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轨时期经济剧烈波动的剖析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烈论文,对策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不久前，中央又提出了下一步的奋斗目标，即“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清除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回顾过去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健康因素，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经济频繁出现剧烈波动。深入分析这种现象并找出其内在症结，无疑将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的任务就是要探索转轨时期经济剧烈波动的特点，分析波动的成因，并提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而实现稳定增长的对策。
一、转轨时期经济波动的特点
通过转轨时期经济波动的历史回顾，可以总结出它的一般特点。按照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谷底年份到另一谷底年份为一波动周期， 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曾经历了三轮程度不同的波动， 即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以1978年经济增长为高峰的波动周期由于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前，故不属于这里的讨论范围。上述三次经济波动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过程，与此相适应地还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政策调整之中。
（一）第一次波动：1981—1986年
这一时期正值1979—1981年的经济调整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从1981年到2000 年经济建设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在不新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工业总产值每十年翻一番。由此开始， 中国经济步入全面高涨阶段， 到1984年和1985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社会商品零售额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高增长速度，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增长率在1984 年竟高达49.5%。结果，导致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加快，1985年达8.8%。于是， 中央提出了以压缩财政开支和紧缩银根的“双紧方针”为核心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经过这一次整顿，1985年的工业增长从第一季度22.9%的高速度猛降到第四季度的10.2%。
（二）第二次波动：1986—1990年
1985年在对通货膨胀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即部分企业之间发生了相互拖欠资金的现象，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资金运转失灵；同时1985年底和1986年初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滑坡，因此，在一片“紧缩过度”的呼声中，宏观调控从第二季度开始有所放松，这样一来，本来就过热的经济又再度迅速反弹。在1986—1988年期间，货币流通量猛增了116%，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 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也随之逐渐形成，于是当1988年夏季“价格闯关”的舆论一旦传出，便迅速发生了波及全国的抢购风潮，致使1988年的物价上涨率达18.5%。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开始了全面的、长期的治理整顿工作。这期间GDP的增长从1988年的11.3%滑落到1989和1990年的4.3%和3.9%， 到达谷底，一起一伏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三）第三次波动：1991—1995年
这是当前正在经历着的一轮波动，目前正处于波动高峰后的回落期。它对于认识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做一简要回顾。这轮宏观经济波动以1993年7月为分界线， 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复苏后的高速增长期。当我国国民经济走出上一轮经济波动的谷底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充满了高增长的冲动，尤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标志， 国民经济再度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 1992年GDP增长13.2%，工业增加值增长20.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2.6%；到1993年上述指标又分别增长13.4%、21.1%和50.6%，速度之高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而同期物价总水平上升趋势也日趋加强，1993年突破2位数，仅次于1988年的水平。因此，中央于1993年7月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开始进行宏观经济干预。第二阶段是1993年7月以后的宏观经济调控阶段。 在以“软着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下，国民经济在高增长区间开始有所回落，社会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有所抑制，表现在1994年的GDP 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1.8%和27.8%，都低于1993年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以各种价格指数上升为主要标志的通货膨胀却继续攀升，1994年达到21.7%的历史最高水平。进入1995年，这种高增长、高通货膨胀的局面逐渐平稳回落，向着预定的调控目标逐渐接近，但并未完全实现。
通过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波动主要有下列一般特点：（1）经济波动的上升期总是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尤其是超高速增长，即所谓“经济过热”，超出了国民经济各项条件可以承受的增长速度。按照多种估算方法，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只能支持8 %至10%的增长速度，然而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却往往超出这个限度。（2 ）高增长总是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而后者则往往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由此引起增长的回落，构成经济的起伏波动。（3 ）经济波动呈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且波动幅度较大。
二、经济剧烈波动的原因
既然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和周期性是转轨时期经济剧烈波动的一般特点，则自然会引发以下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会出现高增长？而伴随高增长为什么总是会出现高通货膨胀？并且经济剧烈波动又为什么总会重复出现？下面试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为什么总会出现高增长？
