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墨菲及其“新霸权”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克劳论文,墨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拉克劳、墨菲及其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拉克劳(Ernesto Laclau)，原籍阿根廷，1935年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青年时代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就读。196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拉克劳与青年同学一起参加了反对军事独裁政府，受到政府当局的迫害，因而被迫流亡英国，并进入牛津大学求学。70年代初毕业后受聘于埃塞克斯(Kssex)大学政治系任教。此后，拉克劳先后担任过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以及拉丁美洲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现为埃塞克斯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
拉克劳的第一部著作是发表于1971年的《拉丁美洲的福特主义和资本主义》，1977年又发表了第二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所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各自对拉丁美洲的影响问题，并对当时所流行的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该理论未能对拉丁美洲社会的资本主义作出准确的判断，甚至它所作出的分析也是错误的。
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拉克劳逐步转向了左派政治学的研究。1985年，他与比利时籍学者墨菲共同发表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Politics)一书，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关注，批评和赞誉纷至沓来。从此，他也就成为知名的激进左翼理论家。与此同时，拉克劳在书中也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理论属于“后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和墨菲一起被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有关左派政治学的著作尚有：《关于我们时代的新思考》(1990)、《政治认同的组织》(1994)、《解放》(1996)等。
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布列，青年时期曾在比利时的卢汶大学、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埃塞克斯大学和伦敦大学求学。毕业之后，先后担任过南美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伦敦城市大学、伦敦大学的卫斯特斐尔德学院教授。1988年至1990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担任研究员，现为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成员。
墨菲是一位从事左派政治学研究的女学者，1985年与拉克劳一起发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以下简称《霸权》）一书而与拉克劳一起齐名。她的第一本著作是发表于1979年的《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本讨论葛兰西学说的论文集，收集了法国、意大利七位学者的论文，内容涉及思想“霸权”、国家、政治和革命等问题，是一本对六、七十年代思想界对葛兰西思想著作讨论的总结性著作。90年代以后，墨菲先后发表了《激进民主的维度》(1992)、《政治性之回归》(1993)等。
拉克劳和墨菲所著《霸权》（注：该著作全称书名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200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尹树广、鉴传今所译的中文版。该中文版将Hegemony（霸权）译成“领导权”，意思也是不错的，但Hegemony似比“领导权”意义更广一点，如它除“霸权”意思外，还有“支配权”“控制权”“主导权”等，故本文凡涉及该中文版的有关内容时，多数情况下，把“领导权”改为“霸权”，读者可互作比较。）这部著作着重阐述了“霸权”这一核心概念以及重新建构的“新霸权”理论框架（下文我们将专门研究），指出当代左派理论的危机及其根源，认为应对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等一系列原理进行重新考虑，放弃阶级斗争及其主体应用的原则，利用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实现激进的民主和多元民主的政治。在这部著作中，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要复活使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语运作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目的是使马克思的理论化领域更加不明确和多样化，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描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具有的“整体化怪癖”。他们进而认为，“列宁主义的理论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方面一直非常贫乏”，而第二国际时期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其中运作的多样化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而随着第二国际结束，这一多样化过程中的创造性中断了。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策略遭遇的问题已经被包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之中，但由于二战，这个理论的发展又失去了连续性。只有葛兰西在狱中的著述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所以，拉克劳和墨菲写道：“他的著述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霸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这些概念是我们在《霸权》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注：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序言第3页。）
