由于在周隋嬗替中站在杨坚一边，颇建功勋。显然，北周权贵在隋朝的地位，是由其政治立场决定的。但是，由于他们身份地位本与文帝相埒，使得文帝上朝时，一见到这班功高望重的老臣，便浑身不自在起来。开皇元年（581 年），文帝要到岐州巡察，王谊劝谏道：“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治，何用此行？”文帝笑着回答：“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注：《隋书》卷四十《王谊传》。）这句暗藏锋芒的戏言，说出文帝内心的真实思想，生动贴切地描述了文帝与北周旧臣的关系，道破隋初用人政策之天机。实际上，隋朝的三师、三公均不管事，外示尊崇而内夺实权，原北周权势集团的功臣被安排于此，则所谓“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待到这批人老死诛杀完毕，文帝甚至连这一荣誉职位都不愿再授予人，而改由皇室担任。
三
三省长官为隋朝政治决策的核心人物，文帝时代，其任免情况如下（注：参阅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格》，载《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研究》六，1956年。）：
1.尚书省左、右仆射 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有高颎（渤海人，前朝任内史下大夫，任职于开皇1.2.～1.8.及开皇2.6.～19.8.）、 赵芬（天水人，前朝任东京小宗伯，任职于开皇1.8.～2.6.）和杨素（华阴人，前朝任治东楚州事，任职于仁寿1.1.～大业1.2.）三人。担任尚书右仆射的有赵煚（天水人，前朝任齐州刺史，任职于开皇1.2.～不详）、虞庆则（京兆人，前朝任石州总管，任职于开皇4.4.～9.1.）、苏威（京兆人，任职于开皇9.4.～12.7.及仁寿1.1.～大业3.7.）、杨素（任职于开皇12.12.～仁寿1.1.）。
2.门下省纳言 担任此职的高颎（开皇1.2.～不详）、柳机（河东人，前朝任华州刺史，任职于开皇初）、苏威（开皇1.3.～10.7.；开皇14.7.～仁寿1.1.）、杨素（开皇9.6.～10.7.）、卫王爽（皇族，前朝任内史上士，任职于开皇7年）、杨达（皇族， 前朝任内史下大夫，任职于仁寿2.10.～大业8.5.）。
3.内史省监、令 担任此职的有虞庆则（内史监，开皇1.2.～4.4.）、李德林（博陵人，原北齐中书侍郎、周御正下大夫，任职于开皇1.2.～10.4.）、赵芬（开皇初）、赵煚（开皇3.4.～不详）、晋王广（皇子，任职于开皇6年～8年）、杨素（开皇10.7.～12.7.）蜀王秀（皇子，任职于开皇12.2.～13.6.）齐王暕（皇孙，任职于开皇19.6.～仁寿元年）、晋王昭（皇孙，任职于仁寿1.1.～4年）、杨约（华阴人，任职于仁寿4年～大业元年）。
三省长官中，高昇的出身颇可研究，《北史》本传记其“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所谓“渤海蓨人”云云，似属冒称大姓，真正的出身大概与前述王谊无异，为朝鲜郡县的汉族大姓，但高颎文化修养颇深，不宜视作胡人。其父自北齐归周，在独孤信麾下充任僚佐。独孤信落难后，他不怕牵连继续与其女（隋文帝文献皇后）来往，高颎因此得到文献皇后的有力支持，成为隋朝开国首任尚书左仆射。因为其父曾在北齐任职而将高颎归为北齐旧臣系列，显然不合理。
虞庆则“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高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鞭，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一生因军功显赫，在三省长官中最具有胡族军将气质。
以上清楚在表明，第一，隋政府首脑几乎清一色出自汉族，哪怕将迹近胡人的虞庆则当作胡族代表，也完全不成比例，与北周政府首脑的民族构成恰成鲜明对照（注：北周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中，鲜卑化汉人仅占五分之一左右，前引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格》网罗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正月至大象元年（579年）杨坚执政前担任六官的首脑人物计34人，笔者对其民族成分略作修正后进行统计，则汉族也只占四分之一左右，且多已胡化。）。第二，其籍贯分别京兆、天水、华阴、河东、博陵和渤海，其中，天水出身的赵芬和赵煚任期短而无实权，故文帝时期的政府首脑人物大致集中在京兆到洛阳一线。