简单地说，高增长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所决定的，而经济中的体制缺陷往往使超经济增长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条件决定了中国必将经历一个高增长时期。从客观上分析：1.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2.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3.中国人口规模的庞大和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空前扩大了国内市场需求；4.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国际环境形成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有利机遇。从主观来看，经济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冲动，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具有强烈的高增长期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必然会努力推动高增长；企业为了利润、领导者的业绩和职工收入的提高也要千方百计地寻求高增长。
上述条件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必将经历一个高增长时期。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年均9.56%的速度持续增长，使世界为之注目。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体制的内在约束不强，主观上的高增长冲动往往会突破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结果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震荡。体制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体制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高增长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实现，而现实的投资体制恰恰为投资的超常扩张提供了机会。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投资体制是计划经济型的，它以财政拨款为主要手段，客观上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控制。改革以后，在投资领域中实行了放权措施，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地方政府、各级企业和个人都可成为投资主体。同时，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呈现多渠道化，包括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吸引外资等。然而，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中却没有建立起投资风险机制，由国有制财产关系本身构成的中央对地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软约束”状态并没有相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使用和占用资金勿需付出很大的成本，谁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贷款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等单位自然就会努力地争贷款、上项目、铺摊子，由此导致对一些项目的安排往往并不是根据效益原则和获得资源的可能性，而是先定投资规模，再千方百计地去寻找资金，致使许多资金不落实的“钓鱼”项目、“拼盘”项目得以纷纷出现，从而促使投资需求始终处于供给难以满足的状态。而同时，分权式的投资体制改革又使中央难以控制和掌握投资的总规模，因而投资膨胀也就更容易出现。
2.金融体制
高增长和投资的过度扩张最终必然会形成对货币的过度需求，而我国转轨时期的金融体制通过“倒逼机制”恰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至今尚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银行”来维持货币的稳定；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商业银行”体系，来按照效益原则进行营运。首先，我国中央银行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1 ）中央银行独立性差，在政府的干预下难以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2 ）中央银行在各地方设立的分支行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顺利执行；（3）中央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关系长期未能理顺， 既阻碍了专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又使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不能严格履行。其次，我国的专业银行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一方面由于它们受到上级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干预而不能自主经营；另一方面它们自身又缺乏约束，不能按照规范化原则正常经营，往往出现违纪经营和短期行为。
在这种金融体制下，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命令中央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可以命令专业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可以逼迫专业银行贷款，而专业银行反转来又可以迫使中央银行增加贷款。货币就是在这种倒逼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上述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到经济活动中，满足超速增长的需求。正如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所形容的：在中国包括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制象一块海绵，谁也不知道里面藏有多少水，能挤出多少水。因此，从1978年到1994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5%左右，而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年均增长却高达约23.7%。
（二）高增长为什么总是伴随高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的过量投放超过了市场上商品供应量的结果。由于我国转轨时期的超速增长通过“倒逼机制”引起货币的过量供应，因此伴随而来的高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同时，转轨时期的特定国情又决定了从货币的过量供应到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过程相当复杂，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主要过程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
依靠货币过量供应而实现的需求膨胀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投资的需求膨胀。在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超速增长必然导致投资需求膨胀，它会通过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相互作用引起通货膨胀。其主要途径有：（1 ）投入规模的扩大会直接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 ）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以它为原材料的产品成本增加，推动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3 ）投入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消费基金，拉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实践来看，1984到1985年，1987到1988年，1992到1993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在每一波动周期中都是最高的，其后果则是直接推动了1985、1988和1993年的通货膨胀。其次是消费需求的膨胀。改革以来， 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由1978 年的175元提高到1992年的935元，增长434.3%； 而同期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122.9%。这其中固然有“还债”的因素， 但毕竟两者的差距太大。这种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旧体制下受压抑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冲击很大，所以很容易引起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同时，消费需求的大部分来源于工资收入，工资做为重要的生产成本也会推动物价上升。
