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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49-1956)
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年，如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了《教育学参考资料》（新华书店1949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行），其“编辑大意”指明，这本《教育学参考资料》“可暂用为（师范学校）‘教育概论’一科的基本教材”。1950年，如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颁发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包括《教育学课程标准》。这些“基本教材”或“课程标准”以新民主主义教育为研究对象。此外，还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如常春元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版）等。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我国东北地区解放早些，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前，就提倡“学习苏联”。东北当时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建国初，刘少奇曾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苏联有许多世界上都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注：《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发表了节译原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人民日报》题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于卓节译）；继而在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教育学》第十二章《劳动教育》（《人民日报》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蒋洪举节译）；1950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译载了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原理》（1947年俄文版）的“序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人民日报》题为《论教育科学》，沈颖、南致善合译，并认为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这对当时急于了解原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理论的人来说，乃是“雪中送炭”了。
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了。
这个热潮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学，如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1947年俄文版；据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翻译。新华书店1950年上册初版，1951年下册初版；分两册。自1951年上册第2版和下册第2版起，改由人教社先后出版，南致善作过部分修订。1951年上册第3版和1952年下册第3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1953年合上、下册为第3版合订本，其中前7章，尤其是第五章的译文，又作了订正）；冈察（查）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上、下册）（东北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上册，其后人教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教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凯洛夫、冈察（查）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57年版）等。上述苏联的教育学译本中，以凯洛夫主编的于1950-1952年出版的上、下册影响最大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当时上面大力提倡，倒也总是叮嘱：“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下边积极响应，教育界可以说真是满怀学习激情，奉之为教育学的“经典”。它成为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
二是邀请不少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讲学。召集师范院校老中青教育学教师办进修班，或挑选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办教育学研究班等形式，直接听专家的讲授。
三是本国学者积极作辅导性或普及性报告。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注：《新教育》1951年，第4卷第4期；《新教育》1952年3月号。）。又如张腾霄应北京市文教局之邀，于1951年春对北京市小学教师作教育学报告；曹孚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应上海市教育局之邀，对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教育学报告等。当年曹孚的每次报告，由速记员记录，并整版发表于《文汇报》，供教育界学习。到1955-1956年，上海市教育局还曾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育学广播讲座”，由张文郁、胡守棻等在上海电台分别播讲等。与此同时，报刊开始介绍一些学者的学习体会。如《人民教育》，连载青士（陈选善）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一些体会》，《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4-6期；第4卷第1期。）。
四是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十分用心。有的研究者比照原版阅读翻译的《教育学》，并列数翻译谬误。举例来说，正风书局于1951年出版了高晶斋翻译的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按：即奥哥洛德尼柯夫、申比廖夫）1950年俄文版《教育学》，抢时间，瞩目于经济效益，不顾社会后果，翻译的错误累累，被陈侠、尤真、马骥雄等一一读了出来（《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5月号）。
五是不断引进原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如1952年苏联围绕10个教育和教育学问题展开讨论，《人民教育》1952年5月号及时进行介绍。这10个问题是：1.教育这个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2.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关系；3.教育对上层建筑的关系；4.教育是永恒的范畴还是历史的范畴；5.教育中的阶级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东西；6.教育与发展；7.教育与遗传性；8.对于过去的教育遗产的态度；9.教育研究的方向与任务；10.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工作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人民教育》1952年7-8月号，刊出胡沙译的包德列夫、叶希波夫等的《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注：在华东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参考资料》时，胡沙译文的个别地方，曾请杜殿坤校改过；同时，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都改用了新的译文（《教育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0年版，第131-157页）。又见黄云英译：《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讨论总结》，《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6-104页。）。
六是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教育学讲义和报告。如波波夫：《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人教社1953年版）；普希金：《教育学讲义》（北京师大1952年）；崔可夫：《教育学讲义》（上册）（人教社1954年版）；杰普莉茨卡娅：《苏维埃教育学讲义》（华东师大1957年）；安娜斯达西耶娃：《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3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1957年）。张腾霄的《小学教师业务学习讲座》（大众书店1951年版）、曹孚的《小学教育讲座》（人教社1953年版，1954年再版时易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是在上述口头报告的基础上成书的，前者先后印刷33万册，后者累计发行80余万册；等等。
