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_农民论文

近百年来我国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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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1-0080-06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入侵之加剧、国内政治之变乱、军阀之混争、濒临之天灾以及经济之动荡,似乎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严重失控,这毫无疑问深深刺激了素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神经,“亡国灭种”的危机逐渐演变成国人普遍的民族情绪。在此情形下,以“挽救农村”、“复兴农村”相号召,从而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此起彼伏的乡村实(试)验与乡村改造运动竟然贯穿于20世纪漫长的岁月,留下了或浅或深的历史印记。直至新世纪的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声仍然嘹亮地回响在国人的耳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业已成为几代中国人人人能详而又为之困惑的难题!因此,认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的历史,深刻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找出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厘清应努力之方向与内容,对于破解当前中国三农问题这一难题,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百年农村建设的模式

近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建设①,可谓复杂多样,模式各异,多元发展,曲折多变。但是,细细考察,我们仍不难发现其贯穿百年纵深发展的三条轨迹,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和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

(一)以知识分子②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教育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鉴三、米迪刚父子有鉴于此,便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倡导“村治”,结果颇有成效,引起世人注意。1926年,以晏阳初为领导的平教会选定定县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并在该村设立华北实验区办事处,作为在全国推进乡村教育工作的一个机构。此后,越来越多的学校、教会或其它社团加入这一行动,纷纷在全国各地设立农村实(试)验区,希望“从一县或一区甚至一村之中,作出相当且具体的事业来,或在实验的工作中,希望求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来,更进而重新建设社会的机构”③。这些实验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或西方文化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与崩溃,只有对农民进行现代新式教育,培养出“现代的中国新农民”④,或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中国才能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

上述知识分子的理论认知和实际行动逐渐汇聚成轰轰烈烈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其中影响最著者,当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前者从1929年开始研究实验,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内容,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教育连环实施的方式,中经试验研究、分类培训、表证推广循序推进;从最初的教育入手,逐步推出了政治、经济、自卫、卫生、礼俗等一整套的乡村建设方案,成为民国乡村建设的排头兵。后者在1931年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基础上,开始了重整乡村组织、重建新法制习俗的实验,其关键举措是在农村普遍设立乡农学校,以村学代替村公所,乡学代替乡公所;乡农学校既是教育机构,又是行政机构,通过乡农学校,借助教育力量,将当地农民全面纳入政、教、养、卫于一体的乡村改造与经济建设,成为民国乡村建设的中坚。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是乡村建设派的黄金发展时期,可惜的是,乡建运动迅猛发展的势头被日寇的入侵所遏制,华北、华东、华中以及沿海等地的乡建实验区先后为战火所吞噬。抗战大后方(大西南、大西北、东南的赣闽粤边区等)仅有少数的实验区,例如平教会在四川设立的新都实验县、江西黎川的基督教实验区、福建协和大学在闽北邵武设立的实验区;在抗战建国环境下,大多数乡建团体和实验区都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抗战宣传、民众训练、难民救济等急务方面,其本来的乡建事业却显得微不足道。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在中国大陆随着抗战烽火的熊熊燃起徐徐落下了帷幕,晏阳初所开创的平民教育模式却在海外获得了新生。50年代以后,晏阳初遍游亚、非、拉40多个国家,将其平民教育的经验成功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各国朝野的尊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斗转星移,最近10年以来,随着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及其研究热的兴起,一些学者重又燃起了乡村建设的热情与火花:温铁军等在翟城村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广泛吸纳高校学生三农社团和广大农民的参与;茅于轼则在山西龙水头村进行小额信贷试验;高战在江苏沭阳官墩乡试行组织农会;陈江华、王军华在济南殷家岭村成立农村社区学校;于建嵘在山东邹平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贺雪峰在湖北荆门、洪湖设立老年人协会等等。