在《霸权》这一著作中，除“霸权”问题外，另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民主政治问题。他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主张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因为现实的对立和辩证的矛盾都不能解释“社会对抗”的特定关系。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示了所有客观性限度的关系。社会围绕着它的限度构成，而这些限度才是对抗性的。对抗性这个概念必须不加夸张地被理解。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霸权，这需要创造新的政治边界，而不是使他们消失。要肯定的是，认识到自由民主并不是为了通过革命创造新社会所要摧毁的敌人，是非常重要的。《霸权》的再一个主要观点是为左派的社会主义提出策略性的设计。拉克劳和墨菲根据实际存在的自由民主问题，提出给左派重新以民主的“激进化”的设计，这就是“激进和多元民主”，即加深“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就是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领域中。为此，需要“重建政治的中心性”，例如使像哈贝马斯及其同事所提出的“协商民主”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强调：“承认任何形式的意见一致都是霸权连接的结果，对于民主政治都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一致总是阻止民主政治被充分实现的‘外界’。”（注：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14页。）为此，拉克劳和墨菲在该书中提出“核心的原则”，那就是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这一切的结果仍然是“回到霸权斗争中去”。由于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这部著作表达了西方激进左翼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策略的设计，因此受到左翼学者的欣赏，所以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特勒所说，《霸权》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被誉为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齐泽克也认为该书是“最成功的作品”。
二、“霸权”概念的谱系
拉克劳和墨菲在自己的著作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考察了“霸权”概念的谱系：
（一）作为“自发主义”的卢森堡的“霸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罗莎·卢森堡在这个概念面前是处于“两难困境”的。卢森堡在《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的文本中，处理了一个特别的主题：作为政治手段的群众罢工的作用和意义，这意味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工人阶级的联合和欧洲革命的道路。德国群众罢工作用几乎已经完全集中到政治罢工上，但俄国的经验已证明：群众罢工的政治和经济维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性和经常的相关性。这就是说，在俄国沙皇专制的环境下，满足局部需要的运动不可能局限于自身之中，它必然被转变成抵抗的一个典型和标志，点燃和催生别的运动，这种情况以无法预料的形式扩展和普及开来，甚至超出任何政治或工联主义领导者的控制和组织能力。这就是卢森堡“自发主义”的含义。在德国的情况会更加不同，在不同种类的工人中间，主要的趋向是分裂。德国每天发生的工人与雇佣者之间极端暴力的、最残酷的冲突没有超出个别因素的限度。这些情况没有一个突然转变成共同的阶级行动，而且当他们变成政治色彩的局部群众罢工时，也并没有形成一场大的风暴。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和平与“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斗争被分成许多个别的、在每一个生产分支中的斗争；另一方面，政治斗争并没有被大众自己引向直接的行动，而是处于同资产阶级国家一致的形式之中，采取了代表、合法的表现形式。照此理由，是否无限期地拖延西方革命的前途呢？卢森堡对此变得犹豫了，她认为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促成革命事件的发展，而是随时随意地突然为群众罢工提出“口号”，“但是第一位和重要的是使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明白革命阶段的必要冒险，社会内部构造和政治结果。”（注：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4页。）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卢森堡的分析一方面已经增加了对抗点和斗争的形式——达到了超出工会和政治领导人控制这些斗争能力的程度；另一方面，她已经使象征化的多元决定作为这些斗争统一的具体机制。这里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对卢森堡来说，多元决定的过程构成的正是严格的统一：阶级统一。但自发性理论并没有在逻辑上支持她的结论，相反，正式自发性理论逻辑意味着被统一起来的主体类型仍然会极大地处于不确定之中。总之，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卢森堡的阶级统一与自发性理论是矛盾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在革命的多元决定过程之内形成的基础性事实，这样关于革命主体阶级特征的问题就不会产生。按照卢森堡的话语逻辑，不同主体立场之间分裂不仅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故意制造的结果，而是变成了永久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事实证明新的政治主观性形式超出社会和经济结构范畴的界限不断出现，而“霸权”概念正好在不同斗争和主体立场间不确定联合以及分裂的经验控制的地方，这证明了“必然性”范畴已经退出社会地平线的政治话语领域中给社会主义者提供新答案。
