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的满足与规范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显然，人们不时做出坏的选择（至少在我们看来我们显然时常如此）。人们常常偏好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认识到人类的这种易错的弱点无需高深的哲学智慧。由于主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很明显地将福利等同于偏好的满足，一个无情的观察者也许由此而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们都是愚蠢的傻瓜。引导政策的制定以促进福利的成本效益分析依赖于偏好满足对福利的测度，以及支付的意愿对偏好的表征，否则便成为空洞的主张。因此，我们显然面临一个问题：福利经济学是否建立在一个低级的哲学错误之上？
虽然经济学家和常人一样，往往易犯哲学上概念混淆的错误，本文却将证明福利经济学并非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福利理论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我们还将详尽地证明，以为福利是从偏好满足中推导出来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换言之，本文既想反驳将福利等同于偏好满足的种种理论，同时也想为福利经济学提供辩护。使这两个目的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是：福利经济学可能并没有预设偏好满足福利论。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之时，将偏好满足看作是福利的测度并无任何不妥，这和人们接受何种福利理论无关。在展开这一或多或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情况之时，本文将提供某种指南，以帮助人们了解怎样才能判断在何种条件下，标准的规范经济学可以得到辩护地运用于具体的问题。
福利
在谈到一个人的福利或福祉①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他们的生活如何适合于他们，他们的生活进行得如何之顺利。对一个具体的行动者安(Ann)来说，究竟什么东西确实对她有利取决于她的性格、能力、品位和环境。对安有利的也许和对本(Ben)有利的完全不同。使得安的生活一帆风顺的因素和使得本的福祉得以增加的因素不会一样，这种不一样很大程度上和工具性的利益(goods)有关——这些利益之所以对人们有利是因为它们是得到其他东西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只关注内在的利益(intrinsic goods)——它们对个人之有利与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无关，那么，这种利益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双光眼镜也许对安有利，但对本却可能有害，尽管看清楚东西的益处对二者都是一样。工具性的利益之所以有利，如同双光眼镜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仅当它们所实现的目的是有益的。如果任何事情不考虑对其他事情的后果便对人们没有任何益处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给我们带来任何利益。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否则便不会有工具性的利益。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一直是要解决对人类有着内在利益的东西究竟为何物？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幸福是人类唯一的内在的善(good)。②
在日常的谈话中，如同在道德哲学中一样，人们发现彼此冲突的福祉(well-being)理论。彼此冲突的福祉理论包括宗教的信仰、世俗的成功、个人能力的发挥，尤其是将福祉等同于快乐或其他心灵状态的理论。没有多少当代的哲学家相信心灵状态福祉论，虽然在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中间受其诱惑者不乏其人，如卡那曼和克鲁格(Kahneman and Krueger 2006)。如果安错误地以为她的家庭和朋友都很爱她并且相信她生活的种种设想都已取得成功，而本却正确地相信同样的事情，那么他们的心灵状态可以是一样的。但显然本的生活更为幸福。③绝大多数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是：福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客观的，有的哲学家还试图列举客观的利益，拥有这些利益将使生活变得美好。但这些包含客观利益的列表对不同的个体来说是否都是一样的却很值得怀疑。显然，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些项目包含在安的内在利益的列表上，有些包含在本的列表上，以及他们的列表为何不同。援引一个人的偏好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步骤。虽然福利和偏好的满足并不是一回事，但许多当代的哲学家却偏偏喜欢将福祉看成是自利的、“知情的”、“理性的”或“涤净的”(laundered)偏好满足。④
