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吾尔族论文,特征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07）04—0114—05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所处的地域、文化、性别文化的几重边缘性，让维吾尔族女性作家拒绝了外面太多的浮躁、纷扰与喧嚣，也拒绝了内地一个时期以来非常流行的“私人化”写作。而她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认知，对世界性现代意识的融合认同，以及女性特有的思维及民族语言等方面的优势，无疑给新疆维吾尔族女性作家带来了更多独特的灵感，使她们的创作富有独特的审美特征。无论是以性别视角还是以超性别视角，她们均以一种执着的热忱和坚守的力量守望着创作的故土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造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所创造的独特的艺术天地恰恰又是“边缘”以外的女性作家们所不可替代的。她们的创作为中国女性文化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言说范例和互补的艺术空间。
一、鲜明的民族、民间、地域特色
新疆维吾尔族女作家对本民族的文学、文化、艺术有着深刻的热爱、理解和认知，她们在故乡广袤的土地上，恪守着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其独有的视角，始终实实在在地关注现实，关注民族的兴衰发展，关注维吾尔族女性的命运遭际。她们在创作中，以其拥有的丰厚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为素养，自觉不自觉地把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表现出来，并用现代意识重新整合建构，以此作为对民族文化的深度弘扬，由此，她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民间、地域特色。
维吾尔民族在片片绿洲上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绿洲四周则是被风沙干旱包围的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故维吾尔族女性文学也呈现出农耕文化和绿洲文化的特质。维吾尔族人倍加珍爱绿树成荫、花儿朵朵、月色溶溶的绿洲。维吾尔族历代作品，常常善于运用比喻手法，将他们最美好的情感，最喜爱的人和事与绿洲上的花草树木明月天空联系起来，使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女性文学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使她们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奇特的美。在维吾尔族女作家笔下，绿洲上的水格外清，树格外绿，天格外蓝，太阳格外红，月亮格外亮。如哈里黛·伊斯拉依里的代表作《沙漠之梦》。一开始，作者就以朴实的白描手法，向读者展示了在沙丘环绕的大漠深处绿荫覆盖的小村庄的美景，有如一副清丽的画卷，女主人公起初爱情的憧憬和甜美犹如这美丽的绿洲。
走出绿洲，那无垠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除了从整体上寓意着维吾尔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所在和精神所在之外，在维吾尔族女性作家的笔下更多是灾难、痛苦和死亡的象征。《沙漠之梦》恰是如此。“沙漠”，在小说中是一个复杂的意象，与绿洲形成鲜明的对比。首先，它象征着男权中心话语主导的人物关系中，女性追求真爱、追求爱的权利而不得的悲剧结局。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遭遇的是爱的沙漠。无爱的心灵就像沙漠一样干涸，只有爱才是沙漠中的清泉，才使得沙漠具有灵性。同时，它还象征着女主人公鲜明脱俗、超越常规的沙漠气候般变化剧烈的性格特点。沙漠的气候经常是在两个极端中交替循环往返：酷热与严寒，干旱与急雨，沙尘暴旋风与寂静凝滞状态交替往返。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人，内心也会酝酿着激烈的极地风暴，爱起来像烈火燃烧，恨起来痛快淋漓。女主人公艾吾孜汗就是这样一位敢爱敢恨的维吾尔族女性形象。
《沙漠之梦》这一悲剧故事，不独是题材来自民间叙事诗，而且作者将富有象征和暗示的民谣放在开头：“不让花儿配花儿／偏要花儿配刺儿／不等花儿找花儿／嫁了昏聩老头儿。”一下子就让主人公的命运进入了悲剧氛围。使得这一来自民间的题材，被赋予不断延伸和创新的元素，获取了新的艺术生命力。运用双语创作的维吾尔族女作家古丽尼莎·加玛勒的作品《红玫瑰和百灵鸟的故事》也是从广为流传的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汲取了素材和丰富营养。作品以鲜明的现代意识塑造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维吾尔族现代女性的形象，使一个民间传说的古老故事带着鲜明的时代进步的印记。
