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时代”思想的“存在”境遇——从思想的表达何以可能与可能如何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境遇论文,读图论文,能与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16-06
在人类的文化基因中，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思想依赖于表达以确定思想自身的存在，在思想的如何存在中又确证着存在本身的何以与如何存在。存在、思想、表达构成了存在本身与存在者的同一性。反之，思想的表达不表达思想，也就不能确证思想的存在与存在的思想了。当观察读图时代我们的存在境遇时，思想表达的如何可能与可能如何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关涉着我们还能不能如此思想以及还能不能如此存在，也与我们可能如何存在下去的问题相关。作为存在的显现，语言在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特定的“言说”方式。观察读图时代我们的存在境遇，思想者如何“言说”自己的存在及存在方式，亦即思想表达的如何可能与可能如何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了：思想者是否还具有规制社会的能力，是否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思想，这个问题关涉着我们还能不能如此思想以及还能不能如此存在，也与我们可能如何存在下去的问题相关，这些问题是读图时代的我们的存在境遇。本文的主旨是从社会文化批判的视角，对于读图时代的我们如何作为思想的存在及存在的思想渐入困境进行分析，以从思想之如何来观察我们的存在境遇。
一、读图时代的“书写”和“表意”
思想的作用在于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过去、当下进行观察反思，以把握可能的生活行为的未来走向。思想首要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然后才是“是什么”。①“做什么”实际就是人的“生活”(实践)，而“是什么”是作为思想表达的语言对“做什么”的“言说”。就当下人的思想存在状态和方式来说，从人们的“生活”实践所生产出来的“图像化”的世界既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当下的“活动”方式。可以说，当下的“读图”生活具有普遍化的趋势，从某种方便的、生活方式的意义来说，我们可能在思想的惯性中，走进了“读图时代”。
从思想表达方式作为文化的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人类思想表达的方式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三种形态。从传播形态的转变角度看，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属于话语文化，以影视、触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则属于图像文化。
视觉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形式之一，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感知首先从视觉开始，在分节语言产生之前人类主要通过可视的、丰富的手势语言进行思想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他们的头脑中会浮现各种视觉运动的表象。随着人类抽象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逐渐从对自然物象表象的模仿向意中之象构造的转变，这一“观物取象”的文化实践活动是早期人类“形而上”的创造方式：通过对物象的摹写，体味事物内在的神韵。这种意象产生的过程不存在独立的语言符号中介，语言符号可以“真实”、“客观”地表征(再现)事物本身，不是符号模仿实在的世界，而是符号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这种变化不是单纯的视觉文化的生产和膨胀，也不是我们单纯地接受文化的方式的转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话语空间和话语形式的视觉化：视觉符号越来越远离现实，视觉图像的再现或表现的功能日益弱化，虚拟性越来越具有决定作用。换言之，在仿像的文化中，符号使得所指、能指和指涉物的传统关系被颠覆，在这种境遇下主体的我、思、对象之间也不会像传统那样产生“我思故我在”的自信了，作为思想者的“我”是什么?我还能“思”什么?
西方文化对“视觉”持谨慎的怀疑态度，“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都是坏的见证，如果他们都有粗鄙的灵魂的话”。②在西方思想文化中，作为理性活动方式的语言被视为心智活动的最高形式，相反，试图通过视觉感知来解释现象和表达思想往往是靠不住的。但在思想表达的历史走向当代的发展中，视觉图像在“书写”和“表意”方面的功能角色发生着嬗变。即：思想文化的图像化将大众的阅读从单纯的文字阅读中“解救”出来，而转向编码后的图像，传统文字强大的阐释功能逐渐隐退，慢慢地沦为图像的脚注。同时“读图”限制了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视觉图像成为电子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强力扩张的一个结果，致使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符号化。编码后的世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没有客观实在性的、自行运作的“超真实”的世界，表征就是文本，表征即是自身。思想表达方式的这种变迁直接导致了思想在被传达的过程被光怪陆离的视觉冲击而“变形”，人们接受的思想和思想者欲以表达的思想之间出现了断裂和扭曲。
