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大中华文库》编辑出版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库论文,大中华论文,世界文化论文,启示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在当前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软实力”的需要。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实践体现了这种战略思考。《大中华文库》出版所产生的效果，加深了践行这种思考的信心，推动了这种思考的进一步落实。
一、中华文化经典外译事业，既是文化生态自身平衡的要求，也是国家发展“软实力”的需要
1.文化生态平衡的需要
自然界强调生态平衡，文化上也同样存在着生态平衡。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在科学乐观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人类文化受到“时代、环境、种族”这三个因素影响的理论。泰纳的理论强调了文化规律上的共同性，也强调了文化特色上的差异性。文化特色上的差异性，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全部内容。作为具体的、生动的个人，人类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都有对真善美认知的需要，都有对生活和世界的好奇心，而这些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共同性的根本基础。
出自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系统自身的需要，不同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交流的自觉要求。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等。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支脉。由于地震、洪水、瘟疫、灾荒，由于异族入侵和内部动乱，曾经拥有这些文明的古代国家，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但从这些古文明中形成的文化成果，总是通过交流、融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留在人类的文化之中。中华文明，以其开放的融合力、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并对世界不断产生着深刻的启示和恒久的魅力。17、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华经典文化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曾引起西方一批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兴趣。笛卡尔、莱伯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康德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研究。伏尔泰曾说过，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这个星球的历史时，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
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又时常导致不同文化的经典作品在翻译中出现偏差。中华经典文化在语言转换后的准确、系统传达，一直以来存在着遗憾。比如《红楼梦》，1891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焦里(Joly)曾翻译过它的前56回，翻译中的错讹已有诸多专家指出过。197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过英国人戴维德·霍克斯的译本，这个译本在西方大为流行，但英译本的名字叫《一个石头上的梦》(《石头记》)，有专家拿霍克斯的译本与我国学者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比较，发现霍克斯的译本很照顾西方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文采不错，不过，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忠实”程度，尤其是对《红楼梦》所包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神韵的传达，远不如杨、戴的译本。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选其中自然主义描述最为突出的段落进行摘译，竟然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
在把中华民族文化介绍给世界的工作上，一些西方学者确实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感谢的。但囿于种种情况，这些西方学者的翻译有些时候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有些时候甚至造成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出现偏差。大哲学家黑格尔称赞“中国有完备的国史”，却又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种大失水准的判断发生在黑格尔那里，恐怕主要是缘于黑格尔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经典在西方人那里的匮乏，因为黑格尔时代并没有几种中国的著作完整准确地译介过去。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各种文化只有准确、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精神气质、特色个性，才能真正构成一个多彩多姿、差异性与共性并存的文化生态平衡系统。
2.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需要
“软实力”一词，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用来描述西方电影、名人、时装和其他通俗文化是如何影响世界的。2004年1月，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大半年时，约瑟夫·奈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法宝》，将他早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系统化。他认为，美国除了要靠军事、经济，还需要用包括美国的文化吸引力、美国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等方面的“软实力”来“平伏天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十分自豪地说：“如果说罗马奉献给世界的是法律，不列颠奉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政治，法兰西奉献给世界的是民主共和，美利坚奉献给世界的则是大众文化和现代科技。”这些应该说都指的是“软实力”。
“软实力”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关注的焦点和施用的方式、目的，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香港中文大学的刘遵义先生对此曾有很好的分析，美国人的“软实力”，长期以来还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单向输出；而了解对方，吸收精华，平等交流，求同存异，这些“和谐相处”的内容，恰恰是美国的“软实力”理论中没有提到的，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愿意这么做。
用“软实力”理论来考察，我国的“软实力”远不够强大，甚至说还处于向世界介绍我们的文化、让人家能够正确了解我们的初步阶段。英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名誉主席贝茨·吉尔说：“就文化吸引力来说，中国资源丰富，但她不善于推销文化产品。”这个论断很值得我们思考。
通过通俗文化来向西方传达真正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比如在NBA打球的姚明和其他素质优良的文艺体育明星，他们的素质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应该说都是在用通俗文化的形式，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但，原原本本地将蕴含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化经典，通过外译的方式介绍给西方，是更为重要的形式。用西方语言来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作品，让西方人毫无语言障碍地读懂中国的作品，这是中西方交流的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式。
