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与回族家庭分析:农村宗族与回族家庭的发展趋势_回族姓氏论文

农村宗族与回族家庭分析:农村宗族与回族家庭的发展趋势_回族姓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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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与家族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不能不关注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与家族问题的发展态势,并从这种发展中把握农村社会的发展脉膊。对于中国回族农村而言,情况表明,同样亦存在一个宗族与家族的问题,并且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态势。1997年本文作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位于银川平原上的宁夏著名的回族农村社区永宁县纳家户村就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实地考察,走访调查了上百户人家,从而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全新的理解。

纳家户村简介:座落在银川以南约30公里的引黄灌区平原上,素以农业和屠宰业及工商业著称。目前有90%以上的家庭从事多种经营,人均纯收已过2000元。1996年底,全村1017户,人口4239人,其中回族人口占96%。

一、宗族

社会学家认为“宗族是拥有共同祖先的同姓亲属群体”,用这一观点来观察纳家户村的宗族问题,首先有必要对纳家户村居民的姓氏及其源流作一番考察。

(一)户主的姓氏结构

据老年人讲述,纳家户村原本只有一个纳姓,在近一、二百年间,容纳了一些迁移来的和并入的(主要是少数汉民户)外姓户,形成了目前这样一个以纳姓户为主体的集马、王、丁、李、沈、杨、谢、吕、雷、张、罗、刘、郭、吴、勉、陈、周、曹、倪、拜、赵、卜、苏、闫、许、尤、紫、兰等29个姓氏组成的村庄群落,其中纳姓户占62.3%,仅次于纳姓的姓氏是马、王、丁、李、沈等。各姓户数的多少大致与各姓来纳家户村的时间成正比。对于那些总户数不到10户的客姓户来说,他们多半是近现代以来才加入纳家户村这一群体中来的新户。

(二)纳氏宗族

纳家户村的历史与纳姓宗族的历史不可分割。关于纳姓宗族的来源的传说与记载颇具传奇色彩。据《华夏姓氏趣谈》一书对回族姓氏的考证,关于回族纳氏的来源有二种说法,一是“北宋神宗时期,布哈拉王及其弟艾尔沙率领家属及部下五千多人,从中亚东迁,来到汴京开封,从此定居中原。元朝初年,布哈拉王族后裔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1211~1279)受封为咸阳王,曾出镇云南。至元年间,赛典赤病逝,留有九子十三孙。分列为纳、马、撒、哈、沙、赛、速、忽、闪、保、木、苏、郝十三姓。”说法之二:“赛典赤的长子纳速拉丁,曾任陕西平章政事,后代繁衍,又成为纳、速、拉、丁四姓。”后一种说法在《陕西通志》和《甘宁青史略》的记载中得到印证。《陕西通志》记:“元初,贵族赡思丁·纳速拉丁子孙甚多,分为纳、速、拉、丁四姓,居留各省,故宁夏有纳家户,长安有拉家村,今宁夏纳氏最盛”。《甘宁青史略》称:“纳氏是纳速拉丁的后裔,于元代迁居宁夏”。此外,纳家户清真寺楹联匾额上边记载着:“吾家弃秦移居西夏,吾寺起建于明嘉靖三年间”。

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肯定三点:(1 )纳家户村的纳氏宗族是元代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后裔的一支,有着阿拉伯人的血统。纳氏的历史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回族特殊的民族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多源性和多元性。(2 )纳家户的纳氏宗族迁徙到宁夏最迟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繁衍生息的时间至少已有500余年之久。(3)是从陕西迁徙而来的一支移民。

纳氏宗族具体什么时间从什么具体地点迁徙到宁夏以及迁徙之初有多少人及迁徙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纳家户村这个名称是在纳氏祖先在此定居后才有的。最初叫纳家闸,是以靠近纳家户村的一座汉延渠上的水闸命名的,以后有村寨堡子后才演变为纳家户村这个庄名。