第三，他们（柳机和后期的皇室人物除外）都在周隋革命中坚定支持隋文帝，可见隋文帝用人重在政治立场，并不固执畛域之见，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任用李德林等北齐出身者，并随着国家统一的进程而越来越多地吸收山东和江南地域的官人，到了隋炀帝时代，甚至出现重用江南士人的转变（注：参阅韩昇：《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四， 他们无一担任北周中央高官者，不是北周政权的核心成员，并且与杨坚有着明显的上下地位差别（注：山崎宏的《隋朝官僚的性格》在统计上述人员的前朝任职时，以北周末年为下限，笔者修正为杨坚夺权之前的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因为此后的官职变动，出自杨坚的任命，不足为据。）。
显而易见，周隋革命之后，用人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关陇集团”骨干分子已经被请上有名无实的高位。其实，他们早在北周内部多次政治整肃中心意涣散，又由于位高望重而难为新王朝所用，代之而起的是北周中下级官吏，他们对旧政权并无深厚感情和忠诚心，反而对北周末年的政治败坏感到失望。他们年轻力壮，胸怀理想，渴望建功立业，因此，很容易聚集到年轻的改革家杨坚的旗帜下，试图取得权力，变革现状，实现抱负。他们多为两京地带汉人，受过良好教育，比起孔武有力的关陇军将更有知识文化，其崛起符合社会由乱而治的发展趋势。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六部长官和禁军卫府大将军的情况。
1.吏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虞庆则（开皇1.2.～4.4.，以内史监兼任）、韦世康（京兆人，前任司会中大夫，任职于开皇1.12.～7.4.；开皇13.1.～15.10.）、苏威（开皇7.4.～9.4.）、卢恺（涿郡人，前朝任东京吏部大夫，任职于开皇9.～12.7.，以礼部尚书摄）、 令狐熙（郭煌人，前朝任司勋、吏部二曹中大夫，任职于开皇九年以后，以鸿胪卿兼任）、牛弘（安定人，前朝任内吏下大夫，任职于开皇19.9.～大业6.11.）、柳述（河东人，任职于仁寿中，判吏部尚书事）、 长孙平（*洛阳人（注：“*”表示胡人出身，以下同。），前朝任东京小司寇，任职于仁寿中，以太常卿判吏部尚书事）。
2.礼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韦世康（开皇1.2.～1.12.）、 辛彦之（陇西人，前朝任少宗伯，任职于开皇2年）、牛弘（开皇3～6年）、杨尚希（弘农人，前朝任东京司宪中大夫，任职 于开皇6.10.～9年）、卢恺（开皇9.6.～12.7.）、杨文纪（弘农人，前朝任虞部下大夫，任职于开皇中～仁寿2年，以宗正卿判）。
3.兵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元岩（*洛阳人，前朝任内史中大夫，任职于开皇1.2.～2.1.）、元晖（*洛阳人，前朝任司宪大夫， 任职于开皇2年）、苏孝慈（*扶风人（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引《姓纂》十一“河南苏氏”所说：“后魏《官氏志》：拔略氏改为苏氏。后魏恒州刺史苏强，孙武安兖州刺史，生顺，孝慈。……孝慈，隋兵部尚书安平公”，据此可知苏孝慈为胡人。），前朝任工部上大夫，任职于开皇2.6.～4.4.）、杨尚希（开皇4.4.～6.10.）、郭均（冯翊人，任职于开皇中）、冯世基（上党人，任职于平陈后）、柳述（开皇末；仁寿年间，以内史侍郎判）。
4.刑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元晖（开皇1.2.～2年）、 李圆通（京兆人，前朝任隋国公府参军事，任职于开皇初〔尚书左丞摄〕；开皇13～15年；开皇19～仁寿4年〔检校〕）、皇甫绩（安定人， 前朝任御正下大夫，任职于开皇2.5.～不详）、苏威（开皇3年）、 袁聿修（陈郡人，前朝任齐吏部尚书、周吏部下大夫，任职于开皇初）、刘仁恩（开皇4.4.～8.10.）、宇文弼（*洛阳人，前朝任南司州刺史，任职于开皇9.4.～13年）、薛胄（河东人，前朝任司金大夫，任职于开皇19年）。
5.民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杨尚希（开皇1.2.～2.5.）、长孙平（开皇2.5.～3.12.）、苏威（开皇3.12.～7.4.）、张煚（河间人，前朝任冢宰司录，任职于开皇7.4.～10年）、厍狄嵚（*代人，任职于开皇年间）、斛律孝卿（*太安人，前朝任齐尚书令、周纳言上士，任职于开皇18～19年）、韦冲（京兆人，前朝任汾州刺史，任职于仁寿3.9.～大业1.5.）。