当年在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52年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尤其参考了叶希波夫、冈察（查）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的体系。由师范教育司邀请张凌光、丁浩川、朱智贤、陈选善等14位学者专家据上述《教学大纲》撰稿，潘开沛、王铁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4册，暂缺第二章内容）。1953年第3版时，由王忠祥修改，曹孚校订。1956年第5版时合并为2册，由陈元晖等修改，曹孚校订。这部中师《教育学》第5版的《出版者的话》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通俗地论述教育科学问题，以供师范学校学生学习之用。”（注：《教育学·出版者的话》（上、下册），人教社1956年版，封2。）
1954年，教育部组织编订了《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并说明：“新中国的教育学是研究如何对新生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科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本教学大纲又是参照苏联教育学的一般体系拟定的。”（注：《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人教社1954年版，第1页。）又于1956年组织编订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都提到它们是参照了1954年苏俄教育部批准的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大纲，结合我国过渡时期教育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注：《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人教社1956年版，第1-3页；《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人教社1956年版，第1-13页。）。可见，当年原苏联教育学的“榜样作用”是极其有力的。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除上述中师《教育学》外，不少高师都编写了《教育学》，只是正式出版的少。举例来说，有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5年；其后，北京出版社1957年第一次印刷时，分上、中、下3册，同年第二次印刷时，则分为上、下2册）；陈友端、郑其龙编：《教育学》（上、下册，1954年）；东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1956年）；开封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等。
由人教社出版的中师《教育学》，对全国中师影响甚大。它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停止使用，人教社一直到80年代才出版新的中师《教育学》（试用本）教材。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是1953年下半年“为了提高各系公共必修教育学的教学质量，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而面世的（《前言》）。它对全国高师产生过影响。
以1948年俄文第2次修订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从一个侧面说，它是苏联三四十年代教育经验的写照和总结。自1931年起，由联共（布）中央直接出面，反复指出：“学校目前的根本缺点是：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注：《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瞿葆奎主编，杜殿坤、俞翔辉、朱佩荣选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教社1993年版，第242、251、260页。）并严厉批判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伪科学的儿童学”、“教学法上空洞计划的设计教学法”等。有如人们所说的，概而言之，它在指导思想上是“三中心”的：“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它是原苏联这个时期的产物。
在原苏联1947年对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为起点的批判运动中，苏俄教科院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所于1948-1950年也曾组织了对麦丁斯基的《教育史》、对奥戈罗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的《教育学》、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对格鲁兹杰夫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以及对冈察（查）洛夫的《教育学原理》的讨论与批判（注：《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第386-544页。）。我们许多人只知道冈察（查）洛夫的《教育学原理》曾受到过学术上的批判（注：郭从周、石宝常译《教育学原理》（初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时，把一些讨论和批判以及冈察（查）洛夫本人所作的检查，已作为“附录”。），但是长时期并不了解或不大了解凯洛夫主编的这本《教育学》也曾受到学术上的讨论和批判。那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中，总的矛头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
历史地看，我国当时学习、移植原苏联的教育学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原苏联的教育学强调制度化教育，这种教育学对稳定我国建国初期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由于种种原因，一般来说，当时或在热忱的学习下未多察觉或在反复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条件下未便分析。
在这一阶段，由于1951年我国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发生了电影《武训传》宣传“武训精神”的问题。《人民日报》于5月20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文教界开展了学习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并进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批判（注：中央教科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14、131、145页；张健主编、周玉良副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0、934、935页。）。
陶行知于1946年逝世后，至1951年以前，对他的评论的基调是：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从批判“武训精神”后发起的批判，主要倾向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基本上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注：郭笙主编，王炳照、苏渭昌副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585页。）。批判采取政治运动的做法，就不是学术的争鸣，不仅出现一时的“大褒”，一时“大贬”，而且出现同一个人观点前后迥异的现象（注：郭笙主编，王炳照、苏渭昌副主编：《新中国教育四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585页。）。
同时，也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展开了批判。批判陶行知和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从1951年延续到1953年。
1957年下半年，有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1951年起的批判提出异议，于是展开了跨1957-1959年的学术讨论。
也在这一阶段，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批判。并且当时认为，在教育领域中几年来没有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抓紧批判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进而批判其他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教育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些报刊开始批判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于1955年5月号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号召教育界全面开展对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并开辟专栏。这一批判运动持续至1957年（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0、114、131、145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30、934、935页。）。