纳氏没有族谱记载其源流(据称以前有过,毁于“文革”时期)。根据流传下来的传说,现在的纳氏宗族并非出自一门,其中有“二门”说和“四门”说。

“二门”说,即传说最初到纳家户村定居的有两个纳姓兄弟,兄居老五门,从事商业;弟居湖边(解放前纳家户旁边有许多小湖泊),从事渔猎。他们繁衍的后代,形成两个宗族,一个叫“老五门纳家”,一个叫“渔户纳家”。如今的纳家户村纳姓人一般都知道自己属于那一门。如6、7、8、9队的纳姓多称自己属“老五门”,2、3、4 队的姓纳人多称自己属于“渔户纳家”。

“四门”说,即“五老四庄”说。即传说最初在纳家户村落户的有5个纳氏兄弟,其中有4个生有后代,分别居住在4个庄点上, 现今纳家户村由4个庄点演变而来。老大一门称“老五门”,习于经商; 老二一门习于渔猎,称为“渔户”纳家;老三一门靠打柴草为主,掌门人叫“大囊爷”,据说力大无比。有一次打擂台,无人能敌,县老爷赏他做官,他辞而不受,只要县老爷赏给他黑泉湖;老四一门住在一棵大榆树下,以经营清真饮食,即卖羊杂碎、馍馍为生计,称为“大榆树纳家”。不过后一种传说没有前一种传说那么流行,在调查中,只有纳长寿老人给我们讲述了这种传说故事,增添了我们对纳家户村历史的兴趣。后一种传说,很可能是关于“老五门”的家世传说。不管其真实性如何,两个传说都反映了纳氏宗族的艰苦创业史,也折射出纳家户村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

解放前,在纳氏宗族内有辈份排序,如今纳姓人能记住的辈份依次是:万、玉、长、殿、洪。目前以“长”字辈为最大辈,“洪”字辈以下已无辈字排序。其实在“殿”字辈后,许多人取名字已不遵从统一的辈份排序了。故从年轻一辈名字中已难以分辨出辈份的高低。

(三)其他宗族

除纳氏宗族外,在纳家户村居住的其他姓氏,大多尚未形成一个宗族,他们多是来这里定居时间不长的一些单门独姓,并无宗族谱系,即使本村的第二大姓马氏,据调查原本也不是同宗同祖,因此也无统一的辈份排列。在马姓中只有不同的家族,而无血缘相承的马氏宗族。王姓、丁姓、张姓等情况也大体如此。能够称得上宗族的在纳家户村还有沈姓、雷姓等。他们的祖先由于迁徙到纳家户村的时间较早,由最早的单门独户发展到今天已有若干代,形成若干个家族,这些家族都认同同一个祖先,从而形成一个有血脉相承并有辈份排序的宗族。这些宗族在人口占优势的纳姓宗族面前显得弱小,但由于血缘关系较近,内部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均超过纳家宗族。目前,内部尚无通婚先例,而本村的纳姓宗族早就存在族内婚。

(四)宗族势力

据了解,在纳家户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较有影响的宗族势力就是“老五门”纳家。其宗族势力最鼎盛期是在民国实行保甲制以前,特别是在晚清以前。那时纳家户的一切政务、教务、事务的权力,包括组建民团保卫寨堡,维护治安,管理宗教事务,管理寺产和教坊,举办庆典、与官方联络等,都落在族长手里。他既是族长,也是一村之长,又是清真寺的学董,集族权、政权、教权于一身,享有最高权威,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他说的话,全村人都得服从。官方亦需通过族长实施对老百姓的政治控制。纳家户村的族长历来均由“老五门”的纳姓中的辈份最高、且具有一定声望的人担当。

本世纪40年代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后,宗族势力的权力和影响逐渐削弱,过去由族长行使的权力部分转移到了保甲长手里。但宗族势力并没有完全消退。在宗教事务方面宗族势力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宗教上层人物的安排仍然受着“老五门”纳姓宗族势力的制约。