一些作品用在维吾尔族生活的绿洲和戈壁中最普通最常见的花果草木作为象征物，来表达多重意蕴。有的象征少女的美丽和脆弱，有的象征美好的爱情与幸福，有的在预兆人的命运或生活的吉凶。如热孜万古丽的《神秘的苹果》和《沙枣花》。前者借着传情并且致使怀孕的苹果，表现了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追求向往；后者则描述了一个沙枣树下发生的故事——女主人公在沙枣林中憧憬着梦幻般爱情，遭受欺骗梦醒之后奔跑到沙枣林想自杀，又出现了腹中的孩子在沙枣树丛中摘吃沙枣的幻影——女性人物的命运遭际与维吾尔民族的民间民俗、日常生活景象互为依存。
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各得其所。维吾尔族女作家的一些作品有意无意地渗透着这一宗教观念。《苹果的故事》为了满足维吾尔族人民群众的普遍审美需求，在附加结构里显示了活着的儿子在心灵感应中得到了母爱，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敢于同不合理的事进行抗争，使多年被迫骨肉分离的母亲顿生欣慰。《彩色旋风》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拍马逢迎达到目的，但内心却被别人和自己的鄙夷搅扰，永不得安宁。
维吾尔民族是一个有着丰富谚语的民族。早在11世纪，马赫穆德·喀什葛尔的《突阙语大词典》里就收录了近三百条维吾尔族谚语。维吾尔族女作家的作品中常常犹如粒粒珍珠般闪现着生动形象的生活化比喻，富有鲜明的民族、民间色彩。例如，“正午时分，阳光把大地照射得如同馕坑般炎热……正是南疆农村被人们称之为‘在土里摊个薄馕也能烤熟’的季节。”“我像一个患病的小鸟，垂下了翅膀。”“阳光带着病容般的苍白。”“她犹如灌好的面肺子一样丰满洁白。”“光光的脑门和皮肉松弛得像旧套靴一样皱巴巴的脖子。”（《沙漠之梦》）这些比喻都与维吾尔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有着密切关系，又那么生动形象。一些作品中对于歌舞的描绘，和偶尔插入的木卡姆乐曲情调的感受，与人物和情节自然贴切，有种血脉相通的感觉。如：父亲取过“那柄亮光光的旧都塔尔琴又弹又唱……有时也能东拼西凑地弹上几首木卡姆，那忧悒的曲调别有韵味，他自己就会潸然泪下。儿女们就在这无穷无尽的伤感动人的歌声中长大了。”（《多雪的冬季》）其把一个贫穷多子家庭的生活鲜活呈现出来。这是因为木卡姆的文化艺术元素已经深入民间，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院落，溶化在民族血脉中了。这既是他们精神的慰藉滋养，又是生命的依托支撑。
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还表现在维吾尔族女作家对于社会痈疽、世风日下、不良嗜好的揭露指斥，表现了她们对于民族精神传承的忧虑。如哈里黛·伊斯拉依里的《彩色旋风》中对灯红酒绿的奢靡旋风、趋炎附势的腐败旋风的披露；《多雪的冬季》中对贩卖毒品的黑恶实力的鞭挞，对贫民女子沦陷杀入魔窟的扼腕痛惜。维吾尔族女作家显然警觉到在这个骤变的时代和转型的社会中，维吾尔民族的优秀品格和传统美德以及价值观所遭遇到的某种危机和挑战。她们无疑在批判的同时，也在弘扬着民族正气和民族文化。与对恶德败行的揭露指斥的同时，维吾尔族女作家对于纯朴、热情、坚韧、顽强的生命意识赞颂弘扬，以及再困难的时候都不会忘记希望和情趣的乐观从容，也有着切合维吾尔民族文化本质的动人描摹，诸如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经历一段人生曲折坎坷后，终于回归土地，在劳动中，在身体和心灵沐浴的红光中，找回了健康、健壮、坚实的自我。而且，有意味的是女主人公没有具体的姓名，只用“她”指称，既借以强调作品意义的普遍性之外，显然象征着维吾尔族劳动妇女有如沙漠戈壁中生长的胡杨、红柳一般正直、顽强、坚韧的民族性格。诸如《神秘的苹果》，其讴歌了无处不在的母爱，表达惩恶扬善的美好意愿，有着弘扬维吾尔民族善良、勤劳、勇敢的生命意识的多重意蕴。
二、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
20世纪70、80年代的女作家阿依夏木·艾合买提、吐尔逊娜·玉努斯、阿依古丽·毛依丁、迪里达尔·艾则孜、艾里拜尔·穆罕默德、迪丽拜尔·克尤木等，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重视对社会现实的描写，按照生活的原貌再现和反映生活，尽量按照时间和空间的连贯构思作品，重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确保了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和完整性。
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一批年轻维吾尔族女作家们的表达方法则有了很大变化。她们的创作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又侧重了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融入了对表现形式的多样尝试和不懈追求，这使她们作品中深厚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元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些女作家已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有着鲜明的维吾尔民族特色的共性，而且又有着各自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
