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意识论文,全球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具有丰富深刻的全球政治意识是他的过人之处。认真研究和继承发扬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对于促进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域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意识就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映。全球政治意识则是关于全球政治关系、政治格局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政治价值评判标准、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和动因以及全球政治的共性与一国政治的个性之关系等观点的总和；是一种既立足于又超越于民族本土范围和世界历史空间的政治远程意识和政治系统意识。邓小平具有极为宽广的全球政治意识域。
（一）纵论天下，概括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以超凡的胆略，雄观全球、前瞻未来的远大视野，科学分析和精辟概括了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并以此为宏观背景，制定中国的政治路线、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
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将观察视线和思维空间置于当今世界的制高点上，考察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根据全球范围争取世界和平、争取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P105）他多次谈到， 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很多，“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邓小平认为，和平是有希望的，现在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1]（P56）邓小平纵论全球两大问题，提出了他的全球利益观和全球利益协调观。基于此，他语重心长地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P282）
以全球政治意识鸟瞰世界大势，邓小平看到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强大历史潮流，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传统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指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P105）。因而，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P127）。 邓小平还科学论证了通过全球发展维护全球和平的问题，指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1]（P249 ）。他进而预测：“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1]（P233）
邓小平揭示的全球性的两大问题，也就是全球性的两大矛盾。他精辟概括的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实质上是对全球基本矛盾的科学概括和总体说明，客观反映了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潮流，为我们观察全球政治大势和未来走向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面向未来，预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现已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话语和时代主流。它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也反映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中各国在资本、资源、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存，以及经济形式、经济活动主体、经济活动空间呈现出“全球一统”的格局相伴随，在政治领域，全球化引起了多元政治体系、多元政治制度以及多元政治文化的碰撞、渗透、融合和新的构建，导致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相互承认、尊重以及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共同标准，形成有关政治民主、政治公正、政治平等、政治权利、政治价值、政治评判、政治秩序、政治发展等多方面的共识。在《邓小平文选》中虽然没有“全球化”一词，但他从全球政治的角度，对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深刻的论述。
其一，揭示了全球政治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历时性看，全球政治依次经过了欧洲中心，由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再由美国中心到多极政治格局并存的三大阶段。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P353）同时，邓小平还清醒地看到， 当今世界多极格局的并存，并不意味着多极均势的形成。多极格局在力量对比上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多极化并存的政治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邓小平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1]（P329 ）对于全球政治未来的发展趋势，邓小平非常乐观，他说：“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P360）
其二，揭示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当代的新战略。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日益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都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遏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对社会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赤裸裸地颠覆、硬性渗透、强行倾销意识形态的露骨手段，而采用柔和的“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瓦解”，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当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欧和苏联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时，邓小平就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P344）现在， 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势力，乘全球化之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知识智能积累，凭借科技力量的绝对优势，强行传播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加强和平演变的战略攻势。这些事实从另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邓小平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其三，提出政治家应具有全球政治责任意识。在全球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政治相关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政治家具有全球政治责任意识越来越重要。这种全球政治责任意识要求政治家应本着既对本国负责、又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的责任感协调好全球政治关系。邓小平指出，中国人考虑问题，不是从自己的角度，而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他尖锐批评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指出他们动不动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不负政治责任的做法。他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1]（PP359～ 360）针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到处插手，唯恐天下不乱，特别是在东欧、苏联制造动乱得逞后，妄图在中国制造政治动乱的阴谋，邓小平指出：“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1]（PP360～ 361）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邓小平关于政治家要确立全球政治意识的论断是何等重要！
（三）雄观五洲，倡议建立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球两大主题的新形势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和当代最重大的战略问题。显然，只有增强全球政治意识，才能对这一战略问题作出科学的构想。邓小平率先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P282）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是关系到全球政治格局的稳定、公正、合理以及各国政治有序发展的时代大课题。以往旧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都是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无论是拿破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都是如此。现在，全球要探求建立的是一种既能反映当今时代特征，又能为各国所接受并付诸实施的国际新秩序。为此，唯有摒弃民族主义的狭隘眼界，摒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或条约组织的做法，确立具有远见卓识的全球政治意识。从全球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发展的角度考察，邓小平主张，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是最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服务的，这是因为这一原则站在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协调发展的高度，充分反映了全球政治共性与各民族政治个性的兼容性和相关性。因而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P96）
要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认为全球各国都应确立如下基本信条：各个国家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参与国际事务，绝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各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相处；国与国发生争端，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发达国家不能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二、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与民族本土政治意识
