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道中佛”的时代、原因及其他原因_梁高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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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萧衍是佛教“一热烈之信徒”①，在中国思想史、佛教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其“舍道事佛”一事，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历来极受学人关注。梁武帝“舍道事佛”见于《舍事李老道法诏》一文，未见著录于《梁书》《南史》等正史，故受后人猜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龙雄②和太田悌藏③率先对佛教文献中梁武帝“舍道”记录进行质疑；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熊清元④、赵以武⑤进行了后继性的研究；进入21世纪，这一话题讨论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一部分学者如赵以武⑥、刘林魁⑦、丁红旗⑧仍承前贤之论，一部分学者如谭洁⑨等力驳诸人之说，肯定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事佛”的真实性。中日研究人员围绕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争论不休，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因此，此事有重新讨论之必要。澄清这一事件，对于梁武帝研究，以及南北朝佛教史、文学史之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舍道事佛”文本真伪辨

      《舍事李老道法诏》的记载最早见于释法琳的《辩正论》卷八，题曰《梁武皇帝舍道敕文》：

      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萨僧。……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医，归凭正觉。……神笔自书于重云殿重阁上发菩提心，于时黑白二万人亦同发心受持。……赦门下……天监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陈奭、尚书都功德主顾、尚书令何敬容、中书舍人任孝恭、御史中丞刘洽、诏告舍人周善。邵陵王启《敕舍老子受菩萨戒文》，臣纶启……天监四年三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臣萧纶启……天监四年三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⑩

      这篇敕文在时间上极为清晰，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天监三年(504)的四月八日、十一日和天监四年(505)的三月十七日、十八日。又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亦载此文，题为《舍事李老道法诏》：

      梁高祖武皇帝……旧事老子，宗尚符图；穷讨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运神笔，下诏舍道，文曰：“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四月十一日，又敕门下……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上启云：“臣纶……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戒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谓是……”(11)

      若将释法琳的《辩正论》卷八与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相比较就会发现：《广弘明集》不像《辩正论》那样对所有事件的时间言之凿凿，除开篇标明天监三年四月八日外，其余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七日、四月十八日前均未标明年份(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释道世《法苑珠林》与此同)，这就会产生两种可能：一是后三个时间均为天监三年，二是后三个时间均不属天监三年。《广弘明集》比《辩正论》文前多出如下一段文字：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虽亿兆务殷而卷不释手，内经外典罔不厝怀，皆为训解数千余卷，而简约自节。罗绮不缘，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初临大宝即备斯事，日惟一食永绝腥膻，自有帝王罕能及此。(《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1页)

      萧衍于天监元年(502)继位大统，时年三十九，太清三年(549)饿死台城，在位四十八年。很显然，“年三十四登位”之“四”当为“九”之误，“在政四十九年”之“九”当为“八”之讹。如果这是一篇文章的话，当作于太清三年武帝饿死台城之后。事实上，这不是一篇文章。细读这一百余字，就会发觉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对梁武帝一生佞佛之事的总括。以情理揆之，下文将是佞佛的具体事件。因此，文中的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七日、四月十八日绝不是同一年之事。

      释法琳年长于释道宣二十余岁，《辩正论》的成书当较《广弘明集》为早。这样看，似乎《辩正论》的可信性较《广弘明集》为优，实则不然。

      释法琳，唐初高僧。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书废佛法事，释法琳著《破邪论》《辩正论》以驳斥之。后因《辩正论》言辞获罪入狱，死于流放的途中。其所著《辩正论》“穷释老之教源，极品藻之名理”，虽“修述多年，仍未流布”(12)，故《辩正论》在唐代被列为禁书。宋初《辩正论》方有流布，北宋宣和年间又遭禁毁，“宣和中，以其(《辩正论》)斥《老子》语，焚毁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翦弃者”(13)。由此看来，《辩正论》至北宋宣和年间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卷被焚毁，部分序文亦被删减，著作已非全貌。今传本《辩正论》凡八卷，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卷显系后人所补，不足采信，《梁武皇帝舍道敕文》恰在今传本第八卷。据此，《辩正论》中所录《梁武皇帝舍道敕文》的可信性大打折扣，错讹之处在所难免。

      释道宣虽较释法琳年少，然二人几乎是同时代人。武德四年，释法琳著《破邪论》《辩正论》以回应傅奕之排佛，在当时影响很大，“琳之缀采，贯绝群篇。野无遁贤，朝无遗士，家藏一本，咸诵在心。并流略之菁华，文章之冠冕。茂誉于是乎腾广，昏情由之而开尚矣”(14)。其时道宣恰在京师日严寺和崇义寺中随慧