哈里黛·伊斯拉依里擅长哀婉细腻的心理描写。这个特点在《轨道》中最为出色。这篇小说采用了日记的形式。日记就是心灵的窗口，可以把最隐秘的感受尽情宣泄出来，也可以把精神分裂患者的不寻常心态揭示出来。“日记”为精神病患者的心路历程找到了“有意味的形式”，最恰当不过。弗洛伊德说过，夜梦是愿望的满足，白日梦即幻想，也是愿望的实现。当主人公陷入到白日梦中不可自拔的时候，就已经是精神分裂了。可以说，在《轨道》中，内容和形式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这正是她采用“精神分析法”的成功试验，采用意识流手法的成功探索。
此外，哈里黛·伊斯拉依里小说的突出审美特点还在于，为数不多的大自然风光的典型细节描写含有某些神秘的象征意味。这种从《福乐智慧》就形成了的表现手法，在哈里黛的创作中发出了新的光辉。例如在《彩色旋风》里：“闪耀着红、白灯光的汽车不时打破夜晚的宁静，像野兽一样风驰电掣，呼啸而过。”使人产生了不安的联想。在《轨道》里，和现实生活刻板、拥挤、狭窄的城市生活秩序相对照，“窗外不时传来淙淙流淌的泉水声，远处可以望见白雪覆盖的天山雪峰。”一种渴望冲破束缚、拥抱大自然的情怀跃然纸上。而《沙漠之梦》通体象征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得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十分完满，把一个敢爱敢恨、性格刚烈的维吾尔族悲剧女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热孜万古丽·玉素甫则是一个将乡村题材与现代派艺术手法融为一体的好手。那些来自民间传说的故事，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原生态，而对西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与运用，使作品的言说形态有很大张力，引发了阅读的兴趣和回味。这一点在其作品《神秘的苹果》里尤其达到了较为娴熟的程度。作品有着很浓厚的神秘色彩、荒诞性和心理分析的意向。作家把心理活动搬演成了现实存在；写心理失衡的人的情感知觉比实在的具体感受还要动人和真切；写虚幻的母爱比真实的存在还要细腻感人，在对第六感官的描摹中展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作品的艺术手法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恰是传统与现代手法的结合，这不仅使女作家发现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使她的作品在维吾尔族女性文坛上独具个性，独树一帜。
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飞蓬的梦》象征意象更为丰富。“飞蓬”是一种广泛生长在新疆沙漠地带、山坡草地、牧场或林缘的草本植物。高尺许，叶互生，上部分枝带紫红色，花有黄白两色。根系入土浅，一有大风很容易连根拔起，随风旋转。飞蓬还是极好的燃烧物品，起火迅速，火势旺盛，但是燃烧时间短。飞蓬初则象征了爱情之花曾像飞蓬一样绚烂绽放，继则象征了女主人公阿依古丽和穆罕默德的短暂而热烈却又毫不牢靠的爱情。显然，《飞蓬的梦》里的飞蓬意象，在更深的意义上象征着阿依古丽的命运就像飞蓬一样，瓢泊、落寞。真爱在落寞和幻想中如飞蓬燃烧一样灰飞烟灭，现实的婚姻和命运，却还是如飞蓬一样，掌握在“风”的手中。
在这里“苹果”和“飞蓬”在作品中既是单纯的自然界中的美的物象，又与命运多舛的悲情女子形象叠合在一起，它作为物的形象的意义减弱了，而女主人公命运的象征意义却更加鲜明了。
三、女性人物形象多具有浓郁的悲剧特色
维吾尔族女作家作品的共同审美特点在于她们笔下女性人物形象多具有浓郁的悲剧特色，审美意蕴含有浓郁的悲剧美。
所谓悲剧，是指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内容规定性。也就是说，构成悲剧的矛盾冲突和促使悲剧人物陷入悲剧状态的性格特征。简言之，悲剧实际上是表现痛苦和灾难的，是表现人生大不幸的。维吾尔族女性文学所体现的悲剧特色，既不像古希腊悲剧那样，表现人与神之间的对抗，也不像莎士比亚悲剧那样，注重人性的深度寓意，而是着眼于社会现实的悲剧、世俗观念的悲剧。
维吾尔族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自然而然流露，性别观念的逐步觉醒和明晰，把她们笔下女性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情感的碰撞，推向了极致。维吾尔族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身份、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文化水平怎样不同，都在传统与现代、皈依与反叛中挣扎煎熬，都在亲子之情和无爱的婚姻中盘桓难决。一方面，女性的温良、坚韧、富于责任感、同情心和亲和力、对于真善美的与生俱来的追求，都通过各种感性形式在作品中得到较好表现。