（二）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霸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考茨基在《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提出理论、历史与策略之间不可分离地相互统一，这在今天看来显得特别天真和单纯。考茨基的分析是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他在解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关系时说：“有时候，一些人试图把政治与经济斗争对立起来，并且宣布无产阶级会对两者进行唯我独尊的解释。事实在于这两者不能被分离，经济斗争需要政治权力而且它们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了赢得和维持它们，在最终的分析中，最有力的政治斗争在另一方面是经济斗争。”（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11-12页。）然而，对考茨基来说，统一是起点：工人阶级靠经济计算的力量在政治领域进行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向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已经被固定的特殊结构位置还原，考茨基使每个社会对抗的意义或要素简单化了。在《阶级斗争》中，资本主义历史被看成由纯粹内部的关系构成。但资本主义被当成客观的社会现实，前者只是在后者联系的基础上瓦解。资本主义的变化不过是后者内在倾向和矛盾的展开，在此，必然规律没有被任何事情限制，这就是《阶级斗争》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繁荣），工会经济斗争取得成功，这就巩固了工会组织的权力以及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但是，工会和政党领导权之间也就形成了持续的紧张状态，以至于统一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决心之间日渐变得成问题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自发的领域”，它意味着任何类型的统一只能通过不稳定和复杂的连接形式获得。因此，这就出现了正如拉布里奥拉所说的“现在正遇到最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最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世界”，马克思主义至此也受到新的挑战，这种挑战1898年为马萨利克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危机”。面对这种情况，考茨基所做的就是把正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的分离之上。他虽已意识到德国工人阶级中存在强烈的分裂倾向，但他仍提出只有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服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且这预示着经济斗争从属政治斗争、工会从属于政党，它们才能得到巩固。但工人阶级并没有追随社会主义方向，这就导致考茨基提出对列宁《怎么办》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新的特权角色。在对待修正主义的态度上，考茨基采取激进的姿态，但这导致他的“无为主义”和等待。所以从1881年开始，他就提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组织革命，而是为了革命去组织我们自己；不是制造革命而是利用革命。”（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21页。）可见，对考茨基来说，联合并不代表基本的策略性原则。在他对其他阶层中内在矛盾的分析中，正好证明不可能与他们建立长期的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的联盟，连农民也是分裂的一部分。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正统理论比考茨基更加明显，他提出俄国革命发展必须通过同样严格的阶段过程，由此任何不平衡和具有多种性质的发展从策略上被消除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司徒卢威到普列汉诺夫，再到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倾向于抹去特殊性的研究。
（三）作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的“霸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反应是企图克服“理论”与“可以观察到的资本主义趋向”之间的分裂，它通过不妥协地确认前者的有效性和后者虚假的、短暂的特征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修正主义的反应正好相反，特别是伯恩斯坦本人在许多时候坚持他与社会民主党从爱尔福特会议后已经实现的计划和实践不调和，而且他介入的唯一目的是要实现使理论适合具体运动实践的现代化。正统派和修正主义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尽管正统认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分裂和分化特征通过基础结构的变革被克服，修正主义认为这种克服将通过自治性质的政治参与实现。来自经济基础的政治自治形式是伯恩斯坦论点的新鲜之处。而他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影响的分析更接近希尔弗丁或列宁，而不是那时的正统理论。但他对构造阶级统一的政治中介的分析存在着概念的模糊：如果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日渐被分化，并且假如它的统一在政治层面上自发形成，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政治统一是阶级统一呢？伯恩斯坦从来没有在他的分析中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一方面坚持社会民主党必须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党，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党；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统一理解为“接受了工人阶级观点而且认为他们是领导阶级的各个部分的集合”。由于伯恩斯坦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征扩展到形成一个封闭体系以便覆盖整个政治预言领域，他就求助于伦理主体的自发性，而以伦理的主体代替阶级这一超越性主体，这是不可能走向连接“霸权”理论的。