1949年后,宗族势力进一步削弱。首先是土地改革、镇反等运动使昔日那些借助于宗族势力为霸一方的地主豪绅受到严重打击;其次是乡村政权的建立和中共组织在村一级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结构,宗族势力被排除在这种政治结构之外。在纳家户村,一解放,族长的权力就被农会的权力所代替(“一切权力归农会”);之后村党支部及大队管理委员会取代农会行使一切权力;在宗族方面,推行民主管理,由寺管会接替了教长(学董)的权力。使族权与教权两股势力不再能够结合。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贯输和农村阶级成份的划分,在意识层面上人们的阶级意识逐渐代替了宗族意识。这一切变化使纳家户村的宗族势力逐步走向销声匿迹。在近半个世纪里,纳家户村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从未发生过宗族势力死灰复燃的事件。

二、家族

(一)新时期家族发展的趋势

家族与宗族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其区别在于:宗族是家族的放大与拓展;家族则是宗族的内核与中心,犹如石之投水形成的族射状水波,其内圈象征家族,外圈象征宗族。从这一点看,人们宗族意识的消退,并不意味着家族意识也随之淡化。从纳家户村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家族意识得到了增强,家族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一种运作方式。

据了解,纳家户村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家族。农村改革以前,在旧体制下,家庭的功能单一,社会的封闭性和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性,使各个家庭之间,哪怕是血统相近的家庭之间亦缺乏在共同基础上的有机联系和结合。各个家族多半是作为一种自然形态而独立存在,其内部的凝聚力及社会功能并不明显。尽管在家族成员与家族之外的成员发生纠纷时,家族成员能够“一致对外”;且在短缺的经济条件下,家族成员间的利益往往相左,致使“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家庭和家族不和的事经常发生。80年代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复活了在集体时期家庭一度失去的生产经营的功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分业,使各个家庭从与世无争,各家顾各家的自然经济状况下走了出来,致富的竞争由此也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竞争需要一定的实力,而实力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定的联合(合作)。联合必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并且是自愿互利的。调查表明,在目前其他联合条件尚不具备及社会性的互动组织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家族内部的联合就成为现时农民最能接受的一种联合;这种联合借助于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在血缘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家长权威也容易形成。以纳家户村家族内部的联合已成为现时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由这种联合所形成的家族经济就其显示的活力和功效而言,比单个家庭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们把这种在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经济运作方式而联合起来的家族称为竞争性家族,以区别于自然形态的、以血缘为唯一纽带的旧的家族。在宗族势力消退的同时伴随着家族势力的兴起是新形势下纳家户村社会变动的一大景观。竞争性家族是纳家户村目前唯一存在的一种实体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是农民走向共同致富的一种特殊途径和农村社会互动的一种初始形式。

(二)两种类型的家族及其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就纳家户村来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竞争性家族:兄弟互动家族和亲属互动型家族。

1.兄弟互动型家族

这类家庭是以同胞的几个兄弟家庭的结合而成。在这个家族中,虽然各个兄弟都已另立家庭,日子分开过,但关起门来还都自称是一家人。有的父母亲或父母亲的一方还健在,家长的权威犹存,在各个子家庭中仍然能够发挥着参谋和协调的作用,成为联合整个家族的精神纽带。在几个兄弟中,长兄的作用往往很关键,是领头羊式的人物,具有较高的威信。他必须摆脱小家庭的束缚,站在整个家族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处处想到全家族的利益,自觉地担负起振兴全家族、为家门争光的责任;且自身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及拥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并在必要的时候,使其一家拥有的资源转化(哪怕是部分转化)成为全家庭能够共享的资源或共同发展的条件。在纳家户村的这类家族中,以雷金丰为代表的雷氏家族和纳金林—纳金明家族的发展最具典型。