2.国有企业与通货膨胀
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国有企业做为投资主体的一部分，在“软约束”条件下容易产生过度扩张的倾向。如果这种过度扩张是有效益的，当经济中存在着人员和资源的非充分利用时，它本可以以此刺激生产，反过来又可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弥补通货膨胀的供给缺口。以韩国为例，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扶持一些大的企业集团而发放了大量贷款，由此引发了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但当这些企业集团逐渐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单位时，它们又能以庞大的供给能力遏制通货膨胀。所以进入80年代后，韩国的通货膨胀就不治而愈了。
我国虽然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及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设备，但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故而需求扩张并不能引起相应的供给增长。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一直很突出，到1994年底止，全国乡及乡以上的国有企业共7.24 万个， 亏损单位2.83万个，占39.1%；国有企业亏损额占全部亏损额的68%， 吃掉国有企业盈利的37.1%。另外，1994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其中，国有企业完成增加值仅增长5.5%， 在全国工业新增生产份额中仅占15.2%，而非国有经济却占了84.8%。这些数字都清楚地说明我国国有企业所处的不利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大家熟知的国有企业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即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并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缺乏应有的活力，在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在这种国有企业制度下，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软约束”下迅速增加，表现为国家银行80%以上的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却大面积地连年严重亏损，不能提供应有的供给。因而供需之间的缺口就会给通货膨胀的暴发以可乘之机。
3.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
价格改革是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一个助推器。改革以来，我国价格改革采取了从最终消费品到基础产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的渐进式调放。一方面这固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却也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首先，价格的调和放都会促使在原计划体制下受到压抑的价格上涨，尽管这包括价格恢复到反映市场供求的合理水平。1993年以来粮食销售价格放开引起的粮价大幅度上升便是一个例证。其次，如果价格改革引起价格提高的产品属于初级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服务收费，则又会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例如我国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历来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推动器。最后，我国渐进式的价格改革使它对通货膨胀的推动具有连续性。这是因为先放开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会使以后出台的每一项价格调放都很容易地通过后续产品价格的相应调整转嫁出去，最终形成比价复归，这不仅达不到调整比价的目的，而且还会导致每一轮价格调整都会引起新的通货膨胀，随着价格调整越来越接近基础产品，后者的调价对加剧通货膨胀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应该指出，由此引起的价格上涨有它的合理性，这是我们在改革中不得不吞下的一枚苦果。
4.产业结构与通货膨胀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通货膨胀的又一重要推动器。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在相对于重工业来说，农业、轻工业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落后。改革以来，轻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但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发展却仍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供给能力不足，这就往往形成发展中的“瓶颈”，从这里产生出通货膨胀的诱因。首先，我国人民生活正处于温饱型或向小康过渡型的阶段，恩格尔系数会长期偏高，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就会推动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表现在一方面它会推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又可通过职工生活费用的提高引发工资成本上升，从而形成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其次，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容易超出能源、原材料等的供给能力，其结果则是通过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推动通货膨胀。最后，失衡的产业结构又会引发政府的强烈投资欲望，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缺口，当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
5.体制转轨中的投机活动与通货膨胀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新的体制正在构建，而另一方面旧的体制却仍然起作用。在当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法律制度和执法状况很不完善，市场管理工作也跟不上的情况下，在实际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很多漏洞。如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就很容易引发投机性的物价上涨，对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1993年以后的通货膨胀，流通领域的混乱和中间环节的大肆盘剥是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的。
总之，在货币供应过量的环境中，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引发了通货膨胀。而当通货膨胀发展到社会经济所不能承受的限度时，政府就不得不实行经济紧缩，而由此又导致了经济的下滑，形成经济的剧烈波动。
（三）经济剧烈波动为什么总会重复出现？