（四）作为革命工团主义的索列尔的“霸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以索列尔为首的革命工团主义与正统派、以及卢森堡都同样地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经济基础现在不能保证阶级的统一，而现在政治作为可以构成统一的唯一领域，却不能令人信服地保证一元主体的阶级特征。索列尔比其他理论家更清晰地看出这种自相矛盾，因为他比伯恩斯坦或正统理论家更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尺度，并意识到为了让人满意地克服矛盾必须提出的价值理论。在索列尔那里，不仅“偶然性”和“自由”领域的基本原理代替了破碎的必然性链条，而且还有关于重构总体化作用的新领域、“偶然性逻辑”的特殊性的努力思考。索列尔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更有吸引力的不是历史进化必然规律的理论，而是新的代表形成的理论——无产阶级可以作为凝聚性力量起作用，这种力量会围绕着它本身重构更高的文明形式，并且取代衰败的资产阶级社会。索列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他的分析已经转移到这样的领域：即所谓的“客观规律”领域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合理的社会基础这个特征，正在代替它的是各种形式的集合，通过它，一个阶级把自己构造成统治力量并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其他部分。在索列尔看来，无产阶级的同一性不断地丧失，这个统一的阶级失去了它的活力。随后，索列尔变成了民主的敌人，他把民主看成是世纪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必须紧紧抓住的主体立场消失和分裂的罪人。因此他要以无论什么样的代价去修复分裂并且重新构造工人阶级主体的统一。这就导致他拒绝政治斗争并坚信罢工的工团主义的神话。
拉克劳和墨菲从上述四个方面追溯了“霸权”概念的谱系，目的是为他们建构“新葛兰西主义”中的“新霸权”理论做好铺垫。我们注意到他们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所出现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偏离理论十分感兴趣，甚至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忽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霸权”的理论。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期，“霸权”（德文为Hegemonie，法文Hégémonie，英文为Hegemony）这个概念是个常用词，它经常出现在考茨基、鲍威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乃至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里。考茨基和鲍威尔使用这个词，是作为无产阶级“最高权力”的意义的。而相反，在第三国际那里，则是指与农民联合的集团中的政治领导。19世纪90年代，“霸权”概念成了俄国革命的政治口号。普列汉诺夫从1887年就使用“霸权”这个概念去阐述俄国革命发展方向中工人阶级的特殊斗争和自治的必要性。在马尔托夫和阿克雪罗德那里也认为“具有我们无产阶级的历史阵地，社会民主党可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获得霸权。”另外，列宁在1902-1903年的著作中也使用“霸权”这个概念。葛兰西在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阐述中，“霸权”概念恢复了把无产阶级变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恢复了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然而，这一“霸权”思想在俄国具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独立性，但在十月革命期间，这种独立性却消失了。直到列宁最后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斗争中，这一概念才重新出现。列宁把“霸权”视为阶级总体的“霸权”，因为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行使国家统治的工作。列宁的这一思想只作为在阶级联盟体系中的、与唯一的统治事实区分开的阶级领导，列宁去世之后，这一思想就得到公认。显然，列宁的这一思想与葛兰西的“霸权”是不同的，葛兰西将“霸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这一差别形成后来国际上的争论不休的渊源。
三、新政治逻辑“霸权”理论的发展
拉克劳和墨菲在对“霸权”概念的谱系进行考察之后，就对“霸权”在20世纪的发展进行阐述。他们认为，作为“新政治逻辑”的“霸权”在20世纪的历史中的浮现是“艰难”的。“霸权”概念的首先出现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而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它，葛兰西通过共产国际获得了它，他的研究结果使“霸权”概念填补了危机带来的空白。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那里，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立场的分散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统一受到损害。原因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成熟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俄国之所以出现工人阶级的“霸权”，主要原因是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文明不充分发展而逼迫工人阶级冲破他们自己，从而承担不是自己本身的任务。这是在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的偶然性历史中产生的事情。其结果是，正如葛兰西所说的，俄国革命必须最大化地扩展争取“霸权”的斗争来证明它的策略是正当的。这样，“内在必然”（与“正常”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任务）与“外在偶然”（在一个既定时期他们必须承担的全部任务与社会代表的阶级本质背道而驰）产生了对立。“霸权”说明由不同关系之间的张力所控制的空间：(1)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2)被领导的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霸权”任务的意义和同一性以及使“霸权”发挥作用的代表完全被包含在下面的关系之中：(1)正如上面所定义的，关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2)只能是外在性之一。
