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革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企业的战略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时代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改革时代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一）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层面，后改革时代更加体现科学性、前瞻性。曾经的改革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观。经过改革的不断深化，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有更科学、更长远的指导思想。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提出了“科学改革观”的概念，认为应该从改革的“必然王国”飞跃到改革的“自由王国”。而科学的改革观，关键就在于将改革归结于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引导改革。而要想谋发展，首先要注重运用前瞻思维，合理预测、科学规划，以避免改革翻工，并减少对人的自由的损害。
（二）在改革的推进方式层面，后改革时代更加体现攻坚式、主动性。由于缺乏改革经验，以前的改革是以先易后难、从外围到内核的方式来推进的，即渐进式改革、被动式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经验，基本认清了改革的客观规律。因此，目前到了改革攻坚的阶段，需要我们进行积极性的、主动性的改革。
（三）在改革的运作机制层面，后改革时代更加体现综合性、配套性。前改革时期的改革机制是单项机制，视野上缺乏全局观。在后改革时代，应注重改革机制的综合性和配套性，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的兼容。曾有学者提出：“综合配套改革机制，应在动力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在组织推动上多元主体相互补充：在外部保障上，地方立法权与外生监督相配套。”
（四）在改革的实施领域层面，后改革时代更加体现均衡性、包容性。前改革时期，为了尽快打下现代化国家的生产力基础，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是忽视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下一步的改革主题，主要是实现包容性发展，也就是有重点地推进几个领域的均衡发展、共生发展。在产业领域上，更加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实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生；在二元结构上，更加注重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乡村和城市的共生；在市场结构上，更加注重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实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共生；在收入分配上，更加注重民生的改善，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共生；在政府职能转变上，更加注重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共生。
二、后改革时代对中国对外贸易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一）调整经济需求结构提出的要求。后改革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实现经济增长需求结构的优化，即“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三驾马车”协同拉动，就意味着对我国外贸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保证一定的贸易量，防止大起大落，以备内需不足；又要靠质量取胜，不能一味地追求数量扩张。总之，根据后改革时代运作机制的配套性特征，对外贸易企业有义务承担优化需求结构的职责，保证三大需求协调发展。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出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增长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缺乏自主创新，处于国际分工中附加值较低的阶段。这种增长模式，为我国外贸打下了规模基础，但是也附带有很多负面效应，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改革与发展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这对我国外贸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营造和谐国际环境提出的要求。在后改革时代，推进和谐世界、优化国际环境是我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这一任务中，外贸企业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目前周边国家与中国进入了一个关于领土、历史问题的摩擦高发期，那么我国更应大力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多边贸易体系的完善，加强经贸联系与合作，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环境。当前，美欧由于经济不景气，加大了贸易保护的力度，设置了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我国外向型企业应通过利用WTO机制、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来突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保证我国发展与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也为和谐世界的构建贡献力量。
（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出的要求。企业是经济的细胞，除了要关注自身的经营状况以外，还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政府也要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承担社会责任，不区分所有制性质，任何企业都不例外。这是一种国际趋势，也是后改革时代对我国企业的新要求。对企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算作对社会的回馈，另一方面意味着寻求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是，寻求长远利益的过程中，需要放弃一部分眼前利益。对外向型企业来说，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割舍掉眼前利益可能会丧失国际市场上稍纵即逝的大好机会，甚至会被淘汰掉；但如果拒不承担社会责任，将违背“由单一经济责任转向多元社会责任”的主流趋势，企业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外贸企业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这不啻为后改革时代对外向型企业的一大考验。
（五）实现各经济体共生提出的要求。后改革时代，要求我国经济的各层面都实现内部要素的共生。对于产业结构，应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生；对于二元结构，应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对于市场结构，应实现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共生、公有制企业与其它所有制企业的共生。而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具有不均衡性。产业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起点就不均等，过程和结果就更谈不上公平了。这种贸易发展模式不具备各要素之间长期共生的基础，可持续的外贸发展之路就缺少了必要条件。因此，后改革时代的“包容性发展”的要求，对我国外贸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后改革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战略
后改革时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新形势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应采取新的发展思路，走出一条新的外贸企业发展之路。这条路纵向上要适应时代要求，横向上应体现中国特色，可以简单表述为：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着眼于自主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六点。
（一）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政策带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改变这一模式，不刻意追求顺差，而是争取进出口均衡，包括货物贸易的均衡，也包括服务贸易的均衡。我国应当看到，货物进口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进口贸易，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矛盾、维护宏观经济均衡、促进技术进步、改善对外经济关系。在进口过程中，应积极争取定价权，通过各种途径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另外，降低加工贸易比重，在企业层面上保持外贸与内销双销路的通畅，维护内外需均衡。再一个，减少服务贸易的逆差额。鼓励重点领域服务的出口，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
（二）速度适中、增长稳定的发展战略。我国一直以来追求的是一种超高速的增长，贸易额可以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而在后改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能量释放殆尽，经济增长自然进入了一个次高速增长阶段。那么，贸易规模的扩张也应更加讲究稳定和适中。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出口的急剧扩张，很可能带来“贫困式增长”，即出口的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中国的外贸企业发展要想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那么就必须创造一个稳定的规模基础，避免贸易额的大起大落，实现对外贸易持续、平稳的增长。
（三）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的发展战略。在全球化中，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我国要想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调整贸易结构和提高贸易附加值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国内生产体系的支持。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一般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引导其走向自主的、内生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摆脱制造业的“低端锁定”，扩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向性程度，注重利用我国正在逐步提升的人力资本，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发挥技术贸易的作用。
（四）注重外部性的发展战略。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东道国和进口国来说具有外部收益，即技术外溢和知识外溢。我国应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促进跨国公司的新知识、新观念、新管理方式在我国的扩散，加快贸易企业“干中学”进程，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另外，有效规制由国际贸易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大力实施“绿色贸易”措施，避免贸易过程中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争取获得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利益，降低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外部成本。
（五）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在后改革时代应更加重视。目前，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占我国出口市场的绝大多数，很多出口产品的市场集中度非常高。贸易摩擦率的上升也与此直接相关。将来，我们要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提升并发挥动态比较优势，通过产品差异化，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上展开角逐；扩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通过开展技术合作与政府援助，开拓最不发达国家市场；建立与完善海外营销网络、物流平台、金融服务体系等。
（六）“和谐贸易”的发展战略。与“和谐世界”相对应，我国应大力实施“和谐贸易”战略。一方面，防止西方世界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给我国制造贸易障碍。我国应坚定立场，坚决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争取经贸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倡导国际贸易问题应置于WTO框架下讨论。另一方面，发挥我国的软实力与大国魅力，通过政府外交、民间交往、文化交流等形式，为对外贸易企业营造和平的、良好的、具有发展性意义的国际环境，形成经贸与政治、文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也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共赢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