中华文化经典的外译事业，当前迎来了很好的历史时机。首先，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深入，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加大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并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如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方面正着手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中国在全世界要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推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图书出版方面，制定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给予翻译资助，推动中国图书的“走出去”，等等。
因此，增强“软实力”，加强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的外译，适逢其时。首先，我们要组织力量并身体力行，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要强调准确、全面地介绍出去，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向外翻译，将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二、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历史贡献与目前向世界传播的差距要求我们加紧推进中华经典文化外译
中华民族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基于自己在中国的考察，出版了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国》，在西方引起轰动。李希霍芬首创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来的人们在不断的考察和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了历史上遥远的东方与世界各地交往的多种路向。沿着“丝绸之路”，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展开了不断的经济与商贸、文明与友谊的交往。
在交往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曾做出过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思想文化。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状态”。中国的文化同样引人仰慕。公元9世纪，一位阿拉伯作家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习俗、建筑艺术和科技成就。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关于中国元代的记载，已经随着那本《马可·波罗》尽人皆知了。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专门提到，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旁，树立着一座小型的石碑，上面刻着的碑文是：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这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而出自福建省巡抚徐继玉(Xu Jiyu)之手，并于1853年由中国政府刻成碑文，作为礼物送给美国。碑文所凝聚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立国以来的政治和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以众为师，以各国人民为师，不断学习和创造的过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段话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与人交往的原则：虚心向人学习，诚心与人相处。汉代的张骞、班超、甘英出使西域，最远抵达地中海的边上。他们在旅程中，带着丰厚的礼物，显示了交朋友的诚心。在唐代，《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在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情况，详细记录了各地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等。玄奘也带回了南亚国家的古老文化。他把带回的佛经组织人进行翻译，佛家文化深刻影响了唐代的诗歌、建筑艺术，也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比如，佛教传入前中国只有今生今世的观念，是佛家带来了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之说，扩大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文学的观念也多样化了，诸如“空”、“境界”等观念，与佛教不无关系。
同时，由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绵延，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保护和弘扬，我们从其他国家取得的经典还反过来帮助了这些国家。这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文化“倒流”现象。季先生曾专门指出中国佛教“倒流”入印度，如唐玄奘曾将《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使其在印度流传。根据《大唐西域记》，印度弥补了自己古代历史记载的缺失，连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也是参考了《大唐西域记》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
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盛况空前。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20世纪末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的潮流，带来了翻译西方文化的三次高潮。西方著名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著作几乎全被翻译过来了。这些引进的著作，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宝库，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相比，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世界所了解和准确认知，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今天的图书出版业中，引进与输出存在巨大的逆差。这与我们的国家形象、与我们的综合国力不相称。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今的世界失去了魅力吗？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上失去了适用性吗？显然不是。原因也许很多，但我想，关键还是要从自身做起。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交流共享、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一优良的传统一要继承，二应该发扬光大。
三、《大中华文库》编辑出版的启示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进行中华文化经典外译的一项文化工程，也是向世界介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1994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单位的指导下，这个项目开始启动。《大中华文库》的入选作品，主要为我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性古籍，计划规模是110种。截至目前，已经由13家出版单位出版了前后三辑，共52种94册，约6000万字。
