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走向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正在向何处去，人类应该向何处去？
人要成为人，“自由自觉的人”究竟什么样？
人的家园在何方，人类的归宿将来会怎样？
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凡是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人，对这些问题都不能不去深思，特别是经过了多少万年的发展之后，今天人类又处在了大转折的关头，这些问题更不能不去思考。
人类经历的灾难太过深重，人间不如意的事实在太多了。对于人类发展的前景，向来就有积极乐观的和消极悲观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应该说两者的态度和观点都有其理由和根据，也都能举出大量的现实事例做出论证。
其实，这里正是表现了人类之为人类的根本特征。正如历史上流传久远的那个说法，人本来就是“一半天使，一半禽兽”，要求人类社会绝对地纯净是不现实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的目光不局限于眼前的利弊得失，而是放眼人类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就会承认，不管人类有过多少罪恶痛苦、冲突矛盾，历史总是日益往前进，社会总是愈来愈趋合理化，人类生活总是愈来愈上升的，虽然这个过程是迂回曲折的。历史前进的车轮没有人能够阻挡或扭转得了，人类面临的问题人类总会找出解决的办法。我们有理由忧虑未来，没有理由过分悲观，应当对人类的理智力量充满信心。但这必须以不断提高人作为人的自觉意识与自觉行动为必备前提，以不断发挥与人间丑恶势力斗争的能力为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积极乐观的观点和态度本身就具有引导并推动人们奋发向上，自觉去排除邪恶的积极引导作用。我对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有信心的，但并不是盲目的。
马克思揭示的人或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是人类发展必经的几个历史阶段。〔1 〕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只有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反过来说，在从族群本位经过了个体本位的发展之后，进一步也必然要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人的“类”本性所决定不可避免的去向。这三个阶段是属于人类成长发展的实质内容，至于每个阶段采取何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形式，那要由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决定。马克思探讨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历史越过某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形式甚至阶段都是可能的，事实是历史即使处在同一发展阶段，那种完全相同的社会形式也难得找到；然而，人的这三个成长步骤和阶段属于人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在本性逻辑，却是既不可能越过，也不可能逃脱的。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掌握了马克思的这个三形态学说，我们就会不仅对人类的过去和人类的现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人类的未来，更会充满了乐观的信心，形成明确坚定的意识。“自由个性”的时代，就是人类进入了全面地占有并发挥自己的全面本质的时代，这才是真正属于“人”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结合今日的发展情况，我认为这个时代对我们已不再是遥远的彼岸幻影，而是就生根在我们的脚下，伸手可触的现实前景。我们正处在走向这一未来的现实。我们应当用这样的观点和心境去看待我们的现实，导引我们的现实，创造我们的现实。
一、我们正处在新时代的入口
我们即将走完20世纪，正处在21世纪新时代的入口处，在这个千年转折的历史关头，理应回顾一下刚刚走过的这段道路，展望一番即将来临的未来前程。
从20世纪到21世纪，我们当前面对的世纪转换，决不只是仅仅的时间推移，应该说它涵容着社会重大变革的深刻内容。
20世纪是人类发展史特别是现代史中最为震撼人心，并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世纪。可以说这是一个终结过去的动荡世纪，走向未来变革的转折时代。
在这个世纪，我们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大大小小许许多多地区性的军事冲突，没有战争的平静时光只能以若干天来计算。我们也经历了种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恐怖与专横，还有无数“准战争的事件”，如“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冷战”……等等。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与冲突，更是从来就没有一日间断过。在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变化，可以说是一日千里，令人目不暇接。我们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区域文化到全球文化，从离散时空文化到同步时空文化等等的巨变，是有道理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进行观照，20世纪都应当认为是一个充满着大变革的世纪。
人们通常更多是注重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具体内容方面认识和评价这个世纪的变革，很少从“人”的发展方面去看待和理解。20世纪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无疑是多方面的，也是多重性的。而在我们看来，本世纪特殊重大和根本的意义，恰恰主要是表现在人的变革和发展的方面。
