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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人代会闭幕之后， 人们对今年春季经济形势和未来趋向十分关注。因为2002年是政府换届年，也就是所谓“选举年”，肩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今年经济发展态势，不仅关系着前几年快速增长的成果能否巩固，而且制约今后经济发展的趋势。做好全年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总体上看，一季度经济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依然在快速增长的平台上运行，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继续增长的态势。但是，经济增长幅度却呈现出难以扼制的全面下滑的状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已明显地表露出来，预示出经济总体走势有可能步入滞胀的泥坛。
春季经济形势有几个预示好兆头的亮点：一是GDP的增长同比为7.6％，高于2001年全年增幅0.3个百分点。 二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7.2％，与2001年全年增长4.2％相比，高出3个百分点。 这样高的增幅是近几年前所未有的。农民收入增长徘徊，特别是务农收入下降，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全局持续发展的难题。如果今后三个季度能保持不低于7％的增长幅度，内需特别是农村市场的需求有可能转旺。
但是，应当引人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全面下滑的态势。
GDP增长7.6％，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0.5个百分点。2001 年一季度为8.1％，以后逐季下滑，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二、三、 四季度分别为7.9％、7.6％、7.3％。 近几年季度经济动态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似乎是常态。1999年最为明显，四个季度分别为8.3％、7.6％、7.4％、7.1％。今年后3个季度是否可能防止重现？
投资超高速增长与消费增幅下滑形成强烈反差，投资与消费比例扭曲进一步加剧。一季度投资增长19.6％，同比加快7.2个百分点。 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4％，同比却回落了1.9个百分点。近几年内需增长乏力，人们称之谓“内需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持续失调，投资比例过高，消费比例偏低，中间需求即投资品需求挤占了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去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为38.5：61.5。我国消费比例的水平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低的。现在发达国家的消费比例均保持在8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78～79％，发展中国家一般均高于70％。最终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消费比例长期过低，投资超常增长便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结构扭曲，最终引发经济衰退。用投资挤压消费的办法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奏效于一时，却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GDP快速增长与企业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形成强烈反差， 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1～2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幅度更大，为36.1％。石油加工、电力、化工、交通运输、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几大行业共亏损134.4亿元，占全部工业亏损额43.4％。商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7％，其中，零售业下降幅度高达16.4％。工商企业的效益全面下滑对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都必然产生负面影响。效益低下的快速增长是难以持久的。
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增幅全面下降，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增长。一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4％，下降24.3个百分点。一季度主要税种的税收增幅出现了全面回落，与前几年大幅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增值税同比回落20.5个百分点，营业税回落2.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回落66.2 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 亿元，下降7.8％，而支出却增长23.9％。今年后3个季度如果不扭转这一颓势，预算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不能排除被突破的可能性。
物价指数在去年微升后重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的压力依然未见减轻。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自2001年9月份以来持续走低， 今年一季度同比下降0.6％。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总指数自2001年8月份以来降幅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同比下降5.7％。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下降4.1％。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通货紧缩”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加深。
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一季度GDP7.6％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2001年末未能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人数达515万人，到2002年2月末仅减少23万人。2001年结存的下岗人员未见显著减少，按照“减员增效”的方针，今年职工下岗还在继续。
以上对春季形势变化的分析，为预测后三季度乃至今后较长时期经济走势提供了脉络。为了恰当地把握经济发展前景，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自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了遏制经济逐年下滑的效应，使GDP年增幅在7～8％之间高速平台上运行。 但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此项政策的效应已经在递减， 负面影响在扩大。 近四年GDP年增幅均不低于7％的速度，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继续强化。此项政策出现由反周期的短期对策蜕变为长期经济政策的趋势。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一是财政赤字成倍增长，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 2001年度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1％，中央财政则高达50.2％。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现在的强度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使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导致整体财政崩溃。二是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 年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得以继续。但用自上而下地下达税收指标的办法强化税收征管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不能增加财源，只不过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一政策引起征过头税，加重了企业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不是养育税源，而是竭泽而渔。这不仅使“积极财政政策”作茧自缚，而且为其日后淡出设置了障碍。在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中央政府倾斜的情况下，企业怎么能有经济实力取代中央政府充当投资主体呢？