、智首学习佛学，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道宣听到、甚至读过《辩正论》。释法琳于贞观十三年(639)入狱，次年七月死于流放途中，释道宣贞观十四年(640)结束游历回京，对释法琳之事迹是非常清楚的。《广弘明集》中所收录的《舍事李老道法诏》可能与释法琳《辩正论》具有同一材料来源。而且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广弘明集》三十卷，《旧唐书》《新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法苑珠林》《开元释教录》《开宝藏》《赵城金藏》《高丽藏》《碛砂藏》《大正藏》《中华大藏经》等书所收录《广弘明集》均三十卷。明清时期虽出现过四十卷本《广弘明集》(《四部备要》即本于此)，经现代学者比对研究，认为四十卷本在析篇、目录方面比三十卷本更精细，内容并没有区别。因此，《广弘明集》在流播过程中基本保持了原貌，其所收录作品之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

      综上所考，对于《舍事李老道法诏》之文本，我们应以《广弘明集》卷四所载为据。

      二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问题

      既然考定《舍事李老道法诏》一文当以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所载为是，那么我们就应以此文本为据，考察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问题。

      统观《舍事李老道法诏》，就会发现文中有三个不同的主语：帝(下敕)、邵陵王纶(上启)、任孝恭(宣敕)，很明显是三个独立的部分。明释如卺的《缁门警训》卷一○仅辑录武帝天监三年四月八日发菩提心之事，元释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九将武帝“舍道”与“敕门下”分而述之，宋释本觉的《历代编年释氏通鉴》卷五将武帝“舍道”“敕门下”与萧纶“上疏”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这都说明历代文献都已意识到《舍事李老道法诏》文本中包含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文献的编者内心隐隐不认可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天监三年，否则就会像释法琳的《辩正论》卷八所收录的《梁武皇帝舍道敕文》一样，每件事前均加“天监三年”。前文已考，《舍事李老道法诏》所记为梁武帝佞佛之事件，当然不可能是同一年之事。历来研究者斥梁武帝“舍道事佛”之事为伪的症结就在于，认定《梁武皇帝舍道敕文》所载均为天监三年之事，邵陵王纶尚未出生、任孝恭所任官职与史书所载不合。这主要是拘泥于文首“天监三年”四字而致误。因此，《舍事李老道法诏》文中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七日、四月十八日四个时间分别记录了梁武帝“舍道事佛”过程中的几件大事。

      四月八日为天监三年四月八日。四月八日为浴佛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于这一天，故又称佛诞节。是日，各地佛教信徒均云集庙内，参加浴佛。在佛殿上，供奉着太子佛像，四众弟子顺序用小铜勺盛满香汤浴灌太子佛。在此前后还举行相关的法会，称为“浴佛节”。齐帝已于三月丙辰传位于萧衍，然萧衍并未急于即位，而是选择二十余日后的四月丙寅(即四月八日)，亦即“浴佛节”登临大宝，诏示其对佛教迷狂的程度。对于武帝四月八日登基之事，《梁书·诸夷列传》更将武帝描绘为佛教尊主：

      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陁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敬礼，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罗初未能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陁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15)

      这一切均为史家之夸饰，但却为我们揭示了武帝与佛教难解之因缘。登基后之二年，即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宣布“舍道事佛”。

      四月十一日为大同七年(541)四月十一日。《舍事李老道法诏》有云：“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四月十一日，又敕门下……”(《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1页)。重云殿是梁武帝布道之重要场所，“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梁书》卷三《武帝纪》，第1册，第96页)。可以想象，梁武帝曾多次在重云殿讲经，然仅大同七年有文献可征，余不可考。陆云公《御讲般若经序》描绘武帝当时讲经之情形云：

      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讲金字般若波罗蜜三慧经于华林园之重云殿。……凡诸听众，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书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又别请义学僧一千人，于同泰寺夜覆制义……至发讲之日，又有外国僧众，不可胜数……凡讲二十三日，自开讲迄于解座，日设遍供，普施京师，文武侍卫，并加班赍。(《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235页)

      梁武帝于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在重云殿讲《金字般若波罗蜜三慧经》，二十三天后，即四月三日结束。八日后之四月十一日敕门下诸臣，劝其信佛。在这次讲经活动中，梁武帝手书其“舍道事佛”文以示决心，也给大臣们以榜样。听众不可胜数，尤可注意者是何敬容。《御讲般若经序》与《辩正论》中均提到“尚书令何敬容”，据《梁书·武帝纪》载，何敬容任尚书令的时间是大同五年(539)正月至大同十年(544)五月，前后凡六年。大同七年，何敬容正在尚书令任上。