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例如在《人民教育》1950年10月的第1卷第6期和11月的第2卷第1期上，就发表过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3月由人教社出版单行本；又见《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3页）。自1955年开始延至1957年左右对杜威、胡适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是“运动式”的“急就篇”。当年的批判，出版过若干本书籍，论文极多。人教社在1955年、1956年曾选编报刊上的文章，汇集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第1集、第2集、第3集出版。运动式带有政治性的自上而下的批判，往往是“宁左勿右”的，往往是用凸透镜和放大镜的，或临阵磨刀，或违心随流，如此等等。这里失却了“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的古训。在新中国近50年的教育学建设中，这种消极的影响殊多且大。只是到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以后，对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才有较全面的评价，如赵祥麟的《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注：《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0年第2期。）等。
这次批判运动，也兼及批判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批判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
第四阶段(1957-1966)
1956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凯洛夫的《教育学》在我国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开始受到批判，这迫使我国拿出自己的教育学。另外，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我国教育步入了一个新时期，需要相应的理论。
这个阶段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一是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前4年(1956-1960)，二是以1960年开始的调整、总结的后6年(1960-1966)。在教育学的建设历程上，留下了这两个时期的一些色彩。
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注：程谪凡：《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6日。）。随后，有些同志论述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其实，在中国教育学史上，过去在引进赫尔巴特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的过程中，也曾有教育学家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过教育学中国化或类似中国化的课题。在引进凯洛夫教育学过程中又提了出来。可见这是一个合规律性的问题。教育学中国化就是要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在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上，尤其如曹孚，他于1957年春应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之邀，作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其后应《新建设》杂志的要求，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他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原苏联教育学提出了挑战，从教育与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入手，阐述教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反对教育理论中的僵化观念，批评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教条化，否定把社会主义教育模式化与孤立化，从而在方法论方面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7年6月号；又见《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579-599页。）。1957年4月底开始的整风运动，6月上旬起迅速转为反右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序幕。当时还是一个“半青半黄时期”，对苏联的教育理论还是不可擅作评论的，不宜指天画地的。曹孚的超前行为，当然受到批判。他写了检讨（注：《对〈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检讨》，《新建设》1958年第2期。），但也滑到了所谓“边缘”。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它严重地扩大化了，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斗争，使刚起步的教育学中国化的探赜索隐，几乎倏然而止。
1958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又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一本社会主义教育学。采用凯洛夫《教育学》就代替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同时认为凯洛夫的《教育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认为能担任任何职业是空想主义；在党的领导上，不强调教育工作除了思想原则上的领导外，还有具体政策上的领导；在办学上的单一刻板；在教育方法上不要因材施教。并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教育学。6月，教育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学校下放，中小学学制和课程等问题。同时指出凯洛夫《教育学》从反对“教育即生活”走向另一极端，强调基础知识，忽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尤其是忽视党的领导，于是被否定了的那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学复活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21-222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81、939-940页。）。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也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迅速出现了教育“大跃进”的局面，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勤工俭学，出现了大办工厂、大办农场，课程、教学改革的群众运动。“教育大革命”开始了！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在8月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红旗》1958年第7期；又见瞿葆奎主编，雷尧珠、余光、黄荣昌选编：《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人教社1991年版，第261-279页。），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注：《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280-288页。），都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内部的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它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判它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批判它的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5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50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亦“天悬地隔”了。