从表意方面来看，语言具有线性、抽象性特征，阅读语言的过程不仅仅给读者提供反思的契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对印刷文字的阅读促成了人们特定思维习惯的形成，它把主体建构为理性的自我和可靠的文化阐释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和作者尽管彼此隔绝，但通过约定俗成的线性象征符号，在二者之间可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联系，并在逐行文字阅读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严谨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读者能够以理性的、缜密的逻辑思维加以理解的世界。相比语言，影视图像的传递是单向和动态的，其动感超越了文字的静态特性，提供了感性直观的当下体验。以电视为表征的媒介文化越来越远离那种独自沉思的阅读状态，无数新的视觉形式和视觉技术所塑造的世界，深刻地塑造着当代人对当下生活世界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对图像的崇拜成为新一代的文化仪式。这种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是当代人思维方式发生嬗变的主要原因，它左右着我们的价值和观念，我们与图像的传统关系和传统观念似乎被颠覆：图像不再是我们所制造和利用的对象，而恰恰相反，我们被图像所操控而成为一个没有判断力和选择力的人。
在比较的意义上，不同的信息方式塑造着不同的文化主体，文化的视觉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文化的“图像化转向”实际上预示着传统语言学优势逐渐被削弱，读图时代“书写”和“表意”的嬗变使人们从阅读文字的快乐转向观看图像的快感，这一趋势揭橥了社会文化的转变逻辑，标志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图像或影像形式对当代主体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它也给读图时代思想的表达和言说带来了冲击。
二、读图时代中思想存在的窘境
“读图时代”的“书写”和“表意”实质就是对“读图时代”人类“活动”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需要一个具体的公共空间或公共平台，二者的不足或缺乏必然带来“言说”的窘境，即思想存在的窘境。
中西方的思想者与现代传媒在承担公共责任、建构公共空间方面具有共同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士人和从士大夫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以传媒和学校的发展(传媒主要体现在明代以来由于文化权利下移所导致图书流通数量的增大以及范围的扩大；学校主要指以书院为标志的文教普及到偏远的乡村现象)为资源，发挥其文化和舆论方面的影响力，把儒家的价值观(既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渗透到民众的思想中(在当前的中国这一现象还有一定的市场)，当前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传播也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思想者运用活字印刷的书籍战胜了手持羊皮书的贵族，使欧洲逐渐走出蒙昧的中世纪，印刷术的推广使阅读群体扩大且阶层下移，塑造了一代思想者的典型形象。以图像为主要特征的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为思想者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脱离媒体土壤的思想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推动公共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思想者与现代传媒在发展逻辑和价值目标上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曾经作为理性批判的公共领域——传媒机构，逐渐蜕变为一个被市场逻辑和商业利益所把持的文化消费的领域，即当市场法则和商业利益考量渗透和把持公共领域时，其理性批判功能逐渐弱化就在所难免，思想者追求表达思想的自由与媒体商业逻辑之间的冲突也随即而来。对此思想者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冲突不可调和，思想者坚定保持自身独立，而媒体坚持商业利益和市场逻辑；其二，思想者和媒体达成共识，成为共同关注“公共问题”的巩固联盟；其三，思想者完全放弃自身批判精神，和媒体同流合污，依附特定权力和利益集团，沦为权力和金钱的代言人。三种选择对思想者而言都要经历内心的煎熬和纠结，因为相较媒体，思想者总体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选择的权力和机会相对较少。思想存在的这种窘境在欧洲工业化后期就已经出现了。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作为传统媒体的报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出现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电视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的职能由早期相对单一的宣传、告知、舆论监督、教育向娱乐功能转变，其批判性逐渐弱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传播机构最初的基础被彻底颠覆了”。③另一方面，由于思想的多元化与民众不断增多的新诉求使得新媒体看似万能，但实质并非这样。面对公众诉求的多元化趋势，新媒体从业人员知识结构根本无法满足公众的诉求，离开思想者不同程度的参与，新媒体究竟能走多远充满了变数，新媒体在这一背景下不得不求助于思想者，这样为思想者和新媒体的联姻提供了契机，思想者具有了表达思想的公共空间和平台。