福祉论是哲学的一块还没有安顿下来的领域，许多理论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关于哪些事物对人们普遍具有内在的益处，哪些普遍具有害处，哲学家之间却有着相当的共识。尽管人们关于什么样的哲学理论可以解释忠实的朋友、健康的体魄、自然而然的幽默何以成为对人们有益的东西缺少共识，但对这些事物是几乎任何人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却没有多少疑问。对怒气冲冲、酗酒成瘾或痛苦不堪不是美好生活的构成要素也没有多少怀疑。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宁愿避免而不是去处理涉及福利的哲学困难，而本文将说明他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福利与偏好
规范经济学家通常都将福利和偏好的满足联系在一起。虽然偏好不仅对规范经济学，而且对主流实证经济学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但经济学家对偏好是什么却着墨不多。有时，经济学家将人们的偏好等同于人们关于他们利益之所在的判断(Sen 1973,p.67;1977,p.329)。许多经济学家喜欢显示偏好论(revealed-preference theory)，这一理论将偏好等同于选择或假设性的选择。尽管这些对偏好的解释没有一个是可以得到辩护的⑤，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深入研究这些争论的细节。我们关于偏好的全部假定仅仅是：它们是将所有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的、有着选择次序的偏好。
由于假定选择和福利有某种联系具有某种合理性，主流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用以解释选择的东西看成是福祉的构成成分。因此，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出于评估的目的将用以解释选择的效用（偏好满足）水平看作是福祉的测度。如果个人彼此都是自利的，那么，除非他们失去理性，否则他们选择x而不是y，当且仅当他们认为x比y更有利于他们自身。⑥如果他们充分了解了所有相关的情况，那么他们的信念将会为真，且x比y更有利于他们，当且仅当他们选择x而不是y。就像他们习惯于理想化的假设，将个人看成是自利的且充分了解所有相关情况一样，经济学家往往也会将福祉看成是偏好的满足。尽管在应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可以依赖于更为客观的“实际收入”作为福祉的测度，而不是效用的测度，但他们通常都是将实际收入看成是偏好满足的不完美的代表。⑦
福利为何不是偏好满足
偏好满足福祉论面临许多严重的、众所周知的诘难。我们仅考虑其中的两个。⑧第一个诘难是人们更在意他们自己的福祉。人们有时利他，有时心怀恶意。人们有时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福祉，或者伤害他们所仇视的人。满足偏好有时和人的福祉毫无关系。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提出了如下引人注目的例子：
假定我遇见了一位陌生人，据信他得了不治之症。我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强烈希望他能够被治愈。我们不可能再见面。后来，这位陌生人的病被治好了，但我不知道。按照不受限制的欲望满足论，这一事件是有利于我的，它使得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我们应当抛弃这一理论。(1986,p.494)
按照帕菲特所说的“不受限制的欲望满足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满足本的任何欲望都会使本生活得更好。如果陌生人恢复健康，帕菲特的偏好得到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好。不受限制的欲望满足论因此被驳倒。
第二个诘难源于人们错误的信念。即使人们是完全自利的，他们也常常选择那些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如果许多宗教关于后世的许诺都是假的，为了来世的幸福而牺牲此生的福祉便是枉然无用的。偏好对信念的依赖导致实践中的问题，并且引起关于如何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争论。⑨
福利与涤净的偏好：接近性的原理
坚持福利是实际偏好满足的观点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因为这些偏好未必是自利的，并且可能建立在错误信念的基础之上。然而，许多著名的当代道德哲学家认为将福利和偏好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合理性。⑩也许，按照最常见的福利观，福利在于满足恰当“排列”的偏好。例如，彼得·瑞尔顿(Peter Railton)建议“当一个人处于一种对他自己和周围环境完全了解并且掌握最新情况的条件下，当他的推理完全免于工具理性的认知错误或误差的条件下，如果他对眼前的情景沉思冥想，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他自己所向往的，或所追求的，便是他的利益之所在”(1986,p.16)。如果福祉在于满足自利的、知情的偏好，那么，将福利等同于实际偏好的满足便是合理的，只要实际偏好接近于依次排列的偏好。
主张福祉是恰当“涤净的”自利偏好的观点，比主张福祉是实际偏好满足的观点，显然更为合理。这一观点承认人们由于无知或认知缺陷，或由于助人或害人的考量，可能选择对他们不利的东西。这样的偏好在任何相关的意义上都不会是“合乎理性的”或“知情的”或“自利的”，因此，满足它们并不会使得行动的个人生活得更好。福利在于恰当增减和纯化的偏好，这一观点似乎解决了实际偏好满足论所面临的绝大多数的困难。