教育大革命的极左浪潮汹涌澎湃，对教育学建设产生了不小的负效应。中国教育学百年的一度小曲折就在这个时期。北京师大1958年9月编的《教育学教学大纲》说：“过去教育学的教学，不是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出发，不是从党的教育方针出发，不是从我国的教育实际出发……”，这也许是当时许许多多教育理论工作者“深刻反思”的说法。在“教育大革命”中，贯彻了“大跃进”，坚持了“群众路线”，发动大学本科生（可能有的还没学过或没学完教育学课程）参加或单独编写教育学教学大纲，甚至教育学教材，并与教师编写的大纲或教材进行评量。而且总是学生的先进，教师的落后；学生的受表扬，教师的挨批评。在教育学中国化道路上，真是水有九道弯，路有十八坡。
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等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在“反右倾”的声势下，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气派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它“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红线，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阐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并反映我国教育革命的丰富经验，尤其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丰富的创造性经验，全面揭露全日制学校（以中小学为主），半日制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的规律性，使我们的教育能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服务，为多快多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服务”。1960年印出了《教育学（初稿）》。
《教育学（初稿）》分为五编：第一编，毛泽东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二编，全日制学校教育；第三编，半日制学校教育；第四编，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第五编，教育的科学研究。这是一本囊括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教育学”。就其与其它教育学的可比部分，即对全日制学校教育的论述而言，共有九章：全日制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德育、智育、体育、学生的生产劳动、学生的科学研究与科技活动、学校中的共青团少年先锋队与学生会、班主任工作、学校的组织和领导。在其“智育”一章中，智育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教育大革命中在实践上不少左的措施和理论上不少左的思想，逆教育客观规律而行，造成教育工作的混乱，教育质量的下降，早已由历史作出结论。用一些论者的讲法，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这一阶段前期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往往有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之嫌，甚至就是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这在实质上是否定了教育学自身！可是也许要看到，这种走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的道路，在当年是无可奈何的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经验总结”的结局。不其然乎？！
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教材，还有河北北京师院教育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南京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华东师大教育学教研组、上海师院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学讲义（初稿）》（上、下册，1959年）；上海市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编写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上、下册，1959年）；华南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年）；华中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初稿）》（1959年）；等等。
进入60年代，全国工、农、商、学都进行调整，教育领域左的倾向得到了遏制，教育学建设出现了转机。特别是周扬在1961年4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作了报告，为编写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教育研究》1980年第3期；又见《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341-360页。）。与此同时，教育部从1961年开始，草拟了《高校六十条》[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学五十条》[即《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小学四十条》[即《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381-433页。），它们是在1961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总结了建国以来大、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经验，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另一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境下，开展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心的批判运动。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量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批判了所谓超阶级的“母爱教育”、“美育”、“红专”等。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尤其对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进行半公开的“笔伐”，例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2月号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3月号刊登了《“智育第一”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口诛”是“教育大革命”的继续，是相当公开的，例如1964年暑，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教育学讨论会，逐章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等等。
在1961年那次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确定由刘佛年主编一本教育学。当他拿出编写组的《教育学提纲（初稿）》后，周扬针对《提纲（初稿）》，先就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史与论、正面问题与反面问题、共性与特性等一般性问题提了意见，然后逐章提出建议。他认为，要以探索特殊规律为主，但不能忽视共同规律；要历史地看问题，并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教科书以正面讲述为主；要注意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周扬谈话的方法论意义，至今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嗣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4次内部印刷试用4度修改补充，历时3年许。从1962年第1次印刷试用，到1964年印刷试用，已踏入1963-1964年“九评”（九次反修评论）的岁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本书长时没有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为应教学上的急需，1978年重印了一次。后应人教社的要求，稍加修改于1979年才正式出版，署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注：“文革”中，1972年，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院和上海教育学院5院校被强行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上海师院、上海体院、上海教院相继恢复建制，从“上海师大”分离出去。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恢复华东师大原名。）：《教育学（讨论稿）》（上、下册）。旋又合成一册。1981年函请人教社停印时，已4次印刷，印数近50万册。对于这本教育学，人们自有议论，有人认为它以提高理论水平和“古今中外法”为方法论原则，力求从“政策汇编”与“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模式下解脱出来（注：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和迷惘的教育学》，《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9年第3期；又见《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53页。）。作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曾以努力探讨教育规律为己任，并在联系我国当时的实际上迈出了一步，毕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时代痕迹。