      四月十七日为大同七年四月十七日。《舍事李老道法诏》有云：“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上启云……”(《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2页)。萧纶，梁高祖萧衍之六子，天监十三年(514)封邵陵郡王，“(普通)七年，拜侍中。……中大通元年，为丹阳尹。四年，为侍中、宣惠将军、扬州刺史。……大同元年，为侍中、云麾将军。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迁为安前将军、丹阳尹”(《梁书》卷二九《高祖三王列传》，第2册，第432页)，则只有到大同七年，邵陵王纶才同时兼任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大同七年四月十一日，武帝劝臣僚信佛。四月十七日，邵陵王纶上疏武帝，表达佞佛之决心。

      四月十八日为大同七年四月十八日。《舍事李老道法诏》有云：“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2页)任孝恭，临淮人，“初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梁书》卷五○《文学列传下》，第3册，第726页)。又《隋书·百官志》云：“通事舍人，旧入直阁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16)则中书通事舍人是为中书舍人。任孝恭任中书舍人的时间史书无载，但据本传所载，当在其任司文侍郎之后。《梁书》在其任司文侍郎与中书通事舍人之间用了一“俄”字，表明其时间之短。任孝恭任司文侍郎的时间史书无载，亦难以考证。《陈书》有云：“(梁)普通中，初置司文义郎，直寿光省。以弘正为司义侍郎。”(17)则梁代初置司文郎当在普通元年(520)之后，任孝恭当在此年后方可任此职。就《广弘明集》卷四《舍事李老道法诏》来看，任孝恭奉武帝命宣敕之人应当是邵陵王纶。据此，四月十七日邵陵王纶上武帝书，祈求舍身事道；四月十八日武帝派任孝恭向邵陵王纶宣敕，准其祈求，并以勉励，则一切均顺理成章。因此，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之“四月十八日”当为大同七年四月十八日。

      综上所考，《广弘明集》中所录的《舍事李老道法诏》可以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换句话说，是四篇独立的文章。严可均大约意识到这一点，将天监三年四月八日萧衍发菩提心一文收录到《全梁文》卷六梁武帝集中，题名《舍道事佛疏文》；将大同七年四月十一日梁武帝敕门下一文收录到《全梁文》卷四梁武帝集中，题名《敕舍道事佛》；将大同七年四月十七日邵陵王所上之奏疏收录到《全梁文》卷二二萧纶集中，题名《遵敕舍老子受菩萨戒启》；将大同七年四月十八日任孝恭宣敕之文收录到《全梁文》卷四梁武帝集中，题名《敕答邵陵王纶》。遗憾的是，严可均在文字上多参照《释藏》，致令这四篇文章在文字上与《广弘明集》卷四出入甚大，也没有《广弘明集》文字那么优美。此外，除《敕答邵陵王纶》标明“四年四月”外，其余三篇严先生都标注为“天监三年”，这是因为未详考而致误。这四篇文章可以为我们勾勒出梁武帝“舍道事佛”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三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原因探析

      梁武帝自天监三年四月八日宣布“舍道事佛”，到大同七年四月十八日同意邵陵王纶所请准许其皈依佛门，前后用了三十八年，给他“舍道事佛”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在惊讶梁武帝之决心的同时又大惑不解，作为一个帝王推行一件事何其久耶?其中或有深刻的原因。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自此之后，由于儒学与谶纬之学的结合，很难维系士人的信仰，儒家思想走向衰微。魏晋南朝之际，儒家思想虽有发展，但很难再次成为独霸一尊的思想。

      梁武帝即位之后，明确地表明了“以孝治天下”“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身虽死而名扬，乃忠孝而两全”“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萧衍《孝思赋》，《广弘明集》卷二九，《大正藏》，第52册，第337—338页)。忠孝两全，教民归之于孝，这就是梁武帝的治国策略。天监四年，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大同七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与国学并立，延集学者，使诸儒递相讲述。在梁武帝的提倡之下，各地儒学之士齐赴京城，梁代出现了儒学繁荣的局面，“十数年间，怀经负籍者云会京师”(《梁书》卷四八《儒林列传》，第3册，第662页)，“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梁书》卷六《敬帝纪》，第1册，第150页)。严植之、何佟之、伏曼容、司马褧、贺玚、朱异等均因通儒学而获取高官。萧琛曾说：“伏见敕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妙测机神，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人伦之本，于兹益明。”(18)可见，萧琛也认为梁武帝推行“以孝治天下”。萧绎亦云“盖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载之中，四人而已”(19)，认为梁武帝可列入儒家的四大圣人之中。儿子评价父亲难免有过誉之嫌，但却道出武帝对儒学的热衷。