三是基层政府财力枯竭。县、乡两级政府的经济和财政近几年已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财源匮乏，赤字和债务剧增。2001年，全国534个县（本级，占18.7％）、11811个乡镇（占27.1％）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国家统一政策工资，拖欠65.41亿元。此外， 还有拖欠地方自行出台的当年津贴、补贴65亿元。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已经转化为财政的沉重债务负担。而这笔债务现在并未列入预算。四是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许多本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的项目却没有列入预算，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资金欠账、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等等。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政府的隐性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另据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测算，在未来30年约达7.6 万亿元。这些债务迟早要偿付，而且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必然形成对政府财政的巨大支付压力，迅速提高财政的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支付危机。五是国债投资的效益低。近几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债和配套资金一直充当主角。但投资的效益低下。2001年与“六五”时期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6倍，但每元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财政收入下降54.2％。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撑了GDP快速增长， 但对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十分有限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的难题。据估算，农村有1.5 亿剩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每年城乡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500万人。“十五”期间按照GDP年增长1％安置80万就业岗位推算，五年增加城镇就业人数4000万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4000万人，但是，经济增长与就业比例却出现下降的趋势：“八五”期间为1∶120，“九五”期间为1∶80，“十五”前几年下降为1∶40。如果仅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下降的趋势更为严重：从1998～2001年，再就业率分别为50％、42％、35％、30.6％。2002年3月末，城镇就业人数同比减少410万人，比年初减少126万人，下岗再就业的职工22.2万人，再就业率仅为4.3％。近年来，高增长并没有按经济常规带动就业，实现高增长与高就业并行。相反地，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非常态现象。这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预期目标恰恰是相背离的。当前就业和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搞好，那末，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深化改革等都无从谈起。
三、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又要化解和防范自身的金融风险，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二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1998年以来，基于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从松，连续8 次降低存贷款利息。这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但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却显得力度不够。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景气不足。以致2002年1～2月无论广义货币或者狭义货币的供应量增幅均出现下降，企业普遍反映资金供应偏紧。2002年2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年初下降1.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同比增长10.9％，增幅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1～2月份，金融机构贷款增加769亿元，同比少增加1166亿元。其中，国有独资银行贷款仅增加35亿元，同比少增加1034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金融机构贷款在全部资金运用中的比重，由2001年底的73.2％降为2002年2月底的65.5％，下降7.7个百分点，1～2月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中，贷款减少1.28万亿元左右。货币供应量偏紧的趋向不利于遏制经济增长下滑，不利于刺激需求增长。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有所下降。据央行的资料，2001年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4％，比年初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其中，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为25.7％。但是，如果把剥离给资产经营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要高得多。不良贷款率5％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过高，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这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的抉择。
四、农民增收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但是，近期增加农民收入却步履艰难
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且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首要问题。
改革初期，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7％水平。但后来却出现了思料不及的递减颓势。1985～1988年降为4.9％；1989～1991年又下降为1.9 ％；随后又出现徘徊和持续下降， 1992～2000年年增幅为4.6％，1997～2000年年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4.4、0.3、0.5、1.7个百分点，从1996年的9％降为2000年的2.1％。 尤其是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收入出现绝对数下降。前者从1998年的2034元降为2000年1933元，后者从2031元降为1980元。
由于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对农民消费增长和农业生产发展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1997～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仅为1.08％，同期城镇人均消费年递增却为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户的生产投入也相应地减少。1996～1999年，农民户均经营支出年均递减5.45％，2000年比上年略有增加，但仍低于1996年的水平。农村人口占64％，但农村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六五”的58.8％，下降到2000年38.2％，比20世纪80年代初最高水平下降了近26个百分点。农村储蓄余额所占的比重不到1／4。农村与城镇的消费水平相距大约15年左右。
充分发挥农村市场的巨大潜能，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近期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农村需求，却难以找到有效的办法。
1.农村人口城镇化：远水不解近渴。发展小城镇，推动农村过剩人口转移，这是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人口城镇化并不是农村人口大搬家。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自发产物。这实际上是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不是短期就可成就的事业。而且推进这项艰巨事业需要巨额投资。农村人口每降低一个百分点，需经历十余年。所以，对于农民增收和扩大农村市场来说，这一办法远水不解近渴。