另一方面，内心反叛传统，反叛封建家长，反叛社会陋习，将追求自我、救赎自我的意向变成坚实可行的行动，这些又与实际生活中的进退两难、矛盾重重境遇的胶着、冲撞，成为普遍存在的心路历程，也成为作品中女性人物心灵搏斗的主旋律。诸如《鸿雁湖》中女主人公祖合热、《轨道》中女主人公阿斯亚、《飞蓬之梦》中的女主人公阿依古丽、《沙漠之梦》中的女主人公艾维孜汗、《多雪的冬季》中的女主人公尤丽吐丝等等，都是在爱情、婚姻中遭受侮辱的、精神被压抑的、尊严被践踏的女性形象，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悲剧色彩。通过这些形象，揭示了维吾尔族女性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情感焦虑和坎坷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她们心灵深处的欲望、迷茫、彷徨、悲哀以及希望、欣喜，真实可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而其中典型的悲剧女性形象当推《轨道》中的阿斯亚、《沙漠之梦》中的艾维孜汗、《多雪的冬季》中的尤丽吐丝。
如果说《多雪的冬季》中的尤丽吐丝的悲剧是典型的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猖獗的黑恶势力、杀人不见血的白色魔窟是尤丽吐丝沦为吸毒女的罪魁祸首，那么，《轨道》中的阿斯亚的悲剧则更多是“心灵型”的，是内心的挣扎、奔波、较量和延宕。善良的阿斯亚把自己纯真的爱情奉献给了一个并不爱她，也不值得她爱的薄幸无耻的男人，一直像她不幸的母亲一样，在无爱也无性的生活中饱受煎熬，内心憧憬着真爱又不敢回应，终日“在遥远的过去和没有感情的历史与心灵的呼唤之中挣扎”，“累得精疲力竭”。精神的压抑与磨难、心灵的悲苦与呼救，之于阿斯亚，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存在着，直至无法承受，酿成典型的精神分裂病态。在这些悲剧中，你听不到气吞山河的愤怒的呐喊，但可以感到饮泣的心灵的死亡。
《沙漠之梦》中女主人公艾维孜汗的悲剧，既是心灵悲剧，又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是美好生命被毁灭的悲剧。女主人公有过鲜花一样的曼妙青春，但鲜花顷刻之间惨遭蹂躏；与初恋情人勇敢私奔，享受过爱情的甜美与幸福，继之，又遭遇爱情与友情的双重背叛；巨大的心灵伤痛，使这位性格坚强、刚烈、决断的女性痛不欲生，几近疯狂，最终杀死女友，锒铛入狱。一朵鲜花枯萎，一个鲜活的生命消殒。作品揭示了女性因爱而遭受的苦难，它在爱情、妒忌、复仇等人类情感中，用爱恨情仇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来表现女性人生的悲剧命运。尤其作品在最后写道，在仇杀即将发生时，一个“奇怪的红物”“状如躺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正在挣扎的一个巨人血脉里喷射出来的鲜血，一瞬间即将整个天空浸染，”将“无际的沙漠、农田、果园、农舍、核桃树都变成了深红色”，大自然的恐怖与人类中的悲剧交相呼应，反复渲染，极大地增强了女主人公命运的悲情色彩。
维吾尔族女作家并没有把她们笔下女性人物的爱情婚姻悲剧，仅仅看成是偶然的变故和注定要失败的命运造成的，而是更加看重造成悲剧的社会文化历史成因，揭示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文化如何根深蒂固地制约着、影响着女性的人生命运。其笔下女性人物的悲惨命运也并非是不能改变的，相反，都有一种顽强的追求自我发展和人性舒展的欲望，一种改变命运的内心抗争，表达了女作家们的深情呼唤与殷殷期盼。女作家通过阿斯亚的爱情婚姻悲剧，希望维吾尔族女性摆脱陈旧观念习俗的束缚与羁绊，勇敢地面对生活，为自己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而抗争；通过尤丽吐丝的悲剧命运，将控诉鞭挞的利刃直指黑恶势力，将追究的锋芒指向悲剧产生的社会土壤；而艾维斯汗的悲剧内涵，更为丰富，既有命运的偶然性，又揭示了性格的必然性；既有人性挖掘的深度，又有质疑、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力度。
令人欣喜的是，维吾尔族女作家古丽尼莎·加玛勒运用汉语创作的中篇作品《好梦成真》中，成功塑造了一位独立不羁、秀外慧中、自立、自主、自强、自信的维吾尔族知识女性形象——海维拉。海维拉是一位有着强烈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的医生，她在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中实现着女性自我价值，建构了一个坚实独立的自我。由此，面对丈夫屡次的背叛和家庭暴力，她才勇于抗争，依然决然地脱离旧有的生活轨道，与腹心相照、声气相求的爱人勇敢相爱，好梦成真。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维拉这一女性形象，不仅表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维吾尔族知识女性觉醒、抗争追求精神独立的崭新时代风貌，而且带着中国知识女性在变革时代追求自我实现的鲜明印记。她昭示出维吾尔族女性文学新的时代内涵与审美特色。
［收稿日期］2007—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