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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曹远征为本报撰文指出，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知识经济将对传统的金融业务带来新的挑战，而风险投资会成为一种全新的金融工具。
金融危机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结构调整的产物
自1997年7月2日始于泰国的金融风暴迅速蔓延全球，使1998年的世界在惊恐不安中度过。面对这场金融风暴，学术界、工商界、舆论界从各个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或猜测。归结起来看，这些解释或猜测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是“内因论”，认为亚洲国家内部经济不健康，或因体制、或因泡沫使其经济扭曲所致；
二是“外因论”，认为是国外投机资本恶意炒作所致，甚至有阴谋之嫌。持第一种看法的多为西方发达国家，而持第二种看法的多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双方甚至为此展开了论战。
平心而论，论战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但不无偏颇，因为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不符。一年多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情况表明，它大体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因泡沫破灭而触发的，如泰国；
另一种是实质经济尚可，但因债务链条崩断而陷入的，如韩国；
还有一种是宏观经济指标尚佳，但却因经济前景不明缺乏信心所导致的，如日本。显然，这三种的危机发生的条件各有不同，难以以上述任何一种单一原因加以解释。
常识告诉我们，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当逻辑不能解释或解释乏力时，不是历史的错误，相反应从更广泛的视野寻找逻辑的出发点，相应地修正已然的逻辑。一旦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亚洲金融危机时，就会发现它是世界经济由已然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结构调整的产物，而这一调整又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简言之，由亚洲进而波及俄罗斯和拉美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知识经济兴起的挑战。
知识经济是以柔性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若要认识知识经济挑战的深刻性，先要确认知识经济的特征。
从某种角度观察人类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它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它们是农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阶段以及即将进入的知识经济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依次发生的，但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在农业经济阶段，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土地，因而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是围绕着土地这个核心展开的。对此史学著作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值得讨论的是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特点与区别。
所谓工业经济是指以工厂制度为基础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单一品种、标准化、大批量，其经营管理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专业化的单一品种，使其可以使用成熟的主流技术，并实现产品的标准化，进而生产工艺的标准化。而产品及工艺的标准化又构成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基础，从而实现规模效益。因为规模效益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减低，降低了总成本，进而降低了售价，扩大了销售市场。
本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经营管理创新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人们熟知的“福特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形成以流水线为核心的生产工艺路线合理化，以此来降低固定资本的投资，从而减低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成本。而所谓的“丰田生产方式”对“福特生产方式”的创新则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流动资本的投资，即通过“下承包制度”将大量的零部件委托生产，并通过“看板制度”等有关的管理，实现了“无存货生产”，从而进一步减低了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成本。
与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柔性化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即按照客户指定的要求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其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非标准化。并由此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它不必进行集中化生产，相反分散化生产却是其典型方式；
二是由于非标准化，其技术基础是以创新为核心的。从而形成了经营管理上的新特点：管理的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转向技术创新，经营的目标由成本最小化转向利润最大化。
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从现在所津津乐道的“微软”模式中窥见一斑。“微软”的投资集中在软件技术的不断创新上。虽然这种创新活动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风险巨大，但一旦实现创新，则出现利润的急速增长，收益呈现出边际递增态势。
由上，我们可以大致地看到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区别：工业经济是以成熟的主流技术为基础，以流水线生产为核心，以生产管理为中心环节，以降低生产成本为宗旨的；而知识经济是以尚未广泛应用的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分散化生产为其典型方式，以技术创新为其管理的中心环节，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
十分明显，它们二者的结构特征不同，因而其运行机制不同，其管理经营原则也不同。
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推动知识经济的主导力量
在20世纪后半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人类在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外层空间和海洋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进展。而以这些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全面产业化给世界产业结构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的结束，更促使这一变化速度的加快，使下列现象更为明显：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知识和技术推动，而作为知识和技术的载体的人力资本成为生产力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因素；计算机、电子和航天、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的增加值在制造业的总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知识密集的服务部门，如教育、通讯、信息等迅猛发展，成为推动知识经济的主导力量。以美国为例，1996年服务部门的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4，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总数的80%。90年代世界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化，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知识经济为鲜明特征的新兴产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