      萧衍即位之后，梁朝国内战乱不断，国外北魏屡次南侵，儒家的孝道思想很难解决萧梁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南朝是儒家《礼》学发展兴盛的时期，“经学之最可称者，要推《三礼》。故《南史·儒林传》何佟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沈洙、戚兖、郑灼之徒，或曰‘少好《三礼》’，或曰‘尤明《三礼》’，或曰‘尤长《三礼》’，或曰‘通《三礼》’，或曰‘善《三礼》’，或曰‘受《三礼》’。而晋陵张崖、吴郡陆羽、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亦俱以《礼》学自命。《三礼》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于《周官》，见举于陆倕；贺德基之于《礼记》，见美于时论。《仪礼》则专家尤众。鲍泉于《仪礼》号最明。分类撰著者，有明山宾《吉礼仪注》《礼仪》《孝经·丧礼服仪》，司马褧《嘉礼仪注》，严植之《凶礼仪礼仪注》、贺场《宾礼仪注》，而沈不害则总著《五礼仪》。”(20)其中何佟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皇侃、明山宾、司马褧、严植之、贺场都属于梁代《礼》学家。萧衍篡萧齐国政，为儒家《礼》学规范所不容。梁武帝自我评价说：“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萧衍《净业赋》，《广弘明集》卷二九，《大正藏》，第52册，第336页)表面是自谦，不能与汤武相比，实际上是恐惧与无奈。正如钱锺书先生所揭露的那样：“所谓‘圣人’‘凡人’之比，‘欲扬己而故先让人也’；‘已绝’‘未绝’之辞，‘是汤武未免逆取之嫌，己则吊伐既异汤武之逆，禅让复同舜禹之正，无可疵议焉。’”(21)在这样的情境下，很难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梁武帝需要寻求更好的理论工具。

      梁武帝亦非常崇信道教。道教兴起于汉代，在南北朝时期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陆修静针对民间道教组织散乱、纪律松懈、法纲废毁的严重情势，对道教组织、醮仪、经籍进行了全面整治，江南道教的发展极为迅猛。史载“(陶弘景)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22)。道士陶弘景进祥瑞之图谶，深得梁武帝赏识。陶弘景隐居于句容之句曲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由陶弘景之事例中，可以看到梁武帝对道教崇信之一斑。据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统计，宋齐梁陈四朝有名的道馆47个，梁代即有25个，占53%，这自然是与梁武帝的提倡分不开的。梁武屡屡下诏为道士建立道馆，如为陶弘景于茅山建立朱阳馆，为许灵真于茅山立嗣真观，为张裕于虞山建招真馆等等。

      梁武帝所信之道教为天师道。“(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第4册，第1093页)“三吴及边海之际”流行的是道教什么派系?据陈寅恪先生所考，汉魏六朝时期流行于海滨地域的是天师道，并指出“凡前所举此时期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天师道之阴谋”(23)。陈先生所言极是。梁武帝自身就目睹了许多道教徒暴动，像齐永明四年(486)正月，道教徒唐寓之反叛起义，萧衍叔父萧崇之死之；建梁伊始，梁武帝最信赖的从舅张弘策，被道教徒孙文明率领的一帮人杀害了。梁武帝即位后道教徒的反叛活动仍是接连不断，像天监四年交州刺史李凯反，天监九年(510)宣城郡吏吴承伯叛，天监十年(511)琅邪郡民王万寿反，天监十二年(513)郁洲民徐道角袭杀青冀二州刺史张稷，天监十五年(516)交州阮宗孝反等。

      对于任何一位国君而言，国内的暴动是难以容忍的，梁武帝也不例外。梁武帝曾对萧子恪云：“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梁书》卷三五《萧子恪列传》，第2册，第508页)萧子恪为齐豫章文献王嶷之子，梁武帝此言有笼络萧子恪之意，但却反映出自己的心声：不希望杀戮事件再次延续。对于天师道的阴谋暴动，梁武帝深恶痛绝。天监十二年，沈约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梁武帝闻之大怒，屡遣使者责备之，沈约忧惧而卒。沈约是梁武帝的谋臣，其奏赤章于天之举，使梁武帝对道教失去了兴趣。大同二年(536)，最受萧衍尊崇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卒，梁武帝便对道教彻底绝望了。