思想者和以电视为主的视觉文化的“联姻”是一个新事物，其面目与口语或文字时代迥然相异。电视同其他大众媒介相比，它往往给受众呈现的是一幅多维的“世界图像”。在和思想者联姻过程中，思想者受制于电视制作者，思想者不能自由发挥和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恰恰相反，摄像机背后的创作集体(也包括镜头前的主持人)才是思想者文本的真正撰写者，思想者“即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逻辑，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偏好”。④思想者似乎成为一个没有个人主见的传话筒。
思想者所在的学术场作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其评判的标准来自于学术场制定的规则，而那些与电视合谋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媒体扩大自己的形象和影响，于是，在一次次与媒介的相处中，他们要么拒绝，要么蜕变成了追逐名声的动物，媒体公共空间性在商业杠杆的操控下逐渐弱化，这就像哈贝马斯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指出的那样，媒体出于对商业利益的无限追求，其内容逐渐远离政治而出现非政治化倾向。基于个性化和促销的目的，致使媒体的内容充满了煽情意味，这样造就了一批所谓的“思想者”成为媒体的新宠。布尔迪厄敏锐地意识到新媒体处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对思想者表现出粗暴的强制性。他认为，成为新媒体“新宠”的思想者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自我独立性的丧失，面对镜头，他们只是按新媒体操控者事先写好的脚本表演即可，包括互动环节、“发表”自己观点的时间都是预先设定的，这样思想家自由表达思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布尔迪厄同时发现，为片面追求商业利益和收视率，新媒体有意使得最具收视效果的娱乐节目取代了媒体的文化品位和社会政治功能，媒体的信息经过筛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信息被垄断，大众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本应了解和掌握的重要信息被“屏蔽”，大众的话语权利也被“巧妙”剥夺，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情上去。萨义德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形，他批评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知识分子对曾经坚守的出版事业的抛弃，他们追名逐利，纷纷转行为新媒体的从业人员，或是新闻从业人员，或是电视台访谈节目主持人和嘉宾，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阅听者，思想者存在的理由依仗这些阅听者，这些和思想者从未谋面的阅听者左右着思想者的“思想”。在这种状态下电视的主持人在“不经意间”行使了电视的符号暴力，拒绝自由交流，思想颠覆性地沉沦于电视之中。作为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思想者失去了自我，他们不再是话语的主体，而完全沦为被大众所操控的玩偶，且获得大众的“阵阵喝彩声”，而那些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且持身甚严的思想者显得非常的孤寂，他们“门可罗雀”。这样导致思想者在现代传媒中的知名度与其思想的深度呈现成为反比。
美国哲学家罗蒂斯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任何人的语言游戏，不受制于社会制度。”⑤思想者的独立意识和独立性精神是保证其用批判视角和理论引导实践功能正确发挥的基础，他们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实践者，而且还必须对社会负有反思的职责。习惯了传统媒体的思想者，当遭遇到电视媒体的时候，内心的挣扎和彷徨可想而知。一方面是电视的技术特质和传播优劣势与印刷媒介迥然有别，另一方面是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喧嚣与平庸，使得许多真正的思想者望而却步，同时电视所具备的渗透力和传播力又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这一切交织着、裹挟着，使得思想者在对待电视媒体的态度很纠结，往往出现“迫不得已”的暧昧。在如此的社会情境下，一边是真正的思想者在电视媒体上的缺失，一边是那些失去自我且成为新媒体“新宠”思想者喧嚣的畸形场景，这也是思想者“表达思想”困境的真实写照。
三、读图时代思想的表达可能与如何?
