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打开公共空间——媒介中的“市民”：意识形态解读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市民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民社会理论与媒介研究中，不能阉割它的政治意义
首先要纠正目前在中国的媒介理论界对于“市民”的错误定位，我们往往把“市民”狭义地理解为“城市居民”，也就是市井小民的现代说法，而不是在市民社会理论背景上的“市民”概念。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市民”是与国家、社会概念相对应的政治概念，因为与民主理论有重要关联而受重视。那么，市民社会理论与媒介研究到底能够产生怎样的勾联，它对于当今的中国媒介研究有何意义，这正是媒介理论界关心的议题。
在一般意义上，市民社会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发育并被建立的温床，而民主自决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因此成为学术焦点。随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被翻译到中文世界里来，我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概念来说的，不同于国家的具有独立和自治意义的社会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葛兰西使得市民社会理论得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他必须在他的时代里回答为什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预言一再遭到失败，他在狱中沉痛思考的成果体现为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著名划分，并且指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统治不是靠政治社会，而是靠市民社会，国家仅仅是外部的壕沟，在其后是市民社会强有力的土木工程系统的堡垒，也即一个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它包括：政党、宗教组织、工会、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和大众传媒，起统治作用的恰恰就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在东方专制国家才会存在国家就是一切，用暴力可以夺得国家政权。所以，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hegemony)，也即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获得政治权。这个领导权或者说霸权的理论开启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也形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心的全面转向，即转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
从此，媒介研究，或者说媒介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成为当代西方左翼学术界的研究核心。六十年代开始崛起的英国文化批判学派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并且已经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在中国的出版界也正在兴起文化研究的翻译和介绍热潮，作为中国的媒介研究工作者，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检讨这些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的复杂关系，无论是从右翼还是左翼的立场上，在市民社会理论与媒介研究中，我们都不能阉割它的政治意义，而是应该充分关注这其中的政治意蕴，——这正是市民社会理论与媒介研究相勾联的重要环节。
中国是否有独立的市民社会，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大众传媒和国家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动，也尚待观察。但是，在我们观察和研究的视野中，应该充分意识到媒介研究与国家、社会的政治联系。如何使我们的媒介研究真正站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政治理论的背景上，是我们今天的媒介研究亟待重视的课题。
市民社会理论与媒介研究相勾连的重要的理论范畴——意识形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媒介与市民的新角度，不同于传播学中被数字化统计的受众概念，这是一种探讨和揭示个人、国家、社会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建立关系：一种“想像性”的存在关系，一种身份认同，以及这其中的机制与动作。市民社会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现代文明的核心，城市居民应该是市民社会的主力军，但是如果我们的城市居民——市民，仅仅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城市里，这并不足以把他们放在市民社会的框架中去理解，就像今天中国都市报、都市杂志和以都市白领为目标受众的电视栏目的兴起，这些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市民阶层的形成和成熟，道理大家都清楚，这只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人，所以被大众传媒把他们打成包裹出卖给广告商，以受众的消费能力来规划媒介的势力范围，这其实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日渐主流化的表现，作为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在这些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上正花枝招展地炫耀它的魅力。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正在于，这种“魅力”为什么能被运作和发挥作用，它是如何“召唤”它的目标受众，它揭示这种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
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在媒介理论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中国的重要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理论视野，我们希望把握和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