转轨时期的经济活动潜伏着经济剧烈波动的易发性，但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实践证明，政府有能力抑制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稳定。然而，经济的剧烈波动却一再出现，可见它并不是货币政策一时失当的结果，而是宏观决策长期注重高增长，忽视通货膨胀所致。
如何认识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决定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出发点。以美国为例，美国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极端不利，宁要低通货膨胀的可持续的低速度发展，也不要高通货膨胀和由高增长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所以对通货膨胀是非常警惕的。例如去年，当美国经济出现加速增长时，美联储认为这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于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7次提高利率，力图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实现经济“软着陆”。而我国十几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宏观经济决策把经济高速度增长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对已经出现却不太严重的通货膨胀则采取姑息的态度，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上去了，其它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这一思想反映在宏观调控中，就是对尚未发展到严重程度的通货膨胀采取极端宽容的态度，缺乏应有的警惕。甚至有时竟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加速增长的阀门，不发展到绝对不能承受的程度就不对它进行干预。因此，往往通货达到恶性膨胀时才被迫开始进行治理，而这已为时晚矣，最后，通货膨胀的加速发展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急刹车”、“硬着陆”等伤害性措施。这样，通货膨胀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迫降，但却使经济受到了剧烈震动，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而这时，重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决策倾向又很快抬头，将通货膨胀的危害抛到脑后，任其卷土重来。
这种长期以来偏重经济高速增长，忽视防止通货膨胀的调控行为是转轨时期经济剧烈波动得以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它的形成机制可描述为：在过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宏观决策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在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环境中发展，内生于我国现行体制的通货膨胀逐渐形成和加剧，当通货膨胀发展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时，政府开始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强制性干预，于是往往造成经济的相对衰退；这时政府的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宏观决策再度发挥作用，结果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四）最近一轮经济波动的特殊成因分析
我国最近一轮的经济波动是上述一般形成原因的特殊表现，它是在深层的体制缺陷和宏观决策思想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由以下具体因素引发的。
1.1992 年以来的投资扩张和货币超经济发行形成的需求拉动。1992和1993年是80年代以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两年。投资需求的强力扩张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1993年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增加了33.7%；这对于后续工业来说又形成为一种成本推动，并逐步传递到1994年的消费品价格，完成了由生产资料到消费品的递推型价格上涨过程。与此同时，由于投资规模的扩张迫使银行超量货币发行，致使1992和1993年流通中的货币量分别增长了36.4%和35.3%，这必然会推动当年以及1994和1995年的通货膨胀。
2.近几年价格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首先，1993和1994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大，并且大部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涉及原材料、粮食、服务项目等，这些都对下游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大，由此形成了强烈的成本推动。其次，1994年进行了汇率和税制的改革，一些受损的企业在利益刚性的推动下，往往用价格上涨来转嫁损失，这也加剧了通货膨胀。再一点，1993年10月份执行的工资改革，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国家行政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由于攀比机制的作用，促动社会整体工资水平的迅速提高，从而掀起工资——物价的轮番上涨。
3.农业生产滞后的突出影响。近几年，特别是近一两年，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来看，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连年下降， 1991年为4%，1992年为3.7%，1993年降为2.8%； 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1991年为9.11%，1993年则降为8.68%。再以农民收入比较，1988—1992年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仅增长了43.87%， 而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增长了70.40%， 这不能不影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生产相对不利的地位导致农产品生产不仅在总量上增长缓慢，而且在品种结构和质量结构上也不能适时调整，因而越来越满足不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从而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并进一步带动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成为通货膨胀强有力的推进器。
以上诸因素共同作用，将通货膨胀率推上了两位数，于是政府被迫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而经济波动也就因此形成。
三、宏观调控的对策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今后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应是：在近期要继续实行稍稍偏紧的总量政策，以求实现宏观经济的“软着陆”；而从长期来看则应重视改革的快速推进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以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深层隐患。因为经济出现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剧烈波动却不是不可以控制的，关键在于在消除深层体制缺陷的同时，要灵活地掌握宏观调控技巧。
（一）近期的宏观调控对策