2.提价增收：此路不通。20世纪80年代前期，依靠农产品提价，农民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再用这个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一则，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已不复存在，主要农产品的供应有的相对过剩、有的结构性过剩；二是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小麦高25.1％，大米高17.6％，玉米高36.8％，大豆高38％。入世后，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外国优质、廉价农产品的竞争，而且，政府对外国所作的承诺中许多条款均超过了WTO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特殊规定。例如，对美国关注的86项农产品的关税，到2004年我国将下降到14.5％；农产品关税平均税率由46.6％降低到1999年的21.2％。在WTO所有成员中，我国的关税降幅是最大的。又如，发达国家对出口农产品都由政府给予巨额补贴，我国政府却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所以，农产品价格不仅不会提高，相反可能下降。这对农民无异于雪上加霜。
3.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力不从心。提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品种，发展无污染农业，拓展农产品加工深度和广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也是农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但是，提升农业生产结构实际上是传统农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成就此项事业，必须以资本积累、增加投入为前提。在当前的条件下显然力不从心。
4.进城务工：遭遇挑战。目前有一支人数约7500～8000万人的流动性农民工队伍，在各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近几年进城务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大约有1／3的现金收入来自外出务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市场风险，有些地区的政府已经着手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工的输出，为进城择业的农民提供从培训到安置一条龙服务，实行定点、定向派出。这项举措既有利于减少人力资源流动的盲目性，降低就业成本，又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是，目前由于每年有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待业，而城镇就业岗位又有限。因此，农民进城务工遇到了严峻挑战和竞争。有些城市政府为了优先安置当地下岗职工，甚至对使用农民工做出种种限制。所以，眼下这条路越走越窄。
5.振兴乡镇企业：陷入困境。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主要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但早期乡镇企业从整体上看基本上属于手工业工场形态，效益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本应普遍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以提升乡镇企业层次，相反却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工厂，使许多地区乡镇企业遭遇“全军覆灭”，大批农工重新回到田间，农村出现了返贫群体。但是，关闭“五小”工厂并不意味着乡镇企业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应当寿终正寝。采取关闭“五小”这一极端强制措施，如同城市纺织业“限产压锭”一样，是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生产技术结构的升级。然而，当前资金和市场却成了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难以突破的“瓶颈”。
6.减轻负担：突不破的“瓶颈”。农民负担重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调节分配和再分配，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拓展农村市场的一剂“速效救心丸”。但是目前普遍推广安徽等地农民减负的经验却十分艰难。原因在于“吃皇粮”的人过多，财政包不了，也包不起。减负遇到了减人这道迈不过的坎。这个坎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可见，近期农民增收要走出徘徊的困境，依然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五、价格指数回升乏力，“通货紧缩”的阴影继续困扰，同时又潜伏着通胀的压力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受物价低迷的困扰。即使全面放松银根，投资和消费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物价水平也不为所动。真像是“死猪不怕烫”。2001年物价刚稍有回升，今年一季度又再次回落，根据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况状分析，“通货紧缩”的阴影还难以摆脱。首先，市场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依然如故。经过连续五年扩张性经济政策，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过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多达3万亿元之巨。据调查，今年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其次，加入WTO后，我们承诺下调关税、取消部分商品进口限制，外国质优价低商品的竞争，必然会加大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再其次，从需求方面看，无论投资或者消费都难有更大的增长。目前，我国投资率已经偏高，消费率偏低。二者比例为38.5∶61.5，发达国家约为20∶80，发展中国家约为22∶78。当前我国就业的压力大、经济效益低，不能不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但消费率长期偏低，投资增长便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最终速度还是会掉下来。所以，目前企图通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最终需求，进而拉动物价回升，回旋的余地很小，可谓进退两难。
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被“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被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现在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虎”。居民非自愿性的储蓄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变现。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六、出口已经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
世界经济开始趋向复苏，我国又加入WTO， 出口可望继续实现恢复性增长，但出口成本上升和收益下降却不可避免。
今年以来，世界三大经济强体的经济趋暖，开始走出衰退的阴影。这对我国扩大向这些国家的出口是有利的。同时，由于我国加入WTO， 我国出口遭遇的歧视和关税壁垒将减少，出口将有可能有较大的增长。因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将可能相应地提高。