邓小平全球政治意识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既以宏观鸟瞰的远程视野全息扫描了全球政治，又以全球政治为背景和参照系，把民族本土政治问题置于全球政治系统中加以比较考察，并以此来确定民族本土政治的个性特色、模式选择、目标任务、发展趋势等问题。这就正确处理了开放的全球性与民族性、发展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现代化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民主政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等一系列关系。
（一）开放的全球性与民族性 邓小平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是在全球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提出的，又在实践中将这一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
全球大开放的格局是资本主义促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45 ）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命题表征了全球大开放的时代趋势。邓小平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而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从而深刻揭示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是一个大系统的基本特征和总趋势，并且以此出发，强调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树立开放创新的思想观念的必要性。他认为，世界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交往更趋频繁多样，全球发展逐步呈现出系统化和网络化的趋势，人们的观念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必须从封闭保守转向开放创新。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P291～292)
将中国的开放置于全球开放的宏观背景下考察，邓小平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清晰的事实：一个民族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他总结了我国近代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训，强调中国只能开放，不能封闭。他指出：“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1]（P90）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1]（P90）“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3]（P132）
邓小平还就全球大开放格局下民族开放的必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3]（P91）这就深刻揭示了在全球大开放的格局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开放与全球开放具有对流性、互补性的哲理，为囿于民族本土的人们观察问题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域。
（二）发展的全球性与民族性 将中国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认识，进而提出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关系、中国发展的模式选择等问题，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显著特色。
其一，邓小平揭示了在全球发展态势下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球化推动了全球大发展。邓小平洞察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从中找出了我国的差距。他指出：“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3]（PP231～232 ）正是基于与全球比较后产生的危机意识，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发展的紧迫性。
其二，邓小平论述了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另一方面，邓小平论述了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指出：外国企业家、专家“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1]（P79）邓小平进而指出，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还在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因此，“中国越发展，世界和平越有基础”。“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 ]（P104）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1]（P79）。要求各国政治家“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P282）。
其三，邓小平阐明了全球发展的共性与中国发展的个性问题。全球发展表现为全球的进步过程，体现在全球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诸多方面。全球发展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对于任何民族的发展都起着指导和参照作用。但是，各国发展由于起点不同、环境不同、面临任务不同，又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因此，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P265）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以鲜明的语言，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
（三）现代化的全球性与民族性 现代化已成为全球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个部分。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既要反映全球现代化的共性，又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从全球现代化的共性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包容了社会的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变革的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一方面，现代化是与传统相对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过程。人类社会对传统的变革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人类通过工业革命和不断积累、发展着科技力量，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落后状态，将社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带来的划时代的变化有：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知识、信息文明）的转变；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从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从地方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封闭狭隘的人际交往到复杂开放多样的人际交往的转变。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传统的变革是一个整体的变革，而不是某一局部和某一领域的变革。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必然造成传统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形式，传统的管理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等。因此，只有通过整体变革，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此外，全球现代化还有量的指标，如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的十项量化指标。
中国现代化既要考虑全球现代化的共性，借鉴其成功经验，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P252）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定的，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民主政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 民主政治是全球的理性选择，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在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视野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要兼顾全球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如主权在民的原则、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法治和程序原则、公开性原则以及人权的原则等等，同时，更要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质的规定性，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处理好民主政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其一，邓小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长期的奋斗目标，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P168 ）他提出要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上认识，视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他强调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3]（P322）
其二，邓小平指出，发展民主政治，只能搞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搞资本主义民主。“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1] （P211）他又说：“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P220）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民主制的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P240）。“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1]（PP240～241）
其三，邓小平阐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他说：“民主和现代化一样，要一步一步地前进。”[3]（P168 ）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推进，欲速则不达。比如普选制，中国也可以搞，但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如果匆忙搞，形式上竞选可能很热闹，实际上达不到真正体现民意的目的。邓小平指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3]（PP220～221）这里既阐明了民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又说明了民主建设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特殊性问题。