文科教材会议后，同期还有其他的《教育学》出版，如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授提纲（初稿）》（1961年），《师范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江西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教育学讲义（试用本）》（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华中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1962、1963年），等等。
第五阶段(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和技术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也是学术的灾难。这是10年“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疯狂岁月！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中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同一天晚上，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放了授意的北京大学七人的这张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字报。次日，即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张大字报说：“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谓“上揪下扫”，“文化大革命”迅即席卷全国。
“文革”开始后，在一片打倒声中，在一片砸烂声中，在一片斗争、批判声中，教育学在劫难逃！这是中国教育学百年中一次大曲折、大破坏。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改造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大约在所谓“复课闹革命”后，“教育学”的名称才先后出现在师范院校的校园里。当时对中小学的复课闹革命是这样说的：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
师范院校里那时“教育学”这个名称所表征的，是语录化的“最高指示”。教育学语录化了。有的院校干脆叫“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在许多师生心目中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其教学纲目往往是：“教育要革命”，“必须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坚持‘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以及“建国以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等。这些专题都是介绍和讲解毛泽东的语录，因而教育学变成了“语录学”。这些语录是教育大批判的特殊武器。因此讲语录与批教育学相互为用，可以说这合成了当年的“语录教育学”。
有论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延续正是推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注：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7卷，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林彪、“四人帮”是“天才”的造神论者。毛泽东被神化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作用也被神化了。各种辑集的“教育革命”的语录不说“铺天”，也是“盖地”了。1967年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语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说这本陈伯达一伙编辑的本子，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并要求各地立即在一切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个纲领的群众运动（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4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16-417页。）。连小学生也人手一册。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四人帮”控制了所谓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编造了名噪一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它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称“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根精神支柱。张春桥、姚文元一下子成了“教育学”的暴发户。这个《纪要》，是这些“教育学”骗子被钉在中国当代教育学史的耻辱柱上一份黑色的骗子“教育学”。
历史往往是一位严峻的“法官”，有时也会成为最大的“被告”。10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它留给人们的思索是十分沉重的。当时呀，广大的教育学工作者真感到：天苍苍，地茫茫，教育学何处！？
这一时期只给人们留下了教育学的零星的“证明性”材料，如上海师大教育系《教育学》公共教学小组编：《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讲稿，修改稿）》（1972年）、广西师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1973年）；广东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讨论稿）》（1974年）；《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上海市出版革命组1970年版）；等。
第六阶段(1976- )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一场10年的历史的、时代的悲剧终幕了。之后，全国人民批判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并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教育学工作者重新解放了思想，决心更新观念，矢志重振教育学。这在1978年萌发、1979年兴盛，历时10年之久的“教育本质”的讨论也可得到映证。1978年，于光远在《学术研究》上发表《重视培养人的研究》（注：于光远：《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这是向当时“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习惯性认识的挑战。“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本质”的争鸣汇成气候，《教育研究》杂志成为主要论坛。1978-1996年，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本质的讨论文章约300篇，关于教育本质的“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辩、“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之辩、“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辩、“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辩、“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辩、“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辩、“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辩等等，确乎百花齐放，蔚为壮观。
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旗帜。它成为教育学界关注的主题，围绕它相互研讨，著书立说，形成热点。