      南朝是佛教翻译和传播的时期，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得到飞速发展。据释法琳《辩正论》卷三所载，南朝寺院8000座，梁代有2800座，占35%；南朝僧尼183000人，梁代83000人，占45%，可见梁代的佛教发展达到极盛。

      梁武帝晚年始奉佛教，他在《述三教诗》中云：“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广弘明集》卷二九，《大正藏》，第52册，第352页)《述三教诗》反映了梁武帝一生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他自觉对三教的取舍：由早年的儒家到中年的道家，再到晚年的佛教。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与抉择，梁武帝最终选择了佛教。在《净业赋》中，梁武帝对个中缘由进行了说明：

      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筯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案常，菜食味习体过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余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已来，始知归向。(《广弘明集》卷二九，《大正藏》，第52册，第336页)

      这段文字将其贫穷时之杀生与帝王之素食生活进行比较，表现了对绝荤腥生活的向往。同时作者记述了自己病愈之后的生活感受，“不啖鱼肉”“复断房室”，除此二障，真心向佛，真正获得了人生的乐趣。

      在佛教典籍的选取上，梁武帝更重《涅槃经》与《般若经》。《梁书·武帝纪》云：“(武帝)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梁书》卷三《武帝纪》，第1册，第96页)《大品》即《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梁武帝曾多次为僧众讲《涅槃》《大品》，并亲自注释《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涅槃，中文译为“圆寂”或“灭度”，意为在肉体死亡的同时精神或灵魂获得永生或再生；般若，或译为“波若”，是智慧之意；“波罗蜜”，即到彼岸。意谓乘此大智慧，则能由生死苦海，渡到涅槃之彼岸。因此，《涅槃经》与《般若经》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性，梁武帝屡次讲说，有数万人，甚至十几万人听讲，向佛之僧众越来越多。

      梁武帝通过皇帝之尊，要求或暗示臣下信佛。天监三年，沈约作《均圣论》弘扬佛教：“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后佛，其道不异。法身湛然，各有应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缘苟未应，虽践迹而弗睹。”(《广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52册，第121页)沈约之论遭到道士陶弘景的激烈反对，作《难镇军沈约<均圣论>》以驳斥之。沈约作《答陶隐居难<均圣论>》以回应之，文末有云：“前论已详，请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广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52册，第123页)沈约与陶弘景之论争结尾饶有兴趣，不是一方理亏于对方，而是以“所不敢言”这样含蓄委婉的语句结尾，其意当指梁武帝。对于沈约以及《均圣论》，梁武帝采用暗示的方法让臣下听从。又《梁书·江革传》云：“值魏主请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又手敕云……革因启乞受菩萨戒。”(《梁书》卷三六《江革列传》，第2册，第524页)“时”指梁武帝遣将击败中山王元略、江革返回萧梁之普通六年(525)。对于江革，梁武帝先赐诗，继之手敕，通过强硬的手段逼迫其受菩萨戒。

      梁武帝佞佛，并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使许多朝臣都精信因果，其目的是要以佛治国。

      相传刘宋孝文帝用僧人慧琳为相，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辏，门车常有数十辆，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宋孝文帝与群臣讨论佛教时兴奋地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广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52册，第100页)何尚之继而进言，为宋孝文帝勾画出一幅以佛化治国的美好前景：“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故事》，《弘明集》卷一一，《大正藏》，第52册，第69页)何尚之主要用佛教的社会作用打动宋文帝，以佛治国，希冀天下太平。

      梁武帝同样看重佛教的这种社会功用，以帝王之尊，号召臣民信佛：“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舍事李老道法诏》，《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2页)不仅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信佛，而且还设想童男出家。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许多人均精信因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南史》卷七○《循吏列传》，第6册，第1721—1722页)全国几乎一半人信佛，人数何其多矣。“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虽是忧虑，但也反映出梁代佛教之盛。梁武帝试图推行以佛化治天下，坐致太平。

      综上所述，在儒释道的抉择中，梁武帝“舍道事佛”，最终选择了佛教，希冀以佛化治国，给梁朝带来国泰民安。

      四 梁武帝“事佛”事迹考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自东汉至魏晋六朝四百余年间，儒学虽已衰微，然历朝历代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敢公然放弃儒学。梁武帝冒天下之大不韪，要以佛治国，这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势必引起众多朝臣之反对，其阻力可想而知。自天监三年至大同七年，梁武帝花了三十八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弘佛，推行以佛治国，其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撰文，宣布“舍道事佛”“宁可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正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舍事李老道法诏》，《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2页)，同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族精信因果。历代文献中未见群臣对此事之回应，恐梁武帝此论未引起臣下共鸣。