福利为何不是理性的且充分知情的偏好
接近性观点认为实际偏好是福利的正确代表，因为实际偏好能够正确代表依次排列的偏好。这一观点的问题不在于实践的困难。相反，问题在于，本选择x而不是y的事实并不能使x比y对他更有利，无论一个人对他的偏好施加了什么样的条件。(11)考虑一下偏好必须是自利的这一要求，这一要求的引入是为了避免不合理的推论：满足帕菲特希望陌生人的病能够治愈的偏好使得帕菲特的生活变得更好。按照帕菲特的看法，福利“成功论”（和他所说的“不受无限制的欲望满足论”不同）将福祉看作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偏好满足。然而，本的哪些偏好是关于他自己生活的？帕菲特主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我的子女变成了一个小偷，那么这种情况对我是不利的，因为它妨碍实现我成为一个好家长的欲望，而这一欲望是关于我自己生活的(1984,p.495)。另一方面，帕菲特认为，我希望有健康子女的欲望则不是关于我自己生活的。如果本被流放，本的女儿去世，但他并不知情，这并不会使本的生活变得更糟(1984,p.494)。显然，知道哪些偏好是“关于”自己的，哪些不是，并不会使事情变得容易。马克·奥弗沃尔德(Mark Overvold 1984)提出利己的偏好是关于蕴涵行动者存在的事态的偏好。(12)
但需要区别的并不是本关于自己的偏好和不是关于自己的偏好。如果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宁可选择伤害自己，那么他的偏好肯定是关于他自己的，但按照定义，满足这一偏好并不会使他的生活过得更好。需要区别的是那些旨在提升他自己福祉的偏好和那些并非如此的偏好。但如果福祉不过是偏好的满足，那么便无法作出这一区别。
根本的问题是，偏好满足自身和福祉没有任何关系。假定安选择x而非y，并且这一偏好是合理的且完全知情的。那么人们何以能够得出安在x的事态中会比身处y的事态中生活得更好？答案之一是，安发现无论x或y是否出现，她都喜欢x（她对快乐的期望可能是她选择x而非y的原因）并且为她偏好的满足而感到满意。但在这种情况下，使她生活得更好的不是她偏好的满足，而是由于x的出现，她所经历的快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个偏好的满足等于世界如同行动者所选择的那样存在。至于偏好的满足是否有助于行动者感到满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Kraut 2007,pp.98～99)。
假定当安发现她所选择的事态出现了，她并不感到满意，或者x的出现并没有影响安的心灵状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x的出现意味着（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安会生活得更好呢？安的偏好次序自身如何能够使得x出现的事实对安有利？理查德·克劳特(Richard Kraut)对这一挑战给予了更为确切的表达：“是否果真如此，每当S（合理、知情并且深思熟虑地）欲求P出现并且P确实出现的时候，仅仅因为它是安所欲求之事，因而它对安都是有利的吗？”(2007,p.118)欲望满足福利论蕴涵着一个推论，每当“我们的欲望偶然碰到了自身并非值得欲求的对象，并且每当这些对象吸引我们去获得它们（并且我们果然得到它们）时，这对我们都是有利的”(2007,p.118)。
让我们再来看看帕菲特的例子，他希望陌生人的病得以治愈。这显然是一个满足一个偏好并没有增进福祉的例子。我们是否能够得出，如同帕菲特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他的偏好是一种错误的偏好？或者我们应当得出另外的结论：某种事态满足他偏好的事实本身并没有增进帕菲特的福祉？他希望陌生人的病得以治愈的偏好本身直觉上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其实和讨论无关。例如，假定本获悉有些人是怪物——即他们的细胞来自两个或更多个独立的受精卵，这些受精卵进入了一个单独的胚胎——他希望成为一个怪物。(13)显然，本的偏好是关于他自己的。让我们进一步假定想成为一个怪物的欲望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愿望。本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安排对他器官的样本进行遗传检测，结果表明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卵。本获悉他可能不是一个怪物，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然而，本所不知道的是，他事实上确实是一个怪物。他没有得到检测的脾脏来自另外一个受精卵。我们真有理由可以相信本利己的偏好增进了他的福祉，使得他的生活更加美好吗？一个事态满足本的偏好的事实并不能够使该事态成为对本有利的事情。(14)我们的结论是，偏好满足福祉论，无论所谈论的偏好是实际的或知情的，都是错误的。
那些将福利看成是满足自利、合理偏好的观点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部分原因是这些观点提供了一个论证的立足之点，这些论证是关于实质利益或应当被选择的利益的论证(Railton 1986；Griffin 1986,p.30)。将福祉看成是满足知情的、自利的偏好而非实际的偏好，是将焦点从人们所选择的对象转移到为了自利而合理选择的对象。例如，如果可以证明每一个关心自己福利的人都可以合理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福，选择美德而非恶习，那么，主张合理自利偏好满足的福祉论就可以从涉及幸福或美德的实质性的福祉论以及选择对自身更好的对象是合理的这一观点中推导出来。然而，安选择x而非y的事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得x比y对安更为有利。