以“软着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1.经济增长速度稳步回落。1995年1—9月份，全国乡及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128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4%，分季度看，增幅呈逐渐回落之势，但同时保持了稳定增长。1 —7月份固定投资增长幅度仅为14%，折年率约为25%。2.货币供应量趋于合理。到1995年9月末， 全社会市场货币流通量余额M[,0]比去年同期增长15%，增长幅度下降了11个百分点；M[,1]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8.3%，增长幅度回落14.2个百分点，进入预期调控目标区域；M[,2]余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0.6%，增幅回落6.5%。3.通货膨胀缓慢回落，渐趋稳定。据估计，1995年1—9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约为16.5%，全年可望达到14.5%，实现年初的预定目标。
但是，在这些总量控制收到成效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内在基础仍不稳定， 主要表现为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下降。 据对全国乡及乡以上37万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统计，1995年前8 个月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4.49个百分点，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亏损额及亏损面都有所上升。此外，企业间相互拖欠款增加，1—8月累计的企业间相互拖欠款比年初增加了1200多亿元，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仍在加剧。
根据以上形势，我们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尚向预期目标稳定回落，此刻应特别加强宏观监控，以保证其稳定地到达预定目标，尤其要防止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加速发展思想重占上风。具体意见是：1.继续实行稍紧的总量政策，保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近期表示，在今后5年之内， 中国人民银行仍要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使物价明显回落。这一政策与我们的考虑比较吻合，希望它能得到切实贯彻。2.在稍紧的总量控制中，要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加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这样既可充分利用库存中闲置的生产资料，增加就业；又可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缓解“瓶颈”现象。同时要特别重视增加农业投入，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技的改造，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力争今后有越来越好的收成。3.继续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健全市场法规，加强政府对市场物价的调控和市场管理。特别是对一些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消费品，应在流通环节上加强监督，力争减少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按照经济运行规律管好批发市场和批零差率，以缓解市场物价波动的压力。
（二）长期的宏观调控对策
长期的宏观调控应着眼于消除经济中内生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为此须做到：
1.抓紧整体配套改革，力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大的突破。上述分析表明，经济剧烈波动的根源仍在于缺乏约束力的经济体制，因此各项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在微观层次上，应以产权关系的改革为要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已证明，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专业银行）问题的根本在于其产权关系及由此决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只有解决了产权关系问题，国有企业才能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投资扩张才能具有真正的内在约束，整个经济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才能实现根本转变，我国经济也才能具有最根本的内稳机制。为此，必须尽快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自由流动及其优化配置，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其次，在宏观层次上，应以建立健全中央银行体制为核心，加强宏观管理能力。中央银行作为负有稳定货币职责的权威机构，要加强其独立性，提高其做为宏观管理部门的特殊地位。应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确立以前，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宏观管理也很重要，有关部门应加强投资资金来源的审核，优化投资结构，保证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2.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改革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进程，在这个过程结束前经济剧烈波动的体制因素不会很快从根本上消失。因此较长时期内，在防治经济较大波动中宏观调控将肩负重任；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济增长波动的不可避免性也仍将会对宏观调控提出挑战。可见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的意见如下：
（1）继续转变宏观决策的指导思想，加快转换经济增长模式， 前面的分析表明，以超高速增长为指导思想的宏观经济决策是导致我国经济剧烈波动并重复出现的重要的主观因素。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要付出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沉重代价。改革以来，我国GDP 年均增长9.5%，如果采取稳定增长模式，这个目标也是可以达到的， 且勿需付出过高的风险代价。所以，我国宏观经济决策的目标应该从过高的速度增长模式转变为稳定高效的适度增长模式。或者说，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模式。
（2）转变对通货膨胀认识的不足，转换宏观调控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变“应急调控”为“相机调控”。在以往的宏观调控中，往往把通货膨胀做为宏观调控的唯一信号，不到紧急时不刹车。实践证明，通货膨胀并不是平稳发展的，它一旦出现，往往会以加速度发展，如等它发展到严重时再来控制则为时已晚，于是被迫只好采用“急刹车”的方式进行干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波，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有鉴于此，采取“相机调控”的行为方式，即根据某些经济信号（预警信号）及时采取行动，进行适度微调，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尚未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以内，以消除或减低它可能造成的负效应是较为可取的。当然，反过来，也可以通过相机微调，防止即将发生的经济衰退。由于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伴生性（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可以利用经济增长指标作为一个信号，即当其超过或低于稳定增长范围时就可采取相机调控。经过多方面的测算，大家公认的稳定增长区域约为8—10%（当然，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会有所变化），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可以相机进行微调，以确保国民经济平稳、高效、健康地发展。
（后记：此文原稿是为参加1995年10月在海口市举行的“迈向21世纪中国经济研讨会”撰写的论文，会后经过补充修订形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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