本世纪把人类相继形成的社会或历史形态，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三种基本形态，以特种方式汇聚在了同一个时空境域之中，这是这个世纪最为突出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它使人们有可能从切身的观察和体验中，对这些不同的形态进行比较、鉴别，然后自觉地选择、组合和创造。在本世纪的后几十年，“社会改革”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不管采用哪种制度的国家，都不能不把体制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去考虑，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经历的那些公开的、隐蔽的、热性的、冷形的诸种战争，从其根本的实质来说，也就是“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以及以试验和萌芽形态出现的“类本位”（前“社会主义阵营”）等几大形态的一种决定命运的大较量、大决战。经过较量，优劣胜负的初步结果，应该认为已经分明。法西斯独裁、专制、恐怖统治的垮台，大国霸权迷梦的破灭，殖民统治体系的崩溃和瓦解，这一切意味“群体本位”维持和恢复往日统治权威的努力和挣扎宣告失败，由它任意支配一切的时代已彻底过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是本世纪的特有现象。现在这个阵营虽已不复存在，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已解体，这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而是因为苏东搞的本来就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代表人类理想未来的“社会主义”。虽然如此，它却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视角，使人们有可能从另一种观点去认识把个体本位引向极端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它也给予了人们一种新的希望，使人们广开眼界看到历史的未来有着美好的前景。
从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说，人类已经基本走完了两个发展阶段，完成了两种发展形态。虽然我们不能不承认，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天仍有广大地区和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个人主体尚未完全形成，群落、群体甚至族群的界限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中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就历史的主流则必须说：今日已是个体本位主导的时代。
今天的世界已经改变了样子，根本不同于过去。
古代人的观念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是属于‘城邦’的”。
中世纪的观念强调：“我们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上帝的，要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
到了现代，人们的观念则已变成：“我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天使和上帝”。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当看作历史的重大进步。它表明人已成长壮大，蕴涵于个体生命中的人的创造潜力开掘出来了，因而使得时空间距缩短，生活节奏变速，社会活力增强，历史步履加快，迅速进入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文明时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面前，以普遍个人为主体的社会格局在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和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大量的矛盾、弊端和弊病。新时代带来了众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处于紧张的竞争关系，造成许多新的矛盾冲突；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化，使社会失去了具有权威性的统一信仰和信念；物质的高消费主义，把人变成金钱的奴隶，使精神陷入极度的空虚；极端的反理性主义，使动物式生命本能得以复活，造成难以遏制的物欲横流；如此等等。这一切集中地体现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能源危机，核弹威胁，南北对立，粮食匮乏等等。
这一切预示，今天人类面临的已是在充分发挥个人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如何从个体本位向类本位转变、如何把个人主体提高到类主体，即向更高的第三形态自觉的“类主体本位”方向发展的问题。今日存在的大量问题，已是只有从统一的自觉的类关系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
从群体存在、个体存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它也就是今日人类面对的发展现实。
那么，人的类存在将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怎样理解人的“类本位”状态呢？这里需要首先对于“类”这个概念，作一点专门的探讨。 〔2〕
二、自觉的“类主体”——人类发展的未来