哲学家怎么能够出如此的纰漏？正如克劳特所证明的那样(2007,pp.66～94)，说G对S是有利的，就等于是断定在G和S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取决于G和S的属性。例如，性乱交对非洲的年轻的倭黑猩猩(bonobos)是有利的，但可以证明这对年轻的人类来说则未必(2007,p.90)。某些对绝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对安却可能是有害的，这可能是因为她与众不同的性格、环境、身体条件或历史所决定的。比如，尽管格里芬(Griffin)主张自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让一个具体的人自立也许会使得他变得焦躁不安，以至于对他来说最好的事情是不要自立”(1986,p.58)。正如本的焦虑可以帮助他决定何事对他有利，本的欲望同样可以如此。本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和他判断的敏锐和办事的效率程度有关，而那些办事有效率、判断敏锐的人，在同等条件下，会生活得比那些做不到这些的人要好。
正如约瑟夫·莱兹(Joseph Raz 1984,ch.12)和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 1998,pp.118～121)所指出的那样，实现美好生活的方式有多种，它们都要求对所选择追求的事物有所取舍。如果人们对所追求的对象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们计划的成功只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但也有许多正确的选择，许多值得追求的目标。成功地追求值得追求的目标和计划（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失败会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糟。因此，构成安的福祉的一个组成要素便是她在她所选择的努力中取得成功。比如，抢救美洲鹤和抢救西伯利亚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其效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都是值得做出努力的工作。抢救其中任何一种动物是否促进安的福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工作是安所选择的。如果安已经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以抢救美洲鹤，那么如果美洲鹤免于濒临灭绝的命运，且安的努力有助于实现这一使命，那么安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取得了成功，这完全不同于她得知她工作成果后所获得的快乐。另一方面，西伯利亚虎是否得到拯救和安是否在值得努力的追求中取得成功无关，因为抢救西伯利亚虎并非安的计划之一。因此，安对反映了她的偏好的人生计划的选择当然事关她的福祉。正是因为安对抢救美洲鹤的偏好，这才使得这项工作成为她的人生计划之一。由于这一计划值得追求，它的成功增进了安生活的价值。但使得安生活得更好的是值得追求的计划的成功，而非偏好的满足。(15)
偏好与福利：一种证据联系的观点
在偏好满足和福祉之间还有另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为福利经济学的某些应用提供辩护。尽管福祉并不是偏好满足，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证据的联系。如果人们关于某些选项的选择或多或少都是自利的，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利用人们的偏好进行推论，以判断人们相信什么样的事情对他们有利。如果就经济政策及其后果而论，我们可以合理假定个人都是他们自己利益的正确判断者，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将人们的偏好当作何种事情事实上是使他们生活得更好的证据。如此，经济学家就可以为他们从人们的偏好中推导出福祉的行为提供辩护，与此同时又无须承诺任何关于福祉的理论。偏好有时可以成为证明福利的正确的证据。
尽管满足安的偏好的东西并不会必然使她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安可能是完全自利的并且充分了解相关的情况，这样，她的偏好就可以成为他人判断何事对她有利的最好的向导。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判断何事对人有利？议员不会比安更知道她的情况，他们大概也不会比安自己更关心她的福祉。议员关于怎样才能使安的生活更好的判断常常有可能会比安自己的判断更糟。依据人们的偏好也更为安全。个人关于他们自己利益的误判在某种程度上不会是有规律的。议员不会越俎代庖，用他们的判断代替人们自己的判断。
我们主张，当偏好是自利的，并且人们又充分了解了相关的情况时，人们的偏好可以成为何事将使他们生活得更好的正确的（虽然是可误的）指南。我们并不是说——情况也并非如此——当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时，满足偏好总是不可能对人们有利。即使一个人对何事符合自己的利益做出错误的判断，即使一个人不打算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所选择的事情也完全有可能对他自己更为有利。此外，正如我们在美洲鹤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成功实现由非自利的偏好所发起的计划也可以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当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之时，或者当人们不打算追求自己的利益之时，没有多少理由将他们的偏好看成是何事会有利于他们的证据。