6.工部尚书 担任此职的有长孙毗（*洛阳人，任职于开皇1.2.～2年）、杜杲（京兆人，前朝任同州刺史，任职于开皇2年）、贺娄子干（*代人，前朝任秦州刺史，任职于开皇2.10.～3年）、 苏孝慈（开皇初；开皇12～15年）、长孙平（开皇中）、杨异（弘农人，前朝任宁都太守，任职于开皇9.4.～12.9.）、杨达（皇族，前朝任内史下大夫，任职于开皇15.4.～仁寿2.10）。
7.禁军卫府大将军 担任此职的有杨雄（皇族，前朝任右司卫上大夫，开皇1.2.、9年任左卫，开皇初任右卫）、杨弘（皇族，开皇1.5.～不详，右卫）、高颎（开皇2年任左卫，开皇5年任左领）、宇文述（*代郡人，前朝任左宫伯，开皇初～9年初任右卫）、李礼成（陇西人，前朝任民部中大夫，开皇7年任左卫；开皇3.2.～3.8.任右武卫）、 元胄（*洛阳人，前朝任大将军，开皇元年起任左卫，旋转右卫；开皇中任右卫）、虞庆则（开皇9.1.～9.11.任右卫；开皇9.11.～17.12.任右武侯）、元旻（*洛阳人，开皇11.5.～20.10.任左卫）、贺娄子干（不详～开皇13.7.任左卫）、汉王谅（皇子，开皇13～17年任左卫；开皇12.2.～13年任右卫）、晋王昭（皇孙，仁寿1～3年以内史令兼左卫）、田仁恭（平凉人，前朝任幽州总管，开皇初任右武卫；旋转左武卫）晋王广（皇子，开皇2.2起任左武卫；开皇9年领左武侯）、秦王俊（皇子，开皇2.2.起任右武卫）、窦荣定（*扶风人，前朝任忠州刺史，不详～开皇6年任左武卫；开皇3.12.起任右武卫；开皇2.4.～2.8.任左武侯；开皇1.11.起任右武侯）、刘昶（*中山人，前朝任秦灵二州总管，开皇初任左武卫）、杨武通（弘农人，开皇中任左武卫）、独孤罗（*云中人，前朝任楚安郡太守，仁寿中任左武卫）、伊娄谦（*洛阳人，前朝任前驱中大夫，开皇1.2.起任左武侯）、贺若谊（*洛阳人，前朝任洛州刺史，开皇2年任左武侯）、姚辩（*武威人，前朝任大都督，仁寿3.2.～大业2年任左武侯）、贺若弼（*洛阳人，前朝任寿州刺史，开皇15年任右武侯；平陈后任右领军）、卫王爽（皇族，前朝任内史上士，开皇1年任右领军）、宇文忻（*朔方人，前朝任豫州总管，开皇5.3.～6.8.任右领军）、李安（陇西人，前朝任少师右上士，开皇9.11.起任右领军）、蜀王秀（皇子，开皇12.2.起以内史令兼右领军）。
六部尚书和禁军卫府大将军的情况，和前述三省长官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族出身的官员占有相当比例，在六部和军队长官总数中占36.5%，其中，在兵部和民部尚书中均占43%弱，在工部尚书中占57%，在禁军卫府大将军中占46%强。在集权体制下，军队是国家的支柱，被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先后有十名皇族外戚（占38.5%）担任禁军大将军，充分体现其重要性，而胡人在此部门占有如此高的比例，足见胡族仍深受信任与重用。胡族在尚书省各部的不同分布，完全由于其文化特长所决定，例如礼部纯任汉人，而工部多用胡人，即可示其一斑。因此，说周隋嬗替乃汉人推翻胡人政权的斗争，不能成立；毋宁说，隋朝纠正了北朝的歧视汉人政策。毫无疑问，隋朝是以汉族为主的民族融合国家。
四
在上述高官当中，出身于原北周地区占绝对多数。然而，真正出自北周创业集团或来自原北方六镇者却实在少见。如前所述，隋文帝上台时对北周皇族宇文氏所进行斩草除根的杀戮，所警戒的就是宇文氏在关陇集团中的影响力，有此深忧，明显不会倚重北周旧班底。实际上，文帝此后政治清洗的矛头，主要就是针对与北周政权有较深关系的上层官员。相反，他着力培养并重用者，则为其亲族、旧部（含其父杨忠）、同学和故友，亦即与其颇有渊源关系又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他的新人。
纵观文帝的经历，在登基之前，仅在保定五年（565 年）担任随州刺史和建德六、七年（577、578年）先后担任定州的南兖州总管这样两次外任机会，且任期都很短，没有机会发现并培养起自己的干部队伍，其一生基本在关中活动，所熟悉的大多为关中人士，由此决定了其用人的地域局限性。而且，他没有显赫的政绩军功，这既决定他不会重用那些高望重者，又决定了他缺乏自己的人事班底，就隋朝官僚的家族背景而言，皇室自称其出身的弘农扬氏居中心地位，与皇亲国戚一起控制朝政，此外受重用者为文帝的故旧。人事基础的薄弱，使得文帝不能不在杨氏之外，倚重皇后独孤氏系统的人马，这批人以高颎为代表。当然，隋文帝上台后也尽量提拔一批政绩突出的新秀，表明他并不囿于原来的小圈子。所以。造成文帝多用关中人士的结果，乃由其人事基础薄弱所致。