(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

20世纪30年代以后,面对中共来自农村的挑战,南京国民政府一改晚清政权以来的地方自治思维,先后颁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县府裁局改科、县分区设署、保甲制度和新县制等一系列地方行政制度,力图将国家政权延伸到地方基层,重振“中央权威”,提高政府执政尤其是整合基层的效能。与此同时,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内战和水旱等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农村萧条,又先后颁布《土地法》、《合作社法》、《土地法施行法》等多部涉农法律,并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国农民银行,修建多项大型水利工程等,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1933-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还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复兴运动”⑤,并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以加强对其的领导。到1937年运动结束前,全国共有14省成立了实验县,较著名的有江苏的江宁、浙江的兰溪、广东的中山⑥、广西的宾阳、云南的昆明、贵州的定番、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与菏泽、江西的临川等。40年代初,为挽救战时粮食危机,国民党延续了其早年的“二五减租”和“扶植自耕农”精神,在14省82县试点“扶植自耕农”⑦,1943-1946年,全国总计扶植自耕农20954户、土地面积达33.1万亩;其中,成绩较显著的有福建龙岩、甘肃湟惠渠灌溉区和四川的北碚。⑧随着国民党败退大陆,“扶植自耕农”无果而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厉行“三七五减租”(即二五减租)和“扶植自耕农”政策,于5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上述土地改革任务,带来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并促成了工商产业的成长⑨;八九十年代,台湾当局在第一期土改的基础上,相继实施了第二、第三期农地改革,旨在重建合理的租佃制度、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

除中央政府外,各级部门、地方政府或官员也开展了自己的乡村改进。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行政机关主办的,例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在江西设立的10个农村服务区,上海市政府的高桥卫生实验区,福建教育厅的五里亭改进区,浙江省建设厅的第一农村合作实验区,新桂系领导的以民团为基础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乡村治理模式。第二类是省立民众教育馆设立的,例如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设立的莲塘实验区,江苏省的汤山实验区,南京的西善桥实验区,浙江省的凌家桥实验区,山东省的土屋实验区。第三类是党政官员个人或社团设立的,例如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理事长的江西农村改进社设立的万家埠实验区和走马乡实验区,卢作孚设立的四川北碚实验区,钮永建设立的上海俞塘改进区。和乡建派的命运相类似,上述绝大部分实验区均在抗战前后匆匆结束,而唯有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以“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典型屹立至民国末年。

(三)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

由于“共产主义”的既定理想、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苏联在国际上的显著影响和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模式作为自己现代乡村建设的范本。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村开办农民学(夜)校,组织农会,领导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而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⑩,必须坚决地“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剥夺地主的土地,将土地转给农民”(11);对于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认为“只有打破农民零细的私人经营底范围”,“组织大规模的集体生产”(12),“用计划经济与合作经济来改造小农经济”(13),走集体化道路,才能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土地制度、农村政权建设和农村社会整合等方面的可贵学习与探索。取得政权后,又迅速于1950-1952年在新解放区展开土改运动,此举“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14),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但是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和新富农现象,使毛泽东等领导层适时启动了预设的集体化运动。自互助组至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一路“趁热打铁”,农民的私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迅速归入人民公社的“大堆”;历经调整整顿,土地等生产资料最终定型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生产方式则实行共同劳动,按劳分配。与所有制的变革相伴随,农村公共设施、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建设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农村意识形态则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与1949年以前相比,尽管社会主义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1978年前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生产力没有多大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15)

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危机和饥饿等困境迫使共产党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新农村建设模式应运而生。这一模式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并向多方面纵深拓展:从单一的粮食种植到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农村市场的自由交换,从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小城镇建设的勃兴,从外出务工的涓涓细流到汹涌澎湃的民工大潮,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乡镇机构的重设,乃至广泛开展的村民选举,处处都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足迹。新世纪的今天,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又有了新的步伐,表现在: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了新的举措。在这一探索中,政府的主导性改革措施,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民财产普遍增多。农民主体性地位逐步得到尊重和政府的主导性改革,两者交互作用,是农村社会面貌为之一新的关键因素,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显著特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正在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二、近百年农村建设的经验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尽管其有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主体主持,但是,透过动荡巨变的20世纪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共同点,主要有:

第一,近百年的乡村建设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其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众所周知,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以20世纪初年知识分子的乡村改造实践为开端。其后,私人、学校、教会、其它社会团体,以及政党与国家先后成为积极的倡导者或行动者。单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乡村建设派来说,就有专门从事合作社组织与推广,以改善农民经济生活的华洋义赈会;有以地方自治闻名的彭禹廷领导的河南镇平村治;有以职业教育入手的黄炎培等主持的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有以活的教育和小先生制为特点的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和山海工学团;有以平民教育著称的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有将教育、组织、生产相结合的高践四等规划的无锡实验;有以文化教育入手,以发扬固有礼教传统的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有以实验并推广优良农产品种为主要目的的金陵大学的乌江实验;有兼以宗教社会服务为特色的江西黎川实验和山东齐鲁大学主办的龙山实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16)最近10年以来,随着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及其研究热的兴起,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一些学者个人乡村建设的身影(如前文所述)。可以说,近百年的乡村建设与成就是上述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

不过,从乡建的规模、力度和持续时间等指标看,政府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执政政府因职责所在而从事乡村建设的主动,而且在于政府手头有更多的推动乡村建设的资源(如资金、合法性与公信力等),还与政府对社会整合能力越来越强密切相关。实际上,近百年来,面对着危机与战机,国共两党都力图立足于现实国情,学习西方行政、经济与市场管理经验,强化自身对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干预和引导能力,多方面谋求推进整合乡村、复兴乡村的途径,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农民的日常生活,政府是百年来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第二,明确了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尝试并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尽管百年来乡村建设团体各异、模式不同、重点不一、多元发展,但是,在其长期的乡建实践中,其主要内容不外有以下这些方面:新式教育的普及、扫盲教育的开展、科技兴农、组建农村合作社、流动农村金融、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和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改良农村风俗、训练各种农村服务人员、维持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等,这些都是20世纪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在具体实施与探索上述乡建内容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尝试并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例如,从试办农村新式小学到筹办保学再到后来的国民小学校,开创了农村义务教育的雏形;以改良种养品种与方法为中心的科技兴农模式;通过信用、供给、生产、运输等合作方式进行组织创新,提高农村产业化服务程度;把农村公共设施和医疗保健事业等公共产品建设纳入政府日常工作日程,其中乡村“医疗所”或“诊断所”的成立实为医疗卫生事业的首次“下乡”,也是当前乡镇医疗卫生系统的起源等等。上述各项新体制创立之初尽管不尽完善,在具体实施中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毕竟都是农村社会中的新事物,而且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前的农村现代化所继承和发展。这是20世纪的乡村建设留给新世纪的珍贵遗产,今天的我们应该继续挖掘、完善、发展这些新体制。

第三,乡村建设应循序渐进,忌讳急躁与政绩。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渐进与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事业,需要大家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民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部分为日寇的侵华战争所断送,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少乡村建设事业也因频繁的内战和动荡的时局而未见正果,这当然是1949年以前乡村建设运动草草收场的主要原因。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客观因素,即其乡村建设事业没有被战争所打断或动荡的时局所影响,它也将在实践中遭遇种种挑战和重重困难。1949年以后的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按照传统的革命逻辑,中国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政权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就会呈现在眼前。事实却并非如此。农民兄弟们又何尝想到还要经过集体化的磨难后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截止到今天,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农村现代化,农村中的各种问题(如两千多万的贫困人口和文盲、大量的土地抛荒、农村医疗缺乏、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保障缺位、农民普遍的厌农情绪等)依然严峻,“三农问题”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17)因此,充分认识和估量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助于我们坚定信心为现阶段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作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政府官员而言,只有忌讳急躁与政绩,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这是百年乡村建设事业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之一。

三、近百年来农村建设中的问题

毫无疑问,近百年农村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深刻总结其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教训和问题有:

第一,社会各界好以贵族或救世主的眼光看待农民。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农民是小生产的眷恋者,是“保守”、“封闭”、“落后”、“平均主义”的代名词;进而将小农经济归结为中国现代化转型难以顺利实现的“罪魁祸首”或直接根源(18)。的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小农表现出上述种种特性,但是,这种种的特性,实在是“源自高悬于整个社会之上且又是权利‘不受限制的’专制政权,是政府长期坚持的‘重农抑商’、‘抑制兼并’、户籍制度等超经济强制政策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的产物”;“是社会主导者长期以平均主义改造农民与社会的结果,而非农民本性使然”。(19)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得到历代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其具体表现则为:好为人师、自以为是、蛮干盲干,根本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藐视农民的创造精神。结果,小农(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被设定为改造的对象或被消灭的目标,需要外界力量赐予“阳光”和“雨露”,农民本应具有的主体性和固有的创造性则被阉割。

近百年的乡村建设中,我们听到了不少乡村建设者的哀叹,例如梁漱溟承认乡建的两大难处之一即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后乡村不动”(20)。我们也看到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后所爆发的革命热情和在帮助中共争夺政权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革命热情和巨大作用在随后长达20多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却消失殆尽,难觅踪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农民的上述革命热情似乎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迅速转化为发家致富的激情,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单干、乡镇企业、民工大潮、小城镇建设、回乡创业,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为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关键因素恐怕是农民主体地位能否被充分认识,农民的创造与选择能否被充分尊重。众所周知,农民是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农民主动性的有无是农村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在中国“三农”问题陷入困境、“三农”解结招数难寻的今天,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应尽快落实农民市场主体资格,还农民市场主体权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环境建设,是中国农村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之举。

第二,社会各界好以城市模式来改进农村。近代以降,随着沿海和内地口岸的开放,全国迅速崛起了一批著名的近代化城市,城市中的工业、商业、金融业、娱乐业、房地产业、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建设等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海、广州、天津、杭州、南京、汕头、厦门、武汉、重庆等近代化城市不仅成长为地区或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全国市场网络的转运中心和辐射周边农村的经济中心,此外它还以其崭新的近代工商城市文明形象成为周边墟镇城乡效法的榜样。在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等发展趋势与背景下,广大的农村自然成为现代都市的附庸或对立面,城乡二元结构已然显现。在此思维指导下,百年来的乡建事业充斥着诸多脱离当时农村实际环境、用城市眼光和知识分子观念强迫农民改造农村的事实。例如民国时期,不少实验区规定每保设置民众运动场1所,场内挖跳远及撑高跳之沙坑,置办举重之石块与秋千架等;提倡和办理集团结婚,提倡和组织农民过国历年;多次组织各阶层民众进行无休止的训练和会操,甚至在有可能耽误农时的暑假集中训练等等。今天,重新审视上述农村改进措施和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在农村行政村建立公共运动场,置办公共健身产品,这一理想在今天广大农村仍然没有实现(在县市城镇社区,近几年才成为现实);乡村建设者所提倡的集团结婚在当今的城市仍然没有成为主打方式,农村更找不到踪影,因为农民自有他喜欢的婚姻形式;同样,今天的农民仍是对传统的春节倾注着满腔热情,所谓的国历年和平常日几乎没有两样!

历史已然成为过去,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和乡村工作者却没有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教训,仍然没有摆脱硬性指挥农民进行农村建设的城市眼光和知识分子思维。例如,为了调整农村种养结构,指挥农民种这种那、养东养西;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口号下,强迫农民加入公司加农户、工厂加农户等“产供销一体化,农工贸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而一旦环境变动或市场波动,所有的风险都由农民自己承担。最后的结果不是“帮农”、“助农”,而是“扰农”、“坑农”。因此,重新反思近百年乡村建设的城市思维误区,认真检讨我们农村改革中的城市眼光和知识分子思维,回到尊重人性、尊重乡土的传统,用农民的眼光来帮助农民、服务农民,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推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