这些考量远不足以为以实际偏好来决定对人们有利之事的观点提供一般性的辩护，即使在一种大致的、现成的政策语境中也是如此。我们此刻只有一些理由怀疑推翻偏好是否正当，以及大致确立了某些考量，这些考量可以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合理地将偏好看成是福利的指南。人们的偏好是由他们对自己的利益有根有据的判断所决定的，经济学家应当尊重人们对自己利益的判断，这些假设并不是总是得到辩护的。显然，这些假设在某些语境中比在另一些语境中更为合理。比如，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濒临灭绝物种的保护问题时，如美洲鹤和西伯利亚虎的保护问题时，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辩护（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辩护）。一时的评估所附加在这些濒临灭绝动物的保护工作上的价值并不会反映那些个人的有根有据的判断，这些判断涉及到在何种程度上，美洲鹤和西伯利亚虎的生存将会有利于他们。西伯利亚虎和美洲鹤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和个人的福利有关，因为当人们看到这些美妙的动物，或者仅仅只需思考一下它们免于濒临灭绝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许多快乐。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快乐是有限的，还有其他一些非自利的理由来说明一个人为什么宁愿这些生物不要灭绝。在濒临灭绝的物种的例子中，偏好并不是利益正确的测度。
我们在证明安关于濒临灭绝物种的偏好主要地不是自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她的偏好主要地不是来自她关于何事对她更为有利的判断。与其说经济学家应当将行动者关于他们自己的偏好和不关于他们自己的偏好区别开来，不如说他们应当追问行动者的偏好是否指向行动者自己的福祉。如果本不相信成为一个怪物有任何好处，他希望成为怪物的偏好就不是自利的，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满足他的偏好就不会对他有利。另一方面，他希望法庭宣判他女儿被控涉及的武装抢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的偏好很可能是自利的，无罪的宣判可能使他受益。
证据联系的观点和将偏好看成是福利的指南的辩护都不支持福利即偏好满足的观点。相反，这些观点否认规范经济学家需要任何哲学上的福利论。不论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人类福祉的哲学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福祉的最好的指示便是偏好满足的程度。
然而，经济学家不可能合理地将人们的偏好看成是他们利益的证据，除非他们对人们的利益有了某种看法。他们没有多少理由相信偏好的满足是福利最好的测度，除非他们对何为福利有了某种想法。他们需要福利的概念不仅用以区别自利和非自利的偏好，而且用以决定人们何时对何事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非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是否获得任何这样的福利概念，对于是否可以合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都可能持有某种怀疑的态度。看起来，我们也许已经告诉经济学家，如何可以跳出使人不舒服的偏好满足的热锅，直接跳进使得铁锅逐渐加热的熊熊的哲学烈火。
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福祉的老生常谈，而不是另外寻求其他的哲学理论。假定人类一般都能正确判断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所在，经济学家或许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16)例如，经济学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西伯利亚虎和美洲鹤的生存有助于个人的福利，因为他们知道快乐可以有助于福利，而人们看到西伯利亚虎和美洲鹤或者想象它们在荒野中自由自在便能获得快乐。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看到这些动物的生存对个人的福利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贡献，因为很难看到它们的生存和其他的内在的利益有何关系。这一论证假定，正如经济学家和普通人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快乐有助于福祉，但这一论证并没有假定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增进福祉。它并没有提出一个穷尽了所有内在利益的列表，它也不依赖任何说明人们的内在利益的哲学理论。哲学家们当然想做得更好，但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不必等到一个清楚表达并得到辩护的哲学福利论出笼之后才敢提出他们关于何事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更糟的见解。我们猜想福利经济学家事实上有许多关于何事使得人们生活得更好的信念，虽然他们有限的哲学修养使得他们不敢公然鼓吹他们的这些观点。并非所有的这些观点都需要辩护——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为它们辩护。我们确实怀疑经济学家往往夸大了商品和快乐在美好生活中的作用。无论这一猜想是否正确，经济学家拥有或认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何事会使人们的生活美好或变糟，他们认为他们很能理解偏好满足和福利之间的证据联系的观点。