如此活跃的学术气氛，与高师院校对教育学的迫切要求，促进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即“十年浩劫”后首批教育学教材的出版。刘佛年主编的那本《教育学（讨论稿）》于1979年出版时，在《前言》中说：“稿子是十多年前写的。现在看来，许多内容已经陈旧，理论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又说：“这个讨论稿在表述上，从概念、从方针政策出发多，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少。在编写时，我们虽然注意到把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证明结合起来，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没有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有的地方，只作论断，缺乏材料；也有的地方，材料堆砌，分析不足。文字也写得呆板，读起来很不生动。”并且“殷切期望不久就有较好的教育学教材来代替这本旧作”。自我剖析，存真求实；拳拳之情，寄于来者。
1978年，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率先编写了《教育学讲授提纲（征求意见稿）》（四个分册），1980年修订为《教育学讲授提纲》（上、下册）；徐国棨主编的中师《教育学》试用课本，也于1979年出版；华中师院、河南师院、甘肃师大、湖南师院和武汉师院五院校一些同志协作编写的高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于1980年由人教社首次出版，经多次修订再版，共发行200余万册，后由王道俊、王汉澜担任主编，对这本教育学进行了较大修改，于1988年由人教社出版了《教育学（新编本）》第1版，1989年又出版了第2版；南京师大教育系编的高师教育系专业基础课教材《教育学》，由人教社于1984年出版，它是在1980年编的《教育学》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而完成的；顾明远、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作为试用本由人教社1982年出版，1987年为第2版；等等。
这些先声之作为带动我国教育学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它们之后，到1990年12月为止，经与北京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实，我国公开出版各个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共111本（包括哈萨克文的、朝鲜文的）（注：瞿葆奎：《建国以来教育学教材事略》，《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尤以1986-1989年为峰期。在这1979-1990年12年时间里，可谓风起云涌，火树银花，且多有融汇、取舍。1991年至今，估计又增二三十本。这表明教育学工作者力求使教育学教材配套，并在各种层次上，使比较单一化的教材转向多样化。各种教育学本子，在框架结构、理论研讨、反映实践、表达形式等方面，都有所尝试。在这么多教材面前，一方面感到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又不时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议论。对有的教材自诩在观点、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云云，论者称“雷声”与“雨点”未必谐和；对有的教材以“新”、“填补了空白”自负，论者认为评价的主体在出书后的读者，而不是出书前的作者。诚哉斯言。
教育学的教材建设，在这一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前进的。同时也面临着教材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反思，例如，教育学教材较合理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又如究竟如何理解教育领域中的实践与理论、规律与政策、历史与逻辑、批判与继承等等之间的关系？再如教育学教材改革和建设的“出”路在哪里？还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与作为一门课程的教材，其建设的关系怎样？如此等等。
在这个阶段，与教材并驾的是一批教育学专著的出版。例如厉以贤主编的《现代教育原理》（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张诗亚和王伟廉的《教育科学学初探》（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成有信主编的《现代教育引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陈桂生的《教育原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孙喜亭的《教育原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方展画的《教育科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黄济和王策三主编的《现代教育论》（人教社1996年版）、陈桂生的《“教育学视界”辨析》（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等。此外，不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好多部教育学或教育丛书。还出版了一些参考资料，如华东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参考资料》（上、下册，人教社1980年版），南京师大、上海师大、安徽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师院教育学教研室合编的《教育学教学参考资料》（3册，人教社1985年版），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学文集》（26卷共30本，人教社版）。
原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为了推动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1991年起，组织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行政方面的专家和优秀中小学教师等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五次研讨会，八度改稿，组编了《教育学学科建设指导性意见》（人教社1995年版）。
这个阶段，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的教育学专著和教材，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生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米亚拉雷等著，郑军、张志远译：《教育科学导论》（国际教育局“教育科学丛书”之一，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思穗、马兰也译了这本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巴拉诺夫等编，李子卓、赵玮等译校：《教育学》（人教社1979年版），陈历荣等也译了这本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哈尔拉莫夫著，丁酉成、曲程等译：《教育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休金娜编、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中小学教育学》（人教社1984年版）；巴班斯基主编，李子卓、杜殿坤、吴文侃等译：《教育学》（人教社1986年版）；奥恩斯坦著，刘付忱、姜文闵等译：《美国教育学基础》（人教社1984年版）；大河内一男等著，曲程、迟风年等译：《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等。
综观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建设的成绩斐然可观，其方方面面，织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三次热潮，而且是中国教育学百年史中一次空前的热潮。它似乎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在主体上，思想解放，自觉性强，许多教育学研究者向历史负责，放眼世界，四海择珍，广收教育信息。二是在内容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许多新的教育观念都被吸收到教育学中来。三是在方法上，思辨与实证、定性与定量互补为用的观念正在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并逐步落实到研究过程中。四是在结果上，如前所述，各种版本的教育学如雨后春笋，有学风严谨、思路开阔、具有一定特色的著作，但也不庸讳言，还有为数甚少而社会影响甚坏的一些情况。如为评职称突击编写的所谓“复印式”教育学；热衷外延轻视内涵，套用新概念叙述旧话语编写的所谓“装璜式”教育学；借权行事，利用行政手段与“红头”文件发行的所谓“树碑式”教育学；“跨校合股”自编自用短平快的所谓“同仁式”教育学”；以实利为目的编写的所谓“创收式”教育学。这是教育学界既要敢于面对自己，又要敢于面对别人，端正学风的问题。
台湾教育学者也有许多成就。在近50年中，前后编著正式出版的约四五十册，其中如田培林主编的《教育学新论》（文景出版社1968年版）、庄怀义等的《教育概论》（空中大学1994年版）、叶学志主编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94年版）、王家通主编的《教育导论》（丽文文化公司1995年版）、欧阳教主编的《教育概论》师大书苑公司1996年版）等尤可注目；贾馥茗的《教育概论》（五南图书公司1979年版）、林玉体的《教育概论》（师大书苑1998年版），具有其独特观点；黄光雄主编的《教育概论》（师大书苑1990年初版，1991年增订版）印行最多。又如杨深坑的《理论·诠释与实践——教育学方法论论文集（甲辑）》等，甚有分量。
历史是“见证人”，它把中国百年教育学的光明与灰暗、荣耀与羞辱、进步与落后，努力和盘托出，让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