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正因为它们之间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才给我们提供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重点研究世界观或者重点研究方法论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时又反复声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曾在1851年1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有机会，打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方法论专著。列宁继承马克思的遗愿，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从他的“哲学笔记本”中的准备材料来看，可以设想，列宁本打算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专著，但是，这个打算也没有能实现。毛泽东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用兵打仗的时间长达26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长期致力于理论的研究，他的哲学理论创造的主渠道，只能是对革命实践经验，尤其革命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对如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尤其是对军事战略战术作科学方法论的抽象。毛泽东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全过程，贯穿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科学方法论的独特思路。早在1920年至1921年初，当“新民学会”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其宗旨后，毛泽东认为目的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他当时还把自己初步接触的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表现了青年毛泽东一开始革命就注重认识方法、思想方法的意向。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他认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观察命运的工具，找到了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后来到陕北，他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在红军大学作讲演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表明他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其中写道；“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同方法论的一致体。”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曾说他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作工具的研究”，“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1941年10月底，他还专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强调哲学方法论的功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年3月在天津会议上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对哲学作了概括，他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认识论。1964年8月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概括得更加明确，他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可以说，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自己的哲学思路的准确概括。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认识论是广义认识论，即作为认识方法的方法论。这一命题同恩格斯、列宁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主体性思想，使人们更易于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更好地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毛泽东就是循着这一独特思路建立他的方法论体系的。
二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撰写了大量的方法论著作。根据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的一般规律，即首先转化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化为一般工作方法，最后转化派生出各个具体领域的具体方法的层次要求，毛泽东的方法论著作，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专门写思想方法的著作。如：《实践论》讲的认识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一切离开这种统一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矛盾论》讲的是具体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讲的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要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反对思想方法上的既不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而又欲充当中国革命向导的主观主义态度。《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端正广大干部的思想方法，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而写的一篇短文。第二种是专门写工作方法的著作。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调查研究是解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问题的有效方法。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述了任务和方法如过河同“桥”或“船”的关系。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精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1943年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我们党制定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两个基本工作方法。1949年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工作方法十二条。1958年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61年1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1963年的《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强调按辩证法办事。第三种是最大量的，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中的具体方法即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的著作，尤其是军事著作，可以说，他的军事辩证法是古今中外军事方法论的集大成。总之，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都是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国内学术界曾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简捷地归结为“方法论”，国外学者亦称毛泽东为“辩证法的大师”（特里尔语）。
构成毛泽东方法论基础的一般原则，主要有：独立原则、求是原则、实践原则、矛盾原则和整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确定的内涵：（1）独立原则。所谓“独立”，即群体的统一性与个体的独立性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群体与个体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综观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和实践，内容极为丰富，凝成了“独立”范畴的辩证统一的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重独立性。毛泽东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力主个体独立性，高度重视调动革命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求统一性。毛泽东在重视个体独立性的同时，总是力求达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一贯倡导发扬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对马克思哲学主体理论来说，“独立”方法论原则的确立无疑是一个充实和发展。（2）求是原则。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它一方面唯事实，另一方面求规律，是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是“一个重实际的人”（斯诺语）。重视实际，珍视经验，这一点，是他不同于教条主义者最显著的地方；毛泽东又是一个善于科学抽象，精心研究各种理论，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人。他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里，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3）实践原则。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有着重能动和求深化这样两方面辩证统一的含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既高度重视发挥党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使自己的思想僵化，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不断进到高一级的程度。列宁的实践观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和发展。（4）矛盾原则。所谓“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它是处理对立面之间联系、转化、统一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重对立，即重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世界，包括重视矛盾的质的对立状态和量的差异状况两种情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法则，比较重视矛盾两方面质的对立的统一，即倾力采取对立着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矛盾转化统一方法，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年代，极大地推动了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斗争；但在夺取政权之后，由于我们忽视矛盾对立两方面之间量的差异状态的客观存在，在绝对对立的两极中思维，导致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盛行一时。另一方面，求统一，即通过实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达到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这是整个辩证法的核心，把握不住它，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个凡是”以及“全盘西化”和凡事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都是在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上存在偏颇（5）整体原则。所谓“整体”即部分的特殊性与系统的整体性的统一。它是关于矛盾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结的统一的方法论范畴。它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相一致。其含义：一方面是重全局，即高度重视把握矛盾系统的整体；另一方面是求协调，即求得矛盾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协调一致。但是，这只有通过对矛盾系统各部分的特殊性的分析和综合才能达到，即要用全力分析并找出矛盾系统各部分的特点、特殊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规律性）。毛泽东常常以惊人的力量预见事变的发展过程，政治预见贯穿于他的全部革命活动。然而，科学的预见，只有在把握了全局之后才能做到。因此，他极其重视把握全局，在革命战争时期，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及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上。如何把握全局？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把握事物的总体，要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着手。他提出了“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一高度灵活机动的解决矛盾的总方法。这一方法，经过毛泽东一代人的创造和传播，已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成为我们过去、现在以至将来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指南。也正是鉴于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主张把整体方法作为毛泽东方法论的核心。