      天监四年，梁武帝举行水陆法会。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是中国佛教经忏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宋宗鉴《释门正统》卷四说：“所谓水陆者，因梁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生死，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帝因(宝)志之劝，搜寻贝叶，早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遂于润州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命僧祐禅师宣文。”(24)对这次金山水陆法会，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天监四年”条下记之略详：“初梁帝梦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恼。何不为作水陆大斋而救拔之?’帝扣诸沙门，宝志公曰：‘寻经必有因缘。’帝取佛经，躬盲披览，创造仪文，三年乃成。于夜捧文停烛白佛曰：‘若此文理协圣轨，愿拜起时，此灯自明。’或仪式未详，灯暗如故。言讫投地一礼，灯烛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于今镇江金山寺依仪修设。帝临地席，诏祐律师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大正藏》，第49册，第795页)梁武帝听从释宝志之劝，于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在镇江金山寺举行水陆法会，是佛教史上最早的水陆道场。

      天监六年(507)，因范缜的《神灭论》而引起了一场佛教史上大规模的讨论。范缜《神灭论》完成于萧齐永明年间，其目的是与竟陵王萧子良之崇佛展开讨论。天监六年，曹思文《上武帝启难范缜<神灭论>》，批判范缜排佛。梁武帝支持曹思文之论，并授命释法云组织朝臣参与讨论。据《弘明集》所载，此次参与讨论的有62人之多。本年之佛教讨论不是孤立的现象，很明显是梁武帝借助皇权强制推行佛教因果报应的神不灭论，以捍卫中国佛教的理论基础。

      天监八年(509)，宝亮法师撰《大涅槃义疏》，梁武帝亲自为之作序，序有云：“光表微言，赞扬正道，连环既解，疑纲云除，条流明悉，可得略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984页)梁武帝让释宝亮撰《大涅槃义疏》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弘扬佛教。

      天监十年(511)，梁武帝撰《净业赋》回忆他不食荤腥、断房室之后的内心境界时说：“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多像，内见众病。既除客尘，又还自性。三途长乖，八难永灭。止善既修，行善无缺。清净一道，无有异辙。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于心。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洁其如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951页)可见，只有一心向佛，才能心境澄明，心志皎洁，纯洁如冰雪，内心空明。

      天监十二年(513)，武帝下诏要求宗庙祭祀以青蔬豆腐、面粉和大饼，断用荤肉。此令一出，江贶、王述、谢几卿、尚书臣亶、仆射臣昂等诸人反对，梁武帝力排诸议，仍旧坚持“至遂祁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被之含识，郊庙皆以面为牲牷，其飨万国用菜蔬去生类”(萧衍《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广弘明集》卷二六，《大正藏》，第52册，第293页)。天监十六年(517)三月，梁武帝又一次下诏：“郊庙牲牷，皆代以面……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南史》卷六《梁本纪上》，第1册，第196页)由“公卿异议，朝野喧嚣”来看，当时群臣反对者很多。梁武帝花了六年的时间来推行宗庙祭祀用蔬果，说明了推行佛教所受的阻力之大。

      天监十四年(515)，在梁武帝的授意之下，展开了关于“二谛”涵义的讨论。“(天监)十四年正月朔旦，帝临轩，冠(昭明)太子于太极殿。……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二谛》《法身义》。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诸子列传》，第5册，第1308页)则这次佛教大讨论大约在天监十四年至普通元年间左右(515-520)。这次讨论，其目的亦是弘佛。

      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梁武帝从锺山草堂寺慧约受菩萨戒，时人称之为皇帝菩萨。他持戒很自觉，日一蔬食，过午不食，不穿罗绮，盖布被，睡莞席，着草履，所居寝宫不足一丈见方，其简朴俭约与中国多数帝王的荒淫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要求王族子弟、皇储王妃、士庶受戒。从慧约受戒为弟子者达四万八千人，对佛教的居士化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普通三年(522)十一月，梁武帝撰《与周舍论断肉敕》，力陈杀生身受地狱轮回之苦，倡导众生持不杀戒。梁武帝还有《断酒肉文》《唱断肉经制》二文与此文意义大致相同，多方面地阐述断禁酒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力倡断肉，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严令僧徒遵守。