三、邓小平全球政治意识的当代意义
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是我们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对于我们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自觉地用全球政治意识观察全球化现实，促使当代中国政治更加开放和国际化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是一种广泛地发生于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亦即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借助于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通讯手段，不断地超越自身活动的空间范围和既定的社会政治现状、文化圈等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认同的发展趋势。现在经济全球化使“全球一村，人类一家”的状况已露端倪，导致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多极化格局的出现：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后工业文明的多极化；政治全球化导致了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的多极化，使全球的政治格局由西方世界中心结构转向全球多极结构。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使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封闭状的民族经济已不能存在。同时，经济全球化必然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和深化，在政治等领域表现出来。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会带来政治全球化，而政治全球化必然导致不同政治体系、政治价值准则、政治文化主张、政治话语等等的交流、沟通对话以及融合互补，使全球政治在多元并存的格局下迈向更大的开放性、平等性和融合性，使政治霸权主义和单一政治模式妄图一统天下的努力成为泡影。
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深刻领悟邓小平全球政治意识的意蕴，会极大地拓宽人们的政治视域和政治思维空间，改变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往往从本国或本民族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促使人们更加自觉地从全球视角去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把握国际政治局势和发展趋势。中国政治与全球政治具有相关性。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中国应将国际社会视为自身发展的现实背景。全球政治影响到中国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限制中国制订和执行战略、政策的自主性。同样，中国政治也对全球政治以影响，中国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目标、政治价值观宣传面越广，宣传力度越大，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也越大。因此，只有养成全球思维习惯和全球决策艺术，才能自觉地将中国政治置于全球政治格局中加以考察，才能在战略上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广泛寻找合作与互补，倡导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求同存异，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积极创设有利于中国和全世界健康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
（二）有助于我们协调好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本土化的关系 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是既立足于全球，又始终着眼于当代中国政治本土建设的理论意识，是始终将中国本土政治置于全球政治中加以比较对照，并从中确定中国本土政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向的理论意识。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处理好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本土化的关系，确立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本土化并行不悖的观念，尤显重要和必要。
在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要求我们以博大的胸襟，前瞻的视野，将当代中国政治纳入全球政治的格局中认识，既看到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所造成的良好机遇，又看到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要借助于并利用好全球化的契机，将全球政治的积极成果内化为自己的丰富养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拒斥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文明都是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中发展的，任何民族的文化，既有长处，也存在不足，只有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发展。封闭自守，拒斥世界文化的最新成果，只能停滞和倒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就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4] （P420）因此，要与世界各国进行积极的政治对话，认真借鉴全球政治文明的成果，包括借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合理的成分，以丰富中国的政治内容，使政治民主、人权、法治、秩序、政治权威、政治认同、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等概念从陌生到成为日常经验话语，使当代中国政治在兼收并蓄、综合创新过程中显示出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又面临着压力和挑战，应立足于本土政治的发展。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会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下述矛盾斗争会更趋明朗化和尖锐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求各国遵守它们所要求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并着手建立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矛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建立起以它们为霸主的单极世界与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使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势的矛盾；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随时挥舞“人权”的大棒任意干涉别国的内政，同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容干涉”原则的矛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强加于世界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矛盾。因此，理性地应对全球化，借鉴和吸纳全球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必须正视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人文传统、社会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因此，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使命。总之，全球化不排斥和否定多样化和本土化。全球化作为多元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存、融合、互渗和互补，绝不是全球同化或全球西化。在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时，只有确立全球政治意识，既审时度势，呼应全球化潮流；又始终以独立自主为基准，不盲目照搬照抄，才不至于使中国独立的政治模式扭曲为依附性政治，丧失民族的尊严和国格。
（三）有助于我们处理好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充分阐明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亦即全球政治发展的共性与中国政治发展的个性的关系。两者虽有区别，但又是相互联结的。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在全球化这一宏观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就应吸纳全球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遵循全球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如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运作，科层化的政治体系，扩大化的政治系统职能范围，大众化的政治参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生活，受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力，开放化、透明化的政治舆论氛围，丰富多样的政治文化，等等。若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由毫不理会全球政治的共性的东西是不利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反，在符合我国法律、维护我国主权、不损害我国利益的前提下，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让步，政策随时势的变化作出适度的调整，则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生态环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本是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普遍原则与中国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独创，在世界上别无他例。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为全球政治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成果，只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和不断完善，而绝不能借口与全球政治接轨而否定之。
新的千年揭开了新的纪元。环视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呼啸奔腾，浩浩荡荡；俯察中国神州大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深入人心。以邓小平的全球政治意识为指导，我们一定能创造出一个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令全球注目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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