毛泽东方法论的上述诸原则，都是从不同角度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机动思维特征的。独立原则是机动思维的立足点，求是原则是机动思维的出发点，实践原则是机动思维的基础和根本途径，矛盾原则和整体原则是机动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毛泽东曾经用“机动灵活”四个字概括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刘伯承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机动”二字。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论断的逻辑结论也必然是：我们的工作指导要机动，不要教条；要灵活，不要僵死。因此，用“机动”二字来概括毛泽东的方法论，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的思维方法，是切实得当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方法论亦可叫做“机动方法论”。
毛泽东方法论的机动思维特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并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成功的运用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通过实践认识的途径，运用矛盾原则和整体原则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上，适时而切实地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灵活的政治战略策略和机动的军事战略战术。
在政治战略策略方面，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情况，相继实行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战略，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战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建立全国政权后“三年恢复经济，十年计划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选择，以及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战略等等。与这些政治战略相适应，相继采用了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白区工作中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抗日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和平谈判与自卫战争相结合的策略，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战线”的策略，以及建立全国政权后实行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土地改革中中立富农的策略，镇压反革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策略，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策略，“论十大关系”的经济政治策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开中美关系、恢复中日邦交的策略，等等。
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随着敌我力量等条件的变化，相继实行长期反“围剿”作战的战略，长征北上抗日的战略，抗日持久战略，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东北、经略中原的战略，因势利导实行战略决战的战略，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底”即打到三八线为止的战略等。与这些军事战略相适应，相继采用“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运行战等积极防御战术，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敌人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战略包围、攻城打援、在运动中歼敌精锐师团的战略决战战术，大迂回、大分割、大包围的向全国进军战术，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实行的突然袭击、近战夜战、坑道“零敲牛皮糖”、“钢铁运输线”、阵地战术，等等。
所有这些政治的战略策略和军事的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生动最富于特色的画面，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指导之灵活的特征、军事指挥之机动的特长。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方法论以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三
毛泽东方法论，是现代中国的瑰宝，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它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正在和将要产生巨大的导向功能。但它同任何真理的发展道路一样都是曲折的，又是向前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着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它一方面在胜利、成功的经验中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又遭受了种种磨难，被教条化、庸俗化。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恢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改革开放10余年来，特别90年代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充实、深化和发展，它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同志的方法论思想中。
邓小平没有写过专门的方法论著作，他的方法论思想都是贯穿在他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发表的许多谈话中。而这些文章、谈话又都是为着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而采取的新方法，都是十分现实、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第一，是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坚持；第二，又是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全力以赴地去解决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独特思路。他带头倡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因而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凝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它主要由下列要素所构成：（1）主体意识。邓小平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上，重视实践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实践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方向和认识对象。这是对毛泽东实践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对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更加细心、具体、切身体会和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关心、照顾、实现群众的实际利益；对于主体的认识能力，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注重主体，尤其注重领导者认识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对于主体的认识方向，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主导方向；对于主体的认识对象，邓小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最主要的认识对象。（2）求实精神。邓小平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上，不是立足于概念或本本，而是立足于客观实际，自始至终强调主观要符合客观，符合实际，要统一于客观、统一于实际。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真正统一，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求是原则。（3）渐进方式。邓小平在看待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问题上，注重新的质变方式即“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并不只是量变的方式，实际上，它也是质变的重要方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探索和运用着质变的这种新方式，在稳定中求发展，一步一步地达到理想的目标。这是对辩证法的发展。（4）辩证方法。邓小平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矛盾原则进一步充实、运用和发展。其主要贡献是：重新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切地指出管理体制问题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重视利用矛盾的统一性解决矛盾；彻底地坚持了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统一。（5）大局视角。邓小平在大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问题上，总是从世界、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局、一个整体出发，而不是简单化地从两个对立的体系制度、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和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出发。他把视角放在全局或战略的研究和把握上，真正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矛盾的统一体，真正从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中解放出来，所以，他的预见总是比较准确的，并不断地获得成功。
在邓小平所有这些方法论思想里，贯穿着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他的独立性，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运作及他的独立勇气。邓小平方法论思想的各个要素，都从不同的角度、方面体现了他的独立性思维特征。主体意识是从思维的主体方面，求实精神是从思维的基础方面，辩证方法是从思维形式和方法方面，大局视角是从思维产生的时空条件方面，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方法论内在的独立性本质，也决定和保证了邓小平独立判断与决策的正确。
邓小平思想方法的独立性思维特征，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的过程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与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的这种精神和光辉的实践，深深地影响和感化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观点的提出，不仅是独到的，而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切中要害的。
－－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容；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创办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构想，通过一步步实践，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轮廓，显示了邓小平的思想深度和实践的独到能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适当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观点；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暂时曲折孕育着社会主义的更好发展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理论和观点，不但具有现实的长远的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既是独立地坚持又是独立地发展的独创性贡献。
所以，邓小平的独立性及独立决断能力与勇气，在他的方法论思想里，居于突出的中枢的地位。正是这种由独立精神支撑和驱动的方法论思想，奠定了当代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向现代化迈进的现实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