      梁普通八年(527)，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与梁武帝讨论佛教义理：“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25)梁武帝以为自己写佛经、造佛寺、培养僧人、广结善缘、净身持戒便是有功德。达摩断然否决，认为真正的功德是“净慧智圆、体自空寂”，也就是说功德要靠内心修炼、明心见性、方成正果。心若背觉合尘即是众生，心若背尘合觉即是佛，从而达到精神永驻万劫不变的最高境界。对于达摩的“功德”说，梁武帝若坠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但这却促使了他加紧修行的决心。

      大同四年(538)，梁武帝举行盂兰盆会。“盂兰盆”，是梵文UILam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盂兰盆节是根据两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中举行超荐历代先祖而做佛事的故事而来，该会常在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据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七云：“大同四年，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大正藏》，第49册，第351页)自此之后，历代帝王以及百姓，相习成风，更成为我国寺院中重要行事之一。

      大同七年，贺琛上《条奏时务封事》，指斥时政弊端四条，其一有论世风之奢侈淫靡。梁武帝闻之大怒，他说自己不与女人同屋而寝、绝房事已三十余年，不饮酒，不好音乐，每日只吃一顿饭，“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萧衍《敕责贺琛》，《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970页)。身为帝王的梁武帝实际上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自言这样的生活是为了“救物故也”，即为了挽救社会习俗。

      据许嵩《建康实录》、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释慧皎《高僧传》、陈作霖《南朝佛寺志》等书记载，自天监元年至大同七年，梁武帝先后建造了头陀寺、法宝寺、法王寺、佛窟寺、光宅寺、开善寺、萧帝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等四十余座寺庙。在这些寺庙以及佛像的建造过程中，百姓踊跃参与，情绪高涨，像光宅寺无量寿像：“以梁天监八年五月三日于小庄严寺营铸。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铜，融泻已竭，尚未至胸。百姓送铜不可称计，投诸炉冶随铸，而模内不满，犹自如先。又驰启闻，敕给功德铜三千斤，台内始就量送，而像处已见羊车传诏，载铜炉侧。于是飞韛消融，一铸便满。甫尔之间，人车俱失。比台内铜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实灵感。”(26)百姓自愿捐献铜，官民共建，感动佛祖，天降灵异。

      梁武帝舍身佛寺，决心率人向佛。据《梁书·武帝本纪下》所载，在天监三年至大同七年间，梁武帝曾先后二次舍身同泰寺，“(大通元年)三月辛未，舆驾幸同泰寺舍身。甲戌，还宫，赦天下，改元”(《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第1册，第71页)，前后4天；“(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第1册，第73页)，前后47天。这两次舍身与赎身，是效佛祖“舍身救馁虎”之举，身体力行，以帝王之尊推行佛教。

      梁武帝举办佛教法会，宣传佛法，意欲普度众生，推行其以佛治国之策略。据《梁书》与《南史》所载，在天监三年至大同七年间，梁武帝先后举办过16次法会。这些法会或讲《涅槃经》，或讲《般若经》，参与人数众多，成为弘扬佛法之盛事。像大同元年二月，梁武帝在同泰寺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参与僧众达三十一万九千多人，可以说是历次法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至解讲之辰，四众云集，忏礼才毕，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间，遍于卍字，左右灵相炳发，金仪炫耀。俄而左边十方菩萨像续复放光，起右腋下达于肩上。圣御恭自虔礼，大众咸所观瞩，故知现此面门，证明义旨。”(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广弘明集》卷一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7页)梁武帝之至诚，感动上苍，佛祖显灵，证明佛法无边，信者日增。

      自天监三年至大同七年间，梁武帝编纂和译注的佛典有《众经要抄》《众经饭供圣僧法》《众经护国鬼神名录》《众经诸佛名》《众经拥护国土诸龙王名录》《众经忏悔灭罪方法》《续法轮论》《法集》《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众经目录》《义林》《佛记》《经律异相》《出要律仪》《在家出家受菩萨戒法》《宝云经》《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法界体性无分别经》《阿育王经》《孔雀王陀罗尼经》《文殊师利问经》《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菩萨藏经》《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舍利弗陀罗尼经》《八吉祥经》《十法经》《解脱道论》《阿育王传》《大般涅槃子注经》《大般涅槃义疏》《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摩诃般若波罗蜜子注经》33部。这些佛教典籍在弘扬佛教，以及佛教的普及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梁武帝于华林园之重云殿讲《金字般若波罗蜜三慧经》，前后达23天之久，参与者万余人。此次讲说，厥功甚伟，陆云公概括为十项：“一则宫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则大地震动，备诸踊没。三则夜必澍雨，朝则晴霁，淑气妍华，埃尘不起。四则犍椎既鸣，讲筵将合，重肩絓毂，填溢四门，而人马调和，不相惊扰。五则所施法席，止坐万人，而恒沙大众，更无迫迮。六则四部旷远，咸闻妙说，轩槛之外，听受益明。七则净供遍设，厨匪宿办，妙食应时，百味盈溢。八则氛氲异香，从风满触，九则铿锵雅乐，自然发响。十则同声赞善，遍于虚空。”(陆云公《御讲般若经序》，《广弘明集》卷一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6页)佛放光明、大地震动、夜雨初霁、犍椎填门、座无虚席、僧众领悟、肴核盈溢、异香扑鼻、雅乐自鸣、赞善唱响，这十项灵异，再次印证了佛法无边。