《大中华文库》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重视和支持。2004年8月16日和2005年8月23日，温家宝总理先后两次致信，关心、鼓励并提出要求。国家总理为一套书两次致信，恐怕古今中外没有或少有先例。温总理指出：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认为该套丛书翻译和出版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的出版水平；殷切期望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并期待看到新的成果。200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中，要求抓好大型对外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的出版翻译工作。外宣办有关领导曾指出：“《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深层次的对外宣传工作，意义深远重大。”《大中华文库》列入了国家“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大中华文库》从选目、版本到古今翻译、中英文翻译，都非常严谨。对选题和版本，各方面的专家人才一一加以认真的论证和细致的校勘、整理。无论是由古文译成白话文，还是由白话文译成英文，基本上是组织了内地最适合的专家人才来做，保证了整体筹划成功、版本选择权威、英译准确传神、体例妥当完善。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翻译界、出版界的关注，得到了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沙博理、袁行霈、金开诚、韩素音、李赋宁、李学勤等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季羡林先生认为：“《大中华文库》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前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任继愈先生表示：“《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质量很好，够国际水平，能代表我们国家的出版水平，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著名美裔专家沙博理说：“外国学者当然知道中国文化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人民、中国学者自己理解得那么深刻。他们的翻译有时根本没有翻译出原文实质精神所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这项工作是可靠的，而且很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光荣的开头。”
我们从书的封套设计可以看出这套文库的精神所在。书标是一个门环，象征着用这个门环叩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书的封面是黄河壶口瀑布，以一泻千里无可阻挡的气势，象征文化长河的浩浩荡荡；书脊是万里长城，表示用一本本文化经典，筑成中华民族文化上的万里长城。
到目前为止，《大中华文库》只能说有了一个光荣的开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有两项工作正在启动，一是在出版英文版的同时，正在着手出版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等语种版的工作。二是书目选择的范围要由古代扩展到近代、现当代。尤其是现当代的工作要赶紧做。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向外译介反映当代中国新形象的作品，与中华经典文化的外译同样重要。克林顿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热情洋溢地赞扬中国的改革，他说：中国处于历史性时刻，能和你们光辉灿烂的过去相提并论的，只有贵国目前气势磅礴的改革和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不仅拥有悠久辉煌的过去，还拥有一个充满活力、高速发展的伟大现在。谈论一个“新”的中国，强调不断的自我创新是中国的品牌核心所在，这样做不但可以立即迫使一些人质疑他们对中国一直抱有的旧看法，也有助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分歧。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现在，是《大中华文库》出版工作中同时关注的两个方面。
通过出版《大中华文库》的实践，我深深感到，从事中华民族文化经典外译工作，特别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静下心来做事
静下心来做事，看起来是个简单的要求，但真正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并不容易。做出版人，能够出版一些于己于民于国有价值的图书，真是无上的快乐。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每年出版图书二十多万种，新书超过了13万种，许多图书出版后并没有多少读者，也没有很大销量。连国内的读者都不愿看，怎么能输出到国外？而《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再次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的魅力。经典的魅力永存，经典的魅力能够跨越国界。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做了两件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大事，一是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二是用中文翻译了《几何原本》。经他翻译的《四书》尽管粗糙，但在西方人眼前展开了一个奇妙、博大的东方文化世界。我想说的是，消除浮躁，学习这位传教士向西方翻译传播中国经典文化的热情，切实地做些事情。
2.培养人才
传统经典的外译需要特殊的人才，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又要对西方语言运用自如，而且要发挥出西方语言自身的魅力。这实际上是要求人才同时熟知并能体悟中西方语言、文化的神髓。比如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先生，他们对中华文化魅力的理解，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同样深厚的中英文运用能力，使他们在我国传统经典的外译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我们的榜样。
随着老一代翻译家年岁愈老，人才已经青黄不接。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教育在内地曾经出现过中断。近些年来，内地虽然兴起了儒学热，对孩子们也组织开设了一些经典诵读之类的课程。但总的来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人并不是越来越多。
3.联合港澳台地台，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外译出版
内地、香港与台湾，同祖同宗，文化同源。而且，香港与台湾，在与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显著的地理和文化优势。伴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内地在出版政策上体现出很好的势头，编辑队伍也日益强大。港澳台地台可以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中华经典文化的外译事业。
2006年年底，香港曾经举办中华文化经典外译的研讨会，中外学者共同研讨中华经典外译的历史和成绩，同时香港中华书局又举办了外译图书的展览会，在香港文化界产生很大影响。香港翻译界和出版界热情高涨，决心大力推进经典外译工作。
4.政府推动
经典外译工程浩大，非集中全国人才不能完成。此外，还需要一定的资金，这些都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得到政府的资助。政府也应推出更有力度的政策。
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美国为打开欧洲文化市场与欧洲尤其是法国，争斗不休。日本则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韩国设立“文化产业基金”，为文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对韩文的外语翻译和影视制作全额补助。这些做法都应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
5.吸收国外汉学家参与
把中文翻译成外文，难度很大，尤其是文学著作，不了解、不熟悉外国人的生活习惯、阅读习惯、语言文字习惯，很难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所以请国外汉学家参与其事，会收到理想的效果。
当然，我们请国外汉学家参与其事，一定要注意以我为主，因为中国的文化毕竟中国人最熟悉。只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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