对于列宁主义来说，“霸权”联系的政治特征是基本的，意味着联系本身建立起来的领域不同于社会代表被构成的领域，由于阶级构造的特殊领域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政治领域中阶级的存在只能被理解为利益的代表。通过代表他们的党，他们在一个阶级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联盟中反对共同的敌人。然而，这种间接的统一并没有影响构成联盟的阶级的同一性，因为它们的同一是围绕着“利益”构成的，严格说来是不相配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列宁主义话语中来自“霸权”中心的矛盾作用是重要的。一方面，这个概念无疑与更严重的权力主义和列宁主义传统消极的倾向联系起来，因为它假定在大众范围内，领导因素和被领导之间明确地相互分离；但另一方面，“霸权”关系使潜在的比第二国际传统更民主的政治概念成为必要，在经典的经济主义那里，相应于不同阶段的任务和需要现在被看成是共同存在于相同的历史危机之中。（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58-59页。）
接着，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危机导致了对当前的政治复杂的对立和分裂的合法性的接受，结果革命的合法性不再唯一地集中在工人阶级之中了，多样化的不平衡发展允许马克思主义去提出社会斗争的更复杂本质这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给予工人阶级的本体论优先权从社会基础变成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在列宁主义的概念中，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并没有通过与多样化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改变他们的阶级同一性，这些多样化要求是通过“霸权”实践在政治上被重组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先锋队”和“群众”的关系只能有根本外在性的和操纵的特征。这样，与“无产阶级的客观利益”保持一致的先锋队必定扩大了它自己的同一性与它企图领导的那部分之间的裂缝。这就是“霸权”概念所包含的被领导的任务与进行领导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被领导的任务与作为“自然的”代表那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而从来没有有效的概念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原因。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改变这种情况的是葛兰西。“葛兰西是‘不平衡发展’的第一位理论家和政治策略家”，（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由于提供了超越列宁主义‘阶级联盟’范畴的‘霸权’联系理论，葛兰西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领域。”（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葛兰西在第一个使用“霸权”概念的文本《南方问题笔记》中说：“无产阶级能够变成领导和统治阶级，只要它成功地创造可以动员大多数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联盟体系。”（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这一领导角色的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不应该继续局限在保护狭隘的社团利益上，而应该吸收其他阶层利益，即从“政治”转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这样，向“阶级联盟”的“霸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根据葛兰西的观点，知识分子和道德“霸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他们变成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葛兰西的新概念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置换作用，领导权联系的合理性不再是隐藏的、相反是完全可见的和理论化的。葛兰西对以下几方面的经典问题进行了新的根本的置换：第一是意识形态物质性的概念。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代表的“观念体系”或“错误意识”，它是有机的、关系的整体，具体化于制度和机构之中，它围绕着许多基本的连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它排除了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式的阅读。第二是新的总体化范畴，它超越了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第三是结束意识形态的还原论。葛兰西引入了上述的新概念，激进地颠覆了第二国际二元论最初出现的条件以及在第三国际扩展了的话语规模上它的再生产。一方面，历史偶然性的领域比先前任何话语更完全地渗透到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这些不确定大的连接形式开始获得命名，被理论思考。而且被合并到社会代表的同一性之中。对葛兰西来说，阶级并没有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变成了国家。（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所以，拉克劳和墨菲在对葛兰西思想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经典化倾向”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他（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非常明显是全新的”。（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但葛兰西的思想似乎在工人阶级状况的根本不确定性面前终止了，这一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矛盾的立场。一方面，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它需要阶级超越其自身，通过连接到多样化的斗争和民主需要上去改变自己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这一连接作用看来是经济基础指派给它的——因此，那一中心性具有必然性特征。（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