      大同七年四月十一日，梁武帝宣敕门下，宣布佛教为“正道”，儒家(周公、孔子)、道家道教(老子)为“邪道”，要求百官、侯王、宗族返邪归正。此论振聋发聩，在中国宗教史、文化史上，梁武帝第一次宣布儒家为“邪道”，其目的是促使臣下尽快皈依佛门。

      受武帝之督促，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萧纶首先上疏，表示事佛之决心：“臣昔未达理源，禀承外道。如欲须甘果，翻种苦栽；欲除渴乏，反趣碱水。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戒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伏愿天慈，曲垂矜许。”(萧纶《遵敕舍老子受菩萨戒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080页)邵陵王纶回忆了自梁武帝佞佛以来所看到的佛法显灵之种种事项，表示愿意舍弃老子之邪风，皈依佛教之真教，受菩萨戒。此时的萧纶掌握朝中的军政大权，又担任护卫京城安全的丹阳尹，他的信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梁武帝看到邵陵王纶之奏疏后，次日就派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给予萧纶勉励，准许其皈依佛门。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梁武帝“舍道事佛”亦当如是观。自天监三年初次表达佞佛之决心，到大同七年邵陵王纶自启归佛，梁武帝花费了三十八年的时间，实现了“舍道事佛”的夙愿。其中之甘苦，个中之曲折，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梁武帝“舍道事佛”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思想治国的一次尝试，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梁武帝是少有的思想者。虽然其篡夺萧齐江山，既有同室操戈之嫌，又有胜之不武之讥，但他确实想治理好天下，使国家长治久安。在儒、道、释三家思想中，梁武帝进行了痛苦地抉择，最终选择了佛教。自登基之后，梁武帝倾其余生，前后花了三十八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宣传佛教，推行以佛治国，渴望天下太平。然事与愿违，萧梁因他而建，亦因他以佛治国而亡。梁武帝“舍道事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在梁武帝佞佛行为的影响下，促使了梁代佛教或涉佛文学、艳情诗、山水诗、咏物诗、宣佛小说等诸种不同题材文学创作的兴盛，并形成了以悲伤为基调的文学审美特征，使得萧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迥异于前代而又大放异彩的时期。

      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页。

      ②内藤龙雄《梁の武帝の舍道の非史实性》，《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57年第5卷第2号。

      ③太田悌藏《梁武帝の舍道奉佛について疑う》，《结城令闻教授颂寿纪念论文集》，东京大藏出版社1964年版，第417—431页。

      ④熊清元《梁武帝天监三年“舍事李老道法”事证伪》，《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⑤赵以武《关于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及其原因》，《嘉应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⑥赵以武《关于梁武帝“舍道”与“事佛”》，《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⑦刘林魁《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⑧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⑨谭洁《梁武帝天监三年发菩提心“舍道”事伪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⑩释法琳《辩正论》卷八，《大正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52册，第549—560页。

      (11)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1—112页。

      (12)陈子良《辩正论序》，《大正藏》，第52册，第490页。

      (1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91页。

      (14)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四《法琳传》，《大正藏》，第50册，第637页。

      (15)姚思廉《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794页。

      (16)魏徵等《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723页。

      (17)姚思廉《陈书》卷二四《周弘正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305—306页。

      (18)萧琛《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52册，第61页。

      (19)萧绎著，许逸民笺《金楼子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5页。

      (20)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6页。

      (21)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册，第1370页。

      (22)李延寿《南史》卷七六《隐逸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898页。

      (23)陈寅恪《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6页。

      (24)宗鉴《释门正统》卷四，日本元禄三年(1670)刻本，第21页。

      (25)释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9页。

      (26)释慧皎著，汤用彤校《高僧传》卷一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3—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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