人，按其实践本性来说，就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类本性”表明：人的个性化生命，只能存在于同他人生命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中；人作为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同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统一性的一体关系之中；而且这种一体性的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同时还是人的自为活动所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
“类”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本性和存在形式
“类”这个概念从其普泛的意义说，只是表示自身同一性、他物统一体的意思，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物质存在固有的普遍的特性。事物处在统一的联系之中，都有其可以归入类属的自身统一性，如通常所谓的“物从其类”，所以我们也常常讲物的类。但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类联系与物所具有的那种一体联系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应该说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并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这里的不同，正象人与物同源，而当人成为人之后，人性便与从出之物性有了本质的不同是一个道理。在物的身上和在人的身上虽然我们有时都使用类这个概念，它们的含义却是根本不同的。
事物之间的同一或统一的联系是由其固有的本性所规定的一种自然性、本然性、天然性。这样的联系对事物只是作为外在无形的力量而起作用的，它既不能成为事物活动的对象，也并不构成其活动的原则，所以事物既无类的生活也无类的意识。在一切存在中唯有人才能不仅自身存在于类的联系中，而且能够自觉地把自身当做类来对待，以类为自身活动的内在规定，并有意识地在自己的行为中去贯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之义。
“类”这一概念在人和在物的不同性质还表现在：用于物身上的类，对于物是一种限定性的概念，而类对人则恰是突破限界的超越性概念。物之为物，表明它在自身的存在方式、活动对象、生存领域种种方面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一种事物能够与它之外的一切存在建立普遍的直接关系，也就是不能超越自然本性（种本性）为它规定的活动界域。人身上的类性则恰恰相反，在世间唯有人的活动没有界域的限制，从人作为人的本性说他可以同任何一种对象建立关系，人是面对整个世界因而也就是属于世界性的存在。因此人的类性质所表现的便恰恰是对于天然本性规定（种本性）的突破和超越，类在这里就意味着人是溶解在（真正意义的）一切存在普遍关系中的一种存在。
按照这样的理解，虽然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统一联系中，类却不构成物的本质和特性，它只是属于人所有的本性。物是属于它的“种”的，它的类表现的只是种的外在性联系；唯有人才打破了种的限界以类的普遍联系为自己的本性，能够称作“类存在”物。
“类”与“种”不同，它是人自身建立的（自为的）统一性，充分个性化基础上的统一性，超越自身界限的统一性，以否定为内容的统一性，即普遍化的多样统一性。这样的类联系只有发展到高级生命形态的人才可能具有。
“类性”把人从动物区分出来，我们因此也就必须从类的本性去理解人，只有从类性了解人性，把人性了解为类性，才能抓住人同物的真正本质区别。
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关于人、理解人的通常的观念。
按照传统的习惯观念，我们总是把人看作单一本性的存在，要理解“人”，就是要把人同物区别开来，找出人与物的不同特征、特性，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握人的本性，完全忽略了人的本性还必须包括同物的一体性联系的内涵。这种看法实质就是按照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人，把属于物的种关系运用到人的类本性中。这样理解的结果，不论你从人的身上找出与物相区别的什么特征和特性，把人理解成为什么存在，两足直立的动物也好，思想的动物也好，政治的动物也好，或者什么理性自主体、自我意识存在、赋有理性的感性实体等等，在实质上都只是把人理解成了一物，至多看成一个特种之物、高超之物即具有某种附加值的物，它终究还只是一物，而不会是活生生的人。因为，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正在于这一点上，作为“超物之物”他不只是与一切其他之物相区别，更重要的是与一切其他之物还有着普遍同一和本质统一的一体性联系，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概念同类存在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在某些场合我们等同地去使用它们也不为过。
关于人的这一特性，以往的人们也已有所意识。古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从类的整体去理解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甚至直接从类去理解人，把人就看作一种以“类”为本性的存在。相反地，在现代哲学，包括我们的哲学在内，反而不大讲类的问题。西方哲学不讲类，是因为它们注目的重点在人的单子式独立个体。我们的哲学不讲类，是始自苏联（前）学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往哲学关于类的观点把人性抽象化了，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观点。〔4〕
诚然，以往的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对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解确实是抽象化的，马克思也确实批判过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观点，这些都没有疑问。但因此能否得出结论，这就意味着类这个概念应当死亡，我们在哲学中不能再去用类概念说明人的本性，谁若是去讲类本质谁就必然会陷入抽象人性论的观点？我不这样认为。