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严格的阶级任务与运动的新政治任务之间存在错位，他们不得不绝望地把赌注全部押在生产力的渐进发展上的社会力量中发挥作用，附带条件是当客观条件成熟时，这会带来权力。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狭隘的阶级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后果。这使得社会民主党在大范围的民主要求和来自一战后危机的对立中实现“霸权”的能力显得有限。以革命党为掩饰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作为议会工具的工团主义，其活动被限定在工资、劳动时间、社会保险等等问题上。而重要的反对军国主义以及防止战争的爆发等工作只是附带性的。阶级论的思想——改良的或革命的都没有多少关系——关闭了通往新的大众“霸权”集团内构造连接各种民主要求和对立的集体意志的道路。（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1、74-75、77、79-80页。）一战后社会民主党的失败存在许多原因，主要归结为两个因素：第一，缺乏领导权计划：没有建立广泛的民主斗争阵线，而只是热心于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力量去改变国家官僚机构的社会和政治逻辑。第二，社会民主党在结构变化方面软弱的原因是，它持续了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认为经济构成了一个由必然规律控制的同质性空间，不受有意识调节的影响。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1945年前，社会民主运动根深蒂固的阶级论禁止任何“霸权”的连接；1945年后，阶级论极大地削弱了，这不是民主化过程加深的结果，而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国家膨胀过程中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不再按照严格的阶级界线划分了。总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20世纪以来，无论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均未在通向“霸权”的道路上采取有效的正确的策略，只是片面地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关注各种民主要求和集体意志，从而在争取“霸权”的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
四、“新霸权”理论框架
“霸权”理论是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中的中心概念和核心内容，他们试图通过“霸权”这一理论，阐发“新葛兰西主义”，从而建构起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亦可称作“新霸权”理论。
上文已经谈到，拉克劳和墨菲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在他们看来，葛兰西是“不平衡发展”的第一位理论家和政治策略家，虽然他的概念几乎与发达资本主义情况没有关系，但他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霸权”的领域。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笔记》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霸权”概念，认为无产阶级要想成为领导和统治阶级，其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不应该继续局限在保护狭隘的社团利益上，而应该吸收其他阶层。虽然这一逻辑仍然预先构造了完全适合阶级联盟概念的阶层利益，但毕竟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注：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葛兰西则打破了列宁的这一限定，故说他完成了“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参见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72页。）向超越了“阶级联盟”的“霸权”概念的决定性转换形成了。而根据葛兰西的观点，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
拉克劳和墨菲依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只要民主的任务被结合到不同的阶级、经济主义典型的必然阶段时，领导权阶级和民主的任务或需要之间的关系就承担了一个外在的操纵特征。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一结合被打破的情况下，在允许领导者与群众之中被领导者之间严格的分离出现的条件被打破时，民主的潜能得到发展。他们还认为，领导权重组领域给民主的扩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深化带来了潜力。没有领导权，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只能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上。群众民主实践的深化——它避免领导者操纵、阶级“霸权”与民主的任务之间关系的外在性——只有在意识到这些任务并没有必然的阶级特征，贯穿一切的阶段论被放弃——才能实现。（注：参考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61页。）