历史经验表明，主导产业决定了一国的竞争实力和国际分工地位。主导产业的每一次更替都带动了一些国家的崛起和一些国家的衰落。在农业经济年代，主导产业非种植业莫属，凡种植业发达的地区无不造就了领先世界的文明。在工业经济年代，其主导产业经历了由轻纺——钢铁、重化工——汽车、飞机制造——电子的更替，其结果出现了先是英国（轻纺），后是德国（钢铁、重化工），再是美国（汽车、飞机制造），最后是日本（电子、机电）的更替。当代，种种迹象表明，在以知识经济为鲜明特征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美国已拔了头筹，它使美国的竞争实力大为加强。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在世界产业结构正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未来的知识经济转变的历史关头，得知识经济风气之先的美国以进攻之势咄咄逼人；相反，在工业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却因传统工业无论生产还是管理都作到了极致而身陷囹圄，无转寰之力。而作为日本工业模式追随者的亚洲诸国，唯马首是瞻的结果是一并陷入体制和结构无弹性的境地，即工业经济结构唯有作一维性的扩展而难以自我调节，形成产能的扩张快于市场容量的扩张。经济过热导致了全面性的传统工业品的生产过剩，使其在知识经济的冲击下，金融环节出现断裂，引发了危机。结论因此而十分明了；亚洲金融危机尽管其直接原因各有不同，但从深层次看则是知识经济对传统工业经济的挑战，是它们之间的碰撞的火花。
知识经济使传统的金融业务处于尴尬境地
既然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知识经济对传统工业经济挑战的结果，那么战胜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迅速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过渡。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加速这一过渡？反映在金融方面就是如何建立支持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融资体制？
在一个经济体中，金融与实务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实务便会有什么样的金融，同理，有什么样的金融便限定了什么样的实务。现行的金融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工具是传统工业经济的产物，与传统工业经济丝丝相扣并支持其发展。对此，我们可以从现有的金融业务中窥见一斑。
例如商业银行业务，其放款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物抵押。即使在目前人们所谈论的新兴投资银行业务中，市场份额、盈利预测、现金流等也是基本的业务根据。
十分明显，这些都是建立在人们对成熟的主流工业技术认知的基础上的。因为只有为人们所熟悉并接受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即产业化的企业，才有所谓的市场份额、盈利预测、现金流等，只有制造这些产品的资产也才能谈得上是银行所接受的抵押品。然而，如前所述，以知识经济为鲜明特征的高科技产业，无论其运行方式还是其经营原则都有别传统的工业经济，并由此使传统的金融业务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基础是尚未广泛使用的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从而具有巨大的产业化以及随之出现的巨大的投资回报前景。但与此同时，由于尚未产业化，既谈不上市场份额，更谈不上盈利预测及现金流等等。巨大的投资回报仅仅变成了一种说法，使传统金融丧失了业务根据；
二是高科技产业是经营基础是人力资本。它是和人的生理存在紧密相连的，唯有人的活动，尤其是脑力活动才能发明和发现新技术，才能实现科技的创新。而人是银行所不能接受的抵押品，使传统金融丧失了业务依托。
风险投资是一种新的金融工具
以知识经济为鲜明特征的高科技产业拥有诱人的投资回报前景，但其间也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一旦产业化不能实现，便造成巨大的投资损失。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投资特点显然与传统的金融业务谨慎经营，规避风险的原则相悖。因此，必须另择它途，塑造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融资体制，缔造新的金融工具。
目前，创立风险投资，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已日益成为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涉及这个话题时，首先要对风险投资的作用定位。一般来说，在科研到产业化的流程中，对其的财务资助或投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科研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实验室的科研发现或发明。由于科研活动的性质所决定，对其的资助很难以商业化的形式进行。通常是由无利润回报要求的科研基金进行资助，其中主要提供者是政府财政；
中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对科研成果进行工业化试验。由于具有了科学和一定的技术基础，使其具有了以商业化形式进行操作的条件。但毕竟还是工业试验，仍具有很大的风险，从而造成传统商业性金融业务操作的障碍；
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在已稳定成熟的工业化技术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生产。市场状况明确，各种传统的商业性金融业务全面介入的充分条件由此而形成。
由上，所谓风险投资主要是指在中试阶段以特殊的商业化手段从事的金融业务，其中的要义在于特殊和商业化。所谓商业化是指它不是财政功能，即不是无偿的，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谓特殊是指它不是一般性的商业运作，需要附加一些特别的条件。
经验表明，这些特别的条件主要集中于风险的分散方面，其中又分事前和事后。所谓事前是指它的投资对象应是一组项目，而不是单个项目。分散投资的好处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不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结果是分散了风险。因此基金的模式成为其首选。
所谓事后是指投资后需要一个适当的退出方式。作为基金，它的参与者多是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不同的是它们对长期持有兴趣不高，满足它们变现的需要成为其必要条件。因此设定某些特殊规则的交易，主要是上市方式成为其特点。
事实上，人们所谈论的美国NASDQ和香港的“创业板”即是满足这一退出要求的特殊上市规则。应该指出的是，联结这事前事后的中心环节是基金的管理机构。这一机构是智力密集型的，其组成人选是特殊的专家，既不是单纯的金融人才，也不是单纯的科学家，而是两者的集大成，既能识别项目又能进行金融操作。由此，以对项目的研究见长成为这类机构的基本特色。
末了，结论也显而易见，在我国，过去风险投资的任务基本由财政承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财政逐渐退出这一领域而开始形成了空白，特别是考虑到由知识经济的挑战而带来的全球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塑造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融资体制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唯此才能将科教兴国落在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