哲学中的许多范畴都是从哲学的历史中继承而来的，例如物质、精神、必然性、规律等等，这些范畴在旧时的哲学体系中都曾被抽象化或者绝对化，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从我们的哲学体系出发，在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之后照样可以使用。为什么对“类本质”这个范畴不能也同样地去处理呢？这可能是碍于马克思有过批判费尔巴哈的那段话。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会了解到，马克思所否定的只是费尔巴哈对类本质的抽象化的理解，以及他由此把人的本质也加以抽象化的观点，而并不是因为他在对人的理解中不该使用类本质这个概念。
马克思在经过改造以后，自己在分析人的普遍本质时也大量地使用了类这一概念，如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类意识”、“类生活”等等。马克思曾明确地肯定：“人是类存在物”〔5〕。 某些学者把马克思的这类分析简单地说成是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属于费尔巴哈思想的遗迹，是过于武断的。
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抽象化地理解人，而不在于使用不使用类的概念。不使用类的概念照样会陷入抽象化观点。以往哲学陷入人的抽象化观点，也不在于他们使用了类的概念，而在于没有理解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内涵。他们往往是从对物所有的类（形式逻辑的分类概念）、生物所属的种的观点和方法去了解人的类本性的，把人理解为物的方式的存在，当然也就不能不陷入抽象化的观点。
“类”是对“种”的超越性概念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在人生成为人以后，人的根本性质和存在形式便都超越了动物界，并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获得了自己的特殊的存在规律，这应当叫做人的发展规律。动物的不同由它的种来规定，动物的特性也表现在它的种里，我们对动物通常运用“种”的观点去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人由动物而来，在人身上仍然保有种的规定，人作为族类而有的特性和特征同动物种的规定不能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就使人很容易把人的类本质和动物的种规定混同起来，常常用物种的理解方式去认识类的本质。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同甚至恰好相反的两种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从动物家族走出来能够把自己变成为人，首先就在于他脱出了动物种的限制，也就是以类本质否定并超越了种本性的限制。
因此，我们非但不能把类和种混同起来，而且相反地，只有从它们的区别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的类本质。
从根本上说，动物的种和人的类之区别，首先体现在它们产生、形成的根源和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动物的种是在生物进化基础上，经由自然环境的选择而形成的。种对动物是自然赋予的前定性质，属于一种先天的规定，同动物种内个体的后天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则不同，它是在人作为人的生活中由人自己的活动创生的，并非先天的自然规定，属于人在后天的“自为”性质。这样的本质只能体现于人的生存活动方式之中，也就是说，人怎样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人也就有着怎样的本质和特征。由于有这样的区别，所以一般说来，动物的种对于种内动物便具有了相对固定的性质，而人的类本质却是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
由于这一根本区别，进而便决定了它们在其它许多方面的不同的特点。
动物的种与其个体生命是一体的，个体获得了生命也就获得了种的全部规定，这也就是说，种内不同的个体是同等地“分有”种的特性的。种和个体的这种直接同一的关系，既把个体和个体分离开了，使它们各自都能作为种而独立的活动；又把它们变成无差别的普遍性存在，使个体失去了个体自主性和个性的多样化。动物既没有非种性的个性生活，又不具有超个体的种生活，动物的生活是一种基本无差别的单一而又单调的生活；动物种内不同个体之间也只有大小强弱之别，没有彼此独立个性的不同。
人的存在和生活与此完全不同。由于类本质与个体生命并非同一物，它也就不是表现为个体生命活动的某种抽象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相反地，类本质作为人的本质的统一性，不但必须以个体的差异性、多样性乃至对立性为内容，而且它也只能在无限多样的个性中去体现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这样的类本性和类关系，体现在人的个体身上，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个体间的统一性、聚合性、凝聚性，由它把个体活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联结、聚合为统一活动的联系，又构成了促使个体充分发挥各自独立个性的创造作用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对于人的个体来说，他既是生存于统一的类活动、类生活之中的，又有着富于独特个性的个体活动和个性生活。人的活动和生活具有无限多样的丰富内容，这也就是人的活动和生活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体现。
人的类本质超越了动物的种规定，这就意味着人作为人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适用范围。形式逻辑的方法基本上是从认识物种事物的经验总结中建立和形成的，它适合于认识人以外的事物，却并不适用认识人自身。如果认识人的本质也象认识物种那样，采用抽取共同特点的思维抽象方法，那就势必会把“类本质”还原为“种本性”，进而把人变成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存在。实际上这也就是“人”的“抽象化观点”。在一个长时期里，哲学对人的理解都未能跳出抽象化的观点，就因为它们没有建立起类和种的自觉区别意识。