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需要改变传统的看法：即把民主任务只局限于资产阶级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持久结合的障碍。因为第一，正是阶级同一性被它们自己所承担的民主任务所改变：内部与外部之间严格的界限划分瓦解了；其次，由于群众民主的需要失去了必然性的阶级特征，“霸权”领域不再包括阶级性和游戏基础上最大化作用。第三，由于所谓的“代表”限制了被代表的本质，不再可能把政治领域当成“利益的代表”；第四，社会代表的同一性不再仅仅通过他们介入生产关系被构成，而且在大量的主体立场中成了不稳定连接，实际上暗中受到挑战的就会是社会代表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因此，需要重构新的“霸权”理论框架。
拉克劳和墨菲对自己所建构的“新霸权”理论框架大致勾画如下：
(1)权力不平衡性是构造性的。
(2)仅仅因为普遍性／特殊性二分法被淘汰，才存在着霸权；仅仅因为它体现在某种特殊性中，并颠覆了它，普遍性才存在，但相反地，如果不成为普遍性作用的地点，没有一种特殊性能成为政治。
(3)霸权倾向于虚空能指的生产，当维持普遍和特殊之间不可通约性时，这一能指使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代表。
(4)霸权在其中扩张的领域是这样一种领域，代表关系一般化为社会秩序构造的条件。（注：拉克劳：《结构、历史和政治》，载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合著：《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8-219页。）
按照拉克劳的解释，上面“新霸权”理论框架的第一个维度是强调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依赖。因为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模式就是：普遍性的条件预先设定了一个根本排斥，这是权力的第一个维度。权力的第二个维度是权力在各种组织和社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分配。权力的这两个维度假定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依赖：没有一种普遍性是以纯粹的普遍性发生作用，而仅仅存在着由围绕中心特殊性核心的等价链的扩张所产生的相对普遍性。“新霸权”理论框架的第二个维度强调了普遍化的作用。这是与“阶级斗争”范畴不同的，它倾向于在一个集团的部分身份上锚定斗争和对抗性的要素，同时任何有意义的斗争超越所有部分身份并且成为一种被综合地阐述的“集体意志”。“新霸权”理论框架的第三个维度强调的是使新集体意志成为可能的等价话语的结构。大众阵线表明了一种政治力量的联盟，而除了在那些锚定术语仍然是虚空的话语中存在着解放外，并不存在真正的解放。“新霸权”理论的第四个维度强调的是代表问题。代表话语能够成为他的选民的话语，他能够使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代表关系因此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工具，而当普遍化成为解放的前提时，它也能够成为解放的道路。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新霸权”理论作一简单的总结和评论：
一、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霸权”的“零度”（起点）存在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谈到无产阶级，谈到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谈到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哲学这一精神武器，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另外，马克思还谈到政治革命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要从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3页。）从这里出发，拉克劳和墨菲所理解的“霸权”是无产阶级和市民的解放，而这一“霸权”主体是无产阶级，这在拉墨二氏看来是造成尔后的错误“阶级论”的渊源。
二、“霸权”在葛兰西那里是权威和势力，是一种控制力、支配力，这些力不是靠“强制”和“武力”来获得，而是以“同意”的方式，取得哲学和伦理道德上的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经过批判和改造，发展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那就是“激进与多元民主”的理论。
三、“激进与多元民主”的理论是对20世纪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进行“反思性”批判，对“政治地形学”作出新的研究，即重视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的各种力量，改变革命的主体，从而从“霸权”过渡到“激进多元民主”——“新霸权”理论。这种“新霸权”理论放弃“阶级论”，强调自主性、强调置换新的主体、强调激进多元民主。
四、拉克劳和墨菲的“新霸权”理论是在世纪之交面对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变化作出的一种反应，在分析批判第三国际在处理20世纪革命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事实具有合理之处。他们提出“激进多元民主”的策略目标，这在人们看来他们似乎是“激进左翼”的，但事实上，从他们否定马克思的阶级论、否定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丰功伟绩、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激进右翼”的。他们提出的“新霸权”理论是一种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渗透着伦理价值的、脱离实际的新教条。难怪连他们的“文友”齐泽克也认为他们“正是隐秘的康德主义者：他们假定了一个（霸权的、性别述行的……）抽象的、先验的、形式的模式……他们都潜心于一种‘伪造无限性’的逻辑之中：没有最后的决定，仅仅是无休止的复杂的部分移置的过程。在提供了某种先验形式的社会空间母体意义上，拉克劳的霸权理论难道不是‘形式主义的’吗？”（注：齐泽克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第二国际的右翼理论家即第一代修正主义也恰恰是些“康德主义者”，齐泽克称拉克劳们是“隐秘的康德主义者”，绝非偶然，难怪有人称他们为“第二代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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