在西方的文化逻辑中，思想的自由被置于个人自由之首。康德指出，人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绝对主体，⑥人有思想表达的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有全部的道德尊严。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思想者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和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道德的尊严强调人的善良意志和责任意识。另外，在西方的观念中还有相对主义的人性观：人是自由的个体，同时又依赖于社会，即人是社会的人，人所谓的社会性表现在其运用理性和语言与他者沟通的自由和能力上，亦即思想的表达上。
“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⑦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总是存在一部分文化的“护教士”或文化薪火的传承者，他们持守文化传播的坚定信念且不遗余力地践行自己的理念，尽管有时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也有部分思想者放弃了思想者应有的操守和职责，沦为特定集团的代言人。朱利安·班达在其《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尽管对当代思想者放弃职守，进行妥协的行为猛烈抨击，但他同时也提到了苏格拉底、耶稣、斯宾诺莎、伏尔泰、勒南等人，视其为真正的思想者，他们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⑧思想者在坚持自身理念的同时，社会还应该为思想者留有一席之地，思想者以宏阔的视野，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审视当下社会，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正是这些思想者的存在，使得在任何的历史时期思想的表达由潜在变为现实，这即是思想的表达何以可能的问题。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身心二元论的传统，并且认为精神的、心灵的东西一直优于肉体的、感性的东西。视觉现象由于更多的和感性范畴相联系，它在理性主导的文化结构中容易遭到贬斥，图像化的文化对受众所造成的幻境和麻醉，使得一些思想者对电视媒体为主的视觉文化充满了厌恶和反感，鲍德里亚曾批评道：“现在调控社会的不是现实原则，而是仿真(仿像)原则。终极物已经消失，现在模型生成我们。已经没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只有拟像(仿像)。”⑨这意味着世界的图像化所导致思想者的精英地位被大大消解，传统社会中知识精英对文化的创造和解释的权利逐渐被削弱甚至剥夺，理性的精神不再被人们所推崇，图像化了的世界所提供的虚幻和虚拟的世界引诱人们不再沉思诸如人生意义、存在价值等终极性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欲望的狂欢，思想者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失语”的群体。
面对图像化的世界，新兴的媒体既是思想者表达思想最主要的平台，同时也是思想者革命和战斗的前沿；电视等新兴媒体既体现了话语霸权，又为思想者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者理应利用电视媒体显示自身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对过度图像化的世界进行有效的抵抗，积极主动地为合乎理性的对话开辟制度阵地，竭力使思想者自身成为群体性的独立存在者去影响社会的存在方式，其间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是思想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按照福柯所说的真理话语系统的权利支持理论，⑩只要思想者和新媒体能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在一定权利系统的支持下他们便能以独立的思想和理念对图像化的世界进行批判和制衡；只要他们能真诚地面对“现实生活”，对过度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能“洁身自好”且保持批判的态度，那么思想者就可从“他者”的立场出发，通过对彻底资本化了的世界进行冷静、理性的考察，从思想方面开始，进而到行为方面规制人们的行为，使理性之光能够永存在人类心灵之中，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他们强调的是参与各方的平等协商与对话，强调的是在多种声音进行交流后达成的共识，这也是思想者面对新媒体进行自身调试的有效策略。
“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的理论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在某种程度可以视为理性的危机，对现代性种种镜像的批判即是对社会文化理性不足所造成社会弊病的批判，我们提出对现代性的重构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对“扭曲”了的理性重构。要化解科技理性和工具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就必须依靠思想者重返“公共领域”，通过这一平台和公众进行“交往”：一方面仔细倾听大众的诉求，另一方面正确引导大众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在“倾听”和“引导”中寻求平衡，使思想者、大众、新媒体等当事人的行为能被互相理解和承认，这一交往和妥协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解”和“承认”，对新媒体和思想者而言就是双方要充分认识到对方存在的合理性，二者在有交集和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协调立场。在思想者和新媒体的“交往”过程中，权利系统可以适度介入，这是因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对任何的权利拥有者来讲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理性批判的角度来考虑，必须有思想者参与其中，并且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制意见，而媒体在权利系统的要求下也会降低商业逻辑，参与社会重建的行列之中，这样权利系统在媒体和思想者之间可以进行某种协调，并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
巴赫金从历史的角度透过语言和话语的变迁来审视文化的转型。语言、文化、历史三者密不可分，他把文化的转型时期概括为语言的杂多、众生喧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表征是社会危机和文化断裂，狂欢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欢乐和创造性的盛大节庆的形式来实现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隐遁时刻的平等对话与交流。(11)用巴赫金的理论审视视觉化文化有其合理之处，视觉的盛宴尽管充满了商业的气味，但其间声音的多元与杂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媒体的操控者不可能发出统一的“独白话语”，因为媒体的编辑、记者、制作人不是万能的专业者，他们和思想者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失去思想者的帮助，新媒体也会失去市场和受众，这一点是二者产生对话最为根本的原因之所在，在各种声音喧嚣中，只有通过相互的对话与交流才能共存，而对话与交流的过程是思想者和媒体相互妥协的过程，二者能在一定范围内达成某种协议，且各得其所。
在后现代，思想者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视觉文化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日渐消失，这为二者进行沟通和对话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图像化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或许是二者趋同的一个表现，其间虽有思想者被大众文化同化的危险，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思想者更好地向视觉文化和对大众施加影响的大好时机?
注释：
①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页。
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页。
③[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④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⑤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
⑥参见[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⑦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
⑧[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3页。
⑨转引自汪明安：《后现代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3页。
⑩参见[法]福柯：《权利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34页。
(11)转引自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引言》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