人类思想直到18世纪—19世纪，才通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意识到这点。黑格尔发现，形式逻辑的思维抽象不适用于认识“精神”的本性（实即人的“类”本性），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逻辑，能够说明“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的逻辑，实质这也就是要创造一种适于表达人的类本质的新的哲学思维方法。他明确区分了知性的思维和理性的思维，从后者创立了超越常规思维的“辩证法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精神运动的辩证法、概念流动变化的逻辑，我们通常称作唯心主义辩证法，而就其实质来说，也就是精神化了的人性逻辑、人性辩证法，即区别于以往“种逻辑”的“类逻辑”。
从“种”的观念进到“类”的观念，必须伴随思维逻辑的变化；只有运用辩证的思维逻辑，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类观念。否则，即使使用了“类”的概念，那也不会跳出“种”观念的局限。
由此我们就可以了解，费尔巴哈既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马克思为什么还要批判他把人的本质变成“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观点了。这就因为费尔巴哈虽然说的是类，却完全是从传统的思维逻辑，即按照“种”的思维方法去理解“类”的。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从“共同点”对类的理解是抽象化的。
“类”是人的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
由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以类为本位和主体的自觉的“类存在”状态，实际也就是那种人与人完成了本质的统一、人与外部世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人与自身本质也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的存在状态。
所谓“类”关系，就其本来的含义说，它体现的就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不过，这种一体关系不是直接性的统一，而是人们自觉建立的以差别和对立甚至否定为内容的统一，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既超越它物也超越自身，经过中介走向更高存在状态的“本质的统一性”和“否定性统一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必须经过彼此分化的过程，而后在更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
我们先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
人类初期以群体为本位，这种状态一开始就表明，人是一种类存在物，只能以类的力量去求取生存。但这时的统一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它体现的主要是自然的群落本质和群体的生命力量，并不全是人的类性质和类力量。群体形态的两重性质决定它的作用必然是双重化的。一方面它把人的个体生命聚合起来，使人有可能在能力十分脆弱的状态下去发挥类的力量；另一方面这种种群的形式又把人的力量分割开来并封闭起来，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类本性和类力量的发挥。人类依靠自然纽带结成共同体，反过来也就不能不受到自然性质的限制。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分割为不同群体之间的连绵不断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动物式的种群间冲突），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人类仍在深受其苦。
群体对个体的作用同样是双重化的。它在凝聚个体力量的同时，又在限制和束缚个体生命创造能力的发挥和发展。这种矛盾愈是到历史的后期愈是突出和尖锐。正是因此，所以群体本位必然要让位于个体本位，群体必然走向单个人的分化。
普遍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是类本质发展的需要，他也只能由类本质积淀而成。个人独立的实质，也就是个人的类化、个体的人化。原来只有大写的“人”（合成生命），实体化的共同体才能代表人，具有人格性；现在每一单个的人都具有了人的本质，获得了人格化，“人”在这时就变成普遍的类化存在。从这一意义说，个人从族群共同体中的解放，也就是类的解放、人的解放。
群体本位不能完全代表类，同样地，个体本位也不能完全代表类。从群体本位过渡到个体本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来建立独立个体之间人与人的社会联系的。在这里，社会关系的物化就意味着，在把人们从人身依附和等级从属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人们置于金钱、财富等物的支配之下，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这同样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状态，前面所述当前社会出现的那些弊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所以个体的本位状态也并非人的完善状态，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它只是“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过渡的形态。
在经过了这一切发展之后，人类必然要从肯定、否定进一步走向更高的合题，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的联合体形态。经过这一切过程，人的类本质已经充分地展开和实现，在这样的基础上自觉形成的关系，当然就有可能使每一个人都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并发挥人所具有的全面的本质，实现人和人的最高本质的统一，这也就是以类为主体和本位的人的自由、自觉和自为的存在状态。