第三,以控制资源来束缚农民,进而实现改造乡村的目的。如前文所述,经过近百年的乡村建设,中国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民财产普遍增多,农村面貌为之一振。但无需讳言的是,经过暴风骤雨般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改造,广大农民赖以维生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归了公,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尽管其都拥有一块耕作的土地,但和1949年以前租种土地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新世纪农牧特产税收取消以来,尤其是近几届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农民承包的土地永远不变”以来,农民似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实际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农民无法阻挡地方政府和房产开发商联手推动的“圈地运动”(21);不少地区农民承包的土地依然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22)。更何况从理论上来讲,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目前是“赐予”农民耕作的,国家和集体随时可以收回属于她的土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农民的宅基地、耕作的土地等都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也不能用于银行抵押以融通资金,其它如山林、水面、草地等无不如此。换句话说,农民进入市场,除了劳动力可以交换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资源可以优化配置。另外,随着现代化进程向乡村的日益推进,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其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也可能更为突出。当农民遭遇不公时,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其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农民的权利能否允许真正行使?农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合法维权的途径或场合又在何方?原子化的农民如何应对日益残酷的市场竞争?其公平竞争所需求的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又在哪里?在农民主体地位被严重阉割、农民空手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乃至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无疑会显得步履艰难。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有了流动的自由,有了就业的自由,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法律、组织、政治等资源的缺失,农民的创业自由和创业空间还相当有限,其主体性地位的获得还需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政府是安于“主体”地位还是勇于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是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多少有无,是新农村建设乃至农村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

注释:

①1931-1945年之中国东北和1895-1945年之日踞台湾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②本文所指的知识分子具有以下几个特性:具有良好的学知,非官员身份,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

③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9页。

④晏阳初:《在定县展览会上的演说》,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⑤彭学沛:《复兴农村的开场计划——彭学沛在金大之讲演词》,《大公报》“天杂志津”1933年9月5日(4)。笔者按:其经济上包括生产改良、救济农村金融、整顿水利、修建铁路、调查全国农村经济五方面,政治上则主要是县政建设,在全国各省设立实验县。

⑥1929年2月,由国民政府规定成立为县训政实施模范县;定县、邹平等乡建派已实施实验的县份转为政府管辖的实验县。

⑦扶植方法大致分两种,一为直接创设,即由政府依法征收非自耕农之土地,放给农民承领自耕;一为间接扶植,即政府贷款给无地之农民,购买或赎回土地自耕。

⑧中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华年鉴》(下),中华年鉴社1948年版,第1379页。

⑨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版,自序第5页;李百冠:《台湾地区农地改革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南京地政研究所编:《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⑩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1卷第6期,1935年版。

(11)赵槑僧:《中国土地问题的本质》,《中国农村》第2卷第6期,1936年版。

(12)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土地村有制”批评底批评》,《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6年版。

(13)陈洪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需要新的开展》,《中国农村》第8卷第2期,1942年版。

(14)《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5,237页。

(16)瞿韶华:《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2年10-12月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3年版,第19页。笔者按:据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从当时的发展趋势来看(例如江西省绝大多数实验区都是在1934年以后设立的),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从事乡建实验的团体还应进一步增多,实验区数量和范围也应进一步增大。

(17)《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四个关键问题》,《北京日报》2003年6月13日。

(18)温锐:《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绪章第11-12页。笔者按: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战争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金观涛认为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稳定的“板结体”,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黄宗智则以华北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为例,提出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

(19)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371页。

(20)《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21)http://finance.sina.com.cn,2004-03-03(原载《中国经济时报》)。笔者按: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仅2003年,全国耕地就锐减3800万亩:这些锐减的耕地都是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征地卖钱,开发商则打着“招商引资”、“制造城市”等种种幌子将这些耕地开发房地产、建高尔夫球场等。

(22)此一情况为笔者近年来调查中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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