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轨迹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 (2002) 02-0043-05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多年以来经济史学界一直在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余年的历史进程，面对21世纪，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一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与特点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发展背景各不相同。明清时期各区域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也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几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
1.高效农业与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经济。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江南的发展主要是合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是江南经济的特色之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丝、棉纺织业的发达是江南经济的又一特色；市场发育起步较早，以农副产品加工、集散为主的市镇密布；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比例较高，其都市化程度远远走在全国前列。
2.以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大体始于宋代，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长，一个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3.华北平原区。华北平原的冀鲁豫三省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12-14世纪的数百年间，这一地区屡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破坏，经济地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等项政策使华北平原经济重新崛起，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种植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4.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长江中上游地区以江西开发最早，从元末起江西开始向湖广移民。两湖地区的开发正是随着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开始的，明代中叶形成第一次高潮，清代前期为第二次高潮，并进一步推进到四川盆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与开发过程相伴随；到清代前期已形成“江浙粮米历来仰给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的粮食供求格局。长江中上游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输出区的确立，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对于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清王朝建立之后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和治理。其中，经济效益较著者当属东北平原和台湾。经过近二百年的移民开发，到清代中叶东北和台湾的农业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业、商业等也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第二，商品流通的发展。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均有大幅度的增长，流通格局也有很大的变化。商品流通的发展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又一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
1.流通范围的扩大。明代长时期禁海，长江航运也不甚发达，南北贸易以运河为主干，东西贸易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下游。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北与台湾等新区的开发，沿海、沿江贸易都有大规模的发展。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估计，清代前期我国内河航运里程已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1万公里，基本已达到近代的规模。[2](P271)另一方面，随着清代国家版图的扩大和边贸的发展，新疆、蒙古与内地的贸易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山西商人开辟的从蒙古草原直抵俄罗斯的北疆陆路贸易线亦达万里之遥。
2.流通规模的扩大。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品种和数量都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长。首先，粮食流通的增长十分显著，运河、长江中流通的商品粮数量都从明代的数百万石增至上千万石，沿海的流通量更是大幅度增长；其次，随着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花生、蕃薯的引种和推广，它们都成为清代流通中的大宗商品；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呢绒制品、钟表、眼镜等洋货的输入也大为增加；而豆饼、麻饼、芦苇、荆条、桑皮、香屑等低值商品成为长距离流通中的大宗商品，也是明代所罕见的。
税收额的增长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流通规模的扩大。康熙年间全国关税总额为120万两，乾嘉年间已增至四五百万两，120余年翻了两番；关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也从康熙雍正年间不足4%上升到12%左右。清代前期全国各主要税关的税则未见重大变更，税率也未见有大幅度的提高，故税收额的增加主要是商品流通量增长的结果。[3]
3.流通布局的变化。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最重要的发展应是宏观布局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流通格局的这一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流通布局的这一变化，在钞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明代禁海，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至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这七关商税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左右。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陆续增设了一批税关，沿海税关如江海（上海）、浙海（宁波）、闽海（厦门）、粤海（广州）四海关，此外天津关、山海关等也逐渐成为北方沿海的重要税关；长江税关如夔关、武昌关、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
表1是清代前期沿海、长江及运河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的统计。该表显示，从康熙到嘉庆全国关税总额从120万两增至480万两，大约翻了两番。其中，沿海诸关税额增长最快，从18万两增至180余万两，所占比重也从15%上升到38%；长江各关税额从37万两增至134万两，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30%上下；运河诸关税收从60万两增至一百四五十万两，数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则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这三条水道合计，税收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4]
表1 清代前期沿海、长江、运河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8～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第三，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5]
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能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明代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沿海、长江航运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如上海、天津、广州、厦门、重庆、汉口、九江等等，这些城市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批通商口岸。
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如山东的济宁、聊城、胶州、黄县、烟台、潍县、周村；河南的开封、洛阳、周口、社旗、朱仙镇、北舞渡；江西的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等等。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也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余个。
农村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经济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嘉靖万历年间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使这一刚刚发展起来的集市网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25000个，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6]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区域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以及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三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二
笔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7]
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减弱，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一系列赋役制度的变革：力役折银和匠班制的废除，以及最终的摊丁入地，使农民逐渐摆脱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赋税折银则使农业生产与田赋脱钩，有利于小农的自主经营。这一赋役制度的变革为各家各户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解除了枷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与流通相关的政策变化，如：漕运制度中允许漕船带货→雇商船海运→最终废除漕运；从明代的禁海→清初的开海；从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市场管理方面，从明初的禁牙→明代中叶设立官牙→清代前期整顿牙行、税收制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变化，无疑为市场网络与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打开了绿灯，提供了可能。
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市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覆盖全国的每一个州县，甚至每一个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正是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不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侵略者选择的通商口岸，几乎全部都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前期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在第一、第二两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条约开设的主要通商口岸有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潮州、天津、牛庄（营口）、镇江、汉口、九江和烟台等。这十几个口岸在开埠之前商业均已相当的发展，它们或者是国家级的税关所在地，或者是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但在近代史的论著中对它们在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往往估计过低，从而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在近代史论著中历来把开埠之前的烟台称做“一个渔村”，而税收资料显示，烟台是当时山东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港口城镇。咸丰九年(1859)，烟台所在的福山县沿海贸易税收为12123两，占山东沿海14州县海口税收的28.6%。[8](P142)郭嵩焘的奏报对此有一个说明，“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此一口（收税）为较盛”。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9](P22)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在山东诸口岸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它当时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对开埠之前营口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的论著多语焉不详。实际上，东北开设的第一个通商口岸营口，是在清代前期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牛庄是东北境内最古老的海运码头之一，明初由海路向辽东运送军需物品即多运至此地。清代海禁开放之后，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是牛庄作为海船贸易码头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后由于辽河河道淤浅，海船不能进入，海运码头渐向下游转移，其具体地点经历了一个从牛庄→田庄台→营口的迁移过程，至乾隆末嘉庆初已移至营口（当时称“没沟营”）。据税收资料统计，嘉庆二年“牛庄属没沟营”海口征收税银37527两，嘉庆三年为21899两，分别占当年东北沿海税收总额的31%和26%，在东北沿海20余个港口中仅次于锦州，居第二位。最迟在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没沟营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已超过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港口。[10]
又如：近代史的论著中一般多把天津开埠以后的发展表述为从一个漕运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实际上天津的这一转变过程早在清初海禁开放以后即已开始了。对上海的定位也存在类似问题，如将鸦片战争前的上海描述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并不否认上海开埠之后的飞速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实际上在乾隆、道光年间已经奠定。
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动力。
收稿日期：2001-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