但是，WTO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许是柄双刃剑。原因在于， 首先世界市场的性质及其通行规律并不因WTO的存在而改变。 “商场如战场”，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对立的、为争夺有限市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这里通行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赢家通吃的法则。WTO及其规则，不过是竞争诸方实力较量、 互相妥协的产物。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或代替市场竞争规则。其次，当今世界市场的格局是几个发达国家居主导和支配地位，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却是处于受欺压地位的弱者。协议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何况现行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再其次，在双和多边谈判中，我国所做出的承诺有些超出了WTO 的规定。例如，关税减免，我国的农产品关税平均税率，2004年要由1999年的21.2％降到15.8％。其中，对美国86种农产品的关税下降到14.5％。在WTO所有成员中，我国关税降幅最大。又如，出口补贴，我国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享有的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对出口大宗农产品都给予大量补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新农业法，规定在未来十年给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再如，进口配额，根据WTO《农业协议》，初始的配额量为国内消费量的3％，最终配额为5％。我国承诺粮食配额占国内消费量的5.7～8.8％，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重超过了10％；棉花、粮、油料的配额数量为国内产量的20％以上。兑现这些承诺，将导致大量农产品进口直接冲击国内农产品市场，有损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虽然所有WTO成员国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 但各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却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入世后受到冲击的，决不仅仅限于农业。
我国现行的出口结构对进一步增加出口，提高出口收益，是十分不利的。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超过50％，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近50％，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达50％。这三个50％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是肥水流进外人田。我们所得的仅是低廉的加工费，利润都落入外商钱袋。二是无益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国际市场中只不过充当打工仔角色。专为他人作嫁衣裳。三是受制于人，依附于人，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以，这种依附型的低效外贸结构长此以往，是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
七、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近几年经济继续以较快增长速度前行，年增幅下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主要是得益于扩张性经济政策。当前，这项政策的强度和力度尚未出现减弱的迹象，但它的边际效应已明显地出现递减的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推动了内需的增长，但在启动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并未起到积极作用。对久已存在的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但未起到防范和化解作用，相反，增加了隐患。
当前，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
第一种抉择，继续执行现行扩张性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遏制GDP增幅下降。为此，必须加大扩张的力度和强度， 按照所谓国际公认警戒线的标准（当年赤字占GDP3％；国债余额占GDP60％）， 以更大的规模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一抉择，也许能保住GDP的增幅不致于掉下来，但扩张性政策强化、 长期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财政和金融风险必然会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财政崩溃、金融破产，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显然，这一抉择要承受很大的风险，付出的代价更大。
第二种抉择：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面紧缩银根，政策目标由保GDP增速转向化解潜伏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实行所谓“硬着陆”。这一抉择的好处，是可以迅速遏制住扩张性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财政体制崩溃，缓解金融风险。但“硬着陆”不可避免地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强烈的震动。随着银根紧缩，国债资金投资骤降，民间投资无力跟进，经济急速下滑，失业继续上升，内需萎缩。一场以低速度、低通胀、高失业为特征的全面经济衰退就可能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第二种抉择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种抉择：扩张性政策逐步淡出、适时转型，宏观政策重点由支撑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要防止经济大滑坡，避免政策转变给社会经济稳定带来剧烈的震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出现了生产能力与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尽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却异乎常规地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与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以致经济出现下滑的颓势。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但是，五年来实行此项政策的结果，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个矛盾非但没有消除，相反地依然如故，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加深。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定位不当。作为反衰退的对策，扩张性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刺激消费，扩大最终有效消费需要，而不应当是中间需求。统计表明，近几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情况并未改善。20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率为65.1％，1999年降为60.3％，2000年为60.8％，2001年为61.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发达国家在80％以上，低收入国家为80％。近几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没能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和剩余积压商品，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又不合时宜地超前，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却上不去。
如今扩张性政策之所以应当淡出和转型，并不是因为困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上述矛盾已经消除，它可以功成身退，而是因为当局在实施此项政策时忽略了政策环境和背景的特殊性，没有对症下药。政策转变首先要解决政策目标定位问题。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出发，宏观政策的目标应当定位在：一是要加快产业结构改革和升级，以结构带速度，促增长；二是协调增长与改革的关系，以增长保改革，以改革保增长，决不可互相掣肘。
淡化扩张性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停止发行国债，立刻消灭赤字。而是要求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要求化解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要求重新调整财政和信贷资金的投向，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充实社保资金；要求藏富于民，减轻企业税负，降低农民负担；要使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
淡化扩张性经济政策，并不是意味着简单地用紧缩政策取而代之。基于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解决内需增长乏力的问题，需要全面综合治理，各项政策和调控手段互相匹配，围绕扩大内需，财政、金融、税收、工业、农业、内外贸、收入分配等各司其责，组合成政策群，共同做好此项系统工程。
比较以上三种抉择，前二种不合时宜，只有第三种具有可行性。当务之急，应当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近五年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