在这种存在状态中，“人”已不再是超越个体之上、存在个人之外的那种实体大我，同样也不再是彼此孤立、相互分裂的单子式存在的小我，而是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又把一切个体从本质统一为整体的“类”存在。在这里人人都是人格化的人，也都是人的人格代表，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人，也是普遍的人，即都是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体；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人”的分别，而只有个性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个性上是充分自由的。
所谓的“类本位”、“类主体”，在这里不过是指，这时的每个人都已自觉为人，把个人存在纳入他人本质，也把他人存在纳入自身的本质，即各人都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类主体、类本位决不意味着在个人之上还有一个什么超我的主体（无论是作为实体或是虚幻体）存在着，它就是集群体主体与个人主体在“否定之否定”形式中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关于这种自觉的类状态曾经作过如下的描述：“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又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6〕
现在我们再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完全相适应的。人必须依赖自然，人本来就是自然的存在；人又必须从自然提升出来，人只有超越了自然存在的限制，人才能成为人。在这一意义上，人把自己从自然存在分化出来、升华为主体，便成为人形成为人的首要前提。群体本位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状态，实质就是人对自然存在、自然关系的依赖状态，那种状态的人可以说还只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随着群体本位让位于个体本位，个体普遍获得独立，这不但是个人从族群束缚的解放，同时也就是人从自然束缚中的解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发展了同自然的紧张对立的关系。
我们从“类”的观点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从自然出来，还得回到自然去。因为，人所以能够同自然相抗衡，所凭借的力量不是别的，仍然只是经过转化的自然力量。所以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人把自己从自然提升出来、升华为主体，应该看作只是为了进入与外部世界更深层次的融合，达到更充分地发挥自然潜能，建立与自然更高统一关系的必要步骤和必需形式。人的实践活动证明，人必须依靠和发挥自然固有的力量去装备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反过来，自然蕴藏的巨大潜能也只有依赖人的开掘、利用才能充分展示、发挥出来，这两个方面属于同一过程而且是不能分开的一回事。
人的类本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人不但要超越自然，也要超越自身。人的自我超越也就是人的自我实现。这也就是说，人对自身也是既属肯定又具否定两重性质的关系，在人从否定自然而肯定自我的同时，人就把自我肯定于自身的否定形式之中。人从自然分化、从它物剥离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同时就是更加深入深层自然、与它物同化、结为一体的过程。在深层次中实现人与自然更高形式的“类统一体”，这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种类的统一关系中，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这二者不仅本质上是统一的，简直就是一回事。
问题很明显，人与自然实现这样的本质的统一，只能在人和人达到类的本质统一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人被分裂的孤立单子的状态下，人同自然必然会处于对立的关系中。人们无休止地征服自然，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财富，实质都不过是掠夺他人、征服他人的一种表征手段。当人和人建立了本质一体化的关系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人们必然会去关怀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会把自然看作人的家园去小心地经营、加倍地爱护。
人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把这看成人的第一次解放，有了这个解放，人才会有人的自我意识，才会去追求人的生活、创造人的世界，也才会把自己升华为高贵于它物的存在；那么，人从人自己创造出来捆绑自己的狭隘自我的绳索中解脱出来，就可以看作人的第二次解放，经过这个解放，人走出自我封闭的牢笼，从自身的异化中再异化自身，与自然重新融化为一体，只是到了这时人才能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这就是自为的“类”状态。
“类存在”，这就是人：人是生命本质，人并不把自己局限于脆弱的生命，人还有着超生命的永恒本质；人是个体存在，人也不以狭隘的个体形态为满足，人还有着超个体的无限存在形态；人以自我为中心，人并不封闭自己于孤立的自我牢笼，人同时溶合了广漠的非我天地；人来自于自然，属于大自然，人又再生了自然，使自然也属于了人。一句话，人即是世界，世界即是人，人天融汇一体，这就是“类存在”。
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上帝”，他们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存在，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也是一位，而父子灵又属同一种神性、同一个上帝，是一又是三，三位又属一体。其实，上帝的性质正是“人”的本性，人才是上帝的真实原型。人的类本性就是自我超越的“否定之否定”即三位一体本性，因而人也就是一种多重性、多义性、多向性、多面性的存在系统。