结论和实际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对政策评估的影响显然主要是通过成本效益的分析，虽然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估暗中也依赖于理论上的福利经济学。成本效益分析根据政策的净收益来评估政策：一个政策的净收益等于一个政策的所有受益人为了推行这一政策所愿意支付的成本总量减去那些不愿实行这一政策的人所要求的补偿总量（以换取他们同意这一政策）。如果愿意支付的意愿反映了偏好的满足，那么有着最大净收益的政策就是满足偏好的最有效的手段。它有最大的能力可以满足个人的偏好。经济学家不愿进一步探索，他们坚持认为有着最大净收益的政策事实上可以导致最大的偏好满足，因为进一步的探索要求对偏好满足进行个人间的比较，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感到极为不安。此外，对于建筑一座桥梁或实施某种安全的标准，人们的偏好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事实上的满足还取决于收入的分配。净收益仅仅抓住了政策评估的一个要素。它并不意味着是唯一的标准。福利经济学家通常都假定净收益是政策选择中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经济学家对这一考量的贡献最大，但他们并不否认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考量。
除了本文所讨论的偏好和福利之间的种种关系之外，成本效益分析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问题。支付的意愿不仅取决于偏好，也取决于财富。用于测度来自市场行为或调查的净收益的技术手段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更进一步的困难。让我们将这些问题暂且放在一旁。
如果偏好代表个人福利，那么满足偏好使得人们生活得更好。提高满足偏好的能力，也就是提高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能力，这成为支持一个政策的考量。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由于福利不是偏好的满足，满足偏好并不会必然改善人们的生活。满足偏好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当且仅当人们的偏好事实上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他们可能或碰巧做到这一点，或者因为他们成功完成了值得追求的但非自利的工作，而这种成功可以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然而，在人们知道他们的利益之所在和他们的偏好是自利的情况下，人们的偏好更有可能符合他们的利益。
净收益可以成为政策评估的一个相关的考量，如果（甲）经济学家能够测量它；（乙）净收益可以测量满足偏好的能力；（丙）关于该政策的偏好及其后果主要地是自利的；（丁）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按照人们对政策及其后果的期望进行改进。往后看，关键在于人们的信念是否是正确的。往前看，关键在于有多少理由支持人们的期望。条件（甲）和（乙）是众所周知的，在成本效益分析的文献中讨论最多。本文主要证明条件（丙）和（丁）。
此外，随着经济学家对认知偏见的认识和对动机的基本事实的日益了解，人们有可能先掌握支付意愿的信息，不管是从市场行为中推导出来的，还是通过一时的评估研究所得出的，然后对那些使这些原始的资料成为显示偏好的合理的指南，但却误导人们对个人福利认识的要素进行矫正。这样，某些不同的成本效益分析可以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用信息的范围就可以大大扩展了。
关于是否对人们的偏好进行这样的矫正，以及是否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取决于人们是否既是自利的，又是自己利益的正确的判断者（判断者的判断涉及对所考虑的政策选项的效果的评估）。对人们是否是自利的，以及是否是自己利益的正确判断者的判断是可误的，这些判断肯定是有争议的，那么，还有什么新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不加任何限制地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谴责，都不会减少争议。通过确定人们究竟是否是自利的和是否做出正确的判断，经济学家就可以判定福利经济学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提供合理的政策指南。如此，偏好和福祉之间的证据联系就可以指导我们确定在什么条件下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人应当或不应当将没有经过矫正的支付意愿的信息作为政策评估的基础，这些信息或来自市场行为，或来自调查研究。