人事基础的欠缺，使他不敢轻信别人，开皇五、六年（585、586年）先后发生了王谊、刘昉、宇文忻、梁士彦等开国功臣的背判事件，使他对那些貌似忠诚的官僚更加怀疑。在高度集权体制下，直言敢谏的忠臣往往成为打击的目标，而政治面目掩盖得完美无暇的野心家却飞黄腾达，鱼龙混杂，忠奸难辨。性急的文帝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心里老是提防着朝廷内部出现朋党。
平陈之后，尚书右仆射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因被人指摘为朋党而免职，隋文帝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皇族手中，如吏部的柳述（女婿）、礼部的杨文纪（弘农）、兵部的柳述、刑部的李圆通（家将）、民部的韦冲（皇孙齐王暕岳父）和工部的杨达（皇侄），不但六部全为皇亲国戚所控制，而且，出纳帝命的门下、内史二省长官也转由皇族担任，特别是在开皇末年，废立太子的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一代良相高颎失势，中枢权力完全为皇室所控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央集权转为皇室集权，表明晚年的文帝已经不再充满自信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为隋朝用人之一大变化。炀帝上台后，虽然缓和了皇室垄断政权的局面，但他转而大批重用南方人士，造成用人上的又一变化，这当然是后话了。
山东和江南人士在权力中心所占比例甚低，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统一的时间太短，这些地区官员的政治立场尚未经受考验，文帝对他们还不熟悉，因此还谈不上委以重任的问题。但是，在六部尚书以下官职中，山东和江南人士占有相当比例亦是不争的事实。据粗略统计，北齐出身而转仕于隋者，有：
杨德林、薛道衡、高励、乞伏慧、卢昌衡、李孝贞、魏澹、陆爽、杜台卿、辛德源、樊子盖、刘权、慕容三藏、李谔、源师、郎茂、高构、张虔威、房彦谦、裴矩、刘龙、王劭、刘弘、游元、冯慈明、刘子翊、陆彦师、房恭懿、公孙景茂、何妥、马荣伯、王通、房晖远、刘焯、刘炫、王孝籍、李元操、刘臻、崔儦、诸葛颖、孙万寿、庾季才、卢太翼等。
南朝出身而仕于隋者，有：
柳裘、明克让、柳
、许善心、麦铁杖、来护儿、周罗
、周法尚、鲍宏、裴政、柳庄、陆知命、虞世基、裴蕴、姚察、元善、王頍、萧该、袁充、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耿询、萧吉、许智藏、万宝常等。
他们或者治理一方，政绩斐然；或者在中央部、寺担任副职，虽然不参加高层政治决策，但却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亦是要职。李德林长期担任内史令，为重要决策人物；薛道衡和陆彦师一度典选，甄别士流，力图改变隋初用人路线；柳裘助隋文帝政变篡周；麦铁杖、来护儿勇冠三军，屡建军功。至于文化部门，则几乎为北齐和江南人士垄断，异彩纷呈，正因为有此基础，所以在社会文化走向繁荣的炀帝时代，他们就能以文辞才华脱颖而出，攀龙鳞，附凤翼，扶摇而上。显然，文帝对于山东和江南人士还是能够兼容并包，量才录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益安定之后，他们也越来越多地登上政治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毕竟山东和江南人士出自原来的敌国，要说完全将他们与出身关中的官人一视同仁，却也不现实。开皇前半期，文帝对山东和江南人士明显抱有戒心，而李德林在中央屡遭高颎和苏威的排挤，最后被文帝逐出中枢机构，也不能说没有畛域之见。至于能否将权利之争、地域歧视和帮派壁垒等官场中常见的纠葛，抽象为确定不移的排他性组织路线，尚可研究。
总而言之，文帝的用人，在开皇前期是以助其改朝换代的两京地带出身的汉族官人为中心，融合胡族支持者而展开的，并随着统一的进程而不断吸收山东、江南士人参加，然而，到了开皇中后期，由于多次发生的政治斗争，加重了文帝对百官的猜疑，又由于太平盛世而增长的骄慢、家庭不幸而造成的焦躁失望和老年的偏执等因素，中央集权日益蜕变为皇帝个人专断，形成皇族近臣遍布朝廷要津的不正常局面。过度的集权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注意内部协调与平衡的组织路线破产，标志着隋朝已露出破绽而面临新的转折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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