中国哲学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十分重视人伦与天道的和谐统一。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直到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这些思想当然是很朴素的，那时天人关系尚未充分分化，它反映的只是人的自然状况，缺乏历史性和否定性的内涵，它同我们今天说的人天一体关系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思想所体现的高远意境，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而且在那里应该说也隐含了“类”的许多内蕴，需要我们去继承。人的“类存在”状态，也就是理想的“天人一体”存在状态。
三、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
最后再看人与自身本质的关系。
人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互为中介条件的，它们二者又以人与人自身本质的统一为共同条件，只有人达到充分自觉的存在状态，它们才可能实现本质性的统一，进入自觉的“类存在”。
人与人自身的本质怎能不统一、还需经历一个历史的过程？这话听起来颇令人惊奇。对于动物和其他事物来说是这样的，它们的本质由自然规定，与它们的存在是同一的，自然让它们来到世上，就已经为它们安排好了应有的本性，这点无须它们劳心，它们对此也无能为力。人的本质不同。人有两重本性、双重生命（种的和类的）。种本性（生命）是自然赋予的，类本性则是自为的规定，它必须在人的活动中由人自己去创造。马克思说的“社会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就是这个意思。这点体现在人的个体身上就表现为， 人要成为人必须经历两次双重的生成过程。这就是“自为”本性的特质。所以人作为人不但要为自己创造对象世界，还要不断去追求和创造自己的自我本质。动物从来不会反问自己“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人则必须不仅要向自己提问，而且还要不断为此去思考、规划我应该和将会成为什么的问题。“哲学”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来就在于此。
人对自己本质的意识，与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状态，是处于相互适应、相互作用关系中的。一部哲学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人对自身本质意识的理性自觉。过去漫长的历史，人处在自身本质的“异化”状态，哲学便表现为追求身外权威、彼岸存在、终极本性、绝对真理的二元对立理论形态。随着人的成长壮大、日益全面地发展了自我的多重本质，传统哲学也便逐渐为以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本质、现实的生活世界为主题的现代哲学理论所取代。
今天的人类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里的变化，说到底也就是“人”的变化。如果说在本世纪之前，由于缺乏现实的根基和条件，类本位的问题还主要属于一个理想目标的话，在经历了20世纪如此重大的变革和发展之后，可以说它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不仅为落后国家的人们感兴趣，更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的现实需要。这些，我们从当今各国实行“改革”的内容和措施中，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向中，从人性所发生的隐性变革中，就可见其端倪。
现代的世界，由于市场、贸易、生产、消费、科技、信息的广泛发展，一切地域、国家、民族都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一体化和整体行动的世界。不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今人们在相互关系上已处在“类”的统一体系中，每个人都只能在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已成为每个人必须关注和考虑的切身利益和切身命运问题。近年民间自发组成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组织及其活动，如“绿十字会”、“野生动物保护者协会”等，可以看作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类意识”觉醒者们所采取的具有启蒙作用的现实行动。
本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正在发生值得人们特别重视的变化。例如，以志愿互助、民主管理为原则的“合作社经济”的勃兴和发展；股份制企业的股权向分散化、大众化、民主化方向演进的趋势；国有经济成分的迅速增大，国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调节作用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如此等等。这些变化表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人和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的变化趋向很明确，那就是：适应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生产关系也在逐渐走向社会化，也就是沿着日益削弱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竞争制度和按资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即“类化”的方向发生变化。“资本主义”正在扬弃自己，尽管这并非它的本愿。
