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离不开资本——访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兼香港基因晶片开发有限公司主席于常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晶片论文,香港论文,开发有限公司论文,生物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事生物科技研究16年的于常海，觉得他的人生当中出现过两次重要的选择。一次是在2002年，他放弃了香港科技大学优越的生活条件，和高达200万港币的年薪，选择了每月收入只有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任教。另外一次转变是在1999年，为了实现自己对学生的承诺，于常海在自己熟悉的生物科技领域创办了香港基因晶片开发有限公司，成了一名企业家。但由于香港方面规定，任教者不能参与任何公司活动，即使是自己的公司，所以当时于常海在自己公司的职务仅仅是顾问而已。后来，由于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院士韩济生的盛情邀请，于常海来到北大任教，这才使他名正言顺的开始担任其公司总裁。
由于这种角色的转变，使于常海经常需要站在学术和公司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因此其观点也就比一般科学家或者商人更全面，也更能深刻的理解关于生物科技产业化遇到的各种问题。
生物科技需要资本
《投资与合作》：你的公司现在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于常海：公司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香港联交所的上市条件审核，我们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二板上市。我们公司上市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上市使公司的发展进入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对公司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增加公司的知名度。我希望股民能够认真研读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对公司的业务有充分了解以后再决定投资。
《投资与合作》：资本和科学之间的成功融合是生物科技产业化的关键所在吗？
于常海：生物科技进行产业化需要资本的介入，但是很多时候科技和资本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拥有生物科技的人和拥有资本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以及看问题的角度往往相差很远。科学家容易从技术本身出发看问题，而资本家因为要考虑科技产业化后所能带来的回报，所以是站在市场的角度，来衡量一项科技或者产品的优劣，因此双方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矛盾。但是只要双方能够互相理解，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则合作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投资与合作》：你是否认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有效合作是促进中国生物科技产业健康发展的有用渠道之一？
于常海：当然是的，而且这是一个市场化的必然过程。以美国为例，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常常资助一些大学研究所和其他各种科研机构，跟这些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当科研机构研制成功一项新的技术或者产品的时候，公司就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生产设备，营销团队来对其产品进行产业化运作。除此之外，公司和科研机构之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投资与合作》：由于生物制药的前期研发投入巨大，而目前中国制药企业的规模又相对较小，无力对生物科技及其产品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于常海：我个人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其一是在选择发展项目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那些具有市场普及化程度潜力较高的技术和产品，这样在项目的初期就可以做出价格容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产品销售后产生的利润可以再次投入其他长期产品的研发，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保持项目或者公司本身的现金流持续不断地流入。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注重节俭。以我的公司为例，由于是自己家族的钱，所以操作起来十分务实，从来都是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通过这种节俭的做法，公司在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省下了不少的资金。
《投资与合作》：按照你对生物科技应用方向的划分——环境、仪器、制药、食品、农业和诊断技术，你认为哪个领域最有发展前途？
于常海：应该说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生物制药行业需要成本最高，周期最长。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投资项目。我们选择了检测技术的产业化，比如SARS方面我们就很快研发出世界先进的检测技术。在以市场为目标的同时，我们也有长期的目标，比如说我们的长期计划是做基因芯片。
培育环境最重要
《投资与合作》：作为世界生物科技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是如何在生物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
于常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开始崭露头角。美国不仅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而且学术界崇尚科技同商业的结合，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学术界就同商界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随着生物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成功案例不断出现，美国风险投资开始大规模介入生物科技领域，促进了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化的发展。
▲何谓基因芯片？
●定义：是一种细小及结构精密的仪器，允许极微细的样本在此平台上做出化学反应。其核心排列了整齐的基因探针，而基因探针的位置可按不同的需求而改变，以便进行不同的检测。
●用法：在进行基因检测时，先将一滴样本加进基因芯片。含样本的芯片放置在一个芯片测试器上，样本经过细小的管道，到达可以进行生物化学反应的芯片位置。
●适用：最适合应用于疾病诊断的装置设计。基因芯片能够更快捷有效地做出详尽分析，且费用比传统分析便宜。
而欧洲学术界长期以来处于相对保守状态，重学而轻商，往往不愿意参与商业活动，这使得欧洲的生物科技产业化过程落后于美国。但现在的欧洲学术界开始乐于跟商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再加上欧洲国家的政府施行政策上的倾斜，增加扶持生物科技产业的力度，欧洲生物科技产业整体开始快速发展。日本跟欧洲有点相似。
中国的学术界开放程度相当高，在对待生物科技产业化的问题上态度十分积极，加上国家把生物科技产业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中国目前的生物科技产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生物科技产业化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如北京大学的科星公司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投资与合作》：你觉得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目前在中国内地发展会有哪些支持？
于常海：中国内地拥有大量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它们具备了很强的科研实力，这是生物科技产业繁荣的前提之一。而且中央政府也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以鼓励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在各地还建立了很多生物科技园区和归国人员科技园区，以吸引各方的投资和生物科技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这些都为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在国家863和973计划等国家级规划当中也有很多有关生物科技发展的计划，可见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被中央政府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些措施都将大大促进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进步。
另外，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渠道进一步畅通，这会增加生物科技产业化所需资金的来源多样化。我相信，中国的生物科技产业必然会加速繁荣。
《投资与合作》：你认为目前是否需要由政府出面，为企业和科研院所及其他生物科技产业领域的参与者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协作机制或平台？
于常海：政府已经为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个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太多介入生物科技的发展，最好由市场来进行调节。但是政府应该在制定行业标准、相关法律等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比如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等。
《投资与合作》：目前，中国内地很多城市都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园，以促进包括生物科技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你对此有何看法？
于常海：建立高科技园不能一涌而上。一般来说，科技园区应该建立在那些靠近科研实力比较集中的城市，而且管理上应该注重提高园区的运行效率，不能把它作为一般性的房产项目来建设，要有长远眼光，软环境、硬环境同时建设。
合理利用风险投资
《投资与合作》：如果一个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研制成功新的技术或者产品，如何才能使其更快、更成功地实现产业化？
于常海：个人认为，科研机构应该尽量避免对先进科技进行商业化运作，而是去寻找外来资本的介入。
《投资与合作》：那么如何正确利用风险投资推动生物科技产业发展？
于常海：首选自有资金，这样可以加强自己对技术产品的控制。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则需要选择风险投资，但是两者之间的合作需要很多磨合。
在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多数依靠风险投资，但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你的项目做的好，风险投资会吃掉你，如果你做的不好，风险投资会抛弃你。这说明风险投资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并不注重公司或者项目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利用风险投资的过程当中，应该慎重地加以选择，以提高合作成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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