雷氏家庭由独立的5个同胞兄弟户组成,父母亲目前健在, 在长幼排列中,雷金丰是老大,他早年通过自学钻研,掌握多门农村实用技术,有着灵活的经营头脑,在大集体时就是一个多面手的能人。但那时,低水平的分配,使得他和几个兄弟只能各顾各的日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他的技术和智力优势充分显示出来,通过搞运输,很快就成为纳家户村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一。这时他开始考虑如何带领和扶持整个家族富起来的问题了。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1983年的一天,由其父亲坐阵,召集了在雷家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大家庭会议,五兄弟及其子女都参加(外姓媳妇未让参加,原因是怕媳妇们不一条心)。会上,根据雷金丰的提议,决定兄弟携手合作,联动发展,面向市场搞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会后,很快就办起了由家族成员参加的农具修焊铺,从修犁靶开始到批量制造翻斗架子车。当年就获利2万元, 这一成功大大增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又自制设备办起了塑料绳加工作坊,并在家族内部实行分工和协作。他一方面带领妻子、子女与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合作生产塑料细绳,同时让大弟利用下脚料生产塑料粗绳,并向他传授技术和经营知识。在带领一段时间后, 他让4个兄弟分别独立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并从资金、技术和经验上给予帮助与指导。在他的帮助下,有的从干电焊维修到独立开办年产值上百万元的塑料厂;有的购置了汽车从事运输业。5 兄弟之间展开了致富竞争,与此同时又相互照应。一家有难,四户相帮。当大弟雷金宝因缺乏经验,在市场上受骗上当陷入严重困境时,为了拉他一把,又召开了一次雷氏家族会议,雷金丰提议并作主决定,每个兄弟拿出1 万元来支持他开办一个饭馆。家族的和睦团结,使雷氏家族日益兴旺发达,成为纳家户村最具经济实力、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被称之为“五子登科”。

2.亲属互动型家族

这里所说的“亲属”,较之于前者范围有所扩展,即不仅包括血缘最近的直系亲属(包括兄弟和未婚配的姐妹),而且包括配偶家庭及姐妹和子女配偶的家庭交错合成的家族。这是一种“十”字型家族结构,已突破了传统家族仅以同姓直系亲属为界限的局限,容纳了外姓旁系亲属,或者说是一种泛家族,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家族网络,一种亲属联盟。因而,在农村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中,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种类型的家族,就其显性形式而言,目前在纳家户村还不多见。最为典型的家庭是纳树德——闫忠孝家族。

纳树德兄弟姐妹6人,其中弟兄4人,纳树德排行老大。目前老母健在,四兄弟成家后分灶过日。大妹嫁给本村闫忠孝,而闫忠孝的一个妹妹又是纳树德二弟纳树雄的配偶,两家亲上加亲,结为秦晋之好。农村改革开放前,纳、闫两家虽来往密切,但在经济上也只能各顾各。改革开放后,纳树德、闫忠孝凭着灵活的经营头脑和广泛的社会结交,通过跑运输,经营工商业,成为这个亲属集团中最先富起来的两个家庭。与此同时,为了家族的共同发展,他们通过帮带,扶持其他几个弟兄走上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在纳家内部,虽然各有各的家,但弟兄间齐心合力,不分你我。在发展初期,不论谁挣来的钱,均由老母亲掌握,由她调节分配,谁家有困难就首先帮助谁。纳、闫两家也相互调剂,相互支持,融为一体。一方面固守农村这块阵土,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另一方面向城镇发展,在城市发展商业,开拓房地产市场,经营的路子越走越宽。

家族内部的这种合力机制,使整个家族内的各种资源(包括劳力、技术、资金、信息和生产资料)得到合理的利用,发挥了高效的功能。如今在这个大家庭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手,户户均有自己的产业。家族内人才辈出,事业发达,带来财富的迅速积累。纳树德和闫忠孝也因此成了本村的首富。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成功经营的家庭,都有着类似的背景。就总体而言,家族势力的兴起对于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正效应。诚然,还应对这种现象作进一步的研究。WW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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