个体本位发展至极端，就会引向类本位；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在自我扬弃中也必然会转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包含有从个体本位即私有制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它的出路只能如此。“发展”本来就是自我扬弃，就是自我否定。变化不只是出于矛盾，也是出于“充溢”。事物充分实现了自身的本性，就会走向自身的它物，即比自身更高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改革”就是如此，它在发展自己，也就是在扬弃自己，否定自己。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点从今天的现实看得更加清楚了。
这一切变化，表明个体本位的社会格局已经走到它的尽头，现实生活已经把人愈来愈引向发展自觉的类本性阶段。
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到思想理论方面来。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发生的巨大变革、出现的新的发展动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以往那种把人封闭于孤立的自我、与外部世界隔绝和对立关系的理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裂，给当今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开始要求重新认识人自己的本质，重新审查已往所有的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敏锐地看到了占有性个体主义的种种弊病，把它视为在西方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扩展的一种剧毒，对此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在维吉林对占有性个体“自我表现神话”的批判，阿尔都塞以其“结构”对“个体”优先的颠覆，以及福柯的“人之死”、与德里达的“人的终结”的观点中，都表明了对占有性个体本位的深刻不满与疏离的思想倾向。另一些思想家，埃伦费尔德、普里高津、海德格尔以及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满怀“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尖锐地批判了那种把人同自然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想理论。他们指出，人们对自然的无节制地掠夺，已经造成“自然的报复和反抗”，给人类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危害。霍克海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进一步指出，人们对自然的统治最终导致的只是“对人的统治”。他们提出应当“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从生态伦理的观点重新审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强调“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传统。自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以来，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呼声便成为不仅哲学领域，而且包括文学艺术许多领域在内的一股最强音。人们把这称之为“主体性的凯旋”。然而曾几何时，主体性的凯旋在今天却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人们又不得不去进行淡化和消解主体观念的工作。这个转向不意味着人已不再是主体，而是表现了人们对以往那种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观点出发，仅从个体（而且只被当作“意识”）的本质所理解的“主体”的不满。这里的问题本质很清楚，实际也就是预示个人主体应当让位于类主体，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类本位”的概念，所以只能用消解“主体”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在哲学中提出的“主体间性”、“交往关系”、“生活世界”等等概念，都是为了从孤立的“自我主体”困境中走出来，解决个体本位所造成的矛盾。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今日的人类已开始觉醒，走向类化已不再是仅仅属于理论理想的问题，而是已经变成生活现实的客观需求和人们的价值追求。这在今天显然还主要是一种萌芽性的东西，但它却是代表着未来方向，社会发展的主流，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虽然目前还处于个人主体的生成和发展阶段，但我们更要避免、重复个体本位的种种弊端和片面倾向，用类本性的基本理念去引导、规范人的发展，使之不断地趋向于自觉的类本性阶段。
据此我们敢于大胆地断言，随着世纪的转换，人类生活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正是下一个（或下几个）世纪，将真正成为属于马克思的世纪，也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未来预言真正走向生活现实的世纪。借用国外的一种说法，如果认为20世纪是在马克思“炮弹”的射程之内，那么，它的落点就在紧接着的未来世纪。
面对今日社会现实的发展问题，这就是我们应该建立的基本理论观念。
注释：
〔1〕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发展的三形态、 三阶段学说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上）卷，第104页。
〔2〕人的“类本性”问题我已发表过一些文章， 本文主要是补充性的发挥、论述，其中难免有思想重复，有的又会论述不足，请读者参照其他文章。
〔3〕〔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第95～123页，第95、123页，第1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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