偏好与福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证据联系的观点可以让经济学家免于提供哲学上的福祉论。(17)那些希望运用成本效益分析以指导规则制定的人所面临的挑战也会更为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说明两个核心的问题：(1)关于支付意愿的信息是否提供了正确的证据以表明个人相信何事对他们有利，以及(2)个人是否是他们自己利益的正确的判断者。
注释：
①这里“福利”的英文为“welfare”，“福祉”的英文为“well-being”。二者在本文中可以互相通用。为了保持原文的特色，凡“welfare”均译为“福利”，“well-being”均译为“福祉”。——译者注
②亦即内在的利益。——译者注
③提出这一论证的大有人在，包括Griffin(1986,pp.9～10)和Parfit(1984,p.494)。Nozick的“经验机器”的思想实验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论点(1974,pp.42～45)。
④然而，这些作者关于纯化或涤净实际偏好的方式却意见不一。Griffin的文字并非没有歧义，他否认他支持任何偏好满足的理论。
⑤关于有些批评，参见Sen1973和Hausman 2000,2005。
⑥本句中的“选择”，英文为“prefer”，是“偏好”(preference)的动词形式。——译者注
⑦经济学家为何将福利等同于偏好满足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他们错误地认为将二者等同可以避免实质性的承诺，其他的福利论会导致家长主义，将福利等同于偏好满足不过是为福祉心灵状态论进行辩护的一种方便的手段。
⑧其他一些诘难涉及到，当遇到如下诸种情况之时，福利应当如何界定的问题：（甲）当偏好变化时；（乙）当偏好冲突时；（丙）当偏好受人操纵或产生于不理性的心理过程，或当偏好是反社会或对社会资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之时。
⑨对基于错误信念的，或被扭曲、被操弄的偏好的诘难，Heathwood(2005)的回答是指出，当欲望“有缺陷”，并且它们的满足因此而对某人有害之时，满足它们通常都会妨碍其他某些更为重要的欲望的满足。如果安为了解渴而喝水，但她却不知道水已被污染，会使她生病，那么她就妨碍了她希望健康的欲望的满足。按照她的完全的、可传递的、独立于语境的偏好选择次序，她（事后）会选择不喝水，而不是喝水。无论这种对福祉实际欲望满足论的带有偏爱的辩护有什么样的优点，它都不可能帮助福利经济学家，这些福利经济学家将满足安事先的偏好看作是增进而不是减少她所期望的福祉。
⑩“目前，至少在英美哲学界，欲望论的各种版本确立了关于福利本质的正统观点。按照合理性选择的理论，福祉等于效用（偏好满足）的等式取得了无法置疑的公理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在伦理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更为著名的、新近的该等式的捍卫者，其中包括Brian Barry,John Rawls,R.M.Hare,James Griffin，和Joseph Raz。”(Sumner1996,p.122)
(11)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选择凡对自己有利的（根据某些其他的解释以确定何者使得何物成为对人们有利的东西）便是合理的，那么，事情就会确实如此：本选择x而非y，当且仅当x比y更有利于他。但本选择x而非y的事实本身并不会影响x是否更有利于他。
(12)关于对Overvold的批评，见Sobel 1998,pp.266～269。Griffin对区别利己和非利己偏好的可能性颇为怀疑。(1986,pp.23～24)
(13)这是一个真实而非假设的现象。有关例子可以参见the New Scientist，vol.180,issue 2421(15 November 2003),p.34。
(14)变成一个怪物也许更好，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和更多的可预期的器官捐献者相容。因而本的偏好满足确实可以增进他的期望，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偏好得到满足。
(15)因此，Raz写道，“一般说来，不同情景对一个具体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实际的目标，因为它们是或将是他一生的目标”(1984,p.290)，他同时又写道，“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一个人欲求某事的事实自身可以成为他或他人行动的理由”(1984,p.291n)。
(16)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偏好并不会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除非个人有了何事对自己有利的看法。我们认为人们有可能能够判断何事对自己有利而无须具有判断何事对他人有利的理论。但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难度很大，我们就此打住。
(17)对于那些认为政策制定应当部分依靠个人间的福祉比较的人来说，证据联系的观点可以使他们省去毫无希望地去解释个人间的偏好满足比较如何可能的麻烦。虽然心灵状态或不同个人的客观利益的不同列表的个人间的比较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它们同安和本的偏好满足程度的比较所遇到